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Podcast

编者按：2025年11月起，日本读道社陆续推出“过秦阁丛书”中的首三本《强龙逞威：中国改革前的“反地方主义”运动》（2025年11月）、《反人类的“爱国者”：1940年代东欧极右民族主义评述》（2026年2月）、《多民族联邦的成败：南斯拉夫与印度之比较》（2026年3）。“读万卷书、行千里路”、知行合一，一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身理想，而这也成为学者秦晖在被退休之后的践行，也是这套“过秦阁丛书”的来源。本文为金雁为“过秦阁丛书”所写。标题为编者所改。作者和出版社授权刊发。讲座和游学的缘起这套书的内容，大都出自秦晖2018年以后的历次讲座与“边走边说”系列游学的录音整理。讲座缘起，略述如下。高华临终前，想和熟识老友聊聊尚在构思中的想法，留下一些思考，于是约了秦晖对谈。朋友们也愿意帮忙录像，准备把二人谈话作为影像资料保存下来。原本计划是秦晖住在高华家附近，根据高华的体力精力，每天聊一段，二人之间的碰撞没准能擦出很多火花。计划设定后，高华身体一直不理想，怕经不起长时段谈话。2011年12月初，高华还来电话说，最近不太好，“对谈”缓一阵子再说吧。张鸣看过高华后沉重地说，希望他能挺过这个冬天。结果12月下旬秦晖去郑州上课期间，噩耗传来，高华最终没能扛过去。虽然我们心里已有预感，但总希望发生奇迹，等到真得了信儿，心中痛楚惋惜无法形容。我想，我们这些50后经历过那么多场运动，风风雨雨，早已能坦然面对生死，对这身肉皮囊看的很淡，它不过是思想的承载体罢了。悲哉痛哉，高华有多少研究心得胎死腹中，不甘心啊……那以后我就心有郁结，有种紧迫感，一定要把秦老爹肚里存货掏出来，而写作的方式太慢，无法保证完成。秦老爹电脑里有无数的半成品，若以对谈或讲座的形式整理成文稿，可能快一些。2018年我和阿陈、金宾等人提到此想法，大家也觉得电脑上敲文字稿太慢，讲座是一种比较好的形式，既可以让大家提前分享并当面互动，又能激发秦晖的思考热情，事后还能整理录音稿，加快成文的操作过程。从2018年讲座开始，到2022年疫情严控结束，一共举办了16期，每期听众25人左右。其中秦老师讲了8期，分别是：2019年3月讲拉美和大马；2019年8月讲民族矛盾的两个案例；2019年12月讲东欧反人类的爱国者；2020年9月讲疫情启示录；2020年6月讲近代中国经济200年；2020年12月讲西北党史；2021年10月讲知青运动；2021年12月在广州讲地方主义与广东传统。起初主办者还可以租到教室或会议室，后来即便动用各种关系也租不到场地，不得不在三国茶楼、全聚德烤鸭店等地以吃饭的名义打擦边球“借地”办讲座。再往后越来越困难又叠加疫情封控，最后被驱赶到无处可去而被迫中断。打算讲还没来得及讲的题目有：“土地与农民”“文革时期的卫生”“世界城市化比较研究”等。后来便只能以游学的形式，在大巴车上零星讲授了。我为什么越俎代庖每次讲座两天，由金宾等小朋友录像录音，分发给志愿者整理成文字，一般每次讲座的内容是12-14万字。集结成书的这些文字，并没有经作者本人审阅把关。读者们可能奇怪，以“秦晖”署名的书不让他自己过目核对，恐不太严谨吧？说实在话，我也知道经他审核校对的话，质量能有很大提升而且会消除很多错误。他轻易不肯把半成品拿出来，但是审核工作往往比初稿还要“难产”，以至于电脑中搁置着无数的“半截书稿”，而他也总是说，“等我有时间了一定整理”。此言也不完全是敷衍的“虚晃”，他也的确整理过几篇。但是，一来不断有其他事情插进来，以前的工程很难再续接上，二来他对审核旧稿的兴趣不如探索新领域，过手的速度极慢，常常在阅读修正的过程中就拐弯到其他岔路上去了。以前他在家里的写作过程往往就是这样，遇到某个问题，在床上摊开一本书，由此又发现另一个问题，再找来其他资料查证，以此类推，床上的书一本叠一本，摆的就像游龙，一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引出来的头绪越来越多，但是他又不愿把书合拢起来归位，以至于晚上睡觉时只好把书往里推一推，自己睡在窄窄的床边不敢翻身。就这样被套在一堆问题之中，走得太远已经脱离初衷回不到原路上了。另外，他认为这些文字没有什么时效性，沉淀一下不要紧，先紧着急茬的活儿处理，反正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他这种“老赖”心理也不是一天养成的。我想起回南宁和秦晖同学相聚时，他的小学同学讲，别看秦晖是清华大学的博导、教授，可是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最不喜欢他，因为他很少按时交作业，尤其是不交作文。我起初很奇怪，一个从小爱读书的孩子，后来又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怎么会有在小学期间不按时交作业的坏习惯呢？按理说，秦晖的父母都是广西教育厅的元老，母亲不但审核教科书，也曾编写过教材，因为父母的工作关系，他从小就阅读各种各样的教材，这样的人，天生不是学习委员也该是语文课代表啊。秦晖承认说，每一次作业都写了，只是想法太多，作文越写越长收不了尾，就索性不交了，感觉写作文不是为了交差，而是要弄懂一些知识。这下我明白了，电脑里“结不了尾”的“半截书稿”大概都类似于“不能按时交作业”，流风所及，现在编辑每次催稿都把全部耐心耗尽。后来知道，秦老爹是个想法很多的人，他经常为自己的新思路亢奋到连轴转，但又很容易被其他事情打断，一些想法转瞬即逝，或者起了头、或者写了大纲做了资料工作的“半截项目”比比皆是。我曾写小文，讥讽他为“拖沓天王”。不出意外的话，这些计划大半都会半路夭折。我经常挖苦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样样做不好。以前手工写作的时代，他会找一个大纸袋子，把卡片、资料、半拉子手稿统统装起来，说以后等我有时间了，就一定“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眼见得纸袋子里“旧河山”越来越多，再后来就变成了我也看不见的“扔”在电脑哪个旮旯里的“僵尸文章”。起初我还傻傻的真相信等时间从容了，他大概会有一个交代，后来知道以他“移情别恋”对未知领域探索好奇的性格，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他又不喜欢重复以前的自己，改起稿来磨磨叽叽推三阻四找借口。他口头禅，“这个容易，我马上交差”，而“马上”意味着猴年马月，就这样不知道夭折了多少本书。鉴于此，我决定“宋江架空晁盖”，这套书由我完成“收尾”工作。也许这些“活儿”早晚都是我的，因为秦老爹经常对我开玩笑说，你一定要死在我后面，帮我把电脑里的语音和文字整理出来。“MY GOD”，这是太庞大的工程。你在前面“黑瞎子掰棒子边掰边扔”，我跟在后面可捡不过来。明摆着推卸责任嘛，自己搞了烂尾工程，把烫手山芋扔给别人。与其那样，不如现在就把他屏蔽起来，我自己加工，总好过以后盲人摸象一样瞎揣摩。与其“搁”在电脑的哪个旮旯角落里，不如拿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于是我决定擅自做主，先把部分文字集结成册投石问路。特此声明一点，署名是他的，错误算我的。如果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啦。秦老爹的“半拉子”书稿，耗费了我不少时间，希望我能够早点回归到老本行上。“关山夺路”式的“边走边说”疫情三年里，我们与防疫人员周旋，在打游击战式的行进中、在旅游大巴上、在茶馆、饭桌上“边走边说”，或者也可以叫“情景讲学”。疫情期间行走对我们格外重要，朋友们被防疫的“绿码”“健康码”“弹窗”限制，困顿在斗室里，不知何时是个头，很容易抑郁，就产生了“何以解忧唯有行走”的口头禅。我们从出国缩小到国内，从国内被限制到省内、市内，即便是区区站岗、村村设卡的时候，也没有阻挠我们的步伐，甚至比疫情前走得更频繁。不让堂食，我们就站在马路牙子上就着灰尘吃饭，到处是摄像头，我们便在村民的带领下避开摄像头走小路。这三年，大小出行了几十次。说是“万里征途”一点也不过分。朋友们“报”团取暖，相互鼓励，交换着不便在手机里传递的内容。有朋友说，疫情期间全靠一次次和同道们的行走“续命”呢。秦老爹天生是“活在路上”的命，对他而言，“行走”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酷爱程度异于常人。原来他的生活是三三分，1/3教学，1/3写作，1/3行走。被退休和疫情提前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也算成全他了，不用填写那些无聊的表格、开乏味重复的会议，从此可以心无旁骛地“乘桴浮于海”。他很适应那种“朝碧海而暮苍梧”的生活，虽不敢说如同“化鹤归来”，但时间支配自如，能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使人感受他情绪的变化，而且行走途中他的大脑神经高度活跃，思绪喷薄口若悬河，那绝对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实现“时间自由”后，行走与码字便成为他两个相互交替的生活节奏，行走是“经”，写作是“纬”，经纬交织诞生出一篇篇比较口语化的篇章。在家里闷头敲字久了就想出去走走，行走能给他带来灵感，能印证或证伪固有的想法，哪怕到他想去的土地上站一站，眺望一下，看看地形地貌，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都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所去的地方早已物是人非沧海变良田了，但哪怕只是一块农田、一个山坡或者一片树林，秦老爹仍执意到那块土地上踩两脚才心里踏实。所以秦老爹的鞋子永远是脏脏的，他从来不看脚下是什么路，一到目的地，不管是水里泥里，总是深一脚浅一脚就趟过去了。我想在他脑海里的推演沙盘上已经模拟想象过多次了，只为了接地气感受一下。而在外面游荡久了他又会心生愧疚，回来趴在电脑旁恶补一阵子。有人给我留言问道，为什么“疫情期间大家如同被施了‘定身法’，只有你们能满世界转悠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自发组成的能干团队。这些年轻朋友特意征求秦老爹的意愿，平时有什么想去而不易到达的地方，都可以通过自驾游，帮助他了却心愿。朋友们从租车、安排食宿、打通关节一应包揽，我们只需能量满格就OK。比如老爹在40年前从事明末清初研究时，就想把“夔东十三家”活动的地方都走一遍，后来虽然也多次去过神农架一带，都因种种缘故未能如愿。2021年深秋我们的神农架之行中，朋友们就特别安排我们住在景区内，以便于秦老爹寻找南明遗址。那些天的每一次出行都会遭遇种种惊险：神农架突降冻雨，车子在悬崖边打滑，半个轱辘已经悬空；来回驱车8个小时狂奔黄草坪、老木孔，赶在最后一缕阳光落下时，进入刘体纯被清军围剿的阴森山洞里……当然在被手机码、弹窗、健康宝捆绑的阶段，一路上也是险情不断。2022年6月我们各路人马赶赴新疆，一朋友把汽车从广州托运到乌市，结果新疆封控，朋友掉队来不及与我们汇合，我们已夺路而逃，被驱赶到新青公路的戈壁滩上堵车7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抵达茫崖。朋友设法又租车又乘飞机赶来与我们汇合，疫情防控导致原来定好的酒店全部拒客，一路上我们不得已多次停车碰头商讨，在前路未知的情况下，计划一次次变更，朋友多次扑空，与我们擦肩而过。四处突围，我坐在车上不由得想起王鼎钧回忆录里“关山夺路”一词。他说的是抗战、内战奔波坎坷，而我们却是被“防疫政策”折腾得“关山夺路”。以至于朋友回到广州半年以后，他的车才终于运回来。在四川达州，我们与朋友们在机场分手，准备各奔东西，已过安检却突然发现被“弹窗”而揪了出来，即将登上飞往上海航班的朋友，当机立断退票，重新租车，带着我们继续上路……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疫情中遇到的各种惊险奇葩，可以另写一本书了。在大家的帮助下，去了很多仅凭我们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到达的地方。我打心底里感激这些小伙伴们，他们极大地满足了秦老爹“我来，我见，我思”的愿望。到了实地，秦老爹真是思如泉涌，以至于他给我们的讲座是按行车时间来记单元的，“今天讲80里”“明天讲150里”，完全做到了“车停即下课”，甚至有时候大家累得在车上睡得东倒西歪，只有秦老爹一人兴致不减拿着话筒滔滔不绝。秦晖在游玩途中的临场讲座，完全没有任何事先准备，不像上课有PPT、正式讲座有讲稿，也没有同一个话题多次重复的熟络。他连大概的主题都没有，甚至头天晚上问他明天给我们讲什么，他都会答，“不知道，走到那里看到什么就讲什么”。我们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场景，看到什么景观，在疫情时期前路未知的情况下是无法预知的。但是到了那块土地上，秦老爹就会不由自主地触景生情，自然“流淌”出来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方方面面，似乎他能看到四维空间。他的沿途讲解不是背出来的，是从脑海里“激发”出来的。他既不走重复路线，也不做“命题作文”，脱离了那个环境就“卡壳”讲不出来了。地理“童子功”秦老爹每到一地，总是先从山川地理讲起，他对河流对水电站的热衷堪比清华水利专业的人，只

编者按：2025年12月份，《哈佛法律本科评论》（Harvard Undergraduate Law Review，HULR）就人工智能时代法学面对的挑战，刊发了哈佛大学本科生李宜宸对哈佛法学博士、法学学者郭锐的访谈Legal Challenges in the Age of AI and U.S.–China Relations: A 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Rui Guo。《哈佛法律本科评论》与作者授权刊发，并由作者李宜宸翻译成中文。访谈 | 郭锐×李宜宸：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学挑战与中美关系郭锐教授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及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持残障法律诊所、讲授公司法与人工智能伦理等课程，并深度参与中国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他的学术研究将法律、技术与政治融为一体。本次访谈聚焦郭锐教授的跨文化法学研究经历，探讨比较法视角如何揭示不同法律体系间的差异，并为各国之间的深层对话创造空间。访谈还涉及他对中国公司治理与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变迁的观察，以及他认为下一代法律学者在这个经历巨变的世界中所需的核心能力。《哈佛本科法律评论》（HULR）：您先后在中国和美国研习法律。是什么促使您在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接受法学教育，这些经历又如何塑造了您对法律的理解与视角？郭锐：我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习法律。在中国，法学教育与国家建设、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等议题紧密交织。我来到美国，是希望成为一名法学学者，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随后在哈佛法学院，我接触并亲身体验了一套以宪政、个体权利以及传统对抗制为核心的法律体系。 这两种体系都让我受益匪浅，因为我不仅得以从抽象层面理解法律是什么，还能从两种体系中汲取经验与独特的研究路径——观察不同的政治秩序如何运用法律分配权力、处理社会矛盾、构想正义。如今，这种比较法视角已成为我思考公司治理、人工智能监管以及中美关系等问题的核心框架。HULR： 正如您所说，中美两国法律体系在表面上差异显著，围绕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运行。然而，在您深入两种语境的学习和思考过程中，是否发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相似之处或交汇点？郭锐：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相似之处来自公司法。中国的法律环境之下，法律的工具性格外清晰可见：即如何通过法律规则构建市场、引导社会行为、落实国家发展重点。与此同时，这种环境也让我感受到权利、程序与批判性论证的迫切性，我到美国学习之后，的确对此进行了更系统的学习。在两个体系之间穿行，我看到了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中国的《公司法》，与特拉华州公司法在形式上高度相似。但复杂之处在于，两者形似而神异。中国借鉴了美国式的公司法框架，但其底层逻辑迥异，却恰好以高度相似的法条与法律术语呈现出来。我倾向于将法律视为一个充满争议的场域——政治、经济与道德方面的诉求在其中不断博弈，而我们需要深入理解这些博弈。HULR：回顾过往，是否有某个特定时刻或经历，让您意识到置身两种不同法律环境中的重要性？郭锐：这样的时刻确实有很多。我在哈佛求学期间，有幸与多位中国法领域的顶尖学者共事，其中包括安守廉（Bill Alford）教授、著名法理学家邓肯・肯尼迪（Duncan Kennedy），以及引用率极高的公司法学者莱尼尔・克拉克曼（Reinier Kraakman）。这三位学者都从事比较法研究，我得以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他们早已构建出极为成熟、深刻的理论框架，用以审视不同国家的法律，但三人的政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如今，我会设想不同领域、不同视角的读者来阅读我的研究，这让我时刻保持警醒：法律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这是其中一个重要时刻。另一个时刻，是我进入残障法领域的时候。我此前从未想过会从事残障法研究，因为我一直更关注政治经济学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但哈佛法学院的残障法项目让我进入了这一领域，最终我也投入了大量教学精力在残障法上。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残障权利仍是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只要观察残障人士的处境与经历，就能清晰看到其中差异。正是在两种法律体系中穿梭，让我看到了局限在其中一方永远无法看到的东西。HULR：作为一位在跨文化法律体系中工作的学者，您如何定位自己在当今法律环境中扮演的角色？郭锐： 作为法学研究者，我的角色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翻译者、桥梁搭建者和批判者。作为翻译者，我致力于让中国的法律与政治体制对美国的学者和决策者变得可理解、可对话。当然，在中国的语境中，多年来通过教学和公开写作，我也扮演了向中国学生和公众介绍美国及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与实践的角色。作为桥梁搭建者，我力图为不同体系的学者、实务工作者和学生创造对话空间，探讨重要议题。多年来，我与安守廉教授合开一门课程，将中国学生和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聚到一起。我们让学生进行角色互换：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代表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则代表美国政府，模拟世界贸易组织案件等来解决争端。这种方式非常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的思维逻辑，真正实质性地回应问题。最后，作为一名批判者，我审视的是：在所有法律体系中，法律如何既能赋能权力，也能约束权力，而不只是针对 “别人的制度”。我关于中国公司治理、人工智能治理与残疾人权利的研究，不仅与中国研究领域对话，也参与美国有关企业权力与技术治理的讨论。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打破简单化的道德等级观念，转而推动我们去思考更深刻的问题：谁从法律改革中获益？谁的声音被忽略？如何重新构想法律，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弱势群体？HULR：法律如何能成为各国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增进相互理解的有效手段？郭锐：许多年前，当我还是学生时，哈佛法学院修订了法学院一年级学生的课程设置，这是法学院首次为一年级学生增设比较法和中国法课程。坐在教室里，我突然意识到，美国法学界提出的许多问题深深植根于美国本土的生活经验，这从一年级法学生的提问和回答中就可以看出来。这段经历让一件事变得清晰：人们之间的分歧不仅在于答案不同，更在于问题本身就不同，有些问题在一个语境中是”可思考的”，在另一个语境中却压根不会被提出。在中国，很多学生和公众并未接触到某些在美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息或辩论，反过来也是如此。法律要帮助我们应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就必须成为一种语言，使那些被遮蔽的背景性差异变得可见、可讨论。HULR：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公司治理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一变革过程？郭锐： 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以市场化和自由民主为导向的改革进程，公司法是这一进程的基础构件之一：要建立市场经济就需要市场主体，而要从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中塑造市场主体，就需要公司法。这是当年的主流认知。我的研究试图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在中国构建公司制度的过程，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从来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跨国企业。这是一个政治工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党组织和其他国家行为体就如何重组资产控制权和决策权进行谈判和博弈。党委、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并存，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与特拉华州式公司截然不同。股票市场同样在不同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条件下运行。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定中国的公司制改革不过是对西方模式的不完整或失败的模仿，那么党委在企业内部的强势地位、国家对关键行业的深度介入，就会被视为”异常”或”偏差”。但如果我们将公司制改革理解为党国更宏观战略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国的公司治理就不再是某个其他模式的畸形版本，而是一个独特政治进程的预期产物。HULR：您认为中国公司治理的下一个重大转折点是什么？它是否与人工智能有关？郭锐：是的，密切相关。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又一项新技术；它越来越像一种通用基础设施，类似于电力、互联网。人工智能领域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有可能重塑整个行业，包括金融、物流、公共服务等等。在中国的环境下，最具战略重要性的行业，如能源、银行、电信等，历来由国有企业主导。相比之下，许多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以民营或准民营的形式出现，尽管它们与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就让我们关注到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的党国体制，未来会如何把人工智能企业纳入其长期经济与政治战略，同时又不扼杀创新？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在紧跟OpenAI、谷歌等全球领先者的步伐，而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以及DeepSeek等后起之秀也在构建自己的系统。随着这些模型被部署到金融、社交媒体、公共管理和安全等领域，价值对齐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当这些系统做出影响数百万人的决策或建议时，应该由谁的价值观来引导？中国公司治理的下一个转折点很可能涉及两个相互交织的挑战：一是为人工智能密集型企业设计既能满足市场要求又能满足党和国家期望的治理结构；二是应对企业从未承担过的新型责任，例如管控大规模算法风险、保护弱势群体免受自动化伤害，以及参与跨国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等。HULR：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未来法律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在您的文章《新”群己权界论”——智能代理的法律规制》中，您谈到了人工智能如何挑战现行法律体系。您认为人工智能最终会成为法律程序中完全融合的一部分吗？郭锐：在这篇文章中，我用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人工智能代理引发的法律问题。一个是Comet诉亚马逊案，就是与亚马逊平台交互的人工智能浏览器插件的一个美国诉讼案；另一个是”Alpha Arena”加密交易实验，这是人工智能代理自主进行交易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案件。这两个例子都涉及人类和算法协同行动的情境，使得传统的责任认定和代理概念变得模糊不清。除了人工智能对现行法律体系的挑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人工智能本身在法律实践中的角色。在中国，早在2017年、2018年，就是ChatGPT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在线纠纷解决的”智慧法院”项目。北京设立了互联网法院。阿里巴巴也试点了一个自己的纠纷解决项目，在它的平台上处理超过90%的小额争议。如果人工智能系统开始承担更多司法或准司法功能，如筛选案件、提出裁判建议或解决例行争议，我们就必须追问：法律权威的传统所在地是否已经转移？法律是否仍然主要存在于适用公开可知规则的公共法院之中，还是越来越嵌入私人平台和不透明的算法之中？人工智能几乎必然会更深度地融入法律程序，但这种融合将引发关于合法性、透明度以及”法律判断”本身含义的深刻追问。今天的法学生正处于一个绝佳的学习时机。你们将要面对的正是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今存在着一种制度上的开放性：法律正在试图监管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但法律体系本身也正被同一种技术所重塑。正如我在文章中所写，这一时刻与当年严复翻译穆勒、创造”群己权界”这一现代术语时的情形颇为相似。人工智能正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些边界——只不过，这一次的世界中，并非所有行动者都是人类。HULR：人工智能的崛起给法律领域带来了哪些主要的伦理或监管挑战？郭锐：过去我参与过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研制工作，这些原则适用于不同领域，当然也适用于法律领域。但很多原则只处理具体问题，缺乏全局视野。在上面说的那篇文章中，我探讨了Delta框架和人的全面发展（human flourishing）的理念。在思考当前的争议和挑战时，我们需要这种更宏观的知识。很多问题不能被孤立地看待。即便你以为在一个具体案件（比如Comet诉亚马逊案）中解决了问题，问题也并非仅限于该案本身。如果我们只盯着一个争议，就会错过更广泛的变化趋势。比如，同一个浏览电商网站的人工智能代理，也可能同时活跃在金融市场或客服纠纷中。这些都是更大的结构性变革的一部分。人工智能造成了责任缺口与权力转移，因为决策如今是在人机混合的过程中做出的。当人们只关注法院面临的挑战或律师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时，就有可能忽视正在多个领域同时发生的更深层次的转型。因此，核心挑战不仅仅是法院如何适应或律师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更根本的挑战在于融会贯通、认识到法律概念例如自主、问责以及个人与集体的边界等需要更新，就如同当年严复必须创造新的词汇来匹配变化中的现实一样。人工智能正把我们带到一个相似的时刻——法律知识必须随之更新、回应技术变革。HULR：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您认为对于如今有志于从事法学研究与法律实务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对于那些希望在这个不断变化的领域中做出有意义贡献的法学预

编者按：美国医疗改革，无论是民主党追求“公平、平等”，还是特朗普走向“市场”，其实最后都变成了私人利润为主导的一个庞大产业的一部分，其高价、低效与不平等的结构性困境不仅无法消除，而且还不断加剧。特朗普的政策似乎更是南辕北辙，把本应是公共责任的医疗系统，更加转化为私人利润优先的庞大产业，这其实才是斯塔尔所说的美国医疗系统的根本问题所在。同时，私人利润驱动，似乎在其他领域同样也可以看见，庞大的资本像一个巨大的怪兽垄断、吞没了一切：不仅是医疗，还有教育、媒体、文化、小型的实体（如本文所说的小医院），甚至是政府本身……私人利润优先：美国医疗系统的结构性问题，谁能解决？2025年11月1日起，ACA（Affordable Care Act，俗称Obamacare）注册正式开放，然而令美国人震惊的是，2026年1月1日起，每月保费大幅度上涨，这是奥巴马医保自2010年实施以来涨幅最大的一次：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 (KFF) 和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 (CBPP) 的最新分析，拜登政府實行的增强型保费税收抵免 (enhanced premium tax credits) 在 2025 年底到期，预计将影响超过 2400 万 ACA 市场参保人（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这些用户目前享受补贴，平均年度净支付 (net premium) 为 888 美元；若无行动，2026 年将升至 1908 美元，涨幅 114%。具体涨幅因收入水平而异，低收入群体可能从 0 美元大幅上涨，而高收入群体（>400% 联邦贫困线，FPL）将失去补贴资格，面临全额保费。实际上，受影响的不仅是ACA，还有针对低收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Medicare和Medicaid。在媒体上，对特朗普政府医保改革的批评很多，然而美国医疗体系并非如此简单。本文从历史角度简略分析医保历史，试图指出美国医疗的困境。保罗·斯塔尔：美国医保设计本质是利润产业美国医保系统的设计本质上是一场持续百年的“利润实验”，将医疗从一项公共责任转化为庞大产业，从而衍生出高价、低效与不平等的结构性危机。社会学家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在其经典著作《美国医学的社会转型：主权专业的崛起与巨大产业的形成》（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The Rise of a Sovereign Profession and the Making of a Vast Industry，1982年出版，获1984年普利策奖）中，谈到美国的医保系统设计源于19世纪医学专业化的“主权崛起”，经历20世纪的市场化和政府干预，演变成为今日私人保险与企业垄断主导的局面。19世纪初，美国医学充斥江湖郎中与低端从业者，医生地位低于律师。AMA于1847年成立（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推动标准化教育，将医学提升为“主权专业”——独立于市场、政府与公众的自治领域。医生宣称“高于市场”，强调伦理而非利润，并赢得公众信任，塑造了早期系统：私人执业、无广告、无价格竞争。 然而，1930年代的大萧条打破了早期的平衡。在失业潮下，医院面临倒闭，蓝十字蓝盾（Blue Cross Blue Shield）等非营利保险兴起，承诺支付医院费用，换取稳定收入。医生最初抵制，视保险为“企业医学”威胁专业自主，但战后经济繁荣与税务优惠（如雇主保险免税）加速产业化。到1950s，私人保险覆盖半数人口，医院从慈善机构转为“半企业”——行政费用从战前5%飙升至20%。斯塔尔强调，这一转型非必然：欧洲选择国家保险，美国却因AMA反对“社会化医学”，偏好市场模式，奠定利润优先的基础，这就产生了“专业 vs 市场”的冲突，从而导致种种问题：医生从主权者沦为产业劳工、医疗系统碎片化，行政负担沉重，医疗费用昂贵，甚至会导致医院合并浪潮，放大垄断。20世纪后期，美国医疗系统转型加速。1965年，政府引入Medicare/Medicaid，但私人保险仍主导90%市场。1970s的HMO Act（健康维护组织法）虽然旨在控制成本，却强化了企业介入：如UnitedHealth Group等巨头崛起，通过“预付制”压低支付，利润率达15-20%。自此，保险公司、医院和制药企业成为核心玩家，它们的决策优先股东回报，而非患者福祉。如今，美国医疗系统目前是全球唯一以利润为主要驱动的体系，这导致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如医保公司、医院和药厂）在追求获利时产生错位的激励机制，一起推高整体费用：医保公司通过高额行政费用（占总支出的18-20%）和严格理赔审核维持利润，2024年七大保险公司录得713亿美元利润，同时向CEO支付超过1.46亿美元薪酬 ；医院则依赖高定价策略，如2023年全国医院支出飙升至1.5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4%，平均净患者收入从2019年的1.925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2.425亿美元 ；药厂通过专利保护和频繁提价攫取超额收益，2024年美国药品支出从4370亿美元增至4870亿美元，增长11.4%，同期775种品牌药价格中位上涨4.5%，远超通胀率。可以說，在利润优先的市场逻辑下，医保公司、医院和药厂成为盈利实体，甚至可以说高盈利实体。以2020年到2024年为例：药厂平均利润率达23%（远高于S&P500，平均11-12%），医保约2-3%（稳定但高于银行业ROA 1-2%），医院虽边际仅**1-2%（因非营利主导），但总额庞大且成长率超通胀（2020-2024年平均年增10%），远胜零售或制造业（平均3-5%）。在医保公司、医院和药厂以及其他因素的合力下，美国医疗费用越来越贵，1950年医疗占GDP 4.5%，2025年，美国人均医疗支出预计达约1.49万美元，占GDP近18.5%。若是没有保险，连感冒都看不起不是一个笑话。同时，美国的医疗保险系统成为全球最碎片化的之一，没有单一的普遍覆盖模式，而是由多种公共、私人和混合计划组成，大致如下：1 雇主赞助保险（ESI）：覆盖约1.63亿人（占总人口的53.8%），特点是雇主主导、多样化计划但依赖就业稳定性，主要针对工作年龄成人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福利但保费分担不均；2 平价医疗法案市场（ACA Marketplace）：2025年开放注册期吸引2430万人选购计划（同比增长13%），针对无雇主保险的中低收入个体（收入100%-400%联邦贫困线），通过补贴控制成本、强调预防服务，但2026年增强型税收抵免到期将导致净保费平均上涨114%，预计覆盖人数锐减至不到2000万，无保险率将提高；3 医疗补助（Medicaid）：覆盖约7770万人（包括CHIP儿童计划），特点是州联邦联合资助、低成本或免费针对低收入家庭、孕妇、儿童和残疾人士，提供广泛长期护理；4 医疗保险（Medicare）：覆盖约6500万65岁以上老人和部分残疾人，特点是标准化但自付额较高，2025年受益于通胀调整但面临信托基金压力。此外，还有军人保险等其他保险等等。这些是联邦政府层面的保险，有的保险还需要配合州一级的保险使用，如医疗保险（Medicare）等，门诊看病只保险百分之80，还要另行购买专门的药物保险，否则对于患者来说，依然会看不起病。还有联邦保险Medicaid也并没有扩展到每一个州。奥巴马医保（ACA）和拜登医改：扩大了覆盖率却未控制市场在奥巴马实行医保改革之前，约84%的美国人有保险，主要依赖雇主提供（~58%非老年通过雇主） ，Medicare（13%）与Medicaid（14%）覆盖率有限，约4630万人无保险 。私人保险常因预存疾病拒保（非集团市场拒保率~25%）、终止保障或设上限，导致医疗破产率约62% 。2008年人均医疗支出$8,046全球最高 ，许多人因成本延迟就医或负债累累（53%报告减少医疗）。保费年涨9-10%以上 ，约82%民众不满系统，呼吁改革。2010年，借鉴2006年麻省医保（Romneycare）模式，奥巴马医保改革，即《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ACA，俗称Obamacare）正式实施，旨在解决美国医保系统的核心结构性问题：私人利润优先于公共健康，导致高价、低效与不平等。ACA的三大支柱——扩大覆盖、保护消费者与降低成本——本意是通过市场机制与政府补助修补碎片化系统，然而，并未触及其问题根源：私人保险主导、药价无管制与医院垄断，同时财政赤字不断攀升。1 对美国民众的影响：覆盖面增加、保费降低ACA最显著贡献是扩大的保险覆盖范围。ACA的政府补助主要通过“保费税收抵免”（Premium Tax Credits, PTC）和“自付额减免”（Cost-Sharing Reductions, CSR）提供，2014年正式实施。2021年，拜登政府实施“增强保费税收抵免”（Enhanced Premium Tax Credits），并由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RA）延长至2025年底。这是ACA临时扩大版本，补助额度更高、覆盖范围更广，针对收入在联邦贫困线（FPL）100%-400%之间的家庭（2025年单人约14,580-58,320美元），使许多人保费近零或极低。KFF报告显示，ACA后，低收入家庭医疗债务减半。2025年数据，ACA市场计划覆盖率达2430万，平均保费补助使月费仅74美元（无补助则888美元/年）。 很显然，ACA明显扩大了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这也让ACA部分重塑了公共健康角色。但同时，ACA也加劇了高價轉嫁，加速成本爆炸。基于最新CMS国家健康支出（NHE）投影（2024-20 33年数据，发布于2025年6月），2025年，ACA已15年，覆盖逾2,430萬人，雖然無保險率從16%降至8.2%，但人均醫療支出達1.69萬美元，相比2009年漲了110%，佔GDP 18.5%，全球最高，因此，特朗普認為這是因為ACA扭曲了市場。2026年，若国会未延长ACA补贴，美国医疗保险整体覆盖率可能降至91% ，ESI稳定但医疗成本上涨或间接导致34万就业损失 ，Medicaid可能吸收有限部分流失人群（10-20%），而Medicare预计受益者增至67.5百万，但面临2026年1.05万亿（2026-2035累计2.8万亿）支出压力 ，整体无保险人数或升至~30-31百万。2 并未改变医保系统的结构性问题虽然奥巴马医保全国推行，扩大了覆盖率，使无保险率从16%降至8.2%，但ACA并未改变医保核心设计，依然强化私人保险主导，未控制供给方。如2025年，联邦补助总支出约1070亿美元，这些补助经保险交易所发放，目的是使保险可负担。其中，90%计划由私人保险提供，进一步强化了利润导向。保险巨头如UnitedHealth Group利润从2010年的约48亿美元飙升至2025年的约151亿美元，其中**约75%来自政府补助，却用“先期授权”拒约20%**索赔，延误治疗。正如斯塔尔在《美国医学的社会转型》所说，此类改革将产业化加剧。同时，ACA隐含医院合并条款，减少竞争。ACA实施之后，本来是非盈利的医院，许多被吞并、合并。以医疗条件最好、医院最多的城市之一波士顿为例，受医疗成本高、市场竞争及疫情压力驱动等因素的影响，2019年，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与Lahey Health合并，组建Beth Israel Lahey Health系统，成为马萨诸塞州第二大医疗集团，涵盖10家医院与逾4000名医师，经FTC审核附带价格上涨限制。曾在世界排名前三徘徊、哈佛医学院的教学医院麻省总医院（MGH）则于1996年与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BWH）合并，成立Partners HealthCare系统，2019年改名Mass General Brigham（MGB），涵盖12家医院与逾7万员工；2024年3月进一步整合MGH与BWH的临床、研究及学术部门，预计

若是要看到過最美的書口是什麼，莫過於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重修宣和博古圖錄, 2-7.》（崇禎于道南重修本），先上照片：《宣和博古圖》（或稱《宣和博古圖錄》）是北宋末年最重要的官修金石圖錄，由宋徽宗敕命編纂，主編者為王黼（1079–1126），全書共30卷。編纂始於大觀初年（約1107年），成書於宣和五年（1123年）之後，徽宗朝“好古復古”風氣達到頂峰，朝廷大力搜集古器，內府藏品達數千件，用以稽考禮制、改革祭器、彰顯“稽古右文”理想。全書專門著錄宣和殿等皇家內府所藏自商代至唐代的古代青銅器，共收錄839件（各版本小有差異，以839為主流數字），分為20大類器物：* 卷1–5：鼎、鬲等（126件）* 卷6–7：尊、罍（41件）* 卷8：彝、舟（27件）* 卷9–11：卣（53件）* 卷12–13：瓶、壺（56件）* 卷14：爵（35件）* 卷15–17：斝、觚、觶、角、斗、卮等（64件）* 卷18：簠、簋、豆、鋪、甗等（15件）* 卷19：鬲、鍑、盉等（32件）* 卷20–21：盦、鐎斗、瓿、罂、冰鑑、匜、盤、洗、盆等（約42件）* 卷22–25：鐘（118件）* 卷26：磬、錞、鐃、戚等（38件）* 卷27：弩機、錢、砚滴、雜飾等（40件）* 卷28–30：鏡鑑類（113件）每類前有總說，論述形制源流、禮制意義。每件器物採用圖文並茂體例：精美木刻器形圖（依原樣或減小比例繪製，標註尺寸、容量、重量）、銘文摹寫 + 釋文、考證文字（器名、時代斷代、紋飾解說、典故引證、用途推論）。圖像逼真、刀法細膩，銘文釋讀詳盡，是中國最早系統的青銅器圖譜。北宋末年靖康之變（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宣和殿等皇家藏品（包括許多青銅器實物）大多被掠北上，書籍、圖錄也大量散佚或毀於戰火。此書大約也毀於此時。現存最早的完整版本是元代至大年間（1308–1311年）西湖書院重修/重刻本（常稱“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元代至大重修時，已是根據宋殘本或南宋傳本重刻，此後明清多以此為底翻刻如明嘉靖七年蔣暘覆元本、萬曆泊如齋本（哈佛燕京圖書館亦有收藏）、崇禎于道南重修本、清乾隆亦政堂重修本（哈佛燕京圖書館亦有收藏）等。而書口最為驚歎的最美的便是崇禎于道南重修本。哈佛藏《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只有2-7冊（第一卷缺失），三十卷，是明崇禎丙子九年（1636）于道南重修本，源自萬曆二十七年（1599）廣陵于承祖刻本，由于承祖之子于道南負責補版、重修並刷印，屬于氏家族系統的明代善本翻刻。此版忠實保留宋原《宣和博古圖》的內容框架，全書30卷，收錄青銅器839件，分20大類（如鼎、尊、卣、鐘、鏡等），每類前置總說論形制源流，每器配精美木刻圖（依原樣或減小比例）、尺寸、容量、重量、銘文摹寫與釋文、考證文字，圖像刀法細膩、紋飾（如饕餮、夔龍）刻畫逼真，版式為8行17字，四周單邊，白口，框約20.5×13.1 cm，書口彩繪山水圖裝飾，可以說得上最美的書口。宋代金石學是中國傳統學術史上的一大高峰，被視為現代考古學的先聲。王國維在《宋代之金石學》中評價：“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域。”北宋仁宗朝起，士大夫“好古敏求”風氣興起，受復古禮制、理學思潮及大量古器出土影響（如石鼓文、青銅器、碑刻），學者開始系統搜集、著錄、考釋金石（青銅器銘文+石刻碑誌），以補正經史、考訂古制、辨偽存真。金石學不僅是“格物致知”的實踐，還融入政治（如徽宗稽古右文）、藝術（如仿古工藝）和史學考證，開創了圖錄+釋文+跋尾的體例，奠定後世金石學基礎。兩宋金石學家達160餘人。如《宣和博古圖錄》主編、著名奸臣王黼。王黼（1079—1126年），字將明，原名王甫，北宋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人，被後世列入“靖康六賊”之一（與蔡京、童貫、梁師成、朱勔、李彥並稱）。王黼一生以佞幸起家，助紂為虐，加速北宋滅亡，其貪腐與逢迎形象在史書中多遭譴責。宣和元年（1119），超遷八階，封楚國公，權傾朝野，掌控中書省，成為徽宗最寵信的近臣之一。王黼主政期間，極力迎合徽宗“好古復古”與奢靡風氣，主持議禮局、博古閣，廣徵古器，主持編纂《宣和博古圖錄》30卷，為宋代金石學巔峰之作。據說王黼學識淺薄，是否是他真的執筆其實是存疑的。不過，若是熟悉中國古代文學史，大約有兩位金石大家會比較熟悉：歐陽修和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尤其是他們開創的“歐趙之學”。歐陽修的《集古錄》（全稱《集古錄跋尾》）可以說是北宋金石學的開山之作，共10卷（加目錄），成書於嘉祐八年（1063年）前後。歐陽修廣收自秦漢至五代的金石碑刻拓本千餘種，精選其中重要者撰寫跋尾約429篇（今傳本），每篇從史學視角考證銘文正訛、補史闕、辨偽誤、論書法、析世系，首創“跋尾”體例（即附於拓本後的題跋考釋），開啟金石學以碑刻校史的風氣，對後世影響深遠。與歐陽修的《集古錄》齊名的是與趙明誠《金石錄》，成書於北宋末（宣和末年約1125年前後），全書前10卷為目錄，著錄自三代至五代的金石（碑刻為主，兼及彝器銘文）約2000餘種，按時代編排，注明年月、撰者；後20卷為跋尾考證，共502篇，以金石互證史籍，糾正訛誤、補史闕、辨偽存真，兼及書法、世系、地理等，文史價值極高，與歐陽修《集古錄》並稱“歐趙之學”。李清照在南渡後補苴成書，並撰寫著名《金石錄後序》，當時其丈夫趙明誠已經去世六年。李清照記述了夫婦搜藏癖好、靖康之變中散佚艱辛，所收藏的書籍、金石不是毀於戰禍便是盜賊。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编者按：韩国记者金敬哲的《坐困穷途：“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以韩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剖析 “无限竞争社会” 下各阶层的困境。从《寄生虫》里那扇透着 “贫穷味道” 的半地下室窗户，到大峙洞背着 8.5 公斤书包辗转补习班的学生；从 “N 抛世代” 放弃恋爱、结婚的无奈，到 “大雁爸爸” 独自在韩赚钱供妻儿海外留学的奔波——这本书里没有抽象的理论，只有一个个被竞争裹挟的普通人，它让我们看见，当 “成功” 被简化为分数、学历与薪资，整个社会如何在 “内卷” 中集体焦虑。补习班的明星讲师与地狱般的实习竞争，便讲述其中的两个人的故事，对于当下的中国也也有着警示。本文为出版社授权刊发。补习班的明星讲师5月的一个周日，上午7点多，我在大峙洞补习街的一栋大楼里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这栋大楼里从1楼到3楼的楼梯上一字排开散落着各种类型和款式的书包，仔细一看，发现书包都是扁的，里面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走了过来，她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坐垫坐下，从另外一个大背包里掏出手机，开始专注地玩起了游戏。又过了一会儿，和女孩年龄相仿的孩子们渐渐地聚集在这里，狭窄的楼梯顿时被人潮挤得水泄不通。到了8点半左右，一位中年女性坐电梯来到3楼，这时候楼梯的气氛顿时发生了变化，原本面无表情玩着手机的孩子们，突然神情严肃且慌张地站了起来。中年女性打开门后，孩子们齐刷刷地闪身走进了宽敞的教室，从教室前面依次坐到座位上。让孩子们如此神情严肃且慌张地走进教室的中年女性正是大名鼎鼎的大峙洞著名补习班的升学咨询师申清惠老师。我也非常有幸能够采访到申老师。周日是数学“一打讲师”玄镇宇老师“现讲”的日子。为了能够抢到好位置，学生们从凌晨就开始排队。大楼每周日的开门时间一般是早上8点左右，但是如果有知名老师来上课的话，学生们一大早就会在外面排队，越是名气大的老师排队时间越早，有的甚至凌晨四五点就来排队了。为了能够让学生在大楼里面等，我也早早地过来开门。但有一天我发现，学生们在来之前地上就已经有很多书包了，原来是他们的妈妈为了能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就提前把孩子的书包放在这里占位置。“一打讲师”是“No.1明星（No.1 Star）讲师”的简称，是指在某一科目领域中最具权威的老师，也是教学水平最好的老师。在规模比较大的补习班中，“一打讲师”也被称为“教授”。“现讲”的意思是现场授课。一般情况下，网上名师如果亲自现场讲课的话，场面自然十分火爆。时间到了9点钟，“一打讲师”玄“教授”开始上课：“从现在开始，我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给我好好听着，因为考试中一定会出现的！”玄“教授”的课从上午9点开始一直上两个半小时，中间没有休息时间。但在整个上课期间，我没有发现一个打盹儿的学生。玄镇宇“教授”是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专业的高材生。从2011年开始就在大峙洞的某补习班任教，职业生涯中教出了100多名数学成绩满分的学生。得到业界认可的玄“教授”目前任职于韩国最大的教育企业——Megastudy。如果线上和线下的学生加起来的话，玄“教授”是韩国名副其实拥有学生数量最多的老师。正因如此，年仅31岁的他在江南买下了一栋价值320亿韩元的大楼，一跃成为焦点人物。“一打讲师”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在补习班上课，写书、上电视节目等活动也会非常火爆。“一打讲师”薛敏锡擅长韩国史，被誉为“国民讲师”，他在电视上开设了一个关于韩国历史的授课频道，并且根据薛老师的讲课内容汇集编纂的书籍曾经在2017年某网上书店上获得读者好评第一名的成绩。教社会学的“一打讲师”崔振基也在不断拓宽自己的业务领域，开始面向社会开展人文学授课。曾经利用有线电视一举成名的崔教授说，“现在行业内竞争太激烈了，时常感觉非常疲惫”，并表示以后不会在补习班上课了。“一打讲师”是韩国社会中精英群体中的精英，几乎都毕业于首尔大学，也有不少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美国顶尖大学。他们年轻有为、英姿飒爽，年龄大多数都在25—35岁。当然，最值得好奇的就是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年薪完全靠业绩来决定，与线上机构合作的话，签约费每年10亿至15亿韩元。根据网课的销售量，明星讲师会有40%的提成。在规模比较大的补习班开展线下授课的话有50%的提成。还有类似其他发表文章等作品，大概有10%的版税可以归讲师所有。这些收入加起来基本上就是明星讲师的年薪了。行业内普遍认为他们的年收入很容易就能超过100亿韩元。天文数字般的收入水平使得能获得“一打讲师”称号的老师凤毛麟角。要想在数学、英语等主要科目上成为“一打讲师”更是难上加难，据说数千人中才能有一人脱颖而出，竞争十分激烈。要想成为“一打讲师”，其必备条件除了在讲课内容上要明显优于普通老师，还要具备激发学生奋发向上的能力。大部分“一打讲师”为了打造自身的风格，会斥巨资组建智囊团，花费数亿韩元高薪聘请硕士、博士级人才辅助自己。另外，还要招聘5—10人承担秘书职责的助教，专门负责准备讲课内容以及处理日常杂事等，并且必要的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一打讲师”甚至会配备专属经纪人、协调师和化妆师等，自身平时也时刻注重形象管理，坚持运动、戒烟、护肤等。不过申老师认为，其实这样的“一打讲师”少之又少，大部分补习班老师的待遇不如普通上班族：“教育培训行业具有垄断性质，胜利者拥有话语权，能拿到数十亿韩元到数百亿韩元年薪的讲师连1%都没有，大多数讲师仅仅靠着每月讲课收入200多万韩元生活，并且他们是没有退休金等其他社会保障福利的。”地狱般的实习竞争崔贞敏从高中开始就梦想能够考进警察大学当一名警察。但两次高考都失败了，最终入读首尔市立大学历史系。为了扭转人文科系专业背景和女学生身份的双重不利因素，贞敏从进入大学后就努力提升就业所需要的各项技能：我的理想是进入电影行业，因为“韩流”在华语地区很受欢迎，所以目前也在学习中文。大二之后休学了1年，然后去中国台湾短期留学。回国3年后，为了能够找到一份与电影相关的工作，我又去上了专业培训电影知识的辅导班，学习与电影相关的制作和实务方面的知识。另外，我还参加了托业考试，取得了托业口语证书和计算机资格证等。目前感觉自己的外语还需要提高，所以也在继续学习英语和汉语。崔贞敏说，在求职中最重要的是实习经历。“因为电影发行公司对大学的专业没有限制，所以比较受人文科系女生的青睐。我的第一志愿是CJ E&M公司，这家公司隶属于CJ集团，它是韩国排名第一的电影公司，招聘人数一直都是个位数，竞争十分激烈。虽然我打算在今年9月参加下半年的公开招聘，但说实话感觉很难一次通过，现在反而更期待10月的实习招聘。”韩国企业经常会组织提供各种实习机会。虽然不同于正式招聘，但是企业也会根据实习生在实习期间的表现将其转正为正式职员。另外，实习期后即使没有被录取为正式员工，但是经历了2—6个月的实习能够获得企业文化和实际业务的体验感和履历，这些都是学生找工作的重要条件。贞敏补充说，要想成为实习生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样需要付出百倍努力：在找工作的网络社群上，我们从有实习经验的前辈的留言中发现，大企业的实习聘用竞争率高达数百倍。听说有的地方航空公司录用实习生的竞争率竟然达到了180比1。如果想要成为实习生，就要像求职一样提交相关资料，参加笔试和面试。特别是材料中实习用的自我介绍和正式应聘提交的自我介绍不同，实习用的自我介绍可以写得自由随意一些，因此写作技巧就变得非常重要。从暑假开始，我和几个在网上认识的人组成了学习小组。我们四五个人定期聚在一起，互相倾听各自的自我介绍，并互相提出问题，完善自我介绍的内容。通常，在转正率高、对求职有很大帮助的企业实习的学生被称为“金实习生”，意思是像金子一样宝贵的实习生，也被称为“贵族实习生”。相反，中小企业为了弥补人手不足，实习生们也只能做一些单一的工作，拿着微薄工资，不仅工作日要加班，周末也要工作。毕业于首都圈某大学国文系、目前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的金素圭（30岁）3年前曾在一家杂志社当了3个月的无薪实习生：大四的时候在教授的推荐下进入杂志社实习，但是没有拿到任何实习工资。虽然一开始就知道没有工资，也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交通费和饭费都是自己掏腰包，所以经济上还是有些困难的。本来以为可以积累一些经验，但其实做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复印资料、开车、收录记者采访的录音等。实习期快结束的时候，公司提出延长实习时间，但我考虑到经济状况和这种实习对就业实在没有什么帮助就果断拒绝了。像有和金素圭类似经历的这类实习生，有一个流行语称之为“土实习生”或“纸巾实习生”。“土实习生”是象征韩国最底层的“土汤匙”和“实习生”的合成词。“纸巾实习生”意思是像纸巾一样使用一次就随意丢弃的实习生。公司利用年轻人想要工作经验的迫切心理，提供低薪或无薪实习燃烧年轻人的“热情”，因此出现了“为热情买单”的现象。2014年，韩国知名网络购物平台wimep和著名设计师都陷入“为热情买单”的漩涡。wimep以承诺转正为条件，聘用了11名实习生，但实习期一过，wimep就与实习生解除了实习合同。曾经为前韩国花样滑冰代表选手金妍儿设计服装的知名设计师李相奉因涉嫌以10万韩元的低工资聘用实习生而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实习生“为热情买单”的问题并不局限于企业。据2015年国会的调查，韩国政府派遣到海外公馆的实习生中有87%是没有实习工资的。在“内卷”的韩国社会，不只是正式员工，就连实习生也激烈地厮杀着。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编者按：十五年前，独立学者赵国君写了12人，组成文集，没想到，直到15年后，这本书才得以在日本局外人书店出版，取名《勇敢的心——京华师友录》，《东京客文丛》之一。本文选自本书第八章《阿城点点》阿城，原名钟阿城，作家。1984年发表处女作《棋王》，后有《树王》、《孩子王》、《文化制约着人类》等。出版《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后曾在央美讲座，担任过多部电影编剧，有《阿城文集》行世。赵国君 | 阿城点点他就觉得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在一起吃吃东西，海阔天空地聊天。——王安忆那时，阿城还在美国，遇到台湾作家陈映真。陈是著名左派，精英意识很强，阿城很尊重他。陈问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阿城随口说：我就是人民。陈不说话，据说大怒。经历过严酷政治的阿城明白，人民被代表过多次，还是一种权力意识，不如做回自己比较真实，何必自诩精英呢。陈映真不明白的是，工人农民就是人民吗？人民的前提若有专政在，顺之者为人民，逆之专政者，就是敌人了。刘少奇是人民不？简直首席人民，结果呢，伟大领袖一念之转，首席敌人。人民没有标准，标准只在掌权者一喜一怒之间。左派总以俯身向下、拥抱底层自居，张口闭口人民，殊不知，人民并不与公民、国民通，实为臣民、顺民，所以，千万不要说人民。左派表达有些不知人间冷暖，确实有些精英了。 阿城的回答也不准确，你以为是人民就人民吗？那得看老大哥要不要专政你。阿城政治贱民出身，工人农民堆里长大，不精英。尽管有个著名的父亲，很精英了，一旦右派，跌落尘埃，无足轻重，想做人民而不得了。包括人们大谈的《棋王》，不过一笔一笔落在稿纸上的习作，起初寄给纽约的陈丹青看，后来辗转于朋友间，经李陀热心鼓励拿去发表，才惊动了世间。他却直言“怀一种俗念，赚些稿费，买烟来吸”，远离大话空言，沉溺于日常，避开多年虚伪空洞的激情，世俗的智慧里是人性回归，回归正常。现在的作家，出手就是要给不认识的人看，心理的公共性令阿城吃惊，阿城很早就明白，创作从来是自由的，发表则未必。一“一会儿阿城来”，周舵老师说。“真的吗？” 心里却模糊，并未太在意。周舵是我尊敬的前辈，在八九大事件中与刘晓波、侯德健、高新维持局面，最后撤离广场，被誉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自此被抓捕、审查、监控，成为党国最严控防范的异己之一。他学养深厚，为人谦和，读过巨量的书，写过巨量不能发表的文字，集为《渐进民主文集》，对中国社会与政治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不咄咄逼人，特擅以理服人，微言大义，家国之忧，是我见过最有见识和情怀的人。他说“我是反革命”，反对暴力激进，主张“渐进民主”，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很不讨巧，因“嘉言论坛”结缘后，问道解惑之处甚多。我是刚入局中激情四射、不知深浅的小愤青，周老师则是历尽沧桑对政治有深刻观察的智者，可惜，如此理性温和、对民主有用的贵族，一直处在最严密的监控中，失去了各种生活权利，更不要说出版、演讲这些基本权利了。为国牺牲之人不见容于当局，却有百倍千倍的有心人支持他、接济他，围在他身边闻道解惑。更有许多闻人达人，理解他、爱惜他，喜欢听他讲政治、讲音乐和民主中国的可悲与可能。那是2007年6月初的某天，近晚，我和周舵老师要去朋友家聚会，站在马路边等阿城。俄顷，阿城飘来，条绒裤，花格子长衫，装束简单随意。周老师介绍我，自己也跟着介绍，不知说了些什么，有些激动，寒暄没几句，钻进车，浩浩荡荡向朋友家杀去。朋友是巨商，巨商就是巨有钱的商，别墅巍峨，院落草坪连着湖水，一派嚣张。大家先在厅堂，应该叫厅堂吧，不是巨商的都叫屋子，彼此点头，相互介绍。刚聊几句，不知谁说还是院子里好，一溜烟儿就飞到院子，赶紧拼桌子，搬东西，呼啦啦围作一团，继续聊。慢慢地，话题聚拢，先说别墅。看主人在这里生活得津津有味，阿城说，不该叫别墅，分明是本宅啊，别墅只有与本宅相对才有效，你得先有个日常居所，偶尔下榻的是“别于本宅”之墅。想自己既无本宅也无别墅，凑着租子落脚的只能算容身的窝了，叫什么？不本宅，不别墅，也就一个住处，我等“处类”何时才能“升”到本宅啊。扯远了些，听阿城聊古典音乐，一水儿犹太人的天下，好像没有犹太人就没了古典音乐。谈到祖宾·梅塔、卡拉扬，隐约还有傅聪背离犹太人而声名不扬的八卦。此时的阿城、周老师与我这一边渐渐汇集一处，多音乐、文化。靠近王功权一边的则是另外的话题，好像是经济、政治，听不太清，看着热闹。合个影，我站在周老师与阿城后面，打破尴尬气氛，唇脸一扯即告合成。阿城的表情平静，仿佛浸在原来的话头里没出来。图片说明： 阿城、周舵和赵国君最热闹属饭后，恰逢雨至，淅淅沥沥，大家赖着不走。一会儿冯仑进门，带了朋友，人也多了起来：巨商、学者、民权领袖与媒体人花团锦簇地围坐一起，历史掌故、社会风物、国家大事，无主题变奏，没主持人，发言者往往没几句就被打断，被迫岔了话题，或陷入争论。程潜先生的女儿程昱也在，她是“四五运动”时期的老革命，从1976年到1989年再到现在，做的都是公民社会的实事。据她说，现在的目标是争取教育经费能够达到GDP的4%左右，教育经费的比例到底该是多少、怎样达至目标，渐成大家热议的话题。阿城照例不紧不慢、细声软语只讲他的故事，有大内秘闻，更有乡野传说：小时候吧，“军博”一带玩，抬头黑人的同志、低头南美弟兄，后来才知多是第三世界的领袖人物，原来，我们在帮着无产阶级弟兄做革命训练呢。麝是什么？云南老林子里，熊瞎子一扑，屁股被抓俩大坑，把麝一抹，血止住了，肉也能长出来（真的假的？）还有那年月，中央开会，老人太多，一不小心就屎尿失禁，害得服务员总是忙于打扫，没关系，来上那么一点儿麝，就精神了……“我习惯被打断”，没讲一会儿，他主动跳出圈外，故意提醒，笑声四起。对他的全部认识来自王朔的“妖魔化”吹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阿城的聊，不疾不徐的，仿佛都是铺垫，常常语出意外。在我们惯常的思路之外，你提一个字，一个事儿，他好像都有一个讲儿，野狐禅？又像大师布道，没有多少专业论证，自成一格，再看他的圆眼镜，圆眼镜后面的圆眼睛，滑稽多智，仙气十足。这边厢聊的全是公民社会的话题，许志永成主角，如何关注在京打工子女的教育权，如何提高教育经费，还有“公盟”如何维权，我的“律师观察网”如何为律师权益谋划，阿城听得津津有味，马上打住话头，若有所思。就在这次聚会中，王功权认识了许志永，从此结缘，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支持公益的行动中。一个成功的商人心怀社会责任，和新公民运动领袖并肩战斗，就屡遭镇压打击，直至入狱。多年后，我亦进入他的公司，共同为文旅事业日思夜想，合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今日，他被限制出境，虽不能团圆，却彼此通气，相互问候，已是后话了。雨声渐紧，屋内灯火幽明，处士横议、热血沸腾，赶巧跨了午夜就是六月四日，冥冥中自有天意。二不要以为阿城只聊闲篇儿，关于公民维权他可称得上先锋。1979年10月1日，国庆三十周年，马德升、王克平等一众星星画展成员高举“要艺术自由”的横幅到北京市政府游行抗议，这是第一次不为庆祝的游行，叫嚷的也是“取缔星星画展就是践踏宪法！”，要维护宪法云云，什么年月啊。要知道，当年全国的民意表达不过北京半截破烂的西单民主墙，墙倒之后，竟有不怕死的江湖野种举着宪法不服。人们多知道北岛的《今天》，不知道还有一个孪生兄弟“星星画展”，阿城同时参与两个群体的活动。一方面，他为《今天》做评论，什么都评。一方面又被起事者黄锐拉来筹备星星画展，历史瞬间在阿城笔下写得生动：“地点在东四十四条的一个大杂院儿里，西屋，墙壁斑驳。晚上，灯还没罩儿，映得人如木板画，越近灯下，越有木口板的精细。灯左马德升，灯右黄锐，两个发起人，都谦和，热情，声音中气足。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烟弥漫到屋外，屋外也有人，站着，凡遇到紧要处，就挤到门口。芒克，诗人，很英俊地问：“喝点茶吧？”里外忙着，把几摞油印好的单页，一张张折齐，钉起来，成为《今天》杂志。”不久，冲破层层阻力，在美术馆外的铁栅栏上，一百多件作品悬起了星星画会的露天展，急不可耐，不管不顾。然而不到三天，警察没收了作品，取缔了画展，于是愤怒的艺术青年上街，美术史上多了个事件，公民抗命多了个先例。游行的结果是，扣押作品返还，展览恢复，翌年居然注册了画会，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美术馆，正式地做了大展。后来的史家高度评价星星画会，称他们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原点。就在阿城们啸聚京城之际，陈丹青恰在美院读研，不但目睹听闻着眼前的一切，闹事小子们还被请上讲台，大讲如何艺术造反。陈丹青说，那时的中央美院完全自主，不必申报，党员老师和部门领导也在座，与年轻人同样兴奋，灯光昏暗的现场挤满了人，简直狂欢。“上世纪”学院讲台却坐着这样的乌合之众，当场叫嚣。 只听马德升扯着嗓子咆哮道：“官方画家彻底完蛋！搞什么艺术！就知道他妈挣稿费！”——那时哪来画廊和拍卖行呢，除了工资，穷画家确实接点连环画挣稿费……黄锐也句句不卖账，可惜远在“古代”，此刻记不确。王克平穿着才刚时兴的喇叭裤，坦然四顾，神色介于流氓和公子之间。阿城说话，镇定、清晰，南方不易见到这样无畏而老成的青年。不知为什么，初起我认定他是“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的讲演者，听他说下去，才知道他是远赴云南的老知青，泡了整整十二年。这在已经规训完毕，利益化、官僚化充斥的今天简直神话，万不可能有的了。包括丹青取的“在野”，多下九流啊，现在流行的是主流、体制、圈子、业界，画地分金，权力通吃，你才“野”呢，局外人多落魄啊。唯1979年，“在野”二字确曾闪烁一时，获得真实的价值，那不是词语，而是活生生的人，陈丹青说。栗宪庭是星星事件最早的亲历者和报道者，那时的他在《美术》做编辑，“代表”官家里应外合，认定星星画会打破了文化专制的思想禁锢，敢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苦闷和思索，袒露心灵创伤，栗宪庭看到了星星的价值，认定将是美术研究的对象。也有人把阿城们的造反比作当年法国的印象派，法国小子反对的是沙龙，是体制，星星闹事则是对着美展系统和学院系统开炮，没有理论，只有行动，不管后果，豁出去再说。图片说明：星星画会成员，前排右二为阿城闹出动静的星星画会旋即偃旗息鼓，各路好汉旋即消失在异国的茫茫人海，再度无声。阿城也久居美国，不再艺术，而以写作闻名，他与星星画会的关系少有人知，更少知道他们还组织过游行示威。十年后，有个星星纪念展，据说展览完毕，他们毁坏了部分作品，“把骨灰洒向大海”，作势自我了断，从此再也没有以星星之名聚合过。十年纪念，阿城写了如下文字：“我不知道历史要怎么写，尤其是那种具有判断的历史。古今中外在事实上几乎是没有判断就没有历史了，结果变为重要的是判断，可是十年前那盏昏黄的灯哪里去了？斑驳的墙壁哪里去了？当然，闪光灯过后，一排笑容可以固定在胶片上，可是某天中午大家去隆福寺吃芝麻酱面条，老马把拐杖靠在桌边儿，黄锐举着钱挤在窗口，大家把一碗一碗的面条从人头上传出来，有一碗撤了，王克平笑了：“我操！这些怎么判断呢？”历史，对于某个人，某些人，也许是那些不能与他人共享的部分。”三陈丹青到美国比阿城早些，在异国常收到阿城的信，密密麻麻的，圆珠笔写成的习作、感想之类，包括那篇《棋王》，辗转于朋友间，并未太当真。阿城到美国，笔谈变面谈，一起看电影、听音乐，互通观点，把臂为友。两人于国内名声渐起，一般套路是借着名声“出口转内销”，在国内收割利益，若再浑不吝地喊几句东升西降、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向总书记效效忠，基本做院长局长了。阿城和丹青没有庸俗的势利，不但没有，还因开了眼界而羞耻，认为中国文化断了层，在西方很难找到位置，常为忧虑困扰。他俩没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彼此不谈这些，把名声还给祖国之后，在美国仿佛逃亡，主动出局，横竖变成海绵，始惊、次醉、愈发清醒。阿城冷静，大话不多，在美国像个隐士，只在一篇文章中偶露心迹：“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上话的。”与阿城先生初识不久，就张罗着聚酒，约了陈丹青、贺卫方和周舵老师，地点在贺师家附近的五方院湘菜馆。席间落座，阿城还在打趣：“我习惯被打断”，又是娓娓道来。话题无非家国历史与时局乱象，具体谈什么，记不大清了。

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數作出裁決，在合併案件《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等案中，判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1977年制定）不授權總統單方面課徵關稅。此次判決多數派意見（majority opinion）由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主筆，完整加入的法官有：保守派的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以及自由派的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凱坦吉·布朗·傑克遜（Ketanji Brown Jackson）。這六位大法官一致強調：憲法把徵稅和關稅權力專門給國會，IEEPA的文字只說「規管進口」，沒有明確授權總統可以課稅，不能硬扯成包含關稅。保守派的三位異議法官是：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以及部分異議的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他雖然加入多數意見，但對某些論點有保留）。他們認為總統在國家安全或緊急情況下有很大裁量權，IEEPA的「規管進口」本來就包括關稅這種工具，批評多數派太死板、過度限制行政部門，反映部分保守派偏好讓總統在貿易和外交上更強勢出手。此判決顯示，即使保守派占優，多數法官仍優先憲法文本與分權制衡，而非黨派立場。而在學者福山看來此次最高法院的判決，不僅讓特朗普失去了他經濟政策的核心基礎，還被剝奪了他特別喜歡用來對付友好國家的那把政治武器。這對美國、也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場勝利。本文原文為英文The Supreme Court Defanged Trump’s Tariff Weapon（2月23日）。轉自 “Frankly Fukuyama” 專欄 from American Purpose, at Persuasion.經授權，書評翻譯為中文，為福山專欄最新一期。關於最高法院廢止唐納德·特朗普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關稅的判決，很多評論都集中在宏觀層面的影響上，比如會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加劇，或者政府需要把已經收到的關稅錢退還給企業。判決出來後，特朗普馬上就把原本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關稅方案換掉，改用《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實施統一的10%關稅（後來又調高到15%）。他肯定還會繼續想辦法，用其他現有法律的「創意解讀」來盡量多恢復各種新關稅。不過，他把關稅當成政治武器的玩法，已經被這次判決徹底削弱了。特朗普原本那套關稅制度最糟糕的地方，在於他相信他作為總統擁有無限裁量權，可以針對個別國家單獨設定關稅稅率。特朗普不僅將關稅視為經濟工具，更視其為萬能的政治武器，可以用來對付任何他不喜歡的國家，同時也成為個人斂財的來源。這類例子比比皆是。在一次与瑞士總統谈话令他不悅之後，他對瑞士商品課徵了39%的關稅。隨後，在他收到一隻豪華勞力士辦公桌鐘，以及一塊刻有他兩屆總統任期數字的金條之後，他將瑞士的稅率又降至15%。我們不知道那些實質上等同賄賂的禮物後來去了哪裡。另一個例子是格陵蘭：他試圖接管格陵蘭，為此他威脅那些出兵支持丹麥的國家，如果不配合他對該島的主權要求，就將面臨高額關稅。這是特朗普總統將經濟工具用於戰略目的的又一個典型案例。這種量身訂做的關稅政策（bespoke tariff policy）有非常多壞處。即使你接受「關稅有助於鼓勵國內製造業」這個前提（這本身就很有爭議），關稅也應該以統一、透明、一致的方式來實施。進口商和製造商需要清楚、適用於特定商品類別的規則，才能好好規劃生產、投資和供應鏈。如果同一種商品因為來自不同國家就課不同稅率，這根本不合理。而且，正如幾乎所有受關稅影響的企業主都說過的：在總統一時興起、隨意決定稅率的環境下，根本不可能做任何長期規劃。簡單來說，這種「看心情調稅」的做法，讓企業完全無法預測未來，投資意願和商業決策都會被嚴重打亂。這種「總統一人說了算、針對特定國家隨意調稅率」的裁量權，簡直就是腐敗的溫床，公開邀請大家來行賄。去年特朗普宣布「解放日」（Liberation Day）全球高關稅之後，幾乎每個美國貿易夥伴國都趕緊派人跑到華盛頓，想跟特朗普政府談條件、求豁免或降稅。我們已經知道瑞士那邊送了勞力士辦公桌鐘和刻字金條當「禮物」，越南則主動提出高爾夫球場項目，但等到這段歷史真正寫出來時，肯定還會爆出更多、更多類似的「額外好處」——也就是給特朗普本人或他身邊親信的各種私下好處，才換來談判成功、稅率降低。這種做法把國家貿易政策變成私人交易，嚴重損害公平和法治。特朗普被認為是可「交易型」（transactional）的領導人。他不會從機構（institutions）或廣泛政策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所謂的「機構」，就是一套不依賴特定個人的規則，而且能在制定規則的人離開舞台之後仍然持續存在、發揮作用。如果一位總統想要留下持久的遺產（lasting legacy），他就必須透過推動國會通過立法（getting Congress to pass legislation）來實現，而不是只靠個人意志或臨時交易。簡單來說：特朗普的思維模式是「一對一談判、看眼前利益」，而不是建立長遠的制度框架；想真正改變美國、留下歷史印記，就得走立法途徑，讓規則變成國家長久的常態，而不是總統一換人就沒了。特朗普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制度性的遺產（institutional legacy）。與特朗普第二任期同時上台的第119屆國會，由共和黨掌控，卻是近年來生產力最低的國會之一。我們看到的，反而是一連串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s）和一次性的交易（one-off deals）。這意味著特朗普的遺產很可能極其短暫、容易消逝：透過行政命令或單一交易達成的事情，同樣可以被後續的行政命令或新交易輕易推翻。簡單來說，他的政策大多建立在個人意志和臨時安排上，而不是透過國會立法建立穩固的長期制度，因此下一屆總統只要換人，就能大筆一揮全部改寫或取消。最高法院廢止特朗普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關稅，實際上幫了美國一個大忙。特朗普後來改用的第122條權力（來自《1974年貿易法》），規定必須實施統一關稅，而不是針對特定不喜歡的國家單獨加稅。而且，這項權力只有150天的有效期，過期就自動失效，這大大削弱了它作為政治武器的實用性。未來他或許還能用其他法律依據來課徵關稅，但幾乎所有這些權力來源，都會大幅減少總統的個人裁量空間，要求他必須走正式程序、提出正當理由，才能證明為什麼要課這個稅。總之，這次判決把總統「隨心所欲用關稅懲罰別國」的空間大幅壓縮，讓貿易政策回歸更規範、更可預測的軌道，而不是變成總統個人發洩或交易的工具。這一次可以說，特朗普不僅失去了他經濟政策的核心基礎，還被剝奪了他特別喜歡用來對付友好國家的那把政治武器。整體來看，這對美國、也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場勝利。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編者按：在過去兩周，書評發表過兩篇評論《「甜心協議」：為什麼愛潑斯坦醜聞沒有撼動美國政治》《愛潑斯坦文件：共和的危機》，分別討論了愛潑斯坦案中的「精英豁免」與美國共和制度的危機」。這篇短評則從人性與政治角度分析愛潑斯坦名單，能否打敗權力的誘惑？猶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若是政治制度無法充分考慮人性的複雜性和人性之惡，就無法實現善政。這一點，美國製憲者們充分認識到，並精心設計了一套政治制度來抵制人性之惡。然而，愛潑斯坦的名單似乎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現實，再精密的政治制度似乎都無法抵擋住魔戒對人性的誘惑——「魔戒再現」。我們又該如何銷毀魔戒？人類是否可能銷毀魔戒？呂底亞（Lydia）國王手下有一位貧窮但原本誠實的牧羊人裘格斯（Gyges）。某日，他正在牧羊時，天降暴風雨伴隨地震，地面裂開一道大縫。他好奇進入裂縫，發現一座古老墳墓，內有一匹中空的青銅馬像，宛如門扉。裡面躺著一具比常人更大的屍體，手指上戴著一枚金戒指。裘格斯取下戒指帶走。後來在牧羊人每月向國王報告羊群的例行會議上，裘格斯無意間轉動戒指上的機關（寶石或凸起部分），突然發現周圍同事彷彿看不見他，繼續討論彷彿他不存在。他再轉一次，又恢復現身。經過反覆測試，他確認：只要將戒指的機關轉向手掌內側，就能完全隱形；轉回外側則現形。掌握這力量後，裘格斯利用隱形能力潛入宮廷，先誘惑並勾引美麗的王后，然後在王后協助下成為國王親信。最終，他趁國王不備，隱身刺殺國王坎道勒斯（Candaules），篡奪王位，娶王后為妻，建立梅姆納德王朝，從此享有權力、財富與榮華。这是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二卷中，透過哥哥格勞孔（Glaucon）的口，講述的著名的「裘格斯之戒」（Ring of Gyges）的故事。在《理想国》中，格勞孔接著延伸這個寓言，提出核心思想實驗：假設有兩枚這樣的隱形戒指，一枚給正義之人，一枚給不正義之人。既然完全不會被發現、懲罰，誰還會堅持正義？人們會偷盜、姦淫、殺人、為所欲為，像神一樣肆無忌憚。格勞孔認為，多數人行正義只是出於害怕後果的外在約束，而非內在的善；若無懲罰威脅，人性傾向於追求不義帶來的利益。這個寓言探討的是：在「免責幻覺」下的人性傾向：一旦擁有「隱身」（權力、財富、匿名）的魔力，人性便經受不起誘惑，會變得為所欲為。它不僅被視為探討「正義本質」的經典寓言，更成為檢驗人性、道德動機與權力腐化的普遍原型。裘格斯之戒的故事更是在人類歷史中不斷出現，「愛潑斯坦名單」的「精英豁免」便是今天的裘格斯之戒故事。在過去兩周，書評發表過兩篇評論《「甜心協議」：為什麼愛潑斯坦醜聞沒有撼動美國政治》《愛潑斯坦文件：共和的危機》，分別討論了愛潑斯坦案中的「精英豁免」與體現出的「共和危機」。1787年在費城制憲會議上聚首的那群人，他們既不是理想主義者，也不是犬儒主義者，而是對人性有著深刻而全面的瞭解。他們把人類視為一種謎一般的存在，既能做出最崇高的行為，也能墮落到最卑劣的地步。因此，他們把自己的行為看做是一場實驗，建立一個複雜的權利制衡的制度，让最坏的一面受到约束，让最好的一面得以展现。但愛潑斯坦案和名單的出現，已經顯示出這個共和制度的危機。為什麼維持了共和國兩百五十年年之久的這一套政治制度會失效，它什麼時候失效的呢？其實，危機早已經顯示，原因也早已有學者指出，上週短評末尾特別推薦的阿倫特的《共和的危機》這本書便是一例，雖然書評短評並未仔細介紹這本書，但阿倫特的思考顯然早已預見到當下美國的問題：政治中的謊言、暴力、事實真相的缺失、消費社會邏輯侵入政治、社會議題和情感逐漸控制政治、黨派機器、公共領域的萎縮等等，都是造成共和危機的原因，或是共和危機的跡象。這裡不再贅述，今天這篇文章談另一個問題：人性是否能夠抵擋住裘格斯之戒魔法的誘惑？人類是否可以抵制這種魔法的誘惑呢？對於這個問題，英國作家托爾金在《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中，以至尊魔戒（One Ring）回應這個經典思想實驗，並給出了他的回答。在柏拉圖那裡，裘格斯之戒純粹是工具，僅賦予隱形，暴露人性原有自私；而托爾金的魔戒是黑暗魔君索伦在莫多末日火山的烈焰中锻造的终极邪恶力量，它注入了索伦大半的本源力量与意志，意在奴役中土世界。魔戒拥有自主意识，会诱惑持有者堕落，并渴望回到主人身边。因此，魔戒不只提供隱形，更會逐步奴役持有者心靈，在托爾金的設定中，法力越高者墮落越可怕，如甘道夫、精靈領主，因為魔戒會利用他們「行善的渴望」與「改造世界的意志」作為支點，將其強大力量轉化為極致的控制欲，使他們在自認正義的幻象中，最終意圖取代索倫，成為更冷酷、更具毀滅性的「光之暴君」，這種從至善到至惡的轉變，遠比凡人的貪婪更具威脅。這個原型故事似乎更是對當下美國政治與愛潑斯坦名單的隱喻。那麼，人類可以抵制魔戒的誘惑嗎？格勞孔的答案是不能，因為人行正義只是出於害怕後果的外在約束，而非內在的善。不過，柏拉圖講述裘格斯之戒的故事，並不是要斷言「人性本惡」，而是藉此故事質疑：真正的正義是否只是一種社會契約？還是內在價值？最後，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試圖證明，真正正義需內在靈魂和諧，而非外在約束。因此，即使無外在懲罰，正義之人仍選擇正義，因為不義會傷害自身靈魂，帶來內在痛苦與不幸。它是靈魂的健康狀態，真正正義之人因內在和諧而快樂，即使戴上「戒指」也不會墮落，因為他們已超越外在誘惑，追求靈魂的至善。而托爾金的答案也類似。雖然人性極難抵擋住魔戒的誘惑，但並非完全無望。在小說中，幾乎無人能完全免疫與魔戒的誘惑：佛羅多（Frodo）在最後一刻失敗，屈服於戴戒慾望；咕嚕（Gollum）完全淪陷。然而，山姆（Sam）多次接觸魔戒卻未被腐化，因為他始終保持自己的謙卑淳樸的本性，並專注於愛與責任，而非權力。在這裡，托爾金回應柏拉圖：為何要做正義之人？因為那是符合你本性的生活；若需魔戒才能活出自己，你已選擇錯誤道路。最終，托爾金的答案是謹慎樂觀：人性脆弱，易被「裘格斯之戒」式的免責腐化，但透過內在美德、外部幫助與神聖秩序（Providence），仍有可能抵擋並摧毀誘惑。這不僅是對柏拉圖的哲學回應，更是天主教徒托爾金對人性救贖的信仰。很顯然，無論是柏拉圖還是托爾金，他們給出的答案和樂觀在現實面前，過於理想化、近乎虛無，甚至顯得蒼白無力，不堪一擊，雖然他們並沒有直接否定「隱身」魔力下人性會墮落這個問題。對柏拉圖的批評最猛烈的學者之一可以說是卡爾·波普爾，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第一卷「柏拉圖的魔咒」）中，猛烈抨擊柏拉圖的理想國為極權主義藍圖，哲學王統治忽略人性弱點與權力腐化風險。他認為，柏拉圖的內在正義論過於脫離現實政治複雜性，忽略人類本性中的自利與衝突。且不論波普爾的觀點如何？猶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若是政治制度無法充分考慮人性的複雜性和人性之惡，就無法實現善政。這一點，美國製憲者們早已充分認識到，並精心設計了一套政治制度來抵制人性之惡。然而，再精密的政治制度似乎都無法抵擋住魔戒對人性的誘惑，愛潑斯坦名單的出現似乎告訴我們「魔戒再現」。身材圓潤矮小毫無法力，偏好美食、煙草、啤酒與戀家，卻因內在善良、純淨與堅韌而摧毀了魔戒，改變了世界的霍比特人在哪裡呢？答案似乎又藏在人性之中，因為人性不是單一的、絕對的真實，而是謎一般的存在：它能昇華至崇高與正義，也能墮落至卑鄙餘殘忍，甚至可以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並且絕大多數時候，不會以善惡分明截然對立的形式出現。或許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找到一個摧毀魔戒的方法。當然，魔戒其實永遠不可能被徹底摧毀，因為它其實是人性的一部分；平凡的霍比特人也不在別處，他就住在每一個人的心裡。艱苦卓絕的魔戒遠征隊，其實每一天都在每一個人心中上演，只是有的成功；絕大部分人被魔戒捕獲、奴役。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本文讲述的主要人物是朱红，一位生活在苏州的著名诗人、文史作家。他曾是林昭的诗友，也是黄政的难友。但在林昭和黄政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中，他成为公安人员的协助者；而在“文革”中，他又被打成“林-黄反革命集团”的漏网成员。这三位曾经的朋友，一位倒在枪口下；两位幸存者友谊破裂，终生不再见。监控思想言论，是极权国家的普遍做法，它所造成的集体性创伤，也是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社会必须处理的问题。在中国，有关“卧底”现象已有一些讨论，随着冯亦代、王镇皋等人物的往事曝光，“卧底”被看作是一个道德污点。作者不认为朱红是冯亦代那样的高层级“卧底”，但一个基层小右派也能成为“线人”，说明了那个时代思想专制的严密和监控的制度化程度。通过分析诗人的经历、诗作和政治环境变化，文章呈现了恐惧对人心理的威慑，并将这种恐惧下的协从看作政治高压与亲历迫害带来的创伤后遗症……不同于一般曝光卧底者的文章，作者更注重的是：一、线人机制与酿造“反革命”案的关系；二、控制线人的话语策略；三、个人在面对国家暴力时，究竟有无可能，做出良知选择；而道德失守，对于诗人，其代价又是什么。我写的纪念黄政先生文章和对黄政的访谈录发出之后，一直潜心研究林昭父亲彭国彦生平的友人、独立纪录片导演郑琼转给我朱红先生留言：1962年林黄在苏组建“青盟”，因我在北京，不知此事。回来后黄告诉了我，我认为不过是两人纸上谈兵，未予重视。到1963年某天，我在上班路上被拘捕，在市局作了交代。市局认为我犯有知情不报、包庇反革命的错误，必须配合市局行动，将功赎罪 。详情见我回忆录卷五。事实与艾的访谈录大体相符。80年代林黄案平反，省作协党组对我做过审查，结论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个人别无选择，故不予处理。但对我来说，必须终身反思。朱红的留言让我想起章诒和那篇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卧底》，在结尾，章诒和写道：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朱红与冯亦代，在身份经历上，还有许多不同。而他在留言中提到的个人回忆录，也没有冯亦代那样公开出版的幸运。但朱先生写下的“终身反思”，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动力。因为，有了黄政的讲述，也应该有朱红的讲述，这是作为报道人应有的考虑，更是读者的愿望。一 朱弘-朱红：五七罹难者、劳教幸存者朱红，在江苏作家网上，有这样的介绍：朱红，原名朱弘。1936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曾担任苏州市文联资料室主任、《苏州文艺报》主编、《苏州杂志》执行主编、江苏省作协理事、苏州市作协名誉主席、苏州市诗歌学会会长等职。著有诗集《初夏的凤蝶》《剪影者的世界》，散文集《寻找苏州》，寓言集《装鬼的故事》，文学传记《沈德潜》等。组诗《寻觅》获全国“1979—1981年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春天的歌》获首届“雨花文学奖”，报告文学《寒山寺与世界》获1986年“江苏省报告文学奖”，寓言《李逵开锁》被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评为“中国当代寓言名篇”。由上述简介可见，朱红是苏州一位有突出成就的诗人和文史作家。但他在林昭-黄政冤案中所起的作用，让他的声名蒙上了阴影。作为林昭的难友，黄政公开表达了对朱红的拒斥。他在接受胡杰采访时说，2000年，许觉民和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回来，苏州的朋友们约定去祭奠林昭。林昭的新专校友、地方志研究者张学群提出，是不是邀请朱红？黄政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个人是叛徒，告密者，卑鄙得很。虽然说，现在法律的法庭拿他无可奈何，但是在道德法庭上，这个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到灵岩山林昭的墓上去怀念朋友、同学、战友，生死之交；你怎么叫叛徒？你不玷污她吗！黄政在他的回忆文章《林昭第二次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中，详细讲述了他被朱红告密的情形。这段痛苦经历，不只使他承受了十五年重刑，更在他内心留下长久的创痕。对外界的戒惕，从他在采访中的插话也能看出来。由于倪竞雄老师的推荐，在2003年和2013年，黄政先后接受过胡杰和我的采访，在交流过程中，他都有同样一句反问：谁知道你们是谁派来的？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告密？两篇访谈录从未在他生前公开，直到他去世后才发布，目的是纪念他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也为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桩言论案留证。朱红，与林昭-黄政的言论案难解难分，而他们三人原本是患难之交。与《卧底》中的冯亦代不一样，冯亦代当年接受上级特殊部门任务时，已是资深的翻译家、出版家；虽然被打成右派，但他很快就被招募为隐蔽战线的“保卫工作者”，得以穿行在上层统战对象之间，与他们保持友好往来，随时向上级汇报知名右派的动向。而朱红那时还年轻，远不如冯亦代那样有名。而且，在反右之前他已经被逐出故乡苏州。和当年五十五万右派人士的大多数一样，他属于底层社会的平民右派，也是最少社会资源、最容易被拿捏和整肃的右派。根据林昭传记作者赵锐对朱红的采访，朱红高中毕业时，因为社会关系问题，被剥夺了“留苏预备生”的资格，发配到师专。1956年从苏北师专毕业后，朱红被分配到淮阴泗阳县，先后在两所中学任教。1957年，二十一岁的朱红在《江淮文学》上发表了《寓言四则》，由于主编戴岳被《光明日报》点名批判，朱红的作品连带列名“毒草”（作品发表时，作者名字误作“朱泓”，在林昭的起诉书里，用的是这个名字），因此被打为右派。在黄政的记忆中，朱红因为“反苏言论”划右，与朱红所述不一致。我想，劳教农场里的右派很多，获罪言论形形色色，黄政有可能记忆不够准确，而朱红自己的陈述是可信的。1958年5月，朱红受到“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处分。他先被押送到东台弶港农场，在这里认识黄政。也是在这里，他的本名“朱弘”又被一个管教干部改成了“朱红”；此人不认识“弘”字，且还强词夺理道：“你们这些人只专不红，应该又红又专！”。1959年3月至1961年1月，黄政和朱红都被发配到滨海的潮河农场。在这里，他和黄政结为挚友，共同经历了大饥荒中最惨痛的岁月：我与黄政同在三大队二中队，黄政任一个组的组长，我任中队统计。1960 年是饥饿最严重的一年，农场差不多天天死人，最多的一天能饿死十几个！我们当时是睡在一个大坑上，每人只有 45 公分宽的铺位。经常一觉醒来发现旁边的人不动了，再一拉，原来是死了！我们当时还嘀咕：是不是上面有计划地要把“右派”饿死啊？话传出去，农场领导居然没有上纲上线，反而专门跑来跟我们解释，说是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苏修”又逼债，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可谓是九死一生。朱红在劳教农场所看到的这些惨状，是居于京城的冯亦代根本不了解的。作为党所托付的隐蔽战线保卫战士，冯亦代在社会主义学院、民盟、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以及保卫部门的直接领导之间游走，他可能想都想不到这些饿死人的悲剧。就此而言，朱红的思想底色和冯亦代不一样。如果说，在《悔余日录》里，作者的政治认同是感恩戴德，甘为马前卒、螺丝钉；那么在朱红的描述里，我看到了对政治的疏离和求生存的挣扎。潮河农场是按劳改农场来管理的，劳教分子和劳改犯，简称“两劳成员”，一律被当作犯罪人员来管理，而劳教也是右派中惩罚最重的处理，朱红所处的社会地位，由此可想而知。不过，这位因言获罪的文艺青年，置身于那些被侮辱和被践踏的人群，也磨砺了他对现实的观察力。从一位朋友那里，我有幸读到朱红回忆录的部分文稿，他所写到的农场故事，呈现了不少底层小人物的可悲可悯。他们多与反右的宏大叙事无关，却因为各种小是非被重罚；蒙冤者孤苦无告，一再申诉竟成疯子。朱红的笔调有一种契诃夫式的喜感，他用自嘲和反讽的方式，写出了大时代里小人物的荒谬处境。我相信，黄政和他的友谊，也基于同样的经历和情感共鸣，如黄政所述：“我们都喜欢看书，很谈得来。他是中学教师，身体较瘦弱，文弱书生模样。我身体较扎实，在劳动中尽量帮助他。我俩成了知心朋友，莫逆之交。”二 林昭的诗友1962年1月1日，朱红与黄政一起回到苏州。他们被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朱红本来可以回原单位，但他不愿意再到被划右派的泗阳，决定与黄政等人同行。按当时政策，这叫“自谋出路”。由于脱离了原单位，等同于自动放弃公职，他的处境一度比黄政更无望。两人都属“两劳释放人员”，同样饱受冷眼，为生计而打零工。黄政因原单位在苏州，还有一线希望被安排工作。在苏州闹市区观前街，朱红摆了个旧书摊谋生。这种小贩在1962年，实在是夹缝里求生。即使今天的读者也不会意外，公家人随时可以来掀摊子，查收入，随便找点旧货就可以加之于“逃税”“涉黄”的罪名。一个无业盲流，你能怎的？1962年7月下旬，林昭来到了朱红的书摊前。她是牢里放出来的，她身后有人跟，不过，林昭不以为意。她与苏州是两代人的渊源，她在青年时代就加入过党组织，比跟踪她的人革命资格老多了。林昭因牵涉进《星火》案被捕，她本来就不是主动参与，案情并不重。但同案都未释放，她不服。她要求陆平出来效法蔡元培，保释右派学生。凭着对同类人的直觉，她断定这位卖书人是和她同样的落难书生。在朱红的回忆中，他和林昭有思想分歧，这种分歧，首先是对反右的性质。朱红认为当局用计诱人犯罪，失信于天下。林昭认为鸣放言论触及体制根本，这才密令“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因此错上加错。在后人看来，这不过是互补的视角，算不上什么对立。真正的分歧在于，林昭从苏联批判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谈到中国领袖的个人迷信，她的锋芒所向，让朱红震惊。一方面，如此的深度和尖锐，令他“茅塞洞开，其快何如”；另一方面，涉及知识分子应该挺身而出，争取民主，在这一点上，朱红认为应退避三舍。他规劝林昭，不必以卵击石；只能等待，靠党内高层的清醒人物来引发改变。在这个问题上，彼此谈不下去了。朱红与林昭的交往，在他那一时期的诗作中留下很多印记。尽管林昭是他没有勇气与之同行的女子，他也并不认同她的反抗理念，但她带给他的情感冲击却再也没有人能取代。而这些诗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两种不同的个性和内心冲突；其中，先驱者与旁观者的距离、倾慕与游移的情感，构成了诗篇的张力。朱红赠予林昭的诗，写出了林昭与她大多数同时代人的若即若离；她纯正的心灵充满魅力，而危险的思想又令人恐惧。其实所恐惧者，并非真的指向林昭的思想，而是那思想所处的环境。刚从劳教农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如何能再去赴汤蹈火？朱红写了这样一首诗：呀，是何方来的不速之客，像罡风吹进沉睡的古井。心灵的创伤好容易愈合，不再想接受刀刃的亲吻。你说是笔尖会爆生火焰？我却知锁链声铿锵动听！与其牢记噩梦徒饮苦水，不如游戏人间逍遥红尘。有书可卖岂惧阮囊羞涩？薄技在身不愁寸步难行。可以浪游山水四海为家，也能藏身小楼固穷安贫。你看这小天地有多安谧，洋溢着醉中朦胧的温馨。让疲惫的皮囊浴于酣睡，愿瞬息的解脱延至永恒。你若知醒后痛苦的呃逆，又何苦噀水来将我喷醒？朱红诗中，那种市井小民的情调和对恬静生活的向往，自然是无法留住林昭。林昭认为她是随时要进监狱的人，她心心念念的，是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和潜行的播火者（她认为，张春元，这位她称之为“我们时代的将才”，可能正在联络同仁）。她回上海应诉前夜，与朱红话别，留下一首长诗：《美呵》。朱红将这首诗保留了二十多年，并传给了诗人邵燕祥。1985年，邵燕祥的《晨昏随笔》出版，其中收录林昭遗诗的全文（第45页-47页）：美呵一望浩渺无际，波涛卷扬激垒；仰看万仞犹下，拔地险巇崔巍；美呵，亘古不竭的博大的湖海！美呵，百世长存的壮伟的名山！拂晓满天金浪，遥夜匝地清晖；行空惊兽折木，裂云奋疾含威；美呵，恒如宇宙的光丽的日月！美呵，凛若正气的焕烈的风雷！有什么更胜似浩渺的湖海？有什么更超乎雄伟的名山？有什么美得比它们更强烈、更崇高、更浩大、更撼人心魄？文化源长流远，历史恢宏庄严；双手伶俐勤巧，心怀聪明善良；美呵，巍峨不磨的祖国的名字！美呵，亲如慈母的民族的概念！火炬凌空高举，战斗冲刺向前；比和氏璧尤洁，比金刚石更坚；美呵，风华盖世的“自由”的形象！美呵，琼瑰满中的“真理”的内涵！什么可比得风雷的正气？什么才近似于日月的光焰？什么能不愧对祖国、真理、自由……这些绝美的名词、至圣的概念？疾

編者按：2026年1月八旗文化推出的新書《製造怪物：創造「非人物種」的全球人類歷史》。這本書的作者是英國作家暨科學、藝術與思想史學者蘇雷卡．戴維斯。戴維斯在《泰晤士文學增刊》、《自然》、《科學》與《Aeon》等刊物撰寫關於生物學、人類學與怪物史的評論。身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她致力於串聯自古至今有關怪物、科學、技術與社會的跨領域對話，藉由研究「怪物」此一範疇，透過揭露「製造怪物的實踐過程」，反過來揭示人類自身的特質。這本書追溯了製造怪物的悠長動盪歷史，試圖為未來尋找一條更好的道路。她揭示人們如何藉由比較猿與人、殭屍與人，來界定「人」的邊界，並在此過程中發明了種族、性別與國族。下面是蘇雷卡．戴維斯 為《製造怪物》所寫的自序《| 什麼是怪物？／藉由怪物書寫歷史》。大概是小時候看了太多遍《星艦奇航記》（Star Trek），我才會從此沉迷於尋找怪物和外星人的蹤影。他們伴我撐過研究所時光，陪我經歷旅途中的各式冒險，像是埋首在梵蒂岡圖書館某個檔案地窖裡；或是一手抓著巨大地圖，另一手提著炙熱的提燈，兩腳踩在梯子上努力保持平衡，身處巴黎某座地下室裡的我，還要同時小心不要燒掉任何東西。當我成為教授，怪物也爬進了我的授課大綱。他們成群盤踞在我的第一本著作，主題則是大航海時代的製圖師如何繪製出那些地圖上怪物般的異族。而你手上現在拿的這本書，則是來自於二○一四年的發想。那時我人正好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參加一場叫做「探索未知前沿論壇」的天體生物學會議，聽著與會學者討論社會該如何面對發現地球以外任何生物的可能性。那年我還是克魯格研究中心（Kluge Center）研究員，隔著對街的美國國會大廈，每天待在傑佛遜圖書館那棟壯觀的古典裝飾藝術風格建築裡，著手於我的第一本書。那場會議就在我的辦公室樓下舉行，全所研究員包括人類學家到音樂學家，無一不受邀出席。在其中一個場次中，當科學家大肆討論如何控制外星病原體、該怎麼設計武器對抗來襲的外星人，我愈發覺得他們錯失討論某些關鍵議題的良機。於是到了問答時間，我舉手發問：「我們該怎麼幫地球人做好準備，讓大家接受自己不是宇宙中獨一無二的存在？有些人的宗教信仰難以接受地球外的生命，這樣的發現會造成什麼影響？人們會不會恐慌？也許光是宣布發現外星生命，就足以讓社會失去秩序，陷入無政府狀態？甚至當他們來到地球，事情只會更糟。如果我們真的準備要跟外星生物接觸了，是不是首先要先學會彼此共榮共存？」我拋出問題的過程中，現場有些人點頭稱道。但主持人出聲打斷，他看起來茫然又惱怒。大概是因為我提問裡沒有出現武器或細菌，而他對前述兩者之外的事物都不感興趣。於是，他用紆尊降貴的口氣，說我「問錯了問題」，並指出我的疑問不是這場座談要探討的。就在那個場合裡我恍然大悟，也許，我的提問一語中的。對於人類該如何跟地球上其他生命互動，科學難以提供解答；當人們思索有關宇宙的議題時，科學有其不足。相反地，我發現線索來自於人文傳統的深處，而那其中有著「怪物」的身影。什麼是怪物？「這世上沒有怪物，但怪物都不是騙人的。」本書探討的是人如何創造怪物，研究歷史上人類社會如何描述那些所謂不正常、非典型的存在，如何將脫離常軌之外的人歸類成怪物。當我們聽到「怪物」這個字眼，往往會想到一些恐怖的形象，好比吸血鬼、殭屍、科學怪人、反社會人格者，甚至是連環殺人魔。但也有像《芝麻街》布偶這種可愛的怪物，或是半人馬這種兇惡中帶點逗趣的怪物。這些虛實參半的怪物大軍，他們的共通點正是能夠去挑戰何謂正常的身體和行為，甚至翻轉整個概念。怪物的存在，恰恰打破了類別與界線。怪物從想像中誕生。本書中的「怪物」是一種泛稱，包括世上各種「不正常」、超出一般人的理解、難以放在既有框架當中的人或存在，其意義可能是正面或負面，也可以是中性的。比方說，在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中，人和狼是兩種不同的物種，那麼當我們發現狼人時，就會認為牠是不正常的怪物，因為牠是兩種常規範疇的混合物。這樣的怪物之所以讓人心生恐懼，不只是因為牠的尖牙利爪，也因為牠的現身，代表人跟狼並非全然、絕對且毫無異議的截然不同，這凸顯出我們慣常分類框架的局限，最重要的是，這挑戰了我們對於「人到底是什麼」的看法。將「怪物」視為某種「概念」，能夠看出很多門道。怪物往往標示著一道分界線，豎立在人類既存各式分類的邊緣，或者說，怪物的存在體現出一旦我們離開多遠，就會被認定成「另一種東西」，就像電燈開關一樣。不過，怪物的存在並不是「啪」地瞬間能切換成開或關，更精確的形容，應該是介於開關兩者間的擺盪，這種不穩定的狀態宛如燈光閃爍顫動，保險絲隨時可能燒斷。因此，我對怪物的定義非常寬鬆：只要被貼上「異常」標籤被排除於正常之外，就會成為怪物，而我將這個貼標籤的過程稱為「造怪」（monster-making）或「怪物化」（monstrification）。每個社會自有一套分類規則，用來理解世界、安排每個人的位置，而怪物化恰恰是這套規則的極限所在。在生物學中，把「怪物」當作暫時代稱，用這個帶著某種特徵和形態的名詞先占個位子，可以用於下一步探索新方法，填補現有知識的不足。但如今「怪物」一詞已不再為人所用，取而代之的是「未知物種」或「新發現物種」這類詞彙。數理科學領域也有類似用法，過去科學論文和科學家的筆記中一度充斥著「惡魔」，用來標示難以解釋或歸類的現象。針對這個類別的現象，科學家設計出各種實驗，深入探究這些他們暫時無法解釋的觀察。無論用的是怪物還是惡魔，兩者都是簡略速記的做法，用來表示存在於現實中，但觀察者尚未能完全掌握，或是超出既有分類系統的情況。當我們覺得某個人，或是某件事物很奇怪或不容於常理時，就會開始製造怪物，就算我們說不上來是哪裡奇怪也一樣。這就像是想把萬事萬物跟所有人，全部一個個整齊地歸納、塞進各個小箱子裡。無論箱子是什麼形狀，把一些人硬塞進去就是會尺寸不和、感到不舒服，或是根本進不去。這時，人們下一步有好幾種做法，也許會設計新的箱子，重新安排擺放的順序，或是認為箱子根本過時，就此揚棄；但我們也常把這些麻煩的情況，文風不動打包成箱、直接封上「怪物」的標籤。「怪物」本身也可以是一種分類用語，使用這種簡稱的態度非常粗魯、輕蔑，擺明就是「我不知道拿牠怎麼辦」的意思。同時，製造怪物也是價值判斷，這是一種影響巨大的辱罵。當社群特別指認出某些個別群體或個體是怪物，就相當於宣判後者踰越正常的界線，不管是身體、信念或者是行為層次，這麼做也替原本抽象的恐懼與想法塑造出實體，同時暗示之後人們會怎麼處理。這些人類習以為常有關規範與怪物的前提，卻是社會如何定義與分類每個人的關鍵。因此，本書也是一本另類人類史。以怪物為鏡，折射出人類對於自然、人群與社會的觀念，映照出那些原本隱匿的想法。在十六世紀的歐洲，如果身邊有人難產而死，你可能會怪罪接生婆，指控她是女巫。如果你是一名十七世紀來自歐洲的加勒比海農場主，勞累錢少的收成工作很難找到工人，來的人也總是愛做不做，害你無法維持奢華生活，那你可能會遊說議會制定法律，找到一群新的合法工人，也就是來自非洲的黑人奴工。他們會成為你的財產，必須服從命令。萬一有人想逃跑，還可以依法施以嚴厲懲罰。這些被律法文獻歸類為怪物的人和群體，之所以會被冠上「怪物」之名，根本無關乎他們的真實面貌，而是揭露出命名者與其社會的運作邏輯跟內在投射。當代有許多迫切的問題需要解決，但無論是人權、勞動、財富、健康、科技還是氣候正義，都擺脫不了前工業時代的影響，那些無所不在的舊有觀念，影響了到底把誰當「人」看、怎樣才算是「自然」。從身體競技到社會治安治理等各個領域，我們對科學、社會和人性的認知，都深受過去製造的怪物影響。如果不回顧漫長且動盪的怪物歷史，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當下，也無法避免在未來重蹈覆轍。本書探討的是在過去四千年間，「製造怪物」如何形塑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書中例子主要是出自古地中海、歐洲與歐洲諸帝國、美洲，以及透過這些曾被西方定義為怪物的存在，揭露西方的另類歷史。怪物就像門扉，讓我們得以穿越時間、空間與各種文化，洞察人類未來的走向。容我在此拗口的解釋：這本書不是一部專門書寫怪物的歷史，而是一部藉由怪物來書寫人類歷史的怪物史。藉由怪物書寫歷史本書將討論人類如何行之有年的大肆「製造怪物」。世界各地都有深遠且混亂紛雜的歷史傳統，人們不斷定義、解釋和詆毀「他者」。這些「製造怪物」的行為，是了解人類如何看待彼此、互動以及分類你我的根本方法。只是，書寫歷史總是會面臨該納入什麼故事，判斷哪些人的生命、敘事、訴求與詮釋該寫下來的選擇。書寫那些過往被認為非我族類、脫離既有分類常軌的個體或人群時，同時，我也刻意保留他們與其時代主流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雖然有時我們也會聽見那些「怪物」發聲，但大體來說，本書要探究的並不是怪物本身，而是命名怪物的人，是那些發明怪物、在其他人身上貼上怪物標籤的詆毀者。我們將看到深藏於這些人心中的觀念，並深入了解他們的意圖和詮釋，如何刻意將他者塑造成低人一等的怪物，而且會威脅到自己想像中的「正常」或「預設狀態」。如今，人類正急速奔向「怪物的事件視界」（monster-event horizon）。在過去，人們將他者妖魔化；而如今，愈來愈多有血有肉的人被企業剝奪基本人權、一舉一動遭到監控，或是被所謂的人工智慧取代。人類未來或許不會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會像電影《二○○一太空漫遊》裡的情節一樣，直接被彈出太空艙。那麼，在這個肉體活人成為累贅、甚至是礙事的「怪物」，在這個時代我們該如何過日子？正如科學作家艾德．楊（Ed Yong）在《五感之外的世界》這本介紹動物感官的作品中所說，我們需要善用好奇心與同理心，來面對無論是同存在地球上或甚至來自外太空的陌生事物。然而，我們也必須正視一點，那就是潛伏於陰影裡的怪物，可能就是我們自己。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編者按：今天的文章為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顧若鵬（Barak Kushner）為2016年1月八旗文化出版的新書《冷戰之海：美國在東亞水域的歷史、戰略與布局》所寫的推薦。這本書的作者為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的陳冠任(KJ Chen )。陳博士亦曾在劍橋大學與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歷史。《冷戰之海》是陳博士的第一本專書，原書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於2024年出版，目前已獲得日本第四十一屆大平正芳記念賞、北美海洋史學會約翰．萊曼圖書獎（世界海軍史），並入圍美國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總統史研究中心2025年最佳圖書。顧若鵬教授說：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於二○二一年封面報導所言，台灣正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陳冠任博士的著作，正清晰地為我們追溯出這些歷史現實的源由。下面請聽全文，文章標題為書評編輯所加。顧若鵬（Barak Kushner） | 台灣為什麼會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序《冷戰之海：美國在東亞水域的歷史、戰略與布局》陳冠任博士的第一部專著源自他多年穿梭於各國檔案館中進行的深度研究，成果豐碩，學養扎實，因而獲得多項國際殊榮──日本第四十一屆「大平正芳紀念獎」，以及美國「約翰．萊曼世界海軍史圖書獎」，被視為戰後東亞研究領域的重要里程碑，實至名歸。如今，本書的華文譯本問世，相信將能吸引全球華文學界與廣大讀者的關注。這部著作不僅是學術考究的結晶，更是文學與思想兼具的歷史敘事。首先，本書以流暢生動的英文撰寫，經過譯者的悉心轉譯，展現出既精確又富感染力的敘事風格，讀者既能獲得知識啟迪，又能感受閱讀之樂。陳博士承襲了西方史學的敘事傳統，以引人入勝的筆法，使歷史不再冷峻扁平，而是充滿了張力與人性光彩。其次，本書並非單純的軍事戰略研究，而是一部兼具政治、外交與社會脈絡的深度史學之作。作者細緻地描繪出戰後各方人物的行動與心境，呈現出東亞地緣政治在急遽變動中所面臨的矛盾與掙扎，像是戰後初期，美中兩國的政治與軍方領導人，無論是在國內決策圈或國際舞台，往往難以達成共識而不斷進行角力。因此，本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以宏觀視野探討美國的軍事戰略、海軍政策與外交方針如何在戰後與東亞地區形成緊密的互動關係。太平洋戰爭結束、美國獲勝之後，世界秩序也隨之重構。為何美國沒有撤離亞洲？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以及日本，又如何因應全新的地緣政治樣貌？這些探問即是本書的核心。杜魯門政府執政初期便面臨了一個厭戰且要求「讓士兵回家」的社會氛圍，然而嚴峻的戰略考量迫使美國必須重新審視其在亞洲扮演的角色。陳博士的研究突破了以美國為中心的主流史觀，而以跨國、跨區域的視角，探討「冷戰海域」的形成過程。他生動地描繪出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東亞權力格局的重塑過程，說明當代區域政治緊張的歷史根源。這種分析與比爾．海頓（Bill Hayton）在二○一四年出版的《南海：二十一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一書中的宏觀觀察相呼應，但陳博士更進一步深入探究劇變過程中的歷史細節──包括美軍在戰後為何選擇於中國沿海設置海軍基地，以及國民黨戰敗後此一策略的崩潰如何影響後續局勢。本書亦分析了戰後邊界重繪與權力轉移的內在邏輯──日本帝國的瓦解固然是變局的開端，然而美國作為西太平洋新的主導力量，其介入亦催化了整個東亞區域秩序的重整。而由於美國缺乏治理西太平洋的歷史經驗，其初期的戰略與評估也不得不隨著政治局勢而不斷修正。此外，陳博士的研究對當代「權力三角」格局的歷史前奏亦提出了深刻洞見，本書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諸多探討台灣在美國與東亞戰略中地位的著作之淵源，如艾默特（Bill Emmott）於二○二四年出版的《嚇阻、外交與台灣衝突風險》（Deterrence, Diplomacy and the Risk of Conflict Over Taiwan）等。然而，要真正理解當前的台海危機，必須回望日本帝國崩潰後的最初時刻，觀察美國如何制訂戰略，以應對其所認為的「共產主義滲透」。隨著中國的崛起與區域風險的增加，當代學界對地緣政治的討論日益熱烈。然而儘管國際關係學者有著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歷史研究則相對滯後，多以單一國家為分析單位，缺乏區域整合的視角。因此，陳博士的這本著作，正好為這樣的學術缺口補上了最重要的一塊拼圖。在具體層面上，陳博士深入探討了國民黨政權如何在主權問題上做出妥協、容許美國海軍自由進出中國港口以換取安全保障。美軍初至中國時，受到民眾熱烈歡迎，然而隨時間推移，其存在亦引發區域間的矛盾與不安。隨著內戰局勢的惡化，美國逐步放棄懲罰日本的初衷，將艦隊從青島撤出，轉而部署於沖繩。正如陳博士指出，自杜魯門至艾森豪以及其後的歷任美國總統，都持續面臨著「在國家安全、償付能力和軍事力量之間求得平衡」的艱難課題。太平洋在美國戰略中的地位隨時間而愈發重要。韓戰爆發後，美軍在該地區的存在不斷擴張，其基地更成為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的核心樞紐。陳博士更進一步指出，海洋法與漁業權等議題不僅是國際法規的問題，更是「冷戰競爭的晴雨計」。這項關鍵的觀點大大拓展了我們對戰後國際秩序運作機制的既有理解。陳冠任博士的這本著作為我們呈現出戰後東亞這段歷史的「上篇」，我們或可期待其續作，如何進一步帶領我們探討中國崛起後這些歷史力量的再現與延伸。畢竟，在陳博士進行研究的時期，中國仍是「沉睡的巨人」；而日本，多半充當美國的附庸與離岸基地角色。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此刻，中國已成為與戰後初期全然不同的政治實體，未來的研究將有助於理解這一歷史脈絡如何形塑今日的國際戰略思維。耐人尋味的是，雖然本書關注的是戰後初期與冷戰伊始的東亞局勢，但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地區迄今仍未脫離「國共內戰」的陰影。台灣與中國之間，無論是海峽或是領空，至今皆仍暗潮洶湧，而美國海軍（尤其是第七艦隊）的存在，也已持續八十年之久。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於二○二一年封面報導所言，台灣正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陳冠任博士的著作，正清晰地為我們追溯出這些歷史現實的源由。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二戰後，美國罗斯福总统新政（New Deal）擴大聯邦政府角色，主流冷戰自由派（如杜魯門、甘迺迪、詹森）福利國家、凱恩斯經濟，而美國保守派視之為集體主義與大政府威脅。不過，此時美國的保守派內部分裂嚴重：傳統主義者（如Russell Kirk）強調道德秩序、宗教、傳統共同體，反對純粹自由放任；自由意志主義者（如Friedrich Hayek）優先個人自由、有限政府、市場經濟，反對任何強制（包括道德強制）。兩派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1955年創刊）等平台激烈爭辯，甚至互相厭惡，這威脅保守運動的團結。正在此时，1962年，學者弗蘭克·梅耶出版《為自由辯護》（In Defense of Freedom），在這本書中，他系統提出「融合主義」：政治上保障個人自由（libertarian），道德上追求傳統美德（traditionalist），視二者互補——自由選擇方能實現真正美德，保存美國建國傳統（有序自由）與抵抗極權。這一理念回應了冷戰反共需求，團結右翼，影響1964年戈德華特競選總統與後續里根時代保守主流。1981年，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的演講中，讚揚了梅耶“從共產主義的枷鎖中掙脫出來，然後在寫作中塑造了一種傳統與自由主義思想的嶄新融合體——如今被許多人視為現代保守主義” 。在美國當代保守主義學者丹尼爾·弗林（Daniel J. Flynn）看來，弗蘭克·梅耶 (Frank Meyer)“如果不是唯一的建構者，至少是現代保守運動中的一名建構者”。這便是他2025年8月為梅耶出版的傳記《保守主義的創造者：弗蘭克·梅耶的不凡人生》（The Man Who Invented Conservatism: The Unlikely Life of Frank S. Meyer）的主旨。弗蘭克·梅耶1909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一個猶太裔家庭，早年深受馬克思主義吸引，1920年代末在英國牛津大學期間成為熱忱的共產主義者，1930年代積極參與英國與美國共產黨活動，甚至被視為英國共產學生運動的早期領袖之一。二戰期間，他逐漸對斯大林主義產生懷疑，1945年正式脫黨，在閱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後，徹底轉向反共與自由主義。1950年代中期，梅耶加入威廉·F·巴克利創辦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擔任資深編輯，成為保守派圈內重要人物。他最著名的貢獻是提出「融合主義」（fusionism），影響1964年巴里·戈德華特競選與1980年代羅納德·里根執政。他的思想奠定現代美國保守主義主流框架，至今影響右翼對自由與傳統關係的辯論。長期以來，梅耶常被視為《國家評論》圈的實踐協調者或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附屬，而非原創思想家；其早期傳記如2002年《原則和異端》(Principles and Heresies)雖肯定其融合論，但受限於檔案不足，深度有限，難以全面呈現其從共產主義者到保守主義轉變的戲劇性歷程。2025年丹尼爾·弗林出版的《保守主義的創造者：弗蘭克·梅耶的不凡人生》透過發掘長期遺失的梅耶檔案（包括15箱倉庫文件與施特勞斯等人的17封通信），超越了以往研究，首次完整重構梅耶生平：從英國共產運動領袖，到徹底離黨、反省極權主義，再到提出「融合主義」並參與組織了保守派機構（如美國保守聯盟、青年美國自由組織）。同时，这本书也將梅耶提升為現代美國保守主義的「建構者」，強調其思想如何在冷戰背景下調和右翼內部衝突、奠定里根式保守主流，並對當代自由-傳統平衡辯論仍有啟發。不少學人與保守派智庫（如獨立研究院Independent Institute、法與自由Law & Liberty、羅素·柯克中心Russell Kirk Center）評價其研究深度與新史料價值，故視之為填補梅耶研究空白的權威之作。在此之前，《波士頓書評》已獲弗林授權，翻譯刊登他的一篇重要文章《重新發現梅耶和施特勞斯》，此文展示且分析梅耶與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之間十年（ 1950s末到 1960s中）的書信往來，揭示了兩位右翼思想家的共同反共信念和對極權主義的深邃思辨。 弗林發掘的這些通信喚醒了沉睡六十年的思想火花，生動反映了冷戰危機下兩位思想家的心路歷程，對於理解美國保守主義起源具有重要意義。为此，书评还特别翻譯刊出了梅耶的著名政論《麥卡錫主義的意義》，該文寫於1957年，表現了梅耶對冷戰時期企圖與共產主義綏靖妥協的美國自由派人士的批判。丹尼爾·J·弗林（Daniel J. Flynn）是當代美國保守主義學人。他著有七部著作，現任《美國旁觀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資深編輯，並為《國家評論》網絡版（National Review Online）撰寫專欄，曾任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訪問研究員。近日，波士頓書評特約記者林遙磬，就他的新書《保守主義的創造者：弗蘭克·梅耶的不凡人生》（The Man Who Invented Conservatism: The Unlikely Life of Frank S. Meyer），約弗林做了一次訪談，回顧了梅耶對美國戰後保守主義的貢獻及其思想基礎，也對了解今天的美國右翼思想的變化和紛亂不無啟發。問： 您最初是如何對美國保守主義歷史的研究產生興趣的？又是什麼事情使您關注到弗蘭克·梅耶這一人物？答：過去我在《知識分子蠢貨》（Intellectual Morons）以及《保守派眼中美國左派的歷史》（A Conservativ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等著作中書寫美國左派時，便注意到一個現象：掌控學術界的進步派學者，往往會在其研究中鉅細靡遺地描述左派陣營中一些相當邊緣、甚至冷僻的人物或事件；與此同時，美國右派中的泰斗，卻往往缺乏傳記及學術關注。我感覺自己或許能填補這個因美國學界意識形態一元化而形成的空缺。至於梅耶本人，我一向喜歡書寫那些重要卻被學界忽略或遺忘的人物或事件。說來有趣，走進書店，你可以找到無數關於希特勒、林肯或凱撒的書籍；我們幾乎已經知道關於這些人物的一切了。然而我寧願書寫那些讀者應該知道、而實際上並不知道的人。梅耶正是這樣一個例子，他曾是英國學生共產主義運動創始人之一、後又協助締造了戰後美國右派。問： 在您看來，梅耶在戰後美國保守主義的創建與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答：梅耶兼任組織者與理論家的角色。就前者而言，他協助創立了多個至今仍然活躍的組織，例如美國保守派聯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與費城學社（Philadelphia Society）；就後者而言，他提出的核心思想——「融合主義」（fusionism）——描述且激發了巴里·戈德華特、威廉·F·巴克利以及羅納德·里根等人的政治思想。諷刺的是，梅耶正是在作為共產黨員活躍時磨練了組織才能，並開始構思他的主要觀念。他最廣為人知的身分，則是《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撰稿人，以及《為自由辯護》的作者；在那本書中，有限政府的學說得到詳盡闡述。問： 梅耶的保守主義思想，與較為知名、且在中文學界已有大量討論的保守主義代表人物（如羅素·柯克 Russell Kirk 與哈耶克 Hayek）相比，有哪些獨特之處？答：羅素·柯克認為，保守主義本質上是對意識形態的否定，它是一種有機發展的傳統，而非出自某位理論家的想象。他的哲學更像是一種心態，而不是一套政治方案；在某些方面，它也顯得歐陸式，是美國人陌生的。至於哈耶克，眾所周知，他拒絕「保守派」這一標籤，因為相比美國，該詞在歐洲語境中帶有更多國家主義（statist）的意涵；他所提供的則是一種適用於政治與經濟的自由意志主義觀點，但不同於柯克，並不延伸到生活層面。問：在我看來，梅耶在當代美國的學術界與公共論域中似乎已被遺忘。近幾十年來，美國是否仍有公共人物或政治家引用過梅耶的思想？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有哪些？答：在里根總統刺殺未遂事件發生前十天，他在「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發表演說，向協助其當選總統的戰後保守主義運動之思想先驅致敬。在所列人物之中，里根花在梅耶身上的篇幅最長，稱讚他「塑造了一種充滿活力的傳統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之新綜合——此綜合，今日許多人已經等同現代保守主義。」這樣的致敬可以說恰如其分。早在1960年，梅耶已對里根的當選做了預言，他對《國家評論》的同事說，他們或許要等到1980年，才能選出一位「自己人」入主白宮。1964年巴里·戈德華特競選總統失敗後，梅耶便成為里根早期支持者。他播下了思想種子幫助里根當選，卻未能親眼見到這些種子開花結果。問： 梅耶在二十世紀三○年代加入了共產黨。是什麼動機或思想因素促使他在那一階段走向共產主義？答：梅耶的母親篤奉猶太教，而他的父親則全心投入企業經營。梅耶擁抱共產主義，則同時反叛了母親的宗教與父親的資本主義。和許多投身共產主義的年輕人一樣，梅耶成長期間與他試圖改造的社會高度隔絕：他住在高級旅館，就讀私立學校，並依賴父母提供的生活津貼。他對自己聲稱要「拯救」的工人階級，實在一無所知。就讀牛津大學期間，他創立了一個名為「十月俱樂部」（October Club）的馬克思主義組織，隨後加入英國共產黨；不久後，他便升進黨的領導層，且受任為學生事務負責人，。他的激進行徑導致英國情報單位甚至英國首相之女盯上了他。結果不出意料，英國人把這個鬧事的青年驅逐出境。問： 哪些事件最終促使梅耶與共產黨決裂？這一決裂又如何影響了他後來對保守主義的論述？答：梅耶曾經招募他人前往西班牙內戰作戰、甚至赴死之後，他自己也試圖參戰對抗希特勒；然而，共產黨卻告知他，需要他留在國內。他覺得十分荒謬：一個不斷號召他人對抗納粹的政黨，卻阻止他親自投入戰鬥。而最終入伍後，他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他意識形態中至上的「無產階級」，則發現他們與馬克思的描述大相逕庭，比如說，他們並非急於推翻政府的潛在革命者。訓練期間，他受了傷，被迫退役接受醫療，這是十多年來他首次脫離黨的控制獨立生活。在休養期間，他開始質疑，然而質疑與共產主義向來無法相容。他閱讀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質疑隨之加深。其後，一封名義上來自法國、實際上發自蘇聯的「杜克洛信件」（Duclos Letter）宣告了二戰結束後冷戰的開始。梅耶認為，在如此血腥的戰爭之後再打一場戰爭，幾近瘋狂。他公開反對這份信件，並於1945年底悄然退出共產黨。問： 梅耶在批判二十世紀中期美國主流自由主義時，經常引用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及其著作《見證》（Witness），這一點可見於他的文章〈麥卡錫主義的意義〉。然而，大多數中文讀者對《見證》並不熟悉。錢伯斯是誰？《見證》在美國歷史上具有何種重要意義？在當今美國學界，錢伯斯仍然廣為人知嗎？答：錢伯斯是在《希特勒—史達林條約》簽署後與共產黨決裂的；而導致梅耶離黨的，則是由克里姆林宮操作的「杜克洛信件」。梅耶在公開的黨內體系中活動，而錢伯斯則從事間諜工作，他與阿爾傑·希斯交涉也是以此身份。希斯是一名新政時期的官僚，後來升任國務院高層。錢伯斯曾向羅斯福政府警告希斯是蘇聯間諜，但政府未予理會。戰後，當蘇聯從盟友轉為敵人，美國政要才開始聽信錢伯斯。錢伯斯撰寫了一部極為動人的回憶錄《見證》（Witness），描述自己原來堅信共產主義必將戰勝西方。而後卻改弦易轍，從前者轉到後者。錢伯斯與梅耶曾在《國家評論》短暫共事過。雖然他們共享的經歷超過編輯部中的所有其他人，在世界觀上卻有很大隔閡。錢伯斯是主流共和黨視角，梅耶則是右翼純粹主義者，而且他們各自認為對方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殘餘思維。問： 您在近期文章中提到，梅耶與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展開了一段持續數十年的書信往來。過去幾十年間，因劉小楓等知名中國學者的引介，施特勞斯在中文世界逐漸成為一個頗具爭議的名字。與美國學界相似，許多自稱為施特勞斯主義者的人圍繞施特勞斯思想的要義展開激烈討論。值得注意的是

2026年2月14日，美國司法部（DOJ）依據《愛潑斯坦文件透明法案Epstein Files Transparency Act》第3條，向國會司法委員會發出一封6頁信函，由司法部長Pam Bondi及副部長Todd Blanche簽署。這封信函對已公開檔案（主要為1月30日近350萬頁）的紅action總結與合規報告。信中強調：紅action僅基於保護受害者隱私、律師-客戶特權、審議過程特權等合法理由，未因政治敏感、聲譽或尷尬而隱藏任何官員或公眾人物。同時附上“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s”及政府官員名單，列出300多名在檔案中被提及者，強調出現不代表罪行，僅為各種脈絡（如新聞、郵件、社交）。在網絡上，有關愛潑斯坦文件的質疑、陰謀、攻訐幾乎鋪天蓋地，整個事件繼續政治化。然而，在這背後，更像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危機，以及對250年美國共和傳統的最深刻的背離。作為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粉絲，美國憲法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相信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時，必须把每一个人都假设为无赖，為此，在1787年6月18日美國製憲會議上，他發表了長達六小時的演講，既然人的本性不可改變，就必須通过制度让人们的“私利”服务于“公义”。這不僅是《聯邦黨人文集》的基本邏輯，更是《美國憲法》核心理念：權力的分散與制衡來防止暴政，同時實現主權在民。也正是在這個理念上，美國之父們設計出三權分立與制衡、代議製民主、聯邦製、憲政與個人權利等一套政治體系，以保證每一個公民的民主自由。這套民主共和制度，雖並不完美，但因其誠實地承認了人性的自私，並用一套複雜的齒輪（法律和制衡）將這種自私轉化為公共利益，而被世人称赞为人类政治智慧的杰作。然而，在愛潑斯坦案和文件中，似乎這一套齒輪停止了運轉，美國國父們精心設計的民主共和制度不僅沒有抵擋住“人性之惡”，而且還不知何時已經悄然改變，不禁讓人追問：美國的民主共和還在嗎？法治原則 vs 精英豁免美國憲法最根本的原則是法治（rule of law），而非人治。制憲者們希望透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設計，防止任何個人、家族或階層凌駕於法律之上。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确保了言论、集会、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正当法律程序等基本人权。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更是確保所有法律與行為符合憲法；彈劾機制、任期限制與權利法案等，都旨在限制權力濫用，讓權貴無法逃脫法律約束。然而，愛潑斯坦案卻嚴重挑戰了這一原則。2008年佛羅里達州對愛潑斯坦的「甜心協議」不僅豁免了愛潑斯坦，更是給了愛潑斯坦後面的精英們一份豁免。此後，隨著愛潑斯坦文件的逐步曝光，歐洲捲入名單的一些政要和權貴遭到問責，反而在美國，雖然文件提及多名高層人物——包括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現任唐納德·特朗普、比爾·蓋茨、萊斯利·韋克斯納、前參議員喬治·米切爾、前新墨西哥州長比爾·理查森、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著名律師艾倫·德肖維茨等，他們的姓名、飛行紀錄、通訊往來與島嶼訪客記錄多次出現，卻幾乎沒有一位因此面臨調查、起訴或公開問責。這種事實上的「精英豁免」，往往透過程序拖延、選擇性執法、證據處理、政治考量等多重方式實現。當法治原則在實踐中變成「對普通人嚴格適用，對精英高度寬容」時，憲政共和的基礎就遭到侵蝕。愛潑斯坦案件從一樁刑事犯罪，演變成需要總統親自簽署法案才能強制公開的國家級事件，這本身就顯示：常規司法程序已無法有效處理涉及最高層權貴的案件，美國的法治原則在精英階層面前已經呈現出雙重標準。三權分立 vs 司法癱瘓「精英豁免」其實也意味著司法的獨立性遭到了嚴重侵蝕。美國建國之父們在設計三權分立時，將司法部門視為最需要嚴格保護的環節。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中明確指出，司法是「最不危險的部門」，因為它既無財權也無軍權，只有「判斷權」。為了確保司法能夠真正制衡立法與行政，他們設計了兩項關鍵機制：一是聯邦法官「在行為良好期間」終身任職（good behavior），不得被任意撤換；二是法官薪資在任期內不得減少，以排除經濟壓力。這兩項設計的目的是讓法官只忠於憲法，而非忠於任何政黨、總統或多數民意。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更確立了司法審查權，使最高法院成為憲法的最終守護者。制憲者相信，只有獨立的司法，才能防止多數暴政與權力濫用，守住共和制度的底線。然而，縱觀從愛潑斯坦案，從2008年到2026年的整個過程，讓人震驚地看到美國司法獨立性已嚴重受損。2008年，佛羅里達州聯邦檢察官亞歷克斯·阿科斯塔（後來成為特朗普政府勞工部長）主導了著名的「甜心交易」。這份協議甚至未經受害者同意，事後被聯邦法官判定違憲，但當時的司法部卻選擇接受，這直接終止了當時FBI的調查，不僅豁免了愛潑斯坦，更是給了愛潑斯坦背後的精英們一張豁免金牌。自此，愛潑斯坦犯罪網絡繼續作惡十年。2019年，愛潑斯坦在聯邦監獄「自殺」後，司法部對監獄管理失職的調查同樣草草收場，關鍵錄像消失、守衛失職卻未受嚴懲。所有文件被封存。在經過幾年的政治鬥爭，而不是法律，愛潑斯坦文件才逐步公佈，這過程更是顯示出司法部的深度政治化。雖然國會以427比1通過《愛潑斯坦文件透明法案》，司法部在執行中依然多次拖延，公佈的文件大量關鍵內容被選擇性遮蔽、一些姓名與證詞仍未完全公開。整個過程顯示：當案件涉及最高層政治、經濟和社會精英時，司法部已不再是獨立於行政與黨派之外的「憲法守護者」，而是受政治考量、利益集團壓力與官僚慣性深度影響的機構。三權分立設計中最被寄予厚望的司法部門，已經難以獨立行使其制衡職能。這恐怕是對美國最危險的衝擊，其最可怕的後果之一可能就是起初美國民主共和制度設計者們所極力避免的暴政或是寡頭制的出現。民主共和 vs 寡頭政治美國建國之父們在1787年制憲時，刻意選擇了「代議制共和」（representative republic），而非古希臘式的直接民主。他們最擔心的是「多數暴政」與派系（faction）失控，因此設計了一套精心平衡的代議民主制度。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中明確主張：透過廣大國土與眾多人口，稀釋派系影響；公民不直接參與立法，而是選出「經過過濾」的代表來審慎決策。參議員任期六年、眾議員兩年，目的就是讓代表比普通民眾更有遠見、更能抵禦民粹衝動。這套設計被視為當時最先進的共和實驗，旨在實現「民治」的同時避免暴民政治。然而，代議制民主不是自動保險，而是一套脆弱的平衡機制，一旦條件崩壞，就可能退化成寡頭統治或暴政的工具。而這兩種跡象似乎在美國都隱隱出現。愛潑斯坦文件最刺眼之處在於：一個已被定罪的性犯罪者與人口販運者，竟然能在美國最高層權力圈中遊走二十餘年而未受實質阻礙，那些代議民主的「代表」代表的不是選民，而是這個隱形寡頭網絡中的權貴。愛潑斯坦文件中的名單，更是給人一種「深層政府（deeper state）」的感覺。文件顯示，愛潑斯坦長期維持一個跨黨派、跨領域的權貴網絡。名單中出現頻率高的有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現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比爾·蓋茨、萊斯利·韋克斯納、艾倫·德肖維茨、前參議員喬治·米切爾、前新墨西哥州長比爾·理查森、哈佛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等，幾乎涵蓋了美國政治、商業、學術與媒體的頂層精英。這些人分屬不同黨派、不同利益集團，卻能長期在同一私人島嶼、同一架飛機上往來，形成一個超越黨派界限的封閉圈子，有著超級的權力，且不承擔任何責任。在文件公開後，不僅無一人受到相應的懲處，反而展現出高度一致的集體防衛機制：幾乎所有人均採取「不記得」「從未參與」「僅有業務往來」的標準說法。這種跨黨派的集體精英的墮落，似乎更能說明問題：一個由億萬富豪、職業政客、頂級律師與學術明星共同構成的寡頭網絡，具有超出民主共和制度之外的權力。普通公民被徹底排除在外，既無法進入這個圈子，也無法透過代議機制有效監督它。美國，似乎漸漸从「多元制衡」共和转向「权力集中」寡头/金钱統治，而愛潑斯坦文件名單似乎成為一種暗示。這會是美國的未來嗎？公民參與 vs 黨派機器美國建國之父們在設計共和制度時，將公民參與視為共和精神的基石。托馬斯·傑斐遜更直言：「公民的參與是自由的靈魂。」他們設計的制度，如地方議會、公民集會、陪審團制度、選舉代表等，都旨在讓普通公民擁有實際影響力，避免權力集中於少數精英。聯邦制與權利法案進一步保障基層參與，讓公民在州與地方層面直接行使權利，防止中央官僚化。然而，兩百多年後，美國兩大黨（民主黨與共和黨）已變成自我封閉的官僚機構，只代表黨內專業機器、職業政客與利益集團，而非選民聲音。這種「機器」透過專業化、職業化的官僚控制選舉、決策與政策，壓制基層公民行動：黨內初選被超級PAC、金主與黨派機器操控，候選人必須先獲得黨內認可才能進入大選；國會議員的主要忠誠對象是黨派而非選民；政策制定權越來越集中在華盛頓環城公路內的專業說客、智庫與捐款集團手中。而公民參與卻被系統性邊緣化，選民只能在兩黨預先篩選的候選人間選擇。愛潑斯坦文件公開過程，正是黨派機器控制政治與選民的一個生動例子。2025年，特朗普總統簽署公開愛潑斯坦文件的法案通過時，看似跨黨派合作（427比1），但整個過程從頭到尾都被黨派鬥爭所主導，更像是一場政治拉鋸戰，兩黨都試圖將“真相”轉化為攻擊對手的武器：2019年愛潑斯坦自殺後，民主黨推動司法部與國會披露更多細節，指責共和黨（尤其特朗普時期）保護權貴；共和黨則反擊稱文件涉民主黨精英（如克林頓），一度拖延。2024年競選，特朗普多次承諾公開，當選之後又反悔；2025年7月，特朗普主導的司法部否認存在客戶名單，引發黨內反彈，這才引出《愛潑斯坦文件透明法案》的出現。2025年11月19日，特朗普簽署成法。然而，自文件陸續公開後，兩黨陷入了“各取所需”的指責戰——共和黨聚焦克林頓等人的名字，民主黨則緊盯文件中提及的特朗普社交細節，將原本的司法負責的工作轉化為兩黨互攻的政治武器，而真相卻再也找不到。而公眾關注的焦點也隨之迅速從制度性問題轉向黨派鬥爭，媒體也將討論導向「誰更壞」的消耗戰。無論公開還是不公開，決策權始終掌握在黨派機器與官僚體系手中，公民從未真正參與進來——沒有大規模公民請願、沒有跨黨派公民調查聯盟、沒有持續的基層抗議要求徹查所有涉案精英。當所有公共議題都被黨派框架預先設定，公民就只能成為旁觀者或黨派工具，無法真正行使參與權。愛潑斯坦文件本該成為公民覺醒的契機，結果卻淪為黨派攻訐的彈藥。這正是當前美國對共和傳統最深刻的背離：公民參與的理想被黨派機器所駕馭。思考與行動：這關於我們的世界與未來其實，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漢娜· 阿倫特便在《共和的危機》（Crises of the Republic）等書和其他一系列美國文章中，反復指出美國（乃至現代民主）的危機本質在於：公民參與萎縮、公共領域被黨派機器與官僚體系佔據、思考與判斷能力退化。然而共和的危機卻無法靠一紙改革方案解決，它只能靠每個人重新開始思考、判斷與行動，真正建立一種屬於人的公共生活。讓我們行動起來，因為這關乎我們的世界與未來。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编者按：昨天波士顿书评刊发日本自由撰稿人孔德湧的文章《从 “多党化”到“一强多弱”，2026日本政治“高市人气”如何形成的》，从日本政治基本框架和制度分析了此次日本大选中高市自民党历史性胜利和在野党阵营灾难性挫败的背后原因，以及日本今後的政治走向。今天，书评推出长居日本的政治学博士馬嘉嘉的观察，有合理性，更有不安与风险。文章首发其X账号@Forefront Society，书评获权转发，让读者有一个更完整的视角看日本大选。自民党在众议院碾压式胜利，简中舆论圈出现了意料之中的割裂局面。有人捶胸顿足，声称要打包离开日本。有人喜形于色说这是日本民主的胜利，是大和魂的觉醒（这部分人基本都居住在日本之外）。但这并不是一件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事情。高市政权的部分政策，本身也有合理性。比如，面对东亚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日本加强军备，在地区发出清晰信号，这是极为必要的。同时作为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的一员，面对来着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的系统性利用，持续增强防止渗透和认知作战的能力，也是迫在眉睫的议题。对于在日华人关心的“外国人政策”，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桥本直子老师，在选举前总结了各个党派在这方面的施策，其实自民党只能说是处在中间，它仍然强调“共生”，然后新推出了劳动育成措施，这些基础劳动力的在接下来5年的上限被设定为123万人，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这个议题上自民党比参政党更加现实。桥本直子老师对各党“外国人政策”的分类让人不安的到底是什么？但是从去年的7月参议院选举，到今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相信很多在日华人都感受了不安。这次从解散到投票极为短促的几乎没有任何“议题”（Issue）熟议的情况下，自民党斩获史无前例的胜利。出现这样的结果，让笔者想明白了那份惴惴不安到底是什么。那就是：民众显著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去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只占日本人口3%的外国人，突然成为舆论（特别是线上舆论）中的最热门议题。笔者还专门做过一期YouTube节目，逐一澄清那些谣言和假新闻的错漏之处。这些谣言包括担不限于：外国人涌入导致日本人的工资涨不起来、外国人增加带来治安恶化、外国人在东京创业可以拿到1500万低息贷款、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在增多、外国人占国民保险的便宜、领低保的三分之一都是外国人、新冠疫情是跨国企业引发的、外国人犯罪多数不会被起诉等等。参政党在这些话题的加持下，在“日本人优先”（Japanese First）的竞选口号的宣扬中，迅速集聚人气，等到传统媒体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是投票日的前一周。《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才陆续推出fact-check的专题来驳斥，厚生劳动省和官房长官不得不举行记者会来澄清谣言。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参政党实现史无前例的大跃进，斩获14个议席。而这之前它在参议院只有1个席位。厚生劳动省召开记者会澄清谣言当时媒体的采访里有一个印象，在参政党的支持人群里，全职主妇或者打短工的主妇为数不少。他们很多当然是经济上不宽裕，同时还有一个主流媒体忽略的细节：这些主妇往往一开始不关心政治，但是在智能手机和SNS、短视频APP普及后，刷手机消磨时间中，有意无意地接触了大量充斥着阴谋论和杜撰内容的信息，然后开始变得不安，为自己也为孩子，于是这才关注起政治来。而在所有的政党里面，只有参政党会谈论这些内容：疫苗阴谋、新自由主义阴谋、全球化阴谋、外国人侵蚀占领日本阴谋等等。去年去过平野雨龙和东京都反对外国人政策的集会，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年轻人并不多，三十代到五十代的人，是来参加集会的主要人群。而这个年龄带，和就业冰河期时代，几乎完全重合。事实上去年的很多采访和调查，也印证了类似的观察。这部分人，同样是在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大力支持高市内阁的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90年代初中期到2000年代初中期，被称为就业冰河期。这个期间的日本失业率陡升，首次进入就业市场的“新卒”中，非正规（非正社员，包括派遣、短工等）就职比例迅速增加。就职冰河期世代的正规就职率要比其他世代平均少10%-20%。如果一个是出生在80年代中期，正好在就职冰河期进入劳动市场，然后没能拥有固定工作，那么在他现在进入40代的时候，他的年收可能只有200万日元，而拥有固定职位的40代人的年收可达550万。这种差异是惊人的。之前看到过一篇对参政党支持者的采访，对方坦诚自己有发泄不满情绪的成分，记者诘问这样是不是对外国人不公平时，采访对象陷入了沉默不语。之所以要提去年的参议院选举，因为它是民意变化的一次预演。参政党旋风后，自民党总裁选，高市早苗在竞选演讲中大谈“奈良踢鹿”，已经暗示她的方针是“打不过就加入”。回到此次众议院选举。本次选举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年轻人对高市早苗爆发出了强烈的支持与喜爱。20代比30代更喜欢高市，10代比20代的喜欢还要更胜一筹。为什么呢？独立媒体ABEMA在自己的节目里采访了很多年轻人，追寻高市早苗受欢迎理由。年轻人给出的理由是：（1）“她好像可以为我们做点什么”（やってくれそう）。这是年轻人的普遍观感。“投给在野党，也感觉他们改变不了什么，还是投给高市早苗的自民党吧。”（2）“高市在大学生中间很受欢迎，因为以前首相都是念官僚递过来的准备好的稿子，但是高市不同，她可以斩钉截铁地用自己的语言阐释政策，并且施行。”（吊诡的是，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质询答辩时言及“台湾有事”，就是没有理会官僚在答辩稿上写的“不要提台湾”的提醒，而擅自发挥的结果。现在却意外成就了其强硬的日本撒切尔夫人形象）。还有年轻人说自己平时常看YouTube，经常会刷到高市早苗的竞选广告，她的强硬形象和口号（“让日本富强”）带来了好感。主持人追问：“这些可都是宣传呀？！”，这位年轻人讪笑着好像还不太明白“宣传（Propaganda）”意味着什么。高市早苗为自民党拍摄的众议院选举视频，在不到10天内浏览量就破亿，成为了“民意支持高市”的佐证，被广为传播。事实上花钱投流在其中功不可没。高市在2月8日投票的前一天，录了最后一支影片，上传YouTube后，有网友发现浏览只有五千多的情况下，点赞居然超过了一万。这都说明了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的钞能力。再就是年轻人把支持政治人物，看成是类似饭圈文化中的应援打Call（推し活）一样。特别是二十代三十代的人，作为互联网、SNS原住民，对待公共事务，比如选举的态度与做法，是他们在SNS世界里做法的扩展与延伸。自我的、私人的、虚拟的世界是主体世界，偶尔将眼光瞥向现实世界时，高市早苗通过TikTok、YouTube、Instagram、X、Line等成为了他们的应援对象。而这种情绪可以形成潮流，并且相互传染，“你也支持高市？我也是！”，在这样的节日氛围（お祭り）中，人们希望把自己的应援对象送上聚光灯的最中心、金字塔的最顶端！而在这种应援打Call的氛围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对于高市早苗个人和高市内阁有着特别的，来自性别上的支持。《朝日新闻》在选后对广岛市的自民党支持者200人进行了采访，其中30位女性在面对记者的镜头时，最先阐述的支持理由是：“同为女性我要应援她”“首位女性首相希望她加油”“意识到了男性和女性的区别所以支持她”等等。与饭圈文化中的应援打Call（推し活）相得益彰的，是现代SNS世界中的浏览量创富逻辑。大量的图文内容、视频内容被生产出来，浏览量越多收益越大，而只要有一台智能手机，打开手机摄像头就可以零成本生产情绪化的内容，点击发布按钮就可以零成本地传播勾人心弦的影像，传统媒体的内容进入到这样的内容池里，就像不会跳舞的中学生误入大学生舞会一样被挤来挤去，不被待见。2011年的时候，日本智能终端用户只有955万，日本推特（X）的月活人数只有670万。而到了2024年，日本的智能终端数已经突破2亿2千万，推特（X）的月活人数整整增长了10倍，达到6700万。同一时期YouTube的月活也超过7000万，而2024年日本的总人口只有1亿2400万，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与接受方式早已天翻地覆，这种革命式的变化带来的效应，也终于反映到政治选举中。在推特（X）上谈论外国人不遵守日本法律或者习俗、外国人交通肇事，或者抨击留学生挤占日本财政，这样的帖子可以轻松带来超过百万的浏览量，而认真讨论更重要社会议题（经济、财政、税收、利率等）的内容确法乏人问津。生产与传播耸人听闻的内容几乎没有成本，然后它带来的流量可以为始作俑者带来丰厚收益的时候，可以想象舆论场、以及人们的认知会被歪曲带偏成什么样子。前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在日本最大的自由职业匹配平台CrowdWorks上有人在招募制作“嫌中”视频的工作，总计有14个这样的招募，数据显示有30余人完成了相关契约工作。至于是谁以什么样的目的在制作这样的视频，外人无从知晓，但是情绪和生意相结合时，理性就被淹没了。这个时候，公金作弊议员无所谓，统一教会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无所谓，没有物价飞涨对策无所谓，财政纪律松弛带来日元贬值无所谓，总之在没有对一个一个具体的政策议题，进行任何有效的讨论—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讨论—的情况下，人们像过节一样喊着“高市、高市”，然后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候选人。这种情绪驱动（emotion-driven）而非议题驱动（issue-driven）的投票行为，着实让人不安。看见很多人（包括学者在内）说，这次选举结果反映了日本民主或者日本选民的“劣化”。笔者觉得这个帽子扣得过于道德高地，也有失偏颇。我们需要直面的是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扩散手段的剧烈变化，以及年轻人对于公共事务（比如选举）的体感变化。此次众议院选举，首次参选的“团队未来”，在只有2085名党员的情况下，居然有11位候选人当选。他们的党首也是著名的AI工程师、Youtuber安野贵博说，民主制度是在完全没有互联网、没有SNS的环境中被建立起来的，但是时代已经变了。他希望传统政党正视媒体与舆论环境的剧烈变迁，在新环境下从事政治工作。当然类似的现象不光出现在日本，最近中国著名的意见领袖罗翔老师，清空了所有的微博，然后在B站发布了一个短视频，谈及“当前的传播规律是一个‘后真相时代’，人们不关心真相，更关注情绪的满足，在这个时代共同的客观真理标准已经消失”“当我们放弃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把权力让给了那些拥有财富和魅力、创造奇观来取代真理的人”。这段言论可能可以解释罗翔清空微博的初衷——因为他自己发布的微博内容的解释权，在这个时代已经被拥有智能终端的观众们抢走了。罗翔谈论“后真相时代”淤塞感、变革志向与中国因素必须强调的是，对高市的支持是遍及全年龄层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群体。这种普遍的支持背后，离不开“失去的三十年”的淤塞感，以及日本国民希望跳出这种沉闷温吞，而产生的强烈的变革志向。同时还不能忽视中国给高市政权极限施压带来的反弹效果。90年泡沫破裂，日本陷入长期通缩，之后又跟随西方世界经历了03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和08年的黎曼危机，事实上2011年的311大地震又继续给日本社会以重创。民主党政权在2012年的选举中惨败，安倍晋三率领自民党第二次执政，开始推行“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逐渐从谷底向上攀爬，一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日经指数近四十年来的走势疫情带来的供应链紊乱和重组，再加上西方的去风险化，这些都迅速推高了极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的通胀水平。安倍经济学的长期量化宽松的负面效果，也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日元开始迅速贬值，东京的房价更是在短短三四年内翻了一到两倍。依笔者的个人观察，日本国民的“性情大变”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其中，特别明显的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进步的各种言说与叙事，迅速失去市场与空间。社会集聚了巨大的期待改变的势能。而高市首相的横空出世，让这种势能喷薄爆发出来。她承载了人们对于改变的巨大期待，人们蜂拥着把票投给她领导下的自民党，就相当于在说：请带领我们走出这沉闷的隧道吧！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强压，又让日本社会凝聚出了强烈的反抗意识。日本50代以下的人，一半以上甚至全部的生命历程，都活在一个与中国持续对立的舆论环境里。而高市早苗关于台湾的发言，她之所以无法撤回，是按照日本安保法案，如果美国参与战

编者按：2026年2月8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下议院）选举，高市早苗首相领导的自民党（LDP）取得历史性压倒性胜利，单独赢得316席（定数465席中的三分之二超多数），创下战后单党最多纪录；加上新执政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36席），执政联盟总计352席，确保议会主导权，党内“一强”格局确立。中文媒体，尤其台湾媒体多从中国威胁视角看待高市早苗的自民党压倒性大胜，认为北京的“战狼外交”、经济胁迫、军事威慑与认知战等强硬施压，反而成为高市的“超级助选员”，激发日本民众觉醒“中国威胁”的现实感，造就此次“高市旋风”和”政治豪赌“的成功。与从中国威胁、外部关系分析角度不同的是，日本自由撰稿人孔德湧，则从此次日本大选政党结构和近年来的日本政党变化历史出发，分析了此次大选结果背后选举制度和在野党的原因，并纠正了一些对日本政治的误解，比如“中道改革联合”误读。本文英文版What Happened in Japan’s 2026 General Election发在作者个人substack。中文版略有不同。作者授权并翻译。2月8日，日本举行了大选（众议院选举）。这次选举在许多方面都显得不同寻常。首先，上一次在1月或2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还要追溯到36年前。这个时期的选举意味着在豪雪地区，开展选举活动将面临极大困难。此外，距离上一届众议院选举仅过去了1年3个月。正式竞选期也只有16天，是战后日本短竞选期。选举结果同样史无前例。由高市早苗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在465个众议院席位中赢得了316席，创下了该党历史上最大的胜选纪录。加上执政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执政阵营目前共掌控352个席位，约占众议院总席位的75%。那么，日本2026年众议院选举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异常结果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它又向我们揭示了日本政治前景的哪些走向？2026年日本大选的基本结构首先，要对2026年日本大选的整体格局进行梳理。日本的“大选”本质上是指在两院制国会中，拥有法案与预算表决权和首相指名权优越地位的众议院选举。本次选举共争夺465个议席。在此，我将本次参选的主要政党大致划分为七个集团加以介绍：（1）作为执政党阵营的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2）作为自由派在野党阵营的“中道改革联合”（简称，“中道”）——此党是由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合并而成的；（3）作为中道右派的新兴政党的国民民主党；（4）作为右翼新兴政党的参政党与日本保守党；（5）作为传统左翼政党的日本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6）作为左翼新兴政党的令和新选组；（7）新兴政党中以运用科技推动政治改革为目标的“未来团队”（チームみらい）。上面所说的，“传统政党”指具备历史积累与组织性支持基础的政党。例如，自民党与日本共产党都属于典型的老牌政党。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虽然成立时间相对较短，但两者的政治渊源均可追溯至民主党，并且同样受到日本最大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简称“联合”）的支持。因此，它们也可被视为具有传统政党特征的政党。基于同样的理由，中道改革联合尽管是最新成立的政党，但由于同时获得“联合”以及日本最大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支持，也被归入传统政党之列。仅从政党数量，尤其是新兴政党的数量能看出，近年的日本政治带有着“多党化”的趋势。本次大选的主要看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a）由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及其联合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能否继续维持政权（为此，两党需要扩大议席，并掌握众议院过半数）；（b）为对抗现有执政阵营而成立的中道改革联合，能否扩大其议席；（c）在新兴政党之中，势头正盛的国民民主党（上述第3类）、参政党（包含于第4类）以及未来团队（上述第7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增加议席。在选举前，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与维新会在众议院的合计议席数为465议席中的232，无法安定地运营国会。在本次未进行改选的参议院中，执政阵营同样处于少数执政状态。决定解散众议院的高市首相明确表示，将以执政党阵营实现过半数为目标，若无法达成，将引咎辞职。但是，她并未明确表达本次大选的核心政策议题（尽管在1月19日宣布解散的记者会上，她表示“希望大胆挑战可能引发国论二分的政策与改革”，但并未具体说明究竟是哪些政策会引发国论对立）。为了对抗高市领导的自民党与执政伙伴维新会，在极短时间内，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合并而组成“中道改革联合”。其成立之电光火石般的速度，令日本政坛震撼。作为日本最大宗教团体·创价学会支持的政治团体，公明党曾与自民党维持长达26年的联合执政关系，而在2025年高市当选自民党总裁之际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另一方面，立宪民主党自2017年成立以来始终是最大在野党，是对抗自民党的主要力量。自民党的昔日盟友与其最大政治对手携手合作，其对日本政坛的震撼性不难想象。与此同时，国民民主党的动向也同样值得关注。国民民主党与立宪民主党同源于昔日的民主党，且同样得到日本最大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简称“联合”）的支持，因此可被视为“兄弟政党”。然而，国民民主党此次并未加入新党，而是在包括中道改革联合推出候选人的选区在内，大量推出自身候选人，采取了与“兄弟政党”正面竞争的独立路线。近年来，日本国内有关外国人的问题不断被放大讨论，排外主义情绪也有所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参政党借势迅速扩大了其影响力。由AI工程师安野贵博创立的未来团队，则被认为有望吸引对传统政治感到厌倦、并期待借助AI等科技手段解决政治诸多问题的年轻选民的支持。近年日本政治的曲折高市首相在就任仅约三个月后，便突然决定解散众议院。然而，在此之前，日本政治已经经历了一系列剧烈变化。在2023—2024年间曝光的政治资金丑闻，使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大幅下滑。2024年，时任首相岸田文雄放弃寻求连任，石破茂接任首相一职。然而，在随后的大选中，自民党的议席数从258席锐减至191席，即便加上当时的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也未能确保过半数席位。此后，受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持续加深。2025年参议院选举失利后，石破茂被迫辞职。就在新任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即将出任首相之际，与自民党联合执政长达26年的公明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这一事件可谓日本战后政治史上的重大转折。原因在于，在采用单一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的现行选举制度下，自民党长期依赖拥有创价学会的强大组织票的公明党支持，才能维持政权。（参见：Why Did Japan’s Longest-Ruling Coalition End?）日本自1996年众议院选举起，引入了单一选区制。在该制度下，无论得票率高低，每个选区只能产生一名当选者，因此被普遍认为更容易促成政权更替。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几乎长期主导日本政治。因此，形成一个可以对抗自民党的政党，一直是众多政治家与政治改革论者的梦想。自民党一方面通过与公明党的联合执政来稳固政权，另一方面，多个在野党合流，于1999年成立民主党，力图实现政权更替。2009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实现了日本首次在“两大政党制”框架下的政权更替。然而，民主党在执政期间的表现不佳。2012年，自民党在安倍晋三的领导下重新执政。被选民失望的民主党此后不断动荡，历经曲折，最终分裂为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同样继承了民主党时期的支持团体“联合”的支持，但两党的战略却大相径庭。立宪民主党，更倾向于“对抗自民党”，在政策上主张安倍政权时期通过的安保法制违反宪法，并提出全面废除核电等左派色彩浓厚的政策。相较之下，国民民主党则提出“对决不如解决”，在某些议题上表现出与自民党合作的姿态，强调强化国防、支持重启核电等更为现实主义的政策。此外，国民民主党的显著特征为，以“增加（民众的）到手收入”（手取りを増やす）为口号，主张减税与积极财政政策。虽然立宪民主党一直保持在野第一党的地位，但在2024年大选中，国民民主党将议席数从7席扩大至28席，迅速提升了存在感。另一方面，自2025年起，外国人问题在日本社会中频频被提及。在这一背景下，以“日本人优先”为口号的参政党迅速崛起。自民党内高市早苗的登场，可以说反映了选民对经济低迷的焦虑、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对外国人问题的担忧。无论是在主张积极财政、减税等经济政策，还是在对外国人问题采取强硬态度、推动修宪等方面，高市早苗都可被视为一位鹰派、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人物。尽管高市政权是在长期执政伙伴退出联盟的不安局势下启动的，但自成立以来的三个月内始终维持着较高支持率。除稳固的保守派基本盘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她也获得了无党派选民的支持。她的直率、易懂的言行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一些女性选民甚至模仿她的穿衣风格，形成所谓的“早苗活”（サナ活）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宣布组建新党可谓晴天霹雳。对于试图在野党尚未充分完成选举准备之际实施解散的高市自民党而言，两党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新党组建，显然出乎预料。从1月9日《读卖新闻》报道政府考虑解散众议院，到14日晚《朝日新闻》披露立宪—公明新党成立的消息，仅隔五天；16日，新党正式定名为“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的党魁·野田佳彦和公明党的党魁·齐藤铁夫共同担任“中道改革联合”的党首。此前，支持率低迷的立宪民主党，以及虽然已退出执政联盟、但在基层层面仍与不少自民党议员保持密切关系的公明党，这两党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拥有创价学会强大组织票的公明党的选举战略，一直饱受关注。《朝日新闻》的推算显示，如果以2021年自民党大胜时的得票数据为基础，只要公明党选票中有五成流向立宪阵营，立宪在单一选区中获胜的数量就可能翻倍。因此，两党选举合作所带来的效果成为本次选举的重要看点之一。由于中道改革联合的政策以公明党的立场为基础，这对立宪民主党而言意味着重大的政策转向。此前在自公联合执政时期建立的安保体制被视为合宪，核电也被重新接受。许多分析认为，在当前政治环境下，立宪民主党若要生存，转向更为现实主义的政策路线已不可避免。此外，同样拥有“联合”这一支持基础的国民民主党动向也受到关注，但该党最终并未加入新党，而是选择采取独立战略，大量推出独自候选人，结果在许多选区与中道改革联合形成正面竞争。参政党同样在众多选区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2026年大选的结果最后，在2026年大选，自民党获得了316个议席，单独取得了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这意味着，即便法案或预算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只要在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相关议案仍可获得通过。此外，316席也是战后日本政治史上，单一政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所取得的最多议席数。观看各个选区，自民党同样达成了压倒性胜利。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自民党在31个实现了对所有小选举区的全面胜利，其中既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等人口众多的地区，也包括冲绳县等传统上自民党并不占优势的地区。日本维新会的议席数也小幅增加。此外，由于自民党在比例代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数量过多，而候选人数不足，最终不得不将14个议席让渡给其他政党。也就是说，自民党在理论上本应获得的议席数为330席。中道改革联合则遭遇了灾难性的挫败。该党仅在7个小选举区中获胜。甚至连原本拥有稳固地盘的重量级议员在内，也有不少人落选。若进一步观察其内部构成，我们可以发现，原公明党的议席数略有增加，而原立宪民主党的议席数则从选前的148席锐减至21席。这一结果，源于两党合并时将公明党的候选人全部安排至比例代表名簿的决定。在日本的选举制度下，候选人可以同时参加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在小选举区落选，仍有可能通过比例代表“复活”当选。然而，由于公明党候选人占据了大量比例代表名额，导致立宪民主党落选候选人通过比例代表“复活”的空间被严重压缩。尽管中道改革联合以49个议席勉强维持了在众议院的“第一在野党”的地位，但这一数字甚至未能达到提出内阁不信任案所需的51席。在这个意义上，中道改革联合可以被视为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最弱的第一在野党。国民民主党虽然未能实现最初设定的51席目标，但仍小幅增加了议席数。从小选举区来看，该党在8个选区中获胜，成绩超过中道改革联合。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政策上与主张积极财政和减税的高市自民党存在诸多重叠，因此在这次选举面临了重大的挑战。但整体而言，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the role of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significantly expanded under the impetus of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s New Deal. Prominent Cold War politicians who are generally classified as “liberal,” such as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championed the welfare state and Keynesian economics. American conservatives, however, felt threatened by what they perceived as the liberals’ collectivism and big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American conservatism saw many internal divisions. Traditionalists, such as Russell Kirk, emphasized moral order, religion, and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nd opposed unbound laissez-faire individualism. Libertarians, such as Friedrich Hayek, put at the forefront individual liberty, limited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economy, while opposing all forms of coercion—including moral coercion. The two camps debated fiercely in venues such as National Review (founded in 1955), and often openly expressed disdain for each other. The unity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came to be endangered as a result.At that juncture, in the year of 1962, a scholar called Frank S. Meyer published In Defense of Freedom. In this book he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fusionism,” arguing that tradition and liberty are complementary, insofar as it is possible to safeguard individual liberty in politics, as advocated by libertarianism, while maintaining traditional virtues in morality, as demanded by traditionalism. In sum, according to Meyer, only through free choice can true virtue be realized. Meyer above all sought to preserve the tradition of “ordered libert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founding and to shore up resistance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His doctrine, conceived in response to the Cold War anti-communist agenda, helped to unite the American Right an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Barry Goldwater’s 1964 presidential campaign as well as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of the Reagan era.In 1981, Ronald Reagan, speaking at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CPAC), praised Meyer for breaking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communism, and fashioning “a vigorous new synthesis of traditional and libertarian thought—a synthesis that is today recognized by many as modern conservatism.” As a present-day American conservative scholar Daniel J. Flynn puts it, Frank Meyer was “if not the sole architect, then at least an architect of the modern conservative movement.” This is the key thesis of Flynn’s latest biography, published in August 2025, The Man Who Invented Conservatism: The Unlikely Life of Frank S. Meyer.Frank S. Meyer was born in 1909 into a Jewish family in Brooklyn, New York. Deeply attracted to Marxism in his youth, he became an ardent communist while studying at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late 1920s. In the 1930s, he took part in Communist Party’s activities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n became an early leader of the British communist student move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however, he became skeptical of Stalinism and formally quit the party in 1945. And after reading Friedrich Hayek’s The Road to Serfdom, Meyer consummated his turn to anti-communism.In the mid-1950s, Meyer joined National Review, founded by William F. Buckley Jr., as a senior editor and became a key figure in conservative circles. His most famous contribution was the formulation of “Fusionism,” which had a formative influence on Barry Goldwater’s 1964 campaign and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in the 1980s. Meyer’s ide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mainstream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d continue to shape debates among conserva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erty and tradition.For a long time, Meyer was seen merely as a coordinator within the National Review circle or as a subordinate to Buckley, rather than as an original thinker. Early biographies such as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2002),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importance of Fusionism, were hampered by insufficient archival materials and did not plumb the depth of Meyer’s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from a communist to a conservative.Flynn’s 2025 book, The Man Who Invented Conservatism: The Unlikely Life of Frank S. Meyer, goes far beyond previous scholarship by uncovering long-lost Meyer archives, which include fifteen boxes of warehouse documents and seventeen letters exchanged with Leo Strauss and other notaries. The book is the first total examination of Meyer’s life: from being a leader in the British communist movement, through his complete break with the party and reconsideration of totalitarianism, and finally to his articulation of Fusionism and key role in launching conservativ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 and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Notably, in the book, the author elevates Meyer to the rank of a founder of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 He highlights how Meyer’s ideas resolved the internal conflicts on the right in the Cold War an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Reagan-era conservatism. The book abounds with insights for

2026年1月30日，美國司法部根據《愛潑斯坦文件透明法》（由特朗普總統於2025年11月簽署）公開超過300萬頁與傑弗里·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相關的文件，牽涉全球眾多權貴人物，從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現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英國王子安德魯、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以及金融大亨萊斯·韋克斯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等。這些精英不僅與愛潑斯坦有密切往來，包括搭乘他的私人飛機「洛麗塔快車」、造訪他的私人蘿莉島，甚至連哈佛前校長薩默斯都和他談最隱秘的私事。關於愛潑斯坦文件的內容和牽涉到的精英人士，本文不再贅述，只是指出一個奇怪的現象：為什麼愛潑斯坦醜聞沒有撼動美國政治？按常理說，或是按照過去政治的經驗說，這樣可怕的醜聞應引發政治地震，導致政要下台、制度改革，甚至社會運動。然而，事實上並未如此。在美國，儘管2025-2026年間檔案陸續解密，揭露更多細節，但沒有任何政要人物面臨刑事起訴或辭職壓力。更奇怪的是，愛潑斯坦早在2008年便定罪，然而，世界眾多精英依然熱衷與他交往，愛潑斯坦還越做越好。為什麼會這樣？2021年，《邁阿密先驅報》（Miami Herald）資深調查記者茱莉亞 布朗Julie K. Brown出版針對愛潑斯坦的紀實著作《Perversion of Justice: The Jeffrey Epstein Story正义的扭曲：杰弗里·愛潑斯坦的故事》。這本書以布朗2018年11月的「Perversion of Justice」三篇系列報導為基礎，擴展成完整敘事，揭露了愛潑斯坦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裡，如何運作全球未成年性販運網絡，針對弱勢少女（多來自破碎家庭）進行性剝削，並將受害者轉化為招募者，卻屢屢逃脫嚴懲。2005年3月，佛羅里達州棕櫚灘（Palm Beach）警方展開對Jeffrey Epstein的調查，一切源自一名14歲女孩的家長報案，指控她被愛潑斯坦在豪宅內性侵。女孩稱自己被一名年長女孩帶去愛潑斯坦宅邸，按摩時被迫裸體並遭性侵犯。警方隨後展開長達13個月的臥底調查，訪談多名少女受害者（多為高中生，部分年僅14歲）。2006年5月，棕櫚灘警方準備以多項未成年人性侵罪起訴愛潑斯坦，但州檢察官Barry Krischer卻將案子送大陪審團審理。7月，大陪審團僅以一項拉客賣淫罪起訴愛潑斯坦，警方強烈不滿，指控檢方給予特殊待遇。2006年7月，愛潑斯坦被捕；2007年9月24日，聯邦檢察官亞歷克斯·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與愛潑斯坦於2007年9月24日簽署的文件（Non-Prosecution Agreement，NPA），於2008年生效。這份非起訴協議極為寬大，讓愛潑斯坦逃過聯邦重罪指控（包括性販運未成年人，可能判終身監禁），轉而僅在佛羅里達州法院認兩項輕罪：「拉客賣淫」與「招募未成年人從事賣淫」，後者要求他註冊為性犯罪者。協議規定愛潑斯坦需向州法院認罪，並建議法院判處總計30個月刑期：連續18個月縣監獄（12個月+6個月），後接12個月社區控制（community control，即居家監禁）。實際上，他僅服刑13個月（多數時間採工作釋放，白天外出）。這個條款更關鍵的地方是：聯邦政府承諾不對愛潑斯坦提起任何聯邦指控（限南佛羅里達聯邦地區），終止FBI調查，不追究2001-2007年間所有相關罪行；更廣泛地豁免四名已知共犯（Sarah Kellen、Adriana Ross、Lesley Groff、Nadia Marcinkova）及「任何潛在共犯」（any potential co-conspirators），阻斷追查其他涉案權貴。協議秘密進行，未通知或諮詢受害者（違反犯罪受害者權利法），受害者無法參與或反對。Epstein需放棄上訴權（除超額刑期外），並提供文件給聯邦檢方。這份協議被批評為「前所未有」與「不可辯護」，因此，被媒體與公眾稱為「世紀甜心交易」或「終極甜心協議」布朗詳盡追蹤這筆交易背後的運作：愛潑斯坦動用巨額財富、頂尖律師團隊（包括Alan Dershowitz、Ken Starr等）、政治人脈與恐嚇手段，操縱檢察官亞歷克斯·阿科斯塔等，而協議達成期間，受害者被蒙在鼓裡、無法發聲。書中追蹤逾60名受害者故事，實際上，這份「甜心交易」違反了《犯罪受害者權利法》（Crime Victims’ Rights Act），因檢察官未通知受害者或讓她們參與談判。受害者後來為此起訴，2019年法院裁定違法，但協議無法撤銷。檢察官阿科斯塔也未受刑事懲罰，僅於2019年辭去特朗普政府勞工部長職位。如今再看2008年的「甜心協議」（sweetheart deal），最黑暗的一句便是授予愛潑斯坦及其所有潛在「共謀者」（co-conspirators）聯邦豁免權，這意味著任何涉及的權貴都不會被曝光，比如比爾·克林頓、特朗普、王子安德魯等。因為從事後時間線來看，比爾·克林頓與愛潑斯坦的關係可追溯至1990年代初（1993年有白宮合照），2002-2003年間搭乘愛潑斯坦私人飛機（「洛麗塔快車」）至少4次國際旅行（總計26個航段），涉及克林頓基金會工作。最後一次已知飛行在2003年11月。當然，還有2016年成為總統的特朗普。特朗普與愛潑斯坦1980年代末相識，1990年代社交密切，包括多次搭乘其私人飛機、共同出席派對。特朗普2002年稱其「了不起的傢伙，喜歡年輕美女」。2004年因房產爭執決裂。如今，隨著文件的逐步解開，可以清楚看到，2008年的這份「甜心協議」不僅豁免了愛潑斯坦，更是給了愛潑斯坦後面的精英們一份豁免。然而，隨著愛潑斯坦文件中揭露的細節越來越多，很容易發現，愛潑斯坦運作的遠遠不只是一個全球未成年性販運網絡，而是一個由極端財富和頂級權貴交織而成的全球腐敗精英網絡。擁有來源不明巨額財富的愛潑斯坦，長期透過私人飛機、島嶼招待、捐款與商業往來，維持與全球頂層人物的密切關係。這個網絡橫跨多個領域：美國前總統和現任總統、、科技與商業巨頭（如比爾·蓋茨、埃隆·馬斯克）、歐洲政治領袖（如挪威前首相托爾比約恩·賈蘭、前外交部長博爾格·布倫德、英國前工黨領袖彼得·曼德爾森）、俄羅斯普京、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銀行高管（如摩根大通相關人員），甚至學術界與科學家。文件顯示，這些交往不僅限於社交，還涉及禮物交換、商業諮詢、簽證協助與財務互動，或許還有更多不知道的秘密交易。愛潑斯坦的網絡已經遠遠超過戀童癖或個人道德敗壞，更是跨國精英腐敗的樞紐。他透過私人島嶼、飛機與不明巨額資金，連接俄羅斯寡頭、西方政要、以色列情報與海灣王室，形成互惠網絡。他提供金錢、情報、年輕女性，換取保護與影響力。精英明知其2008年定罪，卻「視而不見」，繼續交往，因為交往帶來投資、聲望與秘密資源。而這些精英似乎達成一種「共謀」，不僅對犯罪行為視而不見，甚至還樂得其中。也正是這樣的共謀，不僅在2008年為愛潑斯坦的犯罪行為直接提供了一個豁免金牌，更是其長達幾十年運作這個腐敗精英網絡的成功密碼。2018年11月，布朗的三篇系列報導「Perversion of Justice」發表後，迅速在社交媒體病毒式傳播。僅數日，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即重啟調查；2019年7月6日，愛潑斯坦在紐澤西機場被捕，面臨聯邦性販運未成年人與共謀罪名的指控。8月10日，愛潑斯坦奇怪地死在獄中，並草草認定為自殺。之後，隨著愛潑斯坦文件的公佈，歐洲多位政商名人因與愛潑斯坦的往來曝光而辭職或遭調查，如英國前大使彼得·曼德爾森因涉嫌向愛潑斯坦洩露敏感政府資訊，已被首相解僱、辭去上議院席位，並面臨警方刑事調查；挪威前首相托爾比約恩·賈蘭因收受禮物與貸款涉嫌加重腐敗，正接受經濟犯罪單位調查；斯洛伐克前外交部長米羅斯拉夫·拉伊恰克辭去國家安全顧問職務；法國前文化部長傑克·朗因長期聯繫及稅務問題遭調查並辭職。其他如瑞典、挪威外交官停職、英國安德魯王子早前失去王室特權。但尚未有任何人因性犯罪直接定罪或入獄。然而在美國，美國司法部和聯邦檢察官多次表示，文件審查後沒有發現可起訴第三方的可靠證據，也無所謂的「客戶名單」存在。副檢察長Todd Blanche在2026年公開說明，這些發布不會導致新起訴。唯一因愛潑斯坦案被定罪並服刑的是愛潑斯坦的長期合作夥伴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以及神秘自殺的愛潑斯坦本人。1月29日，司法部宣布，此次發布超過300萬頁文件，包含逾2000段視頻及18萬張圖像，總計約350萬頁，這是迄今最大規模的公開，涵蓋佛羅里達、紐約案件、麥克斯韋審判、死亡調查等多源材料。副檢察長Todd Blanche表示，司法部已審查逾600萬頁（over 6 million pages）「潛在相關」文件（potentially responsive），已經發布約一半，其餘近300萬頁因涉及兒童性虐待材料、受害者隱私保護或其他豁免（如國家安全、特權）而被扣留，已經發佈的也大量塗黑。批評者為此質疑司法部為保護權貴而有所隱瞞，國會議員要求查看未塗黑版本。那些未公開的文件裡還有誰的名字？被塗黑的影響和文字背後掩蓋的是誰呢？愛潑斯坦文件為何無法公開並透明呢？這背後是否也有一份「甜心協議」？2008年的這份「甜心協議」被輿論視為「精英豁免」（elite impunity）典型。2018年11月，記者布朗在系列報導中形容「前所未有且不可辯護的寬大」（completely unprecedented and completely indefensible）。美國法學教授Denna Fraley批評協議「秘密進行、違反受害者權利」，主張適用契約法「不合情理原則」（unconscionability），應宣告無效並撤銷，因為隱瞞受害者並優先保護權貴，構成「國家恥辱」。最奇怪是愛潑斯坦文件裡的精英們似乎都在和愛潑斯坦撇清關係，聲稱並不知情，或是沒有去過他那個臭名昭著的島。這很容易想起在極權之下生活的哈維爾說的一句話：「我們知道他們在撒謊，他們也知道他們在撒謊，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撒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撒謊，但是他們依然在撒謊。」可是，這是美國呀？所以回到本文的問題：為什麼愛潑斯坦醜聞，沒有撼動美國政治？其實，筆者無法回答。或是無需回答。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二十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但未來的中國會何去何從？是完成「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處處窒礙，險路難行？二百五十年前，清帝國的國力在十八世紀達到鼎盛，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西藏、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今日有些歷史評論家認為，當中國再度崛起之後，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這是中國追尋的目標，然而這可能達到嗎？又应该如何理解中國為何如此的「躁動不安」呢？八旗出版在2026年2月推出挪威歷史學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躁動的帝国：從清帝國的普世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部250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史》的全新修订本。即使二百五十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文安立仍認為「今天的中國，是民族主義掛帥，而非普世主義當家」，而這將讓中國重回孤立的老路，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本文为这本书的绪论《帝国》，出版社授權。二十一世紀開始之際，中國正愈加朝全球事務的中心移動。身為全世界人口最多、面積也名列前茅的國家，即使它在歷史上也曾有罕見地衰弱、分裂或貧窮的時期，中國仍一向受到各方矚目。今天，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相信中國已走出相當無力的時期，集聚了不尋常的國際力量。經常有人預測，中國將在二十年內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社會科學院預估，屆時中國將是世界科技重鎮，將消除其十五億多人口的貧窮問題，並將預期壽命提升到八十歲。但同時也有人，尤其是鄰近國家，深怕中國將加強軍事力量以逼迫鄰國服從它的意志。然而，即使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大幅成長，但我們從歷史上仍可看到，中國要通往的未來可能不像若干專家所認為的那般平順。在共產黨統治時期，以及中國更深層的歷史時期（在帝國與專制統治者之下數百年的獨特發展）都留下了極深的歷史裂隙，未來的領導人必須小心謹慎才能達到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目標。在今天狂熱追求進步的表面底下，有些暗流和斷層可能把中國帶離我們目前追求的方向。這些其他道路對中國及世界而言或許是正面，或許是負面，誰也不敢斷言。但是鑑於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已經取得的重要地位，我們姑且不談不利的那一面。這些因素有些要歸結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些則與它無關。中國和許多鄰國的關係、和美國的關係，乃至於中國人民的信念和世界觀、中國組織其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方式，以及它的經濟和資源需求，在在攸關我們了解它的軌跡。但是，中國和世界的界線並非一直清晰可見。在內與外之間的交會處，存在著一些中國精神地圖上最為重要的部分，例如國界、僑居外國人口、種族、貿易和思想交流。談到大國時，當你湊近一瞧，其邊界往往模糊不清。當內與外的分界淡化，剩下的中國就是跨國的、甚至全球性質的中國。如果說邊境上的界線是模糊的，那麼時間的劃分恐怕更加模糊。往日鮮明鐫刻在中國的精神地圖上，決定了中國今天絕大多數的做法。因此歷史對中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影響遠比我所知的其他文明來得更直接。今天，這些東西很少是公式化的，因為中國人未必會拿過去的事件和目前的事件做鮮明的對比。例如說，在當今世代，很少有中國人在省思當前國際局勢時，會去想到戰國時期（西元前四七五年至西元前二二一年）的事件。但是他們有關「義」、行為準則、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一類觀念，卻是在好幾百年前就已形成。雖然我們不可能依據這個過去預測中國的未來，但我們卻必須了解它們，看待將來時至少有些指引。本書試圖對中國過去二百五十年的對外關係做一簡明綜覽，但在一開頭，先簡略談談更久遠的過去之遺緒，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我們首先必須處理一個「大哉問」：我們在這裡討論的「中國」，在歷史地理和文化上，究竟指涉的是什麼？坦白講，我愈是研究中國，愈難以捉摸其定義。過去二千年，中國是個帝國，不是個國家，而且是個非常開放、邊界非常不固定的帝國。它的居民，直到近年，都是以他們所屬的文化做界定，而非以外表長相或先祖來界定。能讀、能寫漢字（但未必要能說朝廷流行的官話）是這個文化的關鍵，不論他們是外國人、奴隸、農民、女性或被征服的部落，能通漢字即在「內部」，不通漢字即在「外部」，或至多在邊陲。或許由於中國人的文化精英主義，國家一直是他們最關懷的重心。哈佛大學歷史學者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正確地提醒我們，別認為當代中國的一切都源自過去。他說：「中國文化最顯著的一項特色，或許就是政治秩序被視為中心，分量極重。」認同國家，並盡可能地為之效勞，是中國人二千年來的圭臬。即使不斷企圖躲避國家機器的人（不論是十世紀的佛教徒，或是二十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必須與政治秩序對抗。走遍全世界，你都看不到這樣井然的秩序，包括俄羅斯或中國的亞洲鄰國，前者有一套自己的尊崇國家的思維，後者則全都接受一部分中國人的國家觀念。中國發源於黃河流域，起先有許多小邦，集體自稱「中國」。漢朝有個大一統的帝國，國祚從西元前二〇六年至西元二二六年，大約相當於西方的羅馬帝國時期。中國的核心部分一向面朝東方，望向黃海，即使一千至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宋朝把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完全納入版圖後，也沒有改變其核心。我總是用一幅凹凸起伏的地圖向學生解說中國如何從設在東部的首都看待帝國本身。帝國的西陲是高山和沙漠。西南最富庶的四川省，也只能從東側狹窄的山隘進入。南方非常遙遠，必須跨越大川、跋涉河谷。北方則有數不清的敵人，即使帝國擴張到北方，也仍會威脅到中國內部的強大族裔團體。所以，除了少數例外，權力中心留在東方，許多朝代都把都城設在黃河附近。十四世紀以降，政治中心就在東北方的北京和長江畔的南京之間移動。本質上，中國背倚歐亞大陸中部，這個方向對中國的對外關係有極大的影響。以上就是一般對中國的概述，不過我個人認為：中國既是一種文化、一個國家，也是地理核心；環繞著它的認同、疆界與宗旨，長久以來不斷變動與調整。的確，中國的概念之所以能綿延長久，原因之一或許就是它的不定形和具有爭議性。每一代中國人都在掙扎著，既要賦予它與自身世代相關的意義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同時又要從既往的歷史中汲取意義。在過去二百五十年中，國家、儒家文化與地理等深刻的歷史遺緒，都出現在界定中國及賦予中國人方向感的重要名詞之爭中。「義」（Justice）的概念即是一個重要詞語，它是影響漢朝初年以來中國政策的關鍵儒家思想。在大哲孔子（西元前五五一年至西元前四七九年）以及和他時代相當的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心目中，「義」即是家庭之內、國家之內，以及國與國間適當、和諧的關係。根據儒家傳統，統治者的誠信比任何形式的程序正義更重要。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今天的中國人認為過去二百年外界對中國「不義」，這股委屈一直是中國國際事務的主軸。規則和儀禮是中國許多思想系統（不僅限於儒家思想）中重要的部分。這些規則是由中國精英為自己制訂，用以規範在他們底下的人。這些概念大部分清楚地界定出階層，也訂出社會各階層成員相互的責任與義務。十九世紀世界大變化之際，許多中國人認為，他們被迫要加入以西方為首的國際新社會，其紊亂大於規律。追尋國際事務的通則因而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幹，即使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很容易接受對他們有利的規則，而不願接受不利於己的規則。一種自居中央的意識也是中國人思維極重要的成分。中國的鄰國自古以來接受中國文化的成分，也確立了中國一向居於宇宙中心的哲學。伴隨著中國在東亞居於最重要角色的信念，出現一種責任意識：中國是東亞區域不可或缺的大國。由於這個原因，有些中國人發現自己很難了解另一種不同的世界觀。這裡頭有些諷刺，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候都能開放接受外來思想，卻仍堅持認為中國思想可以絕對普遍地適用於天下。這源於一個人自我中心的信念與心胸狹隘、不知寬容，因此在中國歷史最關鍵的時刻，成了阻撓外交事務的障礙。在思考中國外交政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時，千萬記住「義」、規則和中心意識這三個重要概念。但是，這三個概念只是種宏觀的看待方式，而非具體的準則。雖然中國的書寫傳統可以有助我們了解這些概念，但是，若是以為研讀《孫子兵法》（西元前六世紀的一本重要著作）就可以更明白中國在今天的戰爭或衝突中會怎麼做，是非常牽強的見解。今天的中國人，不論他們背景如何，絕對不會靠研讀古籍來訂定個人優先目標，抑或國家 and 國際事務的優先目標，這和今天的歐美人士不會先研讀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才做決定，如出一轍。但長久發展出來並經過試驗過的社會、文化概念，一定會影響他們關心的事務，並且有助於人民覺得自己的國家應當如何作為。中國的現代外交關係史始於清朝（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到了一七五〇年，它已粉碎在其北方邊境所有小國家的政治與軍事獨立，把它們併入日益擴大的中國版圖。清朝根據中國的條件以及中國的優越感，規範中國和其他鄰國（北起俄羅斯帝國、南迄東南亞以及喜馬拉雅山區各王國）的關係。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清帝國已在東亞建立一個唯我獨尊的世界。清帝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要上溯到十七世紀初。當時，來自北境的形形色色王公開始在明朝部分疆土上崛起掌權（明朝自西元一三六八年起開始統治中國）。侵略者宣示的目標是征服全國，恢復在失德的明朝皇帝統治下已然淪喪的儒家禮教。征服者大軍的領導人來自一個通古斯族部落，過去稱作「女真」，現在自稱「滿洲」。他們勢力往南擴張，許多蒙古人、朝鮮人和漢人，以及東北的小部落紛紛前來歸順。一六三六年，滿人建國，國號清。一六四四年，清軍攻克中國首都北京，開始綏靖全國。明朝最後一個皇室宗親在一六六二年兵敗，於緬甸被擒、處決。清朝公布的目標是要依據儒家經書所訂的古代智慧治理。他們宣稱明朝失敗是因為統治者鬆懈、軟弱，一連好幾代失去方向感。現在，滿人雖是外族入主中原，卻要重振中國的偉大。但是和高唱傳統與價值的許多政治領導人一樣，清朝皇帝隱瞞了一個事實：他們想依自身形象重新打造中國，使中國成為偉大的多文化國家。滿人的組織相當現代，不同於原先存在的架構，強調統籌運用經濟、技術和意識形態資源。他們依靠軍隊打天下，其軍隊與鄂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或甚至奧匈帝國的部隊的相似之處，還大過與明朝部隊的相似之處。他們依賴快速移動的騎兵、火器和大砲，以及綿密的後勤作業。他們意圖建立一個超級大國，讓所有不同族裔和信仰背景的人都找到順服聽命的位置。儘管意識形態和軍事力量強大，若非康熙和乾隆兩位聖明天子長期在位，清朝或許也不會那麼成功。康熙一六六一年登基，一七二二年才駕崩。他的孫子乾隆則從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六年，足足在位六十年。祖孫兩代在中國的統治長達一百二十餘年，把大清的基業鞏固到一六五〇年代的人所無法想像的境地。他們也把個人特質貫注到他們創造的帝國中。康熙機敏有活力，對外在世界充滿好奇心，但強力保護他的權力以及滿人的權力。乾隆則有教養、勤奮，但是沒有他祖父聰明，因此在民政及政治事務的理論上相較有些空疏。但是兩人都了解他們統治的人民以及周遭世界，熟諳駕馭一個複雜的區域所需要的外交和軍事工具。到了乾隆十四年（一七五〇年），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政府擴張到中亞、西藏和蒙古。與前朝不同，滿洲皇帝規範了帝國的對外關係，使得從朝鮮到緬甸的所有周邊小國，都明確承認中國以及清朝的霸主地位。國內方面，帝國承平，經濟擴張，農業尤其發達（同時中國也有相當蓬勃的製造業，其中又以瓷器和絲織品出口最有名）。水利和交通都有良好的開發，市場開始興起，交易的商品從土地到工具都有。中國是一個愈來愈專業化的社會，個人和家族之間的書面契約和協議扮演重要的角色。國家的影響在各行各業都可感受到，有點像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君主的絕對王權，大清希望控制臣民方方面面的生活，以及規範那些他們未能直接控制的人。和歐洲君王一樣，大清在許多方面也有失敗之處，但是他們建立的意識形態模式倒是由國家堅守到二十世紀清室傾覆為止。國家的無所不在和帝國擴張大夢有密切關係。乾隆相信清朝的統治具有普世意義，其原則理應讓所有在文化上能夠領會並運用的民族所遵循。這種普世主義超越一切，在十八世紀末期驅動帝國在其邊疆進行耗費不貲的軍事遠征。因為用兵邊疆的舉措，最終在十九世紀初造成國庫空虛。

2026年1月，劍橋大學榮休教授、政治思想史家John Dunn（約翰·鄧恩）赴日本東京，參加櫻田會（Sakuradakai）百年紀念事業首回「櫻田會牛津劍橋講座」系列，在慶應義塾大學發表題為《Can Democracy be Rehabilitated?（民主能否被修復？）》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批判性地剖析民主的歷史起源、現實缺陷與未來可能性，強調民主需面對權力、信任與全球挑戰的根本問題。波士頓書評特別邀請慶應義塾大學政治哲学研究生吳晨逸，記錄Dunn講授的這次訪問。吳晨逸結合自己的觀點，記錄了John Dunn的演講《一個後理想主義者的悲觀——記John Dunn慶應大學演講》。2026年的年初，日本剛結束正月的長假。一位85歲的英國耄耋老人佝僂著背坐在慶應義塾大學。在這所日本最早的系統性教授西洋學問的私立學府的教室裡，來自日本各地的政治經濟思想史研究界著名學者濟濟一堂，想要聆聽他的教誨與省思。他便是約翰.鄧恩（John Dunn），這位跨越了20世紀的著名學者是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成長於激進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60年代的。日本施特勞斯學派，隨著早稻田大學幾位曾留學芝加哥大學的施特勞斯派學人的離世而漸漸式微，因而當下的日本政治學界也以承繼劍橋學派以嚴謹與實證所著稱的方法論的學者居多。因此，鄧恩這次來到日本講座，劍橋學派的眾多日本弟子也來到現場。鄧恩在慶應大學發表的兩場講演，一場名為《Can Democracy Be Rehabilitated? （民主能否被修復？》）一再地表述著他自二十多年前起便反覆思考寫作的對民主之病灶的診斷，而另一場則是回溯著自己八十餘年的學術與成長經歷，直到對當下政治的反思。在此前，我最早於中文語境裏看到鄧恩的演講，竟是在以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立場而聞名的中國媒體「觀察者網」上。訪談中，他批評西方現代的民主制度，而對中國這樣一個效率制的「人民民主」的國家倒是頗有讚許。在中國國內，似乎無論是自由派知識分子抑或是國家主義者，都擁戴這樣一位對政治思想的歷史做出重要貢獻的研究者。思想史這個學科似乎總是看上去與政治現實有著一種調情的曖昧，他們既不是遠離現實的形而上學思辨，也非立場顯明的政治表態，那種帶有距離感的批判性使得他的學說也能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媒體需要時適時地被取用，作為批判美式民主霸權的背書。在訪談與其他談及中國的論述中，你既能看到他不時客觀地評價著中國模式不同於西式民主的效率與穩定，但又不會看到他如一些情迷社會主義理想的西方左翼學者展現出近乎非理性的諂媚讚許。已經讀過其關於民主之著作的我，對他所闡述的關於民主的觀點早已不那麼陌生，不過依然會從他對自己學術生涯的追憶與回顧中，獲得頗有啟發的視角。鄧恩説起他最早的政治意識並非始於劍橋的學院拱廊，而是作為一個外交官之子的顛沛流離的童年。在講演的開頭，他回憶起戰後漢堡的廢墟——盟軍轟炸機完成任務後留下的斷壁殘垣、德黑蘭街頭富人與赤貧者之間那道令人窒息的鴻溝，英國大使館如何暗中策劃推翻穆薩台政府收回石油收入。因為沒有那筆錢，戰後的英國幾乎破產。鄧恩這麼表述他來到劍橋時的感觸：「我所關心的世界遠遠超出了低平的劍橋沼澤地。對於其絕大多數居民來說，這個世界迫切需要補救。」他期待劍橋能告訴他如何補救這個世界。那三年的本科時光主要花在審視各種聲稱能提供補救措施的主張上，而他總是帶著悲觀的慨嘆回應：「令人沮喪的是，幾乎沒有什麼成功。」講到這裡，鄧恩的敘述轉向了他與劍橋學派另一位重要人物昆廷·斯金納的友誼——兩位年輕學者如何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劍橋，共同挑戰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當時主流政治思想史是那種把政治思想從其歷史語境中抽離出來，當作永恆問題的永恆回答。鄧恩和斯金納共同持有的信念是：「這是一種極其愚蠢的看待一個本質上是歷史性主題的方式，而理解它的唯一方法必須是盡可能清楚地把握它發生在何處、何時，以及最重要的是為何發生。」這就是後來被稱為「劍橋學派」方法論的核心——語境主義的歷史研究，強調政治文本是特定歷史情境中的言語行動(speech act)，而非脫離時空的哲學命題。我倒是對此頗有懷疑，總覺得某種程度上，施特勞斯學派並非不注重歷史的實證與對思想家的語言之還原，只是在其寫作中的確有著更為關心和在意的問題，劍橋學派的鄧恩與斯金納顯然更願意將自己定義成職業的歷史學者而非哲人。洛克的研究與自由主義的根基如果說鄧恩的政治關懷源於童年經歷中所感受到的道德震撼，那麼他在學術上的第一個重大發現，則來自對洛克的研究。因此，演講也很自然提到洛克的研究。鄧恩的洛克研究緣起帶有劍橋特有的學術傳承色彩。他本想研究休謨的政治義務理論，但指導教授福布斯（Duncan Forbes）不願讓別人染指休謨研究，於是把他轉給了彼得·拉斯萊特（Peter Laslett）——那位剛剛編纂出版洛克《政府論兩篇》的學者，鄧恩被指派追蹤這部著作在通往美法革命那個世紀裡的命運，以及洛克。然而，在研究過程中，他注意到了一些「真正重要的東西」——洛克對政治的整體理解，依賴於他對自然法的思考方式，而這又依賴於一種「關於人類和他們所生活的世界是唯一全能、全知且可辨認為基督教的上帝之造物」的觀點。簡而言之，這個結論的學術意義在於：一旦上帝被拿走，洛克的政治願景就失去了任何連貫的支撐。鄧恩引用洛克自己的判斷，以威廉·波普爾（洛克的《論宗教寬容書信》，由William Popple從拉丁文原文翻譯成英文）的翻譯說道：「即使僅在思想中拿走上帝也會瓦解一切。」聽到這裏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對自由主義的關切與追問似乎某種程度上呼應著鄧恩在洛克研究中的讀解，儘管鄧恩與斯金納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洛克闡釋的問題與施特勞斯的弟子們爭論不休（施特勞斯學派將洛克視作自由主義的先驅）。在劍橋學派的對手列奧.施特勞斯的著作裡，他同樣也將自然權利的歷史還原到古希臘的自然正當（natrual right）中，以此去批判現代自然權利如何放棄了對城邦之自然正當之追問，而是收縮到個體的維度。此種價值的收縮同樣也奠基與整個宗教改革以來聖經闡釋權的下放所帶來的個人主義傳統，而現代個體正是在由洛克所論述的這樣一種神人關係中，將自由主義的社會所需要的絕對價值作為整個秩序之根基確定下來，從而才使得現代的自由主義傳統得以可能。而在啟蒙運動之後由啟蒙理性所開啟的世俗化進程之中，我不禁想追問：如果洛克式的自然權利理論在剝離其神學前提後無法自立，那麼我們這些不再相信上帝的現代人，究竟憑什麼引用《獨立宣言》聲稱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鄧恩自己「早已不再相信上帝」，但他認同洛克的這一判斷。這種認同不是對信仰的追悔，而像是一種悲觀的慨嘆，作為一位已經不再信仰上帝的無神論者，慨嘆我們政治語彙的根基比我們願意承認的更為脆弱。這是他的第一個重大發現。第二個研究的發現，則關乎民主本身。“民主並非一個確定的理念或政治形式，因此不可能通過它來清晰地理解政治。”他在演講中這樣說，語氣平靜，卻帶著某種宣判的意味。”這不是一個反民主的政治結論，但它仍然是一個緊迫的政治警示。”在櫻田會所主辦的那場演講中，他把這個判斷展開得更為詳盡。民主作為一個範疇，實際上是三段相當不同的歷史：一個詞及其翻譯的歷史；那個詞所喚起的一堆雜亂理念的歷史——這些理念彼此沒有明確聯系，常常相互沖突；以及那些聲稱體現這些理念並從中獲取合法性的多樣化政權的歷史。“民主不是一個透鏡”他說，“它只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令人不安而無形的話題。” 鄧恩試圖通過對歷史的爬疏去揭釋的是民主作為一種「話語」的轉變，這也是基於語境主義的方法論，從而民主的勝利視作某種「知識即權力」的話語爭奪。對於深陷於民主危機中的西方而言，對民主的反思是一種反叛的忠言逆耳。只是我對於反思民主危機的視角卻頗有懷疑，如果民主僅僅是一個「話語」的勝利，那麼我們如何解釋冷戰後這30年來，世界歷史中相對而言難得一見的繁榮與穩定呢？或許另有時間我想單獨來討論以鄧恩為代表的這種民主理解。在鄧恩關於民主的演講中，他運用了一個隱喻：「復健」（rehabilitation）。這個詞原本指從重病中逐漸恢復健康，或幫助刑滿釋放的囚犯重新融入社會。他提出：如果我們將這個隱喻套用到民主身上，首先必須追問三個核心問題：民主過去究竟擁有過哪些能力？是什麼導致它喪失了這些能力？如今是否還有機會讓它恢復？以此為起點，鄧恩繼續展開對當前民主危機的診斷，他指出兩個主要病因：其一是經濟權力的集中。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早在17世紀的歐洲思想家就已察覺：若要讓國家行動真正服務於大多數人的利益，最頑強的障礙始終是高度集中的經濟權力。在那些成功大幅壓縮經濟不平等、卻沒有引發安全與繁榮災難性崩潰的社會，通常是透過「有意識的、相當自由的政治選擇」才實現的。然而，不知何故，在過去幾十年裡，這種選擇正被逆轉，而且往往又是透過同樣自由的政治選擇來完成的。其二，被鄧恩稱作注意力的貨幣化（monetisation of attention）。這則是一個全新且前所未有的威脅。鄧恩認為，驅動這場資本主義對民主的加速傷害的單一核心機制，正是「注意力的貨幣化」，以及它所造就的難以想像的財富規模與集中度。極少數位於美國或中國的巨型私人公司，已徹底重塑了資訊如何流向絕大多數人的方式。這種重塑正在削弱我們理解世界的能力、耗竭我們彼此聯繫的能力，並讓我們比實際處境更焦慮、更痛苦。他強調，經濟權力的集中雖是老威脅，但注意力的貨幣化卻是全新的，因為「親密性是真正新的」——它直接攻擊公民存在的核心。我們目前還不清楚，公民是否仍保有集體反擊的能力。這的確是平台資本主義下比較普遍的問題，這些社交平台深入個人生活：監測你的每一次點擊、分享、情緒，甚至預測行為。這攻擊公民人文主義所主張的「公民存在的核心」——即個人自主、理性判斷和集體決策的能力。過去的威脅（如工業資本主義）是外部的，而現在是內在的、個人化的。中美之爭的啟示Can Democracy Be Rehabilitaed 演講的後半部分，鄧恩將視野投向幾乎所有政治學者都會關心的一個議題：特朗普第二任期與中國的對峙。他說，如果你把這場對話僅僅看作關於關稅水平和短期權力平衡的討論，便忽略了這場對峙的實質。鄧恩想指出的是這是一種「文明衝突」，中國政權「顯然一直有一個長期戰略」，正在「為非常長遠的未來做規劃」。某種程度上，這的確是民主國家所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因為專制的威權或者極權政體能夠保持一種長期的政策一致性，而民主國家則在選舉與政黨輪替中難以維持長期的政策戰略。在對美國的批評中，鄧恩不時稱讚起中國來，認為中國是一種有效的民主（Democracy That Works）。在這裏，鄧恩對民主這個詞語的使用了不同於西方學界的傳統，作為一個解構了「民主」這一語詞的學者，他顯然並不認為其有被當下比較政治學研究界所壟斷的那個標準應成為民主的唯一答案。儘管他也辯證地提到了其中對異見者的打壓與污染問題，但是卻更多地透露出的對北京與上海經濟發展成績的讚嘆。所謂中美衝突最終令鄧恩導向的思考是，中國是否是一種高效率的開明專制？如果民主已經不被認為是一種答案，那麼對於一個更好的統治或許我們會有其他的回答。「沒有什麽政治秩序能夠永遠持續。代議制民主不過兩百五十年的歷史，遠比君主制、貴族制、甚至赤裸裸的寡頭制年輕得多。它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它可能正在失敗。」鄧恩的演講，總是透露著一種悲觀，這種悲觀與其說是對世界的，不如說是對於西方世界的。似乎從政治進入他的視野的那一刻，就對西方的霸權政治有著一種懷疑與不信任。鄧恩的悲觀並不是一種現實主義者的悲觀，而更像是一種理想主義者在破滅了幻想之後所產生的悲觀。如過你讀過鄧恩的著作，就不難從他所引述的理論框架中看出他若隱若現的親社會主義的願景。在《Setting the People Free》一書中，支撐起他對代議制民主批判框架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激進民主派巴貝夫和博納羅蒂的敘述，其將秩序分為平等秩序與利己主義秩序，而代議制民主便是「利己主義秩序」之代表。這是在他的兩場演講中沒有直接提及，卻深嵌其敘事中的論述邏

編者按：歡迎到substack上付費訂閱波士頓書評。今天，書評介紹一篇幾乎被遺忘的文章，也是阿倫特最受爭議的一篇文章《小石城的反思》，同時也介紹阿倫特同時代的學者對《小石城的反思》的反思。這場70年前的爭論，至今似乎仍不過時：社會上的歧視應該如何對待？社會能否入侵政治？更令人恐懼的思考是：民主國家或是反極權群體是否可能會滑向極權？小石城危機（Little Rock Crisis）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裁定公立學校按種族隔離違憲，推翻了1896年“隔離但平等”原則。但南方各州頑強抵制，拖延執行。1957年9月，阿肯色州小石城教育委員會決定從中央高中開始有限整合，允許9名黑人學生（後稱“Little Rock Nine”）入讀一所原本全白人的高中小石城市中央高中（Central High School）。這9名學生包括Minniejean Brown、Elizabeth Eckford、Ernest Green等，他們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支持下報名。然而，在開學前夕，阿肯色州州長奧瓦爾·福布斯（Orval Faubus）以“維持秩序”為由，調動國民警衛隊封鎖學校大門，阻止黑人學生進入。9月4日，第一天上學，Elizabeth Eckford獨自走到校門，面對數百名白人暴民的辱罵、吐口水和威脅。她身穿白色襯衫、黑裙，背著書包，孤立無援地離開。那張她被暴民包圍、表情痛苦的照片迅速傳遍全國，成為民權運動最震撼的圖像之一。事件也隨之迅速升級。9月23日，黑人學生第二次嘗試入校，又遭暴民圍攻。艾森豪總統認為州長違抗聯邦權威，於9月24日簽署行政命令，動用聯邦軍隊第101空降師（101st Airborne Division）護送學生入校。士兵持槍護衛黑人學生進入校園，維持秩序。福布斯州長隨後撤銷國民警衛隊，但學校內部仍充滿敵意，黑人學生遭受歧視、欺凌，甚至暴力。1957-1958學年，黑人學生在軍隊保護下堅持上學，但學校內部緊張持續。1958年，福布斯州長關閉小石城所有高中一年，以避免進一步整合（稱“Lost Year”）。最終，1959年聯邦法院強制重新開學，整合繼續推進。小石城事件暴露了南方對種族隔離的頑強抵抗，也顯示聯邦政府在民權執法上的決心。它激發全國關注，成為民權運動轉折點之一，推動1960年代更多抗爭與立法（如1964年民權法案）。這場危機不僅是地方衝突，更是美國聯邦制、州權與公民平等原則的直接碰撞。1957年小石城危機爆發時，漢娜·阿倫特當時住在紐約。1951年《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後，阿倫特從默默無聞的猶太難民一躍成為國際知名政治理論家，獲得學術界的認可，開始受邀講學與寫作。1956–1957年間，她在芝加哥大學講授系列講座（Walgreen Foundation lectures），這些內容後來成為《人的條件》（1958年）的基礎。當她在報紙上看到Elizabeth Eckford面對白人暴民的照片後深受震撼，於1957年秋開始撰寫《小石城的反思》（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最初，這篇文章是應《評論Commentary》雜誌編輯之邀撰寫，作為對當時美國種族整合危機的時事評論。然而，因文章內容極具爭議而被該雜誌擱置，最終於1959年冬季發表在雜誌《異議Dissent》上，並附上編輯聲明與兩篇批評文章。文章寫作之時，正值冷戰高峰、民權運動興起之際，阿倫特擔心民權策略政治化會侵蝕政治自由基礎。她在序言中表示，最近事態發展讓她覺得自由派陳腔濫調更危險，故同意發表。文章一出即引發巨大爭議，幾乎成為阿倫特最具爭議的文章。阿倫特的擔憂：社會入侵政治，最終可能滑向極權漢娜·阿倫特的《小石城的反思》（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針對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高中種族整合危機，提出政治、社會、私人三領域的嚴格區分，尖銳批評聯邦政府強制公立學校廢除種族隔離的做法。她認為這一事件暴露了美國民主在處理種族問題時的深層困境：將社會議題政治化，可能威脅共和政體的自由基礎。阿倫特以“局外人”身份寫作，她寫道：“I am writing as an outsider. I have never lived in the South and have even avoided occasional trips to Southern states because they would have brought me into a situation that I personally would find unbearable.”（我是以局外人身份寫作的。我從未在南方生活，甚至避免偶爾前往南方各州，因為那會讓我陷入一種我個人無法忍受的處境。）她明確同情黑人事業，但堅持哲學區分，避免主流自由派情緒化立場。阿倫特認為，三個領域應該嚴格區分：政治領域統治平等（equality），社會領域允許歧視（discrimination），私人領域由排他性（exclusiveness）主導。教育屬於社會領域，而非政治領域。公立學校整合是“社會問題”（social question），涉及習俗、歧視與平等，不應由聯邦政府以政治力量強制執行。她寫道：“The trouble with the decision to force the issue of desegregation in the field of public education rather than in some other field in the campaign for Negro rights has been that this decision unwittingly touched upon an area in which every one of the different rights and principles we have discussed is involved.”（強制在公立教育領域推行廢除種族隔離的決定，而不是在黑人民權運動的其他領域推進，這帶來的麻煩在於：這一決定無意中觸及了一個同時涉及我們所討論的各種權利和原則的領域。）她批評強制融合侵犯父母“對子女的私人權利”（private right over their children）和“自由結社的社會權利”（social right to free association），讓黑人兒童成為“社會實驗的犧牲品”（victims of a social experiment）。她以黑人母親視角寫道：“If I were a Negro mother, I would rather have my child receive an inferior education in a segregated school than a superior one by forcibly becoming a social pariah.”（如果我是黑人母親，我寧願讓孩子在隔離學校接受較差的教育，也不願讓他強行成為社會賤民而獲得優質教育。）阿倫特認為，兒童不應暴露在成人衝突中。阿倫特還強調，違憲的不是種族隔離的社會習俗，而是其“法律強制執行”（legal enforcement）。最高法院Brown案推翻了法律強制隔離，但不能自動消除社會歧視。她指出南方29個州的禁止異族通婚法比學校隔離更嚴重違憲，卻未優先處理。她寫道：“The right to marry whoever one wishes is an elementary human right compared to which ‘the right to attend an integrated school, the right to sit where one pleases on a bus, the right to go into any hotel or recreation area or place of amusement, regardless of one’s skin or color or race’ are minor indeed.”（選擇和誰結婚的權利是一種基本人權，相比之下，「上融合學校、在公交車上隨便坐、進任何酒店或娛樂場所而不受膚色或種族限制」的權利確實次要得多。）為此，阿倫特批評民權優先順序的顛倒：先處理更嚴重的法律侵犯，才是正途。她以Elizabeth Eckford照片為例，批評黑人兒童被迫“當英雄”（asked to be a hero），父母與民權組織（如NAACP）未盡保護責任，導致“權威真空”（authority vacuum），兒童間形成“輿論統治”（rule of public opinion among children）。她寫道：“The picture looked to me like a fantastic caricature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which, by abolishing the authority of adults, implicitly denies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ld into which they have borne their children and refuses the duty of guiding them into it.”（這張照片在我看來像進步教育的一幅荒誕諷刺畫：它通過取消成年人的權威，實際上否定了成年人對自己生下的孩子所負的責任，也拒絕了引導孩子進入這個世界的義務。）而最讓阿倫特擔憂的是，聯邦干涉（如出動軍隊）“強迫平等”（enforced equality），可能侵蝕共和政體自由基礎，讓政治領域被社會問題淹沒。為此，文章強調社會歧視的合法性與界限：在社會領域，歧視或是差異是合法的，甚至必要，因為社會靠群體差異與排他性維持社會結構與社會的多樣性。她寫道：“If, as a Jew, I wish to spend my vacations only in the company of Jews, I cannot see how anyone can reasonably prevent my doing so; just as I see no reason why other resorts should not cater to a clientele that wishes not to see Jews while on a holiday.”（如果我作為猶太人，希望假期只和猶太人一起度過，我看不出任何人有合理理由阻止我；同樣，我也看不出為什麼其他度假地不能為那些不想在假期見到猶太人的顧客服務。）因此，她認為沒有某種形式的排他性和差別，社會本身就會不復存在，許多自由結社與群體形成的可能性也會消失。因此，她認為，若果法律強制執行社會歧視（如南方強制隔離法），它就從自願習俗變成國家迫害，侵犯政治平等與私人自由，此時，歧視具有破壞性，政府與法律就應該而且也必須干預。然而，阿倫特指出，反過來亦然。若是法律強行廢除一切社會差別和排他性，社會領域的自由結社權就被剝奪，社會被迫同質化，自由同樣會受損。她寫道：“The moment social discrimination is legally enforced, it becomes persecution... The moment social discrimination is legally abolished, the freedom of society is violated.”（一旦社會歧視被法律強制執行，它就變成了迫害……一旦社會歧視被法律徹底廢除，社會的自由反而受到了侵犯。）因此，她強調政府只能在政治領域強制平等，廢除在法律上的強制歧視（deseg

編者按：為什麼會有人把自己做成自殺式炸彈進行恐怖襲擊？或許塔米‧安薩里（Tamim Ansary）的《中斷的天命：伊斯蘭觀點的世界史》可以從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背景提供一個答案。作為一位移民美國的阿富汗裔穆斯林，作者塔米‧安薩里為了讓目前在伊斯蘭世界政治涉足很深的美國能對伊斯蘭與穆斯林多一份理解，特別以英文寫作了一部伊斯蘭的完整歷史——從伊斯蘭曆元年到伊斯蘭曆一四二一年(即西元622年~西元2001年)歷史，講述了一個文明忽然間發現自己被一群陌生人搞得顛三倒四之後，想要把自己再擺回到正確的位置的故事。作者安薩里不想把這樣的結果稱為文明的衝突；他把它叫作兩種世界歷史的單邊視角，而這本書是讓我們開啟另外一邊的歷史視角去看人類文明歷史：一個擁有16億信眾的宗教及其文明是如何看待人類文明的歷史。2017年台灣廣場出版翻譯出版了這本伊斯蘭通史，2026年再次推出全新校譯本。本文為英國倫敦皇家哈洛威大學歷史系博士、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陳立樵所寫導讀《反思以伊斯蘭觀點看世界史的反思》。過去在臺灣有關伊斯蘭（Islam）、中東（Middle East）議題的書籍並不多，大致在二○○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後，開始出現出版熱潮，再來則是二○一四年伊斯蘭國（ISIS）對西亞與歐洲造成衝擊之後，迄今已累積一定程度的出版量，其中包含幾本很專業的學術研究作品。若要推薦一本有分量、也不難閱讀的伊斯蘭通史著作，塔米．安薩里（Tamim Ansary）這本《中斷的天命》（Destiny Disrupted），一定會是其中一本。安薩里的另外一部作品，同樣由廣場出版的《沒有規則的競賽》（Games without Rules），也是筆者認為要瞭解阿富汗近代歷史的著作之一。在《中斷的天命》之前，有關伊斯蘭、中東通史的翻譯著作，大致可參考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The Middle East）、美國學者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的《伊斯蘭》（Islam）、馬歇爾．哈濟生（Marshall Hodgson）的《伊斯蘭文明》（The Venture of Islam），還有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的《伊斯蘭大歷史》（No god but God: The Origins,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Islam），也於二○一八年翻譯出版。而臺灣學者張錫模的著作《聖戰與文明》也有類似的書寫模式。無論篇幅多寡，讀者都可大略瞭解伊斯蘭世界從古至今的發展。西方中心論vs.伊斯蘭視角《中斷的天命》與其他伊斯蘭通史不同的特點，便是作者安薩里特別強調這是一本以伊斯蘭視角為主所寫的世界史，既是伊斯蘭通史，也是以伊斯蘭為主的世界史。安薩里在書中提到，人們對於世界歷史的認知，主要是以古代的埃及（Egypt）與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作為文明的誕生地，然後進入到希臘（Greece）與羅馬（Rome）的古典時代，再來則是聚焦在歐洲的發展，例如文藝復興（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formation）、啟蒙（Enlightenment）、民主（Democracy）、資本主義（Capitalism）。歐洲之外的歷史發展，鮮少出現在上述的敘事脈絡之中。然而，安薩里強調，若從伊斯蘭世界的角度來看，世界歷史則有另外一個面向，例如：伊斯蘭的誕生、哈里發（Caliph）治理的時代、三大伊斯蘭帝國、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接觸等。安薩里所提出的這個概念並不特殊，而是一般人應該都知道的道理，意即看事情應採用不同的視角與觀點。例如：人們每天看到的新聞報導，無論犯罪、車禍、政治分析，都會希望不要只有片面之詞，而是要看到不同的觀點，以求比較全面的理解。如同看球賽一樣，有爭議的得分或犯規，也都需要由不同角度的攝影機鏡頭來看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這樣簡單的道理在閱讀歷史時卻很難做到，因為人們往往被主流輿論與觀點「綁架」。多數對世界史的研究與討論都受到主流西方觀點的影響，這牽涉到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或是西方中心論（Western-centrism）的議題，即以歐洲或西方的角度來定義世界發展的歷史。尤其在近現代歐洲（西方）勢力較為強盛之下，掌握了歷史書寫與論述的主導權與話語權，遂以歐洲（西方）的觀念作為唯一標準，如同以一把尺去衡量其他區域，只要與那把名為「歐洲（西方）」的尺不同長度，便被冠上不自由、不開放、不文明的形容詞。當人們逐漸習慣並接受歐洲（西方）的觀點、制度、習慣之後，對於非歐洲（西方），包括自己，都表現出鄙視與自我貶抑之意。許多有關非西方地區的通史著作，不免都會描述古代較為輝煌的過去，隨後穩定發展，出現令人驚豔的文化、科技、經濟成果，但逐漸停滯不前如一灘死水，至近代受到強盛的西方影響才有了改變，迄今與西方仍有無止盡的拉扯與衝突。柏納．路易斯的《穆斯林發現歐洲》便是一例，該書指出以往穆斯林對歐洲瞭解不多，直至近代才開始試圖去接觸與認識，卻也因為逐漸不如歐洲，以致於需要問「哪裡出了錯？」這樣的問題。對於上述現象最有力、也最有名的批判，來自於學者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薩依德提到了近代西方世界自視為「優越」的「自我」（Self），將所謂東方（即非西方，特別是伊斯蘭世界）視作「落後」的「他者」（Other）。「西方」充滿活力，而「東方」死氣沉沉。許多「東方人」也因而自我否定，幾乎全盤接受西方價值。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著作《偷竊歷史》（Theft of History），強調了人們對於歷史的認知，幾乎都受到西方價值的影響。但是，世界各地中是否只有西方才有獨特性、才有價值可言？古迪的另一本著作《文藝復興：一個還是多個？》（Renaissances: The One or The Many?），便是強調有些面向的發展，不是只有西方獨有，而是各地都會有相似的發展模式。因此，不同區域的發展過程，並沒有誰比較優越、誰比較高尚，而且從古至今各地的文明，都是諸多元素相互影響而來，今日的西方文明並非純粹是自我發展後的產物。安薩里在本書中強調，「伊斯蘭也可以被視為一部世界歷史，與另外的許多世界歷史同時進行，每個世界歷史敘事彼此之間又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包含、交會」，意指伊斯蘭在世界歷史舞台上也扮演其角色，不應該遭到忽視。看見衝突，也看見其他在上述的反思之中，有些學者試圖以伊斯蘭視角來理解某些議題，尤其是西方與伊斯蘭接觸與衝突的事件。以筆者所知，十字軍東征（Crusades）算是比較常見的主題，臺灣也已經有一些翻譯著作出版，例如阿敏．馬洛夫（Amin Maalouf）的《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Les croisades vues par les Arabes），強調了十字軍東征在阿拉伯人眼中是「法蘭克人入侵」（Frankish Invasion）。而卡羅．希爾布蘭登（Carole Hillenbrand）所寫的《十字軍：伊斯蘭觀點》（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提到了十字軍固然入侵了伊斯蘭世界，但穆斯林除了對抗之外，也有與這些入侵者共存的一面。由此可知，從伊斯蘭、穆斯林角度所見的十字軍東征，會迥異於人們習慣的看法。而且，十字軍東征是否對伊斯蘭世界造成巨大的衝擊，可能有需要再做討論。從筆者對於伊斯蘭史的閱讀與教學中，瞭解到固然十字軍東征有其重要性，但其實對伊斯蘭世界的衝擊僅在東地中海（Eastern Mediterranean），真正幾乎踏遍伊斯蘭中心世界的則是十三世紀的蒙古人（Mongols）。安薩里的《中斷的天命》，也表達了這樣的概念：「沒有穆斯林將這場戰爭定位成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史詩級衝突——這只是十字軍單方面的想法」、「十字軍的確是一大威脅，但十字軍從未深入到穆斯林世界的內部」。十字軍在東地中海所掀起的波瀾，其實對廣大的伊斯蘭世界而言，並沒有太大的傷害。然而，何以十字軍的事蹟成為多數人熟知的歷史，主要還是因為多數人接受的是西方史觀，強調是基督徒從穆斯林手中取回聖地耶路撒冷（Jerusalem）的行動，忽略了從穆斯林角度來理解當時的歷史。儘管十字軍對於廣泛的西方人而言是件值得大書特書之事，甚至推出不少書籍、影片，但鮮少跳出西方觀點的框架，頂多檢討一下十字軍東征的問題，卻不見得會重視穆斯林觀點。筆者以為，描述衝突是最容易之事，人們比較會注意對立面，較少重視相似面。伊斯蘭與其他宗教或文化之差異與格格不入的一面，大概是最受歡迎的議題。不過，安薩里在書中指出，其實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有諸多相似之處，「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共性要多於爭論，在猶太教中甚至共性更多。」畢竟《古蘭經》（Quran）的內容與《聖經》（Bible）相似度極高，以筆者所知，穆斯林不吃豬肉的習慣，應該是來自於猶太教，因為猶太教徒也不吃豬肉。但是，因為今日人們比較會以另類眼光來看待伊斯蘭教、穆斯林，所以會很好奇為什麼「穆斯林為什麼不吃豬肉」，但我們不會去問猶太教徒或以色列人為什麼不吃豬肉。固然諸多衝突值得討論，相似之處其實也不妨多多瞭解。伊斯蘭對西方的回應本書有個特點，便是每一章的章名頁都先附上伊斯蘭曆，然後才是西曆。例如，第二章〈聖遷〉就是伊斯蘭曆元年（西元六二二年）。今日常見的著作無論是寫到伊斯蘭、西亞、穆斯林歷史時，使用的年代多是西元，但本書則事先讓讀者知道伊斯蘭曆的年分，再補上西曆的年分。伊斯蘭元年之所以為西元六二二年，是因為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ohammad）在麥加（Mecca）開始宣揚其理念後，遭到不少人的反對，以致於他必須逃離，前往當時尚未稱為麥地那（Medina）的雅斯里卜（Yathrib）。最後當穆罕默德整軍經武，在西元六三○年重回麥加、取得主導權後，西元六二二年的那場逃離，變成了「聖遷」（Hijra），也象徵著伊斯蘭的開始，故為伊斯蘭的元年。將伊斯蘭曆的年分放在西曆之前，安薩里確實表現出要以伊斯蘭為主、不要受限西方觀點的思維。然而，伊斯蘭世界迄今仍不容易跳脫西方勢力的影響。安薩里在書中提到不少爆發解放運動的國家，國界都是帝國主義者劃定的，「即使他們再奮力求得解放，但是他們仍在歐洲人劃定的框架中活動」。這樣的說法並沒有錯，二○一四年在伊拉克（Iraq）與敘利亞（Syria）交界處崛起的伊斯蘭國，便曾強調他們要消除一九一六年《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所劃下的界線。這源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法兩國共謀瓜分交戰對手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在美索不達米亞與東地中海的領土。當鄂圖曼帝國戰敗，英、法順理成章取得上述兩地，但隨後也面對當地阿拉伯人長期的抵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迄今已逾百年，西方勢力仍然籠罩在中東，阿拉伯人、穆斯林的抵抗仍然未能取得一點成果。西方國家在中東劃出界線之後產生的問題，其實向來都沒有解決過，伊斯蘭國便是代表例子。或許因為如此，安薩里雖然想表現出伊斯蘭觀點中的世界歷史、也表現出伊斯蘭世界與其他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但至近代時期的描述，幾乎都集中在伊斯蘭世界對西方強權壓力的回應與對抗，例如第十六章的〈現代性的危機〉。前文提到的凱倫．阿姆斯壯的《伊斯蘭》也是如此，最後兩章分別是〈伊斯蘭的勝利〉與〈伊斯蘭的抗爭〉，表示伊斯蘭曾經偉大，但在近代又因不敵西方而需要持續抗爭。若有穆斯林與西方世界對抗的事件，便會被形容為是有反對西方、反對現代化的意味。想要走西化路線的穆斯林，也都被批判他們的作為導致伊斯蘭固有地位降低。幾年前美國學者波爾克（William R. Polk）出版的Crusade and Jihad: The Thousand-Year War between the Muslim World and the Global North，儘管主張需要以平衡觀點看待穆斯林世界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但筆者認為他的書寫還是強調了伊斯蘭世界曾經的輝煌，而且以好戰的面向來呈現近代穆斯林與西方勢力的對抗。即使作者

編者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雅（David Abulafia）于2026年1月24日晚在牛津家中突然去世，享年76岁。他的离世消息于次日（1月25日）由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正式公布。阿布拉菲雅生于1949年12月12日伦敦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出身塞法迪犹太家族，自1974年起长期任职于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曾任地中海历史教授（Professor Emeritus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并获英国学院院士（FBA）、皇家历史学会院士等殊荣。他以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意大利、西班牙历史研究闻名，代表作包括《大海：地中海的人类史》（The Great Sea, 2011）和《无垠之海：海洋的人类史》（The Boundless Sea, 2019，后者获Wolfson历史奖）。2013年获英国学院勋章，表彰其对地中海跨文化互动（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的深刻洞见。他的突然离去令学界深感惋惜，被誉为“地中海历史的热情专家与守护者”。波士顿书评曾刊发过他在台湾出版的《无垠之海》的书摘。2019年，当他的书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时，中国书评人萧轶曾与他访谈。为了纪念这位地中海历史的守护者，书评特别重新刊发这篇访谈。欧盟是一种没有历史根基的身份认同萧轶：从你的海洋史研究或人类史，怎么看待当下的反全球化，诸如欧洲的分离主义运动？阿布拉菲亚：类似加泰罗尼亚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加泰罗尼亚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之后又要求独立。有趣的是，当欧洲的一部分人在谈论欧洲身份认同的话题时，这势必会形成抵抗这种所谓历史进程的“反动”。那些不喜欢主流观点的人会选择其他的身份认同，这可能会让政治联盟最终四分五裂。对我来说，独立还是统一，取决于人们的自我抉择。承认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不同，并不会有伤尊严。但同时，我也尊重这样的事实，这些欧盟国家的居民拥有不同于邻国的身份认同。萧轶：诸如土耳其、匈牙利、波兰等领导人的上台，是否意味着极右翼的势力成为一种当下的必然趋势？阿布拉菲亚：我不认为这是必然的，这些政治现象总让我感到很惊讶，我意识到民主是非常珍贵的价值。这些现象也会影响到司法的独立性，比如在波兰发生的情况。似乎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的一些人想暂时摆脱民主制度。反对民主的力量往往来自于小城镇和乡村，都市的精英阶层并不认同这样的政治态度。埃尔多安如果只在伊斯坦布尔进行选举，他很可能得不到多数的支持，但是如果在大量穆斯林居住的土耳其东部，结果会完全不同。萧轶：埃尔多安的举动对地中海有什么影响呢？阿布拉菲亚：土耳其一直都想加入欧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台后，以军队力量作为强有力的支持推行反世俗化的政策，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竞争穆斯林的正统地位。这是重大的历史转向。如果倒退五十年，土耳其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最可靠的盟友，如今两国剑拔弩张，根本说不上一句话。如今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也很奇特，两国的传统和法律也截然不同。萧轶：如何看待当下的民粹主义的崛起？阿布拉菲亚：这得看情况而定。我就不认为英国的脱欧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但是在美国，这种现象的确存在。美国的东西海岸与受到轻视的中部地区在政治观念上存在巨大的鸿沟。中部地区有着独特的文化，人们强烈坚持拥有持枪的自由，反正和欧洲的任何地方都不同。我不能确定“民粹主义”的定义，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中它代表不同的含义。波兰、匈牙利和美国的民粹主义都不相同。萧轶：你怎么看待法国的黄马甲运动？阿布拉菲亚：我不懂法国的政治，我不知道法国政党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我只知道马克龙自以为是拿破仑的转世，他想成为欧洲的皇帝。但这不可能发生，德国可比法国强多了。萧轶：前段时间，欧洲一些作家发表了一份关于拯救欧洲的宣言书，你也写过一份《欧盟正在陷入欧洲统一运动的历史神话》，反对欧洲神话。作为坚定的脱欧主义者，你为何认为英国应该脱离欧盟？阿布拉菲亚：我不认为英国在文化、政治、情感和意识形态方面属于欧盟的一部分。我们从不认同“欧洲理想”或“欧洲梦”。英国人和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之大足以令人惊讶。好多年前，我受邀参加了一次会议，立陶宛前总理在发言时不停地重复“我们欧洲人”、“共同理想”之类的论调，这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英国任何地方的政治辩论中都不存在这样的用语。即使是那些选择留在欧盟的英国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以欧洲的标准来看都是欧洲怀疑论者。几乎没有英国人痴迷于一个欧洲化的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出乎了我的意料，但现在想来也可以理解。英国想成为自由贸易区的一部分，但是问题是与欧盟融合的压力导致了欧元的贬值。在某个时刻，你需要对自己说，我们不属于这个政治组织。我们英国有着不同的政治传统和司法体系。英国没有宪法，只有普通法，这是非常特别的。萧轶：那你怎么看待欧盟这个机构呢？阿布拉菲亚：欧盟自1945年以来保障了欧洲的和平，这种说法你肯定听过很多次。但纯粹是胡说八道，因为1945年欧盟还没有成立。实际承担这个职责的机构，是北约组织。没有人会担心法国会和西德开战，一般来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打仗。萧轶：你在《人类的发现》一书中谈论了欧洲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你认为有哪些因素塑造了欧洲身份认同？阿布拉菲亚：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说，我们要“创造”欧洲身份认同的概念，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在一些德国和法国的教科书中，我也看到过这些词语，年轻人被迫接受这样的观念。他们想要“发明”一种没有历史根基的身份认同。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欧盟委员会更像是一个大企业，这些政治官僚只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不顾及大多数人的想法。我们时代的地中海局势萧轶：你说地中海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已经很难将之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引发地中海性质改变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阿布拉菲亚：其中一个明显的因素，是20世纪以来欧洲、北欧和中东之间的日益分离。这是殖民化造成的一个意外结果。比如，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殖民地为了获得独立，尝试了与欧洲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则把地中海看作是和美国竞争的主要战场。另一个因素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甚至希腊人都痴迷于“欧洲身份”这样的概念，地中海区域内的北非和中东国家也想成为欧盟的成员。当然，这样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加入欧盟后过得一点都不好。萧轶：说到苏联和地中海的历史，想起你曾与戈尔巴乔夫在卢森堡进行过关于地中海的讨论。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对地中海的局势是怎么看待的？阿布拉菲亚：这是我五年前在伊斯坦布尔参加的一场研讨会。戈尔巴乔夫在卢森堡有一个智库，他们写信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很喜欢我写的《伟大的海》。戈尔巴乔夫先生应该还没读过这本书，因为他不读英文书，而这本书还没有俄文版。反正，他们问我是否愿意花三天时间，和这些政治家一起参加伊斯坦布尔的会议，讨论东地中海的现状。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有两个问题。首先我还在担任陪审员的工作，不便离开英国。但当我打电话说收到了戈尔巴乔夫的邀请时，他们爽快地放行了。更重要的问题是，12月12日会议当天不仅是我的生日，也是我的结婚纪念日，所以我还要征得夫人的许可。她说当然应该去，所以我坐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当戈尔巴乔夫得知这个特殊日子后，他还在晚宴上向我祝酒呢。我接着发现，会议成员都是一些“过气”的政治家，包括三十多年前的英国前任外交部大臣、加拿大学者叶礼庭、前任土耳其总理，以及几位来自卢森堡的政治家。戈尔巴乔夫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他主持了会议，但没有参与大部分的讨论，他本人还是很友善的。萧轶：地中海的改变给欧洲带来怎样的改变？阿布拉菲亚：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地中海的改变加速了欧洲的移民潮，处于动荡地区的非欧洲国家有大量难民流向欧洲，比如最近的叙利亚。但真正的问题是，欧洲国家把地中海当作自己的“后院”。美国历史学家谈论过美国的“后院”，那些受到美国影响的地区，但这不是我所指的含义。我说的“后院”是指那些你不关心、但又属于你的东西。以意大利来说，意大利的北部就瞧不起南部。所以，不仅要成为欧洲人，还要成为欧洲“北部”的人，这种如今流行的观点，甚至带有种族歧视的成分。萧轶：那么，是否可以说，欧盟对欧洲的影响也加重了地中海的分裂？阿布拉菲亚：我不确定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因为东欧的分裂力量也让欧盟很头痛。我们也等着看意大利政府接下来会做什么，因为他们对欧盟的运作方式充满敌意，同时他们也并没有打算离开欧盟。我们也需要关注英国脱欧的走向：脱欧是否会让英国成功地挽救国内经济？也许到时意大利会说，如果英国做得到，我们也可以，毕竟意大利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经济体。萧轶：很有意思的是，你认为从地中海一体化到欧共体一体化的进程中，担心新殖民主义的加重？阿布拉菲亚：如果说希腊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德国的殖民地，希腊人是否会被迫接受他们不喜欢的政策？我不会选边站，但希腊确实被狠狠地欺负了。有些希腊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海权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概念萧轶：对于地中海史的研究，在学术史上经历了哪些研究阶段？阿布拉菲亚：布罗代尔是唯一一位专注于地中海史研究方法的学者。大概20年前，英国历史学家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尔出版了《堕落之海》（The Corrupting Sea）。这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现在仅仅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还没有问世。在书中的第一部分，两位学者批评了布罗代尔的观点。布罗代尔把地中海看作一个整体，而《堕落之海》则强调地中海的多元性。但是，我不确定这种批评是否正确。在我看来，布罗代尔也意识到地中海的多样性。但是，这本书谈论了很多他们称之为“连通性”（connectivity）的概念，也就是指地中海不同区域间的互通关系如何促进了商业往来等，如今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流行术语。《堕落之海》探讨了非常多的细节，其中远古时期和中世纪的部分受到了考古学家的推崇。我对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工作充满敬意，他们的研究是对布罗代尔学说的挑战。（此处指《堕落之海》的两位作者：佩里格林·霍登，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中世纪史教授，中世纪医学、疾病学和慈善史研究专家；尼古拉斯·珀塞尔，牛津大学卡姆登古代史讲席教授，罗马社会、经济、文化史以及罗马城市史研究专家。）萧轶：你的书名叫“地中海人类史”，如何去定义“人类史”？阿布拉菲亚：我所说的“人类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以布罗代尔为首的法国历史学者的质疑。他们在研究地中海史时，经常把“人”排除在外，甚至使用决定论的眼光来看待西班牙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伟大战争。他们认为，地中海发生的历史事件要归因于地中海的地形特点；而我，则想把人的抉择和意志重新放进历史研究中。我在《伟大的海》中讨论人们是如何跨越海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不是一本关于船只设计的书，尽管我的出版商可能会这样宣传，但这不是书的内容。另外，在英语文化中，人类史（human history）对应的是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所以我不会侧重于生态环境的侧面。生态史也很重要，但是其他人写过了。而且，这也不是我的专长。在这本书中，我特别想做的是建立一种整体性。很明显的是，布罗代尔或者《堕落的海》等研究著作，至少在一种角度上建立了有效的论证。我也许不同意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方法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地中海史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进路。比如有些人就写地中海周围的土地，这也属于地中海史的研究范围。但是，我的书是关于这片海域自身的历史，这是我想做的研究。萧轶：与其他的诸如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或战争史等进行比较的话，人类史的研究范式在地中海史研究中有何优势？阿布拉菲亚：从类别上来说，我研究的是海洋史。海洋史会涉及不少经济史和贸易史，但也包括对于海军和海上军事科技等其他方面。而我想研究的则是和“人“相关的海洋史，我认为这是区别于传统海洋史研究的重要转向。萧轶：中国人研究海洋一般都是研究海权，你怎么看待海权这个问题？阿布拉菲亚：我对“海权”这种说法表示怀疑。问题在于，在过去，我们如何才能“掌握”一片海上领域？也许在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在过去，地球上的很多事情都发生在人们的视野之外。18世纪的西方人怎么可能知道中国

歡迎來到波士頓書評，1月訂閱八折優惠。再繼與哈佛前校長薩默斯追求風波之後，著名經濟學家金刻羽又陷入醜聞。1月23日，財新發佈報道《豪車、夜宴與謊言 寶利德陰陽賬本套牢浙商老錢新貴》，這篇調查報導聚焦寶利德控股集團的破產迷局、余海军的融資模式與投資人損失，標題中的「夜宴」指2022年7月24日杭州千島湖隨園小區的夜宴作為故事開端，後文末提及2024年9月暴雷之後，當年夜宴的別墅雖然被轉手，但余海军與「婚外女友」依然時不時住在這裡。隨後，網民指出，這場夜宴正是余海军、金刻羽為其孩子舉行的滿月宴，余海军的「婚外女友」不是別人，正是這位世界著名的經濟學教授金刻羽。金刻羽，1982年11月生於北京，父親為前財政部副部長、亞投行首任行長金立群。她14歲赴美，就讀紐約哈瑞斯曼高中及麻省劍橋地區學校，後進入哈佛大學，依次獲得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專攻國際宏觀經濟與中國經濟。2009年博士畢業後，她加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經濟系，任助理教授，2013年升副教授，2017年獲終身教職，在LSE任教15年。2024年起，她轉任香港科技大學金融系教授兼地緣經濟研究所所長。自2020年起擔任瑞士歷峰集團獨立董事。她是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成員、世界經濟論壇年輕全球領袖，2023年出版《The New China Playbook》，長期在達沃斯、世界銀行等平台評論中美經濟議題，定位為中美經濟橋樑人物。之所以這麼詳細介紹金刻羽的簡歷，是這個勵志的成才故事背後，其實是中國全球化時代官二代子女的典型成長道路。她父親金立群，前財政部副部長、亞投行首任行長，這層家庭光環從小就為她鋪路，讓14歲的她能赴美在頂尖私校讀書，並考入名校，直接進入西方精英體系。這其實不是個別現象。199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起飛和加入WTO，紅二代官二代子女被送往海外名校讀書，政治資本轉化為知識資本，再回饋體制或商界。早在2013年，裴敏欣教授便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文章《Wooing China’s Princelings》。在文章中，他指出，西方頂尖大學積極招攬中國太子黨子女，將中國視為「頂級募款市場與高端人脈建設地」。文章強調，這類學生是「高價值入學者」：不僅提供即時資金，還形成長期校友網絡，畢業後回國進入商界或政界，可為學校開啟中國市場、促成項目合作與持續捐贈。如今，二三十過去後，這一批「高價值入學者」已經凝聚為一個「優越階層」（superior stratum），他們的成功是集體的、結構性的，更是帶有中國紅色基因。在全球化中，他們首先將政治資本轉化為知識與資本優勢，並最終嵌入國家結構中回饋體制。他們雖然接受了西方的一流教育，卻將知識視為工具而非價值轉型。自由遊走中西精英階層的優勢，在他們那裡只是機會主義的沃土。2019年5月，澳門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張匯泉（Tony Huiquan Zhang）在《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東亞研究期刊）第19卷第2期發表的論文《The Rise of the Princelings in China: Career Advantages and Collective Elite Reproduction》，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一個概念：「集體精英再生產」（collective elite reproduction），意思是：在中國政治精英體系中，太子黨（princelings，包括紅二代與官二代）作為一個整體群體享有職業晉升優勢，這種優勢並非主要來自個別家長的直接庇護或個人派系關係，而是透過「歸屬性地位群體」（affiliative status group）的集體身份實現再生產。太子黨成員共享國家資源分配（如早期供給制下的優質教育、住房、醫療）、共同的生命歷程（如文革下放經歷形成的互助網絡）、黨內幹部管理機制（如nomenklatura優先晉升），以及國家意識形態導向的教育與職業路徑，這些因素共同確保他們整體比非太子黨更早進入領導崗位、起點更高、任期更長、晉升更容易。若是把時間往後再後移一代，這種「集體精英再生產」成果便是全球化後的金刻羽這一代。這種紅色精英的再生產首先是集體的、結構性的。雖然金刻羽屬於改革開放後崛起的官二代（父親金立群為官僚精英而非革命元勳），但其階層邏輯與張匯泉教授分析的太子黨一代基本一致：其成長的軌跡並非純粹個人天才，而是階層共享資源的延伸，其所屬集體優勢的全球化變體：政治資本開門，國家支持的國際通道提供通行證，階層網絡確保她在達沃斯、哈佛等平台輸出中國敘事，同時在商界兌現影響力。張匯泉在論文中還分析到，這種「集體精英再生產」最終是回饋並鞏固黨國體制的。他指出，這一階層的職業優勢並非孤立現象，而是整體服務於政權的延續與穩定。這種再生產機制確保「紅色基因」與黨國體制的長期延續，鞏固政權的合法性與穩定性，讓他們在關鍵時刻維護體制，而不是成為變革力量。同樣往後位移一代人，也就不難理解金刻羽對中國經濟模式的讚美。在其2023年出版的著作《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新中國劇本：超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她將中國模式描述為一種獨特的混合體系：集中權力與分散市場相結合，強調舉國體制的優勢，如政策補貼與資源調配推動新能源、電動車和移動支付的快速爆發。她認為這是中國超越傳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創新路徑，帶來規模效應、技術擴散與全球競爭力等，卻避談制度根源問題。當然，這也就更加不奇怪，作為受過西方精英教育的她，會委身於財新報道的這場典型的中國模式的經濟崛起中。最後，還有一個詭異的地方，那便是西方知識精英似乎與中國金刻羽們一樣分裂，一方面宣講自由、人權；另一方面卻熱烈擁抱她們，似乎越發證明這是一個全球化生產的年代。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編者按：2020年，俄羅斯反對派政治領袖亞歷克西·納瓦尼（Alexei Navalny）經歷毒殺陰謀後，自知有可能因為堅持對抗獨裁，最終付出生命的代價，開始撰寫這本名為《愛國者》的回憶錄，記錄下自己的人生故事。2024年2月猝逝於監獄前完成了這本傳記，部分內容是以口述完成。 納瓦尼如何從律師，成為俄羅斯最知名社運份子？《愛國者》重現納瓦尼的熱情、機智、坦率與勇氣，字裡行間充滿感動與力量。他不畏威脅，創立反貪腐基金會，堅信變革勢不可擋、終將到來，並於2021年獲頒歐盟最高人權獎「沙卡洛夫思想自由獎」（Sakharov Prize）。納瓦尼在書中回顧了多次遭遇暗殺的恐怖經歷，也回憶起婚姻與家庭生活，同時收錄身處在北極圈酷寒、艱困的監獄裡，留下的獄中書信。 其遺孀尤利婭·納瓦爾娜亞（Yulia Navalnaya）表示：「這本回憶錄不僅是納瓦尼生命的見證，也是他堅持對抗獨裁的誓言。他為這場抗爭付出了所有，包括他的生命。讀者將透過這些篇章，認識我所深愛的男人——他正直的品格與堅定的勇氣。分享納瓦尼的人生故事，不僅是為了榮耀或紀念他，而是激勵人們挺身而出、捍衛正義，看見真正可貴的價值，永不忘懷。」2026年衛城出版出版了這本回憶錄的中文版《愛國者納瓦尼：普丁唯一怕過的人，留給世界的武器》，本文為其遺孀尤利婭·納瓦爾娜亞為本書英文版所寫引言。出版社授權刊發。我原本堅決反對替艾列西的書撰寫引言。對我來說，這感覺就是不大對，因為所有形式的引言，無論出自誰的手筆，都只會模糊書中焦點。事過境遷，這本自傳如今出版已將近一年。我大可以說痛苦已然減輕，哀慟也已稍微放過我，但這並非實話。事實就只是更多日子過去。我每天早上醒來，依然會想到他。假如他能待在我身旁，那會是什麼樣子？我睜開眼睛就能看到他望著我，露出微笑，我們會一整個早上都在開玩笑，再各自展開一天，全程互相傳訊分享消息。即便分隔如此短暫，我還是會想念他。晚上我們再度聚首，一起晚餐，一起大笑，逗弄孩子們，問問他們今天過得如何或提出建議，再接受他們的翻白眼回應。然後我們會上床睡覺，而他在睡著前會先握住我的手，每晚都會，我們在一起這麼多年來都不曾改變。一切沒什麼特別，就只是個快快樂樂的普通家庭。此刻他卻不在。不再有來自他的鑑賞力、自嘲或沉著冷靜，也不再有他的玩笑了，不管是真正好笑的，還是那些蠢到常令我抱怨的。他那慷慨分享的大愛也不在了，不只是我與孩子們得不到，他身邊所有人都無從享受了。此刻唯有本書與我相伴。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本書就是他，就是我的丈夫，艾列西．納瓦尼。過去一年來，我從素昧平生的人那邊收到數百則訊息，從紐西蘭到阿拉斯加都有。人們總說他是個「多麼了不起的人」，是「真英雄」，「多麼有智慧」又「精力充沛」。這些話都是真的，字字屬實，他確實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愛國者納瓦尼》涵蓋他的一切：童年回憶，父母，擔心成績，學會在校園為自己挺身而出，羨慕同學擁有很酷的牛仔褲和全新的卡帶式錄音機。我們都有過像這樣的故事，對吧？接著你就越長越大，世界也變得更廣袤、更錯綜複雜。你開始尋找自己的位置，開始犯錯，並從中學習，這些大家也都相當熟悉。然後是長大成人，你試圖適應一切：愛、孩子、父母、朋友、工作，以及如何完成人生的使命志業。這不就是我們所有人夢寐以求的事嗎？艾列西成功搞定一切，甚至能用如此引人入勝的方式寫下這一切，使人讀來手不釋卷。你讀著讀著就會邊發現，自己開始思索起每一頁，想像那一切。至少我自己閱讀本書的過程就類似於此。讓我分享艾列西撰寫本書期間的其中一段回憶吧。我得承認，我特別期待他會怎麼寫我們相遇的章節。當時他已寫完一大堆內容，各種在我們相遇之後發生的事情，但就是沒能寫出我們相遇的章節。我開始各種明示暗示：那章寫好了沒？我很好奇！他總是用笑容打發我，說他不知道該從何動筆，也不確定該寫些什麼。分享這麼私密的回憶也讓他覺得有點尷尬。直到有一天，那章節就憑空出現──或者應說是那章節的草稿。我讀了……老實說簡直嚇死我了！「事情根本就不是那樣子發展的啊！」我當時心想，「跟我記憶中截然不同。」他於是承認自己也有同感，說這樣寫不好，讀起來不大對。他決定要之後再回過頭重寫，但那個「之後」永遠沒有機會到來。所以，各位讀到的就是最初的草稿，是艾列西當時筆下的記憶。至於我這邊呢，總有一天我肯定會寫下我自己的版本，寫下我記憶中的情況。這其實不是一本對抗獨裁者的作品，非關革命，也不是要講戰壕裡的英雄。這本書是寫一個人，一個普通而平凡的人，就像你我及身邊的無數人。可正是這樣的一個普通人，這樣一位忠於自我、正直、真誠、堅定的人，才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榜樣能鼓舞他人，他的行為能團結群眾，他的信念能撼動無可撼動的事物。閱讀這本書，可能會讓你產生一點點犯罪的感覺。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成為共犯的一員。從事禁忌的行為其實蠻刺激的，不是嗎？畢竟在2025年夏天，俄羅斯官方正式將本書列為極端主義讀物。所以，請你在閱讀時謹記這一點。這也許會令你發笑，既笑俄羅斯的常態有多麼荒謬，也笑這個政權竟是如此卑怯膽小，連對已故的艾列西都得如此提防。艾列西生前，普丁就怕他怕到不敢提起他的大名，現在還要封鎖他的文字、他的思想，哪怕這些思想和文字只是出自一位正直坦蕩的普通人，一位負責任的好公民。我相信任何人只要讀了這本書，就會明白此言不虛。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2025年7月，東京局外人書店開始發行「名山文庫」 ，趙國君在發刊詞中說到：「名山文庫志在留存漢語思想，恢復漢語尊嚴，堅持獨立自由立場，注重思想性、藝術性、文學性表達。文庫集合全球學者、作家、藝術家及日常書寫者，關注中國命運，記錄時代變遷，努力留存有價值、有意義、有趣味之漢語書寫，致力於在海内外中文讀者中促進思想與知識的傳播。志在為中國命运树碑，為漢語思想立傳。傳之于同好，以再造新民；藏之于名山，以敬獻于未來自由民主之中國。」2026年1月，「名山文庫」推出中國法學學者賀衛方的新書《日本走讀記》。本文為該書自序。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對中日關係的私見與努力分不開的“歡喜冤家”中國與日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在一般文獻中稱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即由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距今正好半個世紀。五十年來，兩國之間有爭說“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蜜月期，也有紛爭漸起、摩擦不斷的困難期。但是，最令人錯愕的，乃是在五十周年紀念的時刻，兩國關係到了幾乎算得上是進入冰凍期了。在日本，民意調查的數據表明，對於中國持好感者的比例持續走低，已經到了不足一成的最低點。雖然在中國沒有可以信賴的民意調查，但國民中反日情緒的周期性發作仍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政府層面的交往日漸稀疏，政治關係冷若冰霜。對於中國政府視為內部事務的香港、新疆等地的人權問題，日本政府人士也少有地公開表達對中國的批評。在學術和教育界，兩國間的交流也遭遇到很多的阻力，以往人員的頻繁往來和經常舉辦的聯合研討會也已經盛況不再了。作為經歷過一九八〇年代兩國政治經濟文化交往最熱絡時期的一個學者，此時此刻，撫今思昔，真是有一種不知今夕何年的感歎。當然，對於中日關係本身的特殊性和複雜性，自覺也有相當的理解。對於戰爭苦難的不能忘懷，某些日本右翼人士時常發出的刺耳言論，以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所顯示的兩國之間對於死者的感觀差異，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或潛在或外顯的沖突，都是時時導致兩國關係出現危機的“病灶”。甚至某些一般人看來屬於有助於增強兩國國民親和感的事物，諸如一千多年文化交流的偉大成果，奈良唐朝風格的寺廟，日語中大量的漢字以及漢文典故，源於中國古典的天皇年號以及地名、機構名，某些中國人會因此而誇大日本文化中的中國影響，傲慢地以為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事事起源於中土；而自本居宣長、福澤諭吉，一直到當今的一些日本學者，也未嘗不會把這類所謂漢意事項視為妨害日本文化純正性或日本走向現代化的負面因素。直到一九七七年，當代日本語言史學家、曾任築波大學副校長的林史典教授還以某種宿命論的語調這樣說：毋庸多論，漢字是以與日語的特性、結構截然不同的中文為基礎成立、發展乃至成熟的文字。它本來就與日語不相匹配，且在事實上，為了使這一以異質語言為起源的文字成為自身的文字，日語未能幸免地走上了一條漫長而充滿苦難的歷程。要說日語直至今日仍在此延長線上，亦不為過。（轉引自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回避的他者》，顧春譯，三聯書店二〇二一，頁一四）無論如何，這兩個一衣帶水卻又仿佛“歡喜冤家”的國家之間，要建立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仍然是一個相當艱難的事業，而且在未來相當長時間裏，人們還看不到一種穩定格局形成的可能性。改革開放之夢的幻滅？近來一種流行的說法是，在過去的四十年多間，中國的改革開放讓日本以及歐美國家產生了一種幻覺，作出了誤判，以為隨著外資的引入，私人經濟的發展及經濟增長催生的企業家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興起，必將導致政治體制以及意識形態的深刻變化，中國會平和地融入建立在二戰後形成的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中，成為內有國民的民主自由、外有真誠合作和正義風範的世界大家庭的合格成員。但過去的十年時間裏，通過中國政府的各種作為，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美國，許多人都以懊惱的心情承認：這是一個已經破滅了的玫瑰色美夢。進而認為，此前中國的各種美好說辭和姿態一開始就是一場騙局，如果更早識破，則會減少許多後來不必要的錯誤和損失。私心以為，對於過去四十年歷史，全部用這種陰謀論式進行解讀或許有些偏頗和簡單化。從中國方面觀察，對外開放和整個社會的變革的動力絕不僅僅來自於中共與政府的高層決策；對毛澤東路線的否定和現代化國策的確立本身預示著對捆綁著國民的枷鎖的逐漸解除，國門的開放帶來了國民對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震撼性的認識，並很快化作一種要求進一步開放和依照西方模式變革中國制度與文化的強大動力，推動著官方決策向前邁進。不妨舉一個個人經歷的例子。作為恢復高考之後首批進入大學學習法律專業的學生，我們在一九七八年冬天看到了一部日本電影，高倉健和中野良子等主演的《追捕》，這是文革後中國引進的第一部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之所以引進，據說是因為其中黑暗勢力操縱警察和司法的故事具有讓觀眾深化對於資本主義弊端認識的教育意義。這部在日本反響平平的電影在中國獲得的成功簡直可以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有統計表明有八億中國人觀看了這部電影，我想也許是八億人次，其中包括我這樣連續看五次的例子。飯後茶餘，人們眉飛色舞地討論著電影的情節，贊美著幾位演員，他們的臺詞、表情和演技，甚至模仿他們的服飾（特別是“矢村式風衣”）。我們學法律專業的男生心中都憧憬著將來也成為杜丘式的檢察官，同時也能遇上真由美那樣的美麗而勇敢的女友。電影中日本的發達，東京的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真由美父親的私人飛機，各種精美的器物，凡此種種，將陳舊教科書裏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統統擊碎，大家心裏都在想：日本這樣的國家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典範。推動中國開放和改革的不僅僅是這樣的電影，還有走出國門的人們回來後繪聲繪色的見聞，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生產的琳琅滿目的產品和與之伴隨的管理文化，出版社推出的卷帙浩繁的翻譯書籍，可以說，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資本主義以及民主、人權、自由、法治、憲政等都成了一種具有正面意義的事物，雖然官方話語中還無法放棄社會主義這樣的旗號，但是話語與實踐之間的背離卻是愈來愈明顯，以至於官方不得不使用一些令人難以確定其含義的目標名稱——諸如小康社會、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來瞞天過海或暗度陳倉。一個吊詭的現象是，對於共產黨人的思維影響深刻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包括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樣的理論範式，在某種程度上也給黨國領導人一種強烈的心理暗示——與前述西方人的期望頗為相似——那就是經濟領域的開放和財富的增長自然會改變政治制度和人們的觀念形態。這也可以部分地解釋，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何以如此積極地推動市場經濟和對外貿易，卻在涉及根本性的政治以及憲政改革方面謹小慎微，因為他們相信，經濟發達了，政治領域的改革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一篇發表在日本外務省刊物《外交》（卷十二，二〇一二年七月出版。）題為“中國法治的出路”的文章裏，我曾結合當時發生的薄熙來事件，敘述和分析了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的策略和遭遇到的困境，解釋了薄熙來何以崛起和敗走。實際上，除了經濟快速增長之外，鄧氏改革也帶來了中國政治、法治、文化以及社會等層面上的深刻變化。但是，囿於自身價值觀的局限和對於後人解決難題能力的不可靠信賴，鄧小平錯過了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推動最艱難的政治改革的關鍵機遇，而隨著他的離世，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變革的滯後愈發成為阻礙市場經濟發展、惡化官場風氣、激化社會矛盾的總根源。在文章的結尾，我寫道：將於今年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也許能夠成為一個轉變的契機。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分析的那樣，向法治邏輯的轉型需要深刻的意識形態的轉變，需要獨立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崛起，需要更加漫長的文化改造。盡管如此，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的破產還是給了我們一點樂觀的希望。畢竟，法治之路已經是這個古老國度走向自由與幸福的不二法門，國民對於一個合理政府的想象已經今非昔比了。如今看來，十年前的這種判斷算是一種審慎的悲觀或抽象的樂觀。十年來所發生的種種，可以說是令人瞠目結舌，不堪回首。在時下這種地球村的境況下，一國內政中的各種壓制自由與人權的事件必將影響到外交，更不消說在外交方面，中國與西方國家以及日本之間的對立和緊張，包括民間交往、文化交流所遭遇到的種種阻礙，也是半個世紀以來所罕見的。最令人不安的是，在可見的將來，還看不到發生轉折的希望曙光。可以說，這是導致兩國關係時常出現危機的一個主要因素。日本研究在中國的興起說回到中日關係的未來，其實，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固然是一個重大障礙，但是也不能指望將來中國實現了民主化後兩國關係就會變得順風順水，一團和氣。民主化反而激發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浪潮也未可知。後共產主義時代俄羅斯的走向就清楚地展示出這一點。要真正實現兩國之間的親善和睦，最重要的還是更廣泛的國民之間相互理解和尊重，尤其是作為“異文化”的兩個國家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一位日本的漢學家曾說，中日關係的許多困難都來自於兩方都自以為對於對方有深刻的了解，不免以己度人，前面提到的靖國神社參拜難題就是一個例子，兩國對於亡者的觀念差異不為對方所理解和接受，導致周期性的沖突。這方面，高橋哲哉教授的《靖國問題》中文譯本於二〇〇七年在北京出版，雖然作者本人屬於批判參拜的自由派學者，但書中還是展示了日本國內圍繞著靖國神社及其參拜事項的各種不同觀念和行動及其背後的邏輯，有助於中國讀者更全面的理解和思考其中的複雜性。早在一九七〇年代，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曾表達了對於中國的日本學研究狀況的不滿。他渴望見到兩國關係的順利進展。“為了使中日正常發展，我對中國有個請求，希望更好地了解日本的文明史。”“如果按照現在的樣子發展下去，在日本文明的研究方面，中國將會成為世界上最為落後的國家吧。”（鄭清茂：“吉川先生的‘兩個不滿’”，《吉川幸次郎全集·月報》第二十卷，昭和六十年十月。）令人欣慰的是，從那時起，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觀。一方面，有關日本的各種翻譯作品大量湧現，改變了較早時候大多只是引入日本漢學著作的情況（當然，日本的漢學研究實際上也會折射出兩國文明的差異，如同為他人寫的傳記也會透露作者自己的種種信息）。個人閱讀範圍，例如本居宣長《日本物哀》 （二〇一〇，系中譯本出版年份，下同），岡倉天心《茶之書》與九鬼周造《“粹”的構造》合輯（二〇一六），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學史序說》（一九九五），同作者《日本人的皮囊》（二〇一八）、《羊之歌》（二〇一九），內藤湖南《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二〇一二），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二〇一八，香港），柳田國男《明治維新生活史》（二〇一六），小森陽一《日本近代國語批判》（二〇一一），丸山真男《忠誠與反叛：日本轉型期的精神史狀況》（二〇二一），西方學者諸如以色列艾森斯塔特、加拿大E. H. Norman、美國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等人的著作，連同商務印書館自二〇〇五年開始推出的叢書“日本學術文庫”、高原明生教授等日本和中國學者擔任選書委員的大型書系“閱讀日本”，更晚近的，二〇一八年岩波書店與中國新星出版社聯合推出的“岩波新書精選”，還有《劍橋日本史》（二〇一四年起陸續出版），等等，也是蔚為大觀了。另一方面，也許更能告慰吉川幸次郎先生的是，中國學者原創性的日本研究作品也在不斷出版，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列舉自己所見的書目了。雖然整體而言，跟日本的中國研究水凖尚難以媲美，但假以時日，逐漸出現令日本同行和讀者驚豔的作品也是可以期待的。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编者按：2026年，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纪念，同时也是结束50周年。波士顿书评为此会推出系列专题，纪念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此为第一篇特稿。宋永毅：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提及当下的”文革”研究，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存在。自1998年至2016年，宋永毅先后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等五个数据库，与他的同行们一起完成《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这一浩大工程。对此，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认为，这些数据库为“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份宏大的奠基石”，“整个研究领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伙伴们一份沉甸甸的感谢之情。”作为“文革”的亲历者与深度参与者，在主编数据库工作之外，宋永毅教授同时也对“文革”进行研究：从非理性角度和文化基因两个角度对“文革”中的政治领袖进行祛魅，这便是2021年10月在台湾联经出版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释》。在这本书中，宋永毅提出一个问题，在谈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无论中国官方还是学术研究，或是民间百姓，都会指向一个结论：“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史实。那么，“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学者称赞，其研究不仅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和人性本身，为文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习近平的新时代。第一次坐牢：从毛泽东的拥护者，成为真正的“反革命”宋永毅常笑言自己，一生为“文革”坐了两次牢。宋永毅1949年12月出生于上海。当时，其父亲是南京路上一个卖旧货的百货公司经理，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当时刚任上海市长的陈毅，认为陈毅是儒将，非常崇拜，便为宋永毅取名“毅”。“从我的名字上可以看出，我是红色中国的同龄人。我们完全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新中国是救了劳苦大众，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我们的救世主等等。”少年时代的宋永毅，虽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再加上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却依然非常积极参加革命，最大理想是为中国生产最新的坦克最新的导弹。因为当时在上海中学读书的宋永毅在课堂上，听物理老师说中国的坦克飞机比苏联落后、比美国落后，激发了他的爱国心。1966年8月文革开始，宋永毅说：“用我自己的写论文的话说，我那时还是诚心诚意拥护毛泽东的，是毛泽东的拥护者。”不久，上海发生了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年轻的宋永毅也卷入到这两次运动中。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级机关的权力，2月5日所谓“上海人民公社”，23日又改称为“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各地出现造反派夺权现象。不过，在1967年1月28日，复旦大学出现了“炮打张春桥事件”，贴出大字报和标语对张春桥表示怀疑。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宋永毅经历这一切，也开始了自己的怀疑：为什么毛泽东一开始说自由选举，支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结果又推翻了“公社”，倒退到了“革命委員會”？为什么这个国家反而越来越乱？于是，宋永毅就开始寻找答案，去找马恩选集、列宁选集看，和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看到的黄皮书、灰皮书。其中《第三帝国兴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使他看到毛泽东搞的那一套完全就是希特勒搞的那一套，舆论上就是钳制、教育上就是洗脑，利用红卫兵，红卫兵就是希特勒的冲锋队，罗姆的冲锋队。“1968年4月12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复旦大学再次出现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张春桥》，以及各种针对张春桥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主要质疑张春桥有没有历史问题。此时，宋永毅和他的几位同学每两个星期在他家里聚会一次，读书讨论，也说一些反动言论。谁知，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里，其中的一位同学不小心被举报抓到派出所，就全部交代，“交代得实在是离谱啊。怎么离谱呢？他竟然说我说过要把毛泽东的头摘下来当篮球打。你说，我怎么可能说这个话！”然而，正是这些莫须有的话，宋永毅被关押在一个地下室，隔离审查，这一关押就是五年半的时间。突然之间看不到了阳光，失去了自由，一个人关押在只有三平米的地下室里，宋永毅想到过自杀，最后他通过绝食抗议，得到了毛泽东选集四卷、马恩选集四卷以及列宁选集一卷等一些书看。“我的印象里面，毛泽东选集四卷，我如果没有读一百遍，至少也读了六、七十遍。我甚至在里面都用手纸编了政治经济学大字典。”宋永毅说。正是这五年半羁押在地下室的阅读，让宋永毅越来越意识到文革和毛泽东并不是报纸宣传的那样。他说：“那时看毛的书，有三点认识是非常清楚，第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从不抗日，只是想扩大共产党的力量，和国民党争天下，这从毛泽东第二、第三卷所有的指示都可以看出来。第二毛泽东这个人，从来不懂得建设，只懂得破坏。他那个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就知道怎么搞人、怎么破坏等等；第三个认识，当我把马克思的书和毛泽东的书对照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毛泽东胡吹他的矛盾论、实践论，他从来不是哲学家，他根本对西方的、科学的东西不懂，他就懂怎么搞权术等。”从此，宋永毅在思想上成了真正的“反革命”。第二次坐牢：是共产党帮我完成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的工程1976年，审查了半天也未能查出问题的宋永毅被释放，1977参加高考，原本可以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却因档案里的“反革命”而不被录取，转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9年，宋永毅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得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东亚研究系文学硕士；1995年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图书馆与资讯科学院硕士。现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来到美国后，宋永毅发现文革研究在美国堪称“显学”，然而同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史料错误非常多。于是他决定做文革史料的收集工作。从1998年起，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宋永毅与郭建、丁抒、周原、周泽浩和沈志佳等学者一起，建立《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编辑部，开始收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的原始文件。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国收集红卫兵资料时，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资讯”的罪名关押半年。在宋永毅被关押期间，一百多位欧美、澳洲学者写信给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释放宋永毅。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lan Cohen）担任他的美方辩护律师。 2000年2月，宋永毅被无罪释放，回到美国继续做数据库工作，而这项工作一发不可收拾，做完了文革数据库后，又接着做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接着又做土改数据库，最终，这一浩大的历史工程《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在2014年左右才完成，整个资料库系列收集了共约40,000份原始文献, 大约一亿两千万字。对于这项工程完成，宋永毅喜欢开玩笑说：“首先要感谢共产党，正是他们帮我完成这项工程的。” 原来，在北京被国安扣留半年，宋永毅一不小心成为了一个大名人。“也碰巧那会国际上无大事，所以大报小报整体报道我的事情。” 他回忆，2000年2月他回家的时候，他所在的小镇无数陌生人到他家门前鲜花，甚至打出横幅欢迎他回家。之后他宣誓入籍美国时，《纽约时报》还发了一个消息。正是这种名人效应，让他在申请数据库项目和文革研讨会经费的时候，特别顺利，为此，他觉得首先要感谢共产党，因为研究文革被抓，反而帮他顺利完成这个浩大工程。“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在北京被国安羁押期间，有四个半月，宋永毅在一家宾馆被指定居所监视，在关押期间，他还给看押他的人上课，白天给他们辅导自学考试课程， “晚上，他们就来听我讲文革。他们有很多问题，就是所谓的八卦，比如说中共领导人的私生活，一些不能理解的非理性的因素如感情、暴躁的脾气或是内部的矛盾等。于是我发现老百姓还是懂的，他们注意到最高领导人在发动疯狂的文革的时候，并不是出于报纸上所讲的‘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而是出于很多非理性的因素，有些疯狂的个人动机，才造成了疯狂的那个年代。”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宋永毅决定要把这些野史的东西找出证据，当做严肃的历史来进行研究。然而回到美国后，因为数据库的工作一拖再拖，他的这个心愿直到退休后才完成，这便是10月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释》，也是他多年来文革研究的一个成果。在这本书中，宋永毅提出一个问题，在谈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无论中国官方还是学术研究，或是民间百姓，都会指向一个结论：“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史实。那么，“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对此，宋永毅的回到是：“没有毛泽东，还会有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毛死了还有刘少奇，还会专制还会有独裁，但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因为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和发展，和毛泽东的本人是不能分开。“文革中很多事情，如果离开了领袖人物的变态人格角度或是非理性角度，是很难从其他角度做出其他解释。“因此，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所谓魅力型的领袖本人身上，因为他们本人也构成了体制的一部分：“这不是八卦，而是历史背后真实存在且影响了历史的东西，我就是要剥落这些魅力型领袖身上的油彩，让他背后膨胀的个人野心、卑劣的私欲暴露出来。”“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毛泽东在1966年8月4日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是没有想把刘邓打到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指责刘少奇在北京搞专政（派工作组）等。实际上这是得到毛同意的。会上刘少奇被迫回应说‘要坚持原则’、‘五不怕’等。毛就立刻发火、非常冲动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之后就写了这张大字报，把刘的问题上纲上线。就连原‘四人帮’上海主要理论家朱永嘉后来在香港出书都说，毛当时这一举动是出于非理性，一种偏执型人格的反应，是一种病态。”因此，宋永毅认为，正是毛泽东这种随时失控的偏执人格，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就是非理性。”。此外，宋永毅还指出帮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所谓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大约十个人，其中就有三位是医生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是毛的接班人林彪、毛的夫人江青、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他说：“李志绥的书就讲到，1958年中国最有名的精神病专家给江青做了一个会诊，检查结果说江青有严重的强迫症和多重人格，建议让江青参与文艺生活，毛泽东就让江青去了，于是就搞了样板戏，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林彪也是这样，苏联专家特别跑到他们家里去，林彪坐在家里不懂，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康生更不用说，60年代大概有三年左右是在北京精神病医院度过的。”对此，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首先举例说明历史上政治人物特殊的起居时间对政治的影响，他说，诺曼底登录第二天，德国要求希特勒赶紧改变决定，但希特勒身边的人说，他在睡觉不能打扰。同样，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也出现了蒋委员长在睡觉而影响了战机的情况。毛的作息时间通常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到了晚年更是无规律。像尼克松李光耀访华见毛，事先是没有通知的，都是临时叫去的，像刘少奇周恩来都有吃了安眠药叫去见毛的情形，因此，程映虹说：“政治领袖私人生活领域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民主透明体制下面，而是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就会被放大，变成公域问题，影响历史。宋永毅的新书有大量的事例说明，政治领导人生理、心理、情绪方面等私域问题影响文革历史的。这些本是野史、小道消息，但宋永毅却凭借扎实的史料，将它们转变为正史，这是一个筚路蓝缕的工作。”文革的文化基因是皇权文化的最坏变异有一个流传的笑话，说朝鲜战争最大的功绩是把毛岸英炸死，如果毛岸英不死，文化大革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中国当下变成朝鲜了。这个笑话其实也从某一方面指出了中共政治文化中隐藏的传统皇权文化基因，这也是宋永毅分析文革的另一个理论支撑点。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什么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最后都会惨死？宋永毅认为刘少奇林彪的悲剧其实都没有跳出皇权体制下皇太子政治的怪圈。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皇权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

編者按：最近，一名未戴頭巾、長髮披肩的女孩，用正在焚燒的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照片點燃香煙的照片成為了最近伊朗抵抗運動的象徵。今天，書評推出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Azar Nafisi）的文章《面紗的威脅：伊朗革命中的婦女問題The Veiled Threat: The Iranian Revolution’s Woman Problem》，文章通過四張照片和圖片，講述了百年來伊朗女性的遭遇與抗爭。這篇文章1999年2月22日發表於《The New Republic》雜誌。在文章末尾，納菲西教授說，20世紀末的伊朗女性，正像世紀初那樣，站在爭取開放、多元社會的鬥爭中心，這種對稱簡直像藝術一樣美麗。而今天，2026年的伊朗女性，依然繼續站在抗爭的前沿，依然像藝術一樣美。本文原文為英文，作者阿扎爾·納菲西（Azar Nafisi）授權翻譯刊發。面紗的威脅：伊朗革命中的女性問題作者：阿扎爾·納菲西（Azar Nafisi）我想從一幅畫開始談起。這幅畫是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的《舞者在練習桿前》（Dancers Practicing at the Bar），最近，這幅畫被收錄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出版的一本藝術書中。在「空間組織」這個標題下，書中對德加如何安排芭蕾舞者給出了兩段解釋：「兩個主要形體被擁擠地置於畫面的右上象限，其餘畫布則留作開闊空間……」看到這裡，似乎一切正常。但就像今日伊朗的許多事情一樣，事實並非如此。若是仔細檢視之後，你會發現這幅圖伴隨的說明有著令人不安的錯誤，這讓整幅畫以及它那嚴肅的討論都變得荒謬而不真實：那兩位芭蕾舞者她們已經被數位修圖抹去了。你能看到的，只是空蕩蕩的空間、地板、空白的牆壁，以及那根練習桿。就像伊朗其他無數女性的形象一樣，這些芭蕾舞者被審查、被刪除了。當然，諷刺的是，審查者通過抹除那些舞者，反而讓她們成為我們注意力的焦點。因為她們的缺席，她們反而成為了更加醒目的存在。而這種存在方式，讓德加的這幅畫成為了如今伊朗生活基本悖論的象徵，這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二十週年前夕。一方面，執政的伊斯蘭政權已經成功地徹底壓制了伊朗女性。女性被禁止出現在公開場合，除非全身覆蓋，只露出手和臉。在所有政府機構、大學和機場，都有專門為女性設置的入口，在那裡她們會被搜查口紅以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任何再小的違規都無法逃脫。在我曾經任教的大學，一位女性因為「咯咯的笑聲」而受到懲罰。而且就在最近，一位女教授因為在黑板上寫字時袖子滑落露出手腕而被開除。然而，雖然這些措施旨在讓女性變得隱形且無力，但它們卻帶來了悖論般的結果，反而讓女性變得極其顯眼且強大。政權試圖控制並塑造女性生活的每一個面向，並將其合法性建立在伊朗人民據稱渴望這種控制之上，卻無意中交給了女性一件強有力的武器：如今，每一個違反官方規定的私人行為或姿態，都成為強烈的政治宣言。與此同時，因為政權對女性生活的極端管制必然也侵入男性的私人生活（男性與女性的每一次互動都受到嚴格規範），政權不僅疏遠了女性，也讓許多最初支持革命的男性感到疏離。伊斯蘭統治精英與伊朗整個社會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被西方對伊朗的觀察者大大低估了。這部分原因是，在過去20年裡，美國的分析家和學者，以及伊朗的流亡社群，幾乎或完全無法進入伊朗。因此，他們過度依賴伊朗執政的神職人員所呈現的形象。目前，他們展現的形象似乎更加開放，其象徵便是1997年溫和派神職人員穆罕默德·哈塔米當選總統。例如，最近CNN興高采烈地告訴我們，在經過20年之後，伊斯蘭共和國開始播放好萊塢電影。但CNN沒有提到的是，伊朗電視台播放的《瑪麗·包萍》，實際影片內容不到45分鐘。所有涉及女性跳舞或唱歌的部分都被剪掉，取而代之的是由伊朗敘述者來描述。在《大力水手》中，所有出現奧莉芙·奧伊爾的場景都被刪除，因為她的形象以及她與大力水手的關係被視為淫穢。與此同時，即使政權聲稱對美國的敵對態度有所軟化，但對那些膽敢對美國文化表現出興趣的伊朗人，懲罰並未減輕。事實上，哈塔米上任後不久，他的新教育部長就頒布了一項新指令，禁止學生將帶有拉丁字母或其他墮落西方符號的物品帶進教室。然而，這些只是哈塔米統治時期所謂的新開放伴隨著加劇壓迫的最溫和例子。他當選後短暫的春天期間，言論自由在公開示威和新報紙中蓬勃發展，但這一切隨著突如其來的鎮壓而迅速結束。此後，政府禁止了大多數新報紙，並騷擾或監禁其編輯。他們後來已被釋放。許多利用這次開放機會抗議現行法律制度的進步派神職人員也被逮捕，其中一人甚至被褫奪神職。政權也趁機加強對伊朗巴哈伊少數族群成員的打壓。與此同時，議會通過了共和國歷史上針對女性的兩項最反動的法律。第一項要求所有醫療設施按性別隔離。第二項則禁止在雜誌封面上刊登任何「製造性別之間的衝突，並違反伊斯蘭法律」的女性的照片，以及任何形式的文字。去年秋天，兩位民族主義反對派領袖達里烏什·弗魯哈爾（Daryush Forouhar）和帕爾瓦內·弗魯哈爾（Parvaneh Forouhar）被謀殺，三位知名作家失蹤。這三位作家後來都被發現死亡。許多伊朗人感到憤怒，數萬人參加了弗魯哈爾夫婦的葬禮，這是一種默契的抗議。政府最初的回應讓這些伊朗人看到了一些希望。哈塔米總統譴責了這些殺戮，並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委員會的第一個結論是，兇手是情報部（Information Ministry）的成員。然而，幾天之內，委員會又提出了不同的說法，聲稱經過再三調查，兇手只是情報部內的一個流氓小組，這些殺戮並非政治性的。委員會至今仍未指名道姓兇手，更不用說將他們繩之以法。憤怒的伊朗人紛紛向進步派報紙投遞憤怒的電話和信件。西方媒體大多將這些事件視為溫和派哈塔米與其反動派神職同僚之間鬥爭的表現。更常見的情況是，媒體將壓迫行為描繪成強硬派針對哈塔米所採取的措施，就好像哈塔米，而不是那些被謀殺或壓迫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這種將哈塔米與強硬派對立的簡單化描繪，完全誤解了伊朗當前的局勢。哈塔米並不代表伊朗的反對派，而且他也不可能代表。的確，為了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持，他必須提出拆除伊斯蘭共和國一些基本支柱的議程。但為了甚至有資格參選，他必須擁有無可挑剔的政治和宗教資歷。換句話說，他必須，而且顯然是，致力於維護他那些選民極力反對的意識形態本身。因此，哈塔米的任期揭示了伊斯蘭政權面臨的核心困境。為了維持人民的支援，政府必須進行改革，但它不否定自身便無法改革。其結果就是一種混亂，一個以任意性為標誌的時期：有一天授予一種新的自由，第二天就取消一種原有的自由。這兩種事件都是伊朗當前激烈鬥爭的表現，不僅僅是哈塔米與反動派神職人員之間的鬥爭，更是伊朗人民與所有政府代表之間的鬥爭。而這場鬥爭的核心，正是關於女性權利的戰鬥。第二個浮現在腦海中的形象是一位來自過去的女性：法羅克魯·帕爾薩（Farrokhroo Parsa）博士。就像那些芭蕾舞者一樣，她的在場是透過她的缺席而被感受到的。我試著在腦海中回憶她的身影。帕爾薩放棄了她的醫學事業，成為我青少年時期就讀的德黑蘭女子學校的校長。慢慢地，她那圓潤而嚴肅的臉龐出現在我眼前，就像當年她站在學校門外檢查學生進樓時那樣。她的笑容總是伴隨著一絲皺眉的陰影，似乎害怕我們會利用那抹笑容，背叛她為學校所創造的願景。那個願景，也是她一生的目標，就是讓我們這些女孩「真正」可以受到教育。在巴列維國王時期，帕爾薩是伊朗最早當選國會議員的女性之一，之後在1968年，她成為伊朗首位女性內閣部長，負責高等教育。在這個職位上，帕爾薩不僅試圖提升教育品質，還致力於清除學校教科書中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形象。當國王（巴列維國王）在1979年被推翻時，革命者對前政府的一群職能官員進行了草率審判並處決。其中一位就是前婦女事務部長法羅克魯·帕爾薩。在對她的審判中，她被指控「在地上腐敗」、「與上帝為敵」，以及「擴大賣淫」。她不被允許有辯護律師，由蒙面法官宣判。當時，新革命政權對自己的處決行動感到極為驕傲，甚至公開宣傳這些處決，並在事後在報紙上刊登受害者的照片。但帕爾薩的照片從未被刊登。更為特殊的是，在那個本就特殊的時代，她的死亡方式極其異常。在被殺害之前，她被裝進一個麻袋。這種行為背後唯一的邏輯，只能是聲稱伊斯蘭教禁止男性觸碰女性的身體，即使是在她死亡的時候。關於她處決方法的細節存在一些爭議。有些說她是被毆打致死，有些說是被石刑處死，還有些說是被機槍掃射。不過，她被謀殺的核心形象始終不變：一個活生生、有呼吸的女性，被弄得無形、無狀，只為了維護行刑者的「美德」與「尊嚴」。我已經很多年沒有想起帕爾薩，直到她被處決的消息將她從我的記憶中復活。自那之後，我一次又一次試圖想像她死亡的那一刻。然而，雖然我能清晰看見她生前那帶著笑容卻又微微皺眉的臉龐，我卻無法想像在那個黑暗麻袋中，她的笑容與皺眉永遠消失的那一瞬間，她的臉部表情會是什麼樣子。她是否能夠預見，不久之後，她的學生以及她學生的學生，也會在活著的時候被弄得無形無狀、隱形不見，而不是在死亡中？在更廣的層面看，這正是神職人員對所有伊朗女性所做的事。大阿亞圖拉霍梅尼幾乎在奪取權力後立即開始收回女性辛苦爭取來的權利。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聲稱他實際上是在恢復女性的尊嚴，將她們從西方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其中包括巴列維國王）強加給她們的墮落而危險的思想中拯救出來。在提出這項政策時，伊斯蘭政權不僅剝奪了伊朗女性的權利，它還剝奪了她們的歷史。因為伊朗女性解放的真實故事，並不是一個外部帝國主義勢力強加異域思想的結果，也不是（甚至一些伊斯蘭政權的反對者也如此主張）一位仁慈的國王 將權利賜予被動的女性臣民。不，伊朗女性解放的到來，是伊朗女性自身為創造一個現代國家而展開的本土鬥爭的結果，這場鬥爭可以追溯到一個多世紀以前。在每一個階段，都有無數女性，她們樸實無華，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開創性角色的重大意義，卻開闢了新的空間，而這些空間正是我這一代人以及我自己習以為常、視為理所當然。這並不是說伊朗女性，包括我自己這一代在內，從未犯過錯誤，從未在對自由的承諾上動搖過。但現代化的鬥爭正是她們的。這些領袖中最早的一位大概是一位生活在上世紀中葉的女詩人，名叫塔赫蕾（Tahereh），據說她美得驚人。當時伊朗由專制且半封建的卡扎爾王朝統治，這個王朝的統治得到原教旨主義穆斯林神職人員的支持。神職人員毛拉與專制政權之間的聯盟，促使各種團體開始質疑伊斯蘭的基本教義。其中一個這樣的團體是巴比派，這是一群伊斯蘭思想家的異議運動，他們是巴哈伊教的前身，後來完全脫離伊斯蘭，創立了一個新宗教，而巴哈伊教徒至今仍遭受伊朗政府的殘酷迫害。塔赫蕾是巴比派最有影響力的領袖之一。她是最早要求宗教現代化的人之一。她與男性辯論自己的理念，並採取前所未有的行動，離開丈夫和孩子，在全國巡迴宣揚她的思想。塔赫蕾也是第一位公開揭開面紗的女性。或許並不令人意外，她為自己的觀點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852年，她被秘密帶到一座花園中絞死，屍體被扔進一口井裡。那年她36歲。隨著伊朗開始與西方有越來越多的接觸，許多社會階層，包括知識分子、少數族群、神職人員，甚至普通民眾，都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國家相較於西方是多麼落後。從19世紀中葉起，這些力量不斷與伊朗統治者爭鬥，爭議焦點在於伊朗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透過自我現代化來縮小差距。到1908年，這場鬥爭達到高潮，新統治的國王威脅要破壞現代化派先前在1906年強迫其前任接受的憲法。新國王不久後開始炮轟議會。女性再次站在最前線。許多女性實際上參與了隨後爆發的暴力衝突，有時甚至喬裝成男性。她們甚至手持武器，藏在面紗之下，行進到議會，要求那些躲在裡面的男人交出職位，如果他們無法保護憲法的話。憲政派最終獲勝，雖然憲法中並沒有任何推進女性權利的條文，但在接下來的20年裡，無數女性堅定的努力帶來了這個領域的顯著進展。翻閱這個時代關於婦女運動的書籍，人們會對這些成員的勇氣和大膽感到驚嘆。這些書頁上充滿了如此多的名字和圖像。我隨機挑選一個：塞迪格·道拉塔巴迪（Sediqeh Dowlatabadi），她出身於一個古老且備受尊重的家族，其父親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宗教人士，她是女性月刊的編輯。在1910年代，她因為

支持波士顿 Zelle&Paypal：[email protected] 或是付费订阅：唯色：像这样的小事：爱尔兰的黑夜与图伯特的沉默1、电影一开始，开煤场的比尔给修道院送煤。他从车上卸下，又肩扛起装满煤块的大袋子，力气惊人，满脸满手是黑，煤灰沾满破旧的厚外套，完全像一个劳动人民。饰演他的，是基里安·墨菲。如果不是他演，我不一定会看《像这样的小事》。我是他的忠实影迷。《奥本海默》看了三遍，六季的《浴血黑帮》差不多看了两遍。他的演技太厉害了。一辆车驶入修道院。比尔走出装煤的小黑屋，听见女孩哀求父母的喊声，看见女孩被母亲推着、被应声而出的修女拽入屋内。女孩的母亲斥责她时叫了她的名字“萨拉”。比尔愣住了。这也是他母亲的名字。他那未婚先孕、早早过世的母亲。我几乎一秒也没错过。有几次还暂停，返回，重看某个细节。写这篇文章时，我又完整地重看了一遍。窗外北京的夜色很黑，几幢商业高楼闪烁着点点红光。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是的，我还买了小说来读。对于让我产生深切共鸣的事，我一向是认真的。这是我第一次读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的小说，薄薄一本，四万多字，这么大的事她写得很克制，但很震撼。她因此被认为是当代爱尔兰文学的重要声音。比较而言，我可能更喜欢电影多一些。因为电影里的隐忍和挣扎，更让人难以忘怀。我说的是比尔。这个为了妻子和五个女儿终日辛劳的小镇煤老板，从头到尾都在隐忍，隐忍得用刷子使劲洗手上的污迹，隐忍得深夜无法入眠、泪水悄然滑落，隐忍得只能接过嬷嬷递来的封口费，直到再也无法隐忍下去，在圣诞前夜走进修道院的小黑屋，把受罚的怀孕少女萨拉带回自己家。没有大段对白，没有激烈冲突。只有一个快被压垮的男人，背着被整个社会视为有“污点”的少女，走过黑夜的浓雾和雨滴，走过亮着圣诞彩灯的街道，走过乡邻投来的异样目光。而我看到的，远不止爱尔兰的黑夜。那化不开的迷雾，似乎飘向了我的故乡，压在了积雪覆盖的雪域高原。2、电影的背景是1985年爱尔兰某小镇，修道院以信仰与悔罪的名义囚禁、剥削所谓“堕落”的女性，而这在历史上真切地、广泛地发生过。从18世纪中叶起，天主教会以“净化道德污点”为由，在爱尔兰开设多座洗衣房，将未婚先孕、行为不检、天生残障或孤苦无依的女性囚禁其中，强迫劳动，遭受虐待，与外界隔绝，直至老死被草率掩埋。最后一批洗衣房于1996年关闭，然而许多受害者至今未能讨回公道。电影结尾字幕写道：“献给1922年-1998年间，逾5.6万名被送往马格达莱纳教养院‘忏悔和改造’的年轻妇女，及其被带走的孩子们。”我不打算复述整部电影或小说。它的核心不在于重现历史，而是揭示一种更深的罪恶：整个社会如何通过沉默与共谋，共同铸牢了压迫的囚笼。修道院的嬷嬷在礼拜天的仪式上领读圣经，宣讲“主有怜悯和慈爱”，俨然上帝代言人；私下压制真相却老练如黑社会老大：一边数钱塞进给比尔妻子的贺卡，说“事情就算是解决了”，一边提起他女儿们的品学兼优，言下之意，如果多管闲事是会自讨苦吃的，还说 “污点”女孩的事“就是小事情”。修道院旁边的小镇上，没有人不知道那里面为何有那么多女孩，却一眼也不多看，一句也不多问，“说到底，这些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态度，早已成为一种社会习惯。比尔曾是其中一员。一个闭口不言、视而不见的人，只想给五个女儿更好的生活。但他更多一份压抑的隐痛：他早逝的母亲就跟那些女孩一样，未婚先孕，被家人抛弃，若非一位善良富有的夫人庇护，给予食宿和教育，私生子的他和母亲的命运不堪设想。虽然他也受到可能是生父的男人照顾，但那人是卑微的农场工人，从未公开承认，而这其实出于难言的爱。并非所有人都不肯伸手。他永远记得那位夫人的慈悲，满怀感激也满怀内疚，因为他做不到更多。但最后他还是做到了。他是英雄吗？看不出来。他不再忍受的那一刻，在电影中表现得很自然。看电影时，我想起了我热爱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他生于北爱尔兰的政治暴力年代。他的写作就像一把铁铲，铲入这个岛屿特有的沼泽地与历史的深处，也铲入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的深层，一点点地，挖出良知的碎片。当内心挣扎的比尔狠劲铲煤，像极了希尼在《挖掘》里写的祖父，“铲的泥炭比任何人都要多”。那深埋地下的泥炭，就像深埋的真相。我记得其中的诗句：“在我的食指与拇指之间/夹着这支粗短的笔/我将用它挖掘”，这是一位诗人的宣言，击中也是诗人的我。希尼还为“污点女性”写过诗。在《惩罚》中，一具埋在泥沼中的骸骨，是两千年前因通奸被处死的少女；“我可怜的小替罪羊，/我几乎爱上你/但知道自己会投下/沉默的石头。”他用冷静到令人不安的语言，将远古的遗骸与当代遭惩罚的女性重叠：“我曾哑口无言站着，/当你那些背叛的姐妹们/被戴上焦油帽，/在栏杆边哭泣/我会加入/文明的义愤/然而深知那严格的/部族的亲密复仇”。这是诗歌承认旁观、共谋和施压的时刻。这些女性：古代的“通奸者”，现代的与敌军士兵相好的“叛徒”，还有修道院里被囚禁、剃发、改名、劳作至死的“污点”女孩，死于某种宏大名义下的“正确”，更死于整个社会集体沉默的围剿：“被谋杀的、被遗忘的、无名的、可怕的/被斩首的女孩，逼视斧头/和宣福……”面对“那严格的部族的亲密复仇”，比尔用失眠和泪水拷问自己：你是否愿意伸手帮助“污点”女孩？是否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一大堆麻烦和代价？当他再次看见关在小黑屋里的女孩，赤脚，瘦弱，全身发抖，满脸煤灰和泪迹，眼神里有惊恐也有生的渴望，他本可像妻子和朋友忠告的那样——“这不关我们的事”，“做明智的事情，照顾好你的家人和你的生意”——默默地转身走开，但他没有。他伸出手搀扶起女孩，把她带出了修道院。半路上，女孩跌倒在地，他说“别担心”，然后背起了她。3、那种沉默与压抑的感觉……我太熟悉了，很容易联想到我故乡的境况：走在拉萨的街头，无数摄像头如老大哥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每个人，而这不过是日常一瞥。那些被视为“有问题的人”——其实只是想说出真话的男女——不得不活在强权构建的沉默之中。多年前，我在长诗《西藏的秘密》中写：“谁若把深夜里的祈求变成阳光下的呼喊，谁若把高墙下的呻吟变成传向四方的歌声，那就逮捕!加刑!无期徒刑!死缓!枪毙!”我写了一个十四岁尼姑的故事：“她的年纪才是我的一半。/当她沿着帕廓，边走边喊，那藏人皆知的口号，/就被冲上来的便衣蒙住嘴巴的夏天，/我正为二十八岁的生日挑选美丽的衣裳。”她因喊“让达赖喇嘛回来”被判七年，出狱后被逐出寺院，终日戴一顶毛线帽。我想送她布帽子，她摇头拒绝：“‘我头疼，带毛线帽要好受得多。’/‘为什么？’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说法。/‘因为我的头在监狱里被他们打坏了。’”我还写了在狱中唱歌的尼姑阿旺桑珍和平措尼珍；被关押三十三年的喇嘛班旦加措；蒙冤入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已在狱中猝逝）和邦日仁波切；用馒头和监牢窗外的花瓣做念珠的上师；被判重刑的藏大学生洛桑丹增；酒醉喊口号被开除的洛丹……我接着写道：“但我依然缄默，这是我早已习惯的方式。/理由只有一个，因为我很害怕。/凭什么呢？有谁说得清楚？/其实人人都这样，我理解。/有人说：’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但我想说，真正的恐惧早已融入空气之中。”我在拉萨还写过一首诗，虽然不是为这部电影而写，却像是它的注解：“这里是充斥着隐语、暗语与耳语的地方，只要启唇开口，用母语或非母语，就自觉地，犯禁的话不说，言外之意都懂的。只要稍稍涉及真实，声音立刻更低，若要指涉某人，会以另一种密码替换：口头上的代号、外号；或书面上的注音、缩写。”在这里，说话成了危险的事：说真话要靠暗语，称呼尊者达赖喇嘛要用代号。这不是夸张描写，而是真实的日常。在无比灼身的烈日下，本地人深谙规避之术，母语变成了需要藏匿的隐患，“非母语”成了表忠的工具。无可奈何之下，勇气渐渐失去。就像我在诗里写：“从何时起，这个以敬语来表示教养的古城，犹如八瓣莲花的凋损，优雅的气度日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卑屈……”就像电影里，人们充耳不闻修道院传出的哭喊声，因为一旦有所响应，就意味着无法回到那貌似正常的、安全的生活之中。“你想过好这一生吗？有些事情你不得不选择漠视”，比尔的妻子警告他。4、爱尔兰的黑夜与图伯特（西藏）的沉默，看似生于两种迥然不同的土壤：前者源于宗教传统与社会规范，后者来自外部强权与系统性的政治控制。我并非要将两者等同，而是想探讨一个更普遍的现象：无论压迫披着何种外衣，沉默始终是其得以维系的共谋。爱尔兰有持续两百多年的“洗衣房”；图伯特则有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信仰、语言与记忆的整肃和接管。形式不同，后果相似。藏人在拉萨低头走过摄像头，就像爱尔兰人避开修道院上锁的铁门，让我感到同样的窒息。我在诗中写道：“奴性的肉体弯腰吐舌，奴性的舌头失去本色，奴性的色系犹如末路，奴性的路上万劫不复，刺激着属于地狱的时刻尽快变现。”写下这些，我心隐隐作痛。我无意控诉个体的懦弱，只是讽喻权力如何驯化一个民族。强权并不满足于占领外在疆域，它更渴望支配人的记忆，改造人的灵魂。如今，虽然不再像文革时期砸寺院、毁佛像、逼僧尼还俗，但各种教化工程愈发精细，步步推进。比如在宗教信仰的领域，喇嘛转世被控制，寺院讲法需报备，宗派对立被精心制造……藏传佛教承载的千年智慧，从根本上截然不同于只相信暴力和利益的唯物主义，因此遭到“国家主导”的“信仰重建”，从1950年代的“宗教改革”直至今天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电影中的神职人员并非全部为恶，但如镇上人所说，“那些修女什么事都插手”，所以年轻的修女也盛气凌人。图伯特也有类似模式：红旗下的“爱国僧人”登台唱赞歌，代表“藏传佛教的新时代”，而那些拒绝配合的僧侣不是被边缘化，便是被消失……至于普通人家，窗外是“雪亮工程”遍布，幼儿园传出孩童“感恩祖国”的稚嫩歌声。当比尔把那个与母亲同名的受苦女孩带出修道院，“他发现自己在问：不能互相帮助，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走过这么多年，活过几十个春秋，过完整整一辈子，一次也没有鼓足勇气去反对现状，却还要自称基督徒，面对镜子里的自己，这可能吗？”这表明他并不是否定信仰，恰恰相反，他以行动捍卫了信仰中“怜悯”、“救赎”与“爱人如己”的核心精神。而我们是否也有反对现状的勇气？我不想揭开更多创伤。事实上，那看上去微弱的人性之光，恰恰在最黑暗的压迫中才最为珍贵；有些族人真的很努力，用单薄的身体遮挡猛烈的风暴，守护着那盏尚未熄灭的酥油供灯。5、我还想起我读过多遍的一本书：《爱尔兰日记》。作者不是爱尔兰人，而是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翻开那本薄薄的书，他闻见空气中充满的“泥炭的气味”似乎扑鼻而来。1950年代，他带着二战创伤多次前往“圣徒之岛”，写下冷静、诚实又时常透露不安的旅行记录：“看看从爱尔兰出口的都是些什么货：孩子和牧师，修女和饼干，威士忌和马，啤酒和狗……”黑夜的轮船上，一个把脸藏在阴影中的女子还想吐露更多，却被牧师轻声打断：“我的孩子，你不该把这些连在一起讲。”作为外来者，他看见“在爱尔兰有这么多废弃的村庄”，“在爱尔兰有那么多废弃的房舍”，空旷肮脏的小镇，肃穆华丽的教堂，“乌鸦环绕着教堂的顶楼飞来飞去，……宛如黑色的雪片”，还有叶芝的墓也被黑色的乌鸦围绕，碑文写道“骑士，向生与死投去冷冷的一瞥。”星期天早晨从教堂走出的人群淹没了大街，给他留下惊心动魄的印象。他试图穿透那层厚厚的虔诚，却发现存在一种沉默并非出于虔信，而是教会、传统与家庭规范出的秩序。他还注意到有句爱尔兰俗语几乎成了全民咒语：“本来会更糟糕。”无论发生多大的灾难，从民族苦难到个人悲剧，都能被这句带着宿命色彩的俗语所化解。伯尔在旅途中不断听到：面对饥饿、贫穷、失业、潮湿、冷风，甚至教会统治下的不平等，人们都用“本来会更糟糕”来自我安慰。看似幽默，却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创伤下形成的心理防御，甚至变成了生存智慧，其实是对命运的臣服。它将本该抗争的不公，用一句“本来会更糟糕”轻轻盖过。电影里，比尔在圣诞前给修道院送煤，先是听见被父母送来的女孩萨拉发出凄厉呼救，再去时撞见她被关在堆放煤块的小黑屋。女孩惊慌求助，他最初的反应是退缩：“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他的潜意识里一定浮现出那句未出口的俗语。虽然没有人明说，但“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修女，那些女孩就

編者按：讀嚴肅的書，做有趣的人。1月訂閱八折優惠，全年僅需48美金。今天書評文章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臺灣鄂蘭學會理事長葉浩為新出版的《鄂蘭文集》所寫的總序。標題為書評編輯鎖甲。比起關心極權本身是什麼，鄂蘭更關注的，是人在艱難的處境下，如何能保有追問與理解的能力。面對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根本之惡，我們無所依憑、無從評斷。但若放棄理解的努力，我們將會無法重新在這個世界扎根安居。理解是艱難的，卻是我們行動的源泉，也是思考與判斷的必要條件。2026年1月，台灣鄂蘭學會策劃、商周出版出版的鄂蘭文集1《反思極權政治》出版。這本書書集結她最具代表性的極權思考文獻，包括〈理解與政治〉、〈論極權主義的本性〉、〈答沃格林：書寫極權的方法論〉、〈危機與重建：《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一版結論〉與〈組織性罪責〉，橫跨她戰後初期的思想階段，是理解鄂蘭政治哲學不可或缺的關鍵選篇。葉浩 | 誤讀鄂蘭事小，如何不誤讀時代事大：鄂蘭文集總策劃序漢娜．鄂蘭逝世至今剛好半個世紀。期間的前二十五年，她的名字罕見於西方報章雜誌當中，研究其政治思想者也鮮少。後二十五年則隨著美國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在大眾媒體上強勢回歸，加上二〇一三年的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和二〇一六年的紀錄片《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的推波助瀾之下，國際上掀起一股鄂蘭研究熱潮。即使是向來對政治思想或哲學並不熱衷的臺灣社會，她的名字也頻繁地出現在社交媒體和公共語言之中。她關於極權主義的警告反覆被引用，而讓她生前名噪一時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概念似乎也成了一種可即取即用的標籤。這種流通性，剛好證明了鄂蘭的想法與我們時代之關聯性。然而當思想成為口號，概念成為標籤，甚至淪為敵我劃分或立場動員的工具時，人云亦云開始取代判斷、或進入鄂蘭所謂「欠缺思考」（thoughtless）之描述，而這正是她在極權主義興起的過程中所見證過的一種社會特徵。就像人們琅琅上口的「意識形態」或「民主法治」那些政治哲學概念一樣，鄂蘭藉以理解特定政治現象的概念，在脫離了歷史脈絡、抽離了問題結構之後，不僅容易失去原先的精準描述之能力，當這些理論被援引來解釋或詮釋另一個社會、或新的時代困境時，也必須經過一番轉譯才能發揮適當的作用。而這種轉譯或轉化，必須以正確理解為基礎。即使單純為了不讓鄂蘭的思想被工具化，重返她的文本已是一種必要。不過，誤讀鄂蘭事小，如何不誤讀時代事大。「鄂蘭文集」書系的出版動機關乎前者，但更重要的是深信她的思想與洞見，能裨益我們理解此一時代的困境並做出相應的判斷來回應其挑戰——以她的話來說，也就是承擔起屬於我們的一份責任。本書系第一冊是《反思極權政治》。反思不是歷史回顧，而是理解事件的形成條件及發展過程，正視其遺緒並且採取因應措施，同時思考如何不讓類似的事情再犯。事實上，鄂蘭真正關心的從來不只是極權主義本身，而是其立足之地及離去時才逐漸拉長於地面上的影子。正如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結尾處是這樣說的：「只有在極權主義已成過往之時，我們時代的真實困境才會展現出它們真正的形式，即使不必然是最殘酷的形式。」這是一個不討喜的洞見。走過極權主義的人們是如此希望能快點揮別它、回歸正常，再也別提起過去，但鄂蘭卻說千萬別太急著說再見，因為，當初醞釀它的社會條件並未完全消失。甚至可以說，在此之下的揮別，不僅意味著不願意追究其根源，遑論正視其遺緒，這種急切感也反映了一種把道德信念的徹底翻轉當作餐桌禮儀那樣，可以說改就改，而這種態度正是納粹得以崛起的條件之一。鄂蘭之所以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並不只是因為她對納粹或史達林體制的分析，而是因為她試圖回答一個更困難的問題：極權主義如何可能在現代世界中出現？又為何它的影子，會在看似終結之後持續糾纏我們？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反覆強調：極權主義不是歷史的偶然事件，也不是某些民族或文化的例外病例，而是一種在特定現代條件下形成的宰制形態。它之所以前所未有，正在於它不是單純的暴政，而是一套系統性取消政治本身的管控體系──透過意識形態、官僚組織與恐怖機制的結合，使人不再作為行動者，而是淪為被管理、被動員乃至隨時可被替換的存在。暴政底下，人們對政權有所恐懼，也因此能與惡保持距離。生活於極權底下，人們則不僅失去了道德與政治的能動性，更可能因為意識形態的蔓延至生活的所有領域而失去對權力滲透的敏感度，甚至可能對體制全然地認同，以身為國家機器的螺絲釘而感到自豪。誠然，鄂蘭關注極權主義作為一種史無前例的「全面」（total）宰制體系與傳統獨裁政權的差異，但她無疑更在意該體制崩潰之後的遺緒，以及當初讓它崛起的條件將會如何持續運作。極權主義過後，迎來的不必然是自由與能動性的復興。相反，未經反省之下的迎接更可能出現一系列溫和卻持久的宰制形式。這些形式之所以更難以對付，正因它們不再以赤裸暴力或狂熱意識形態現身，而是以科學、理性、效率、秩序，甚至是客觀、中立的名義運作。對鄂蘭來說，如何回應這一系列的新宰制形式，才是我們時代的真正課題。也因此，鄂蘭才更喜歡《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英國版書名：「我們時代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更重要的是，該書並不旨在提出關於極權主義的因果關係解釋，聲稱某些歷史條件為其「起源」（origin）。相反，在她的分析中，反猶主義、帝國主義與極權主義並非線性歷史因果，而是多條社會與政治發展軸線在特定時刻的「結晶」（crystallization）。鄂蘭稱這種分析方式為「理解」（understanding）。《反思極權政治》收錄了她關於極權主義的最早理解，也包括數篇闡釋其方法論關懷的重要文章。翻閱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讀者想必都熟悉，該書引起眾議的不僅是「平庸之惡」概念，更有關於猶太長老們未能適當抵抗納粹政權之說。事實上，鄂蘭不曾對此進一步說明。然而她以難民、賤民、錫安主義為主題的文章，卻包括了以特定身分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抵抗方式的書寫。作為本書系第二冊的《身分與抵抗》，收錄了鄂蘭關於這方面的早期文章，有助於讀者理解她對猶太長老們的期待。此外，雖然這些文章年代久遠，它們卻仍有助於我們思索該如何回應此時已然浮現的、那些更加隱微的宰制形式。同理，作為第三冊的《革命與自由》，也能讓讀者從具體的革命事件當中，理解自由的意義與代價，以及政治社群如何以最終極的方式來抵抗極權帝國主義，甚至從而思索如何在面對帝國強權之威脅時，該如何追求個人與集體的自由。此時，新自由主義和最新科技發展，尤其是ＡＩ，賦予了政府和跨國企業史無前例的能力，正在記錄、影響人類種種生活領域的想法和行為。包括最溫和且不具暴力的「輕推」（nudge）方式，都是同時蘊含解放與奴役可能性的創新，值得正視並適當地回應。本書系最後一冊《追問人的條件》所收錄的，既是她針對人類根本處境之持續探索，也是能裨益我們思考自身時代困境的重要文章。當然，我們也不該忘記鄂蘭曾經如此提醒過人們：從過去尋求類比以解決今天的問題，在我看來，是滿腦子迷思的錯誤。如果你不能因為你喜愛人生或精神上的生命，而用愛和純粹的動機來閱讀這些偉大著作，那就不能給你帶來任何益處，不能給學生帶來任何益處。本書系收錄的文章，不乏鄂蘭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前的練習和下台後的檢討。它們是可以讓我們跟著她一起思考問題的文本，但重要的是──那並非一種可以複製貼上的答案。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Issa G. Shivji, Tanzania: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the Union, second Expanded Edition,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2009.Harrison George Mwakyembe, Tanzania’s Eighth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Constitutionalism, Democracy and the Union Question, Hamburg, Univ., Diss., LIT, 1995.在《台湾作为方法》一文中，我曾提到“早在2011年就有人注意到了坦桑尼亚这个个案对于中国统一台湾的方案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本文将在与此相关的问题意识中，借助两位坦桑尼亚专家的研究，介绍这个个案并作出简短的评论。这两本书分别是Issa G. Shivji的Tanzania: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the Union和 Harrison George Mwakyembe的Tanzania’s Eighth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Constitutionalism, Democracy and the Union Question。歡迎訂閱《波士頓書評》及相关事宜发送邮件：[email protected]我的这篇评论将在法学层面展开，集中在坦桑尼亚宪法的结构与性质等内容。这意味着本文的着眼点是那些可以理性地加以设计的方面。“联合共和国”的模式是非洲战后独立运动和联合运动的共同产物。一方面，战后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化运动催生了主权独立的各个非洲共和国；另一方面又因为受到泛非洲主义的推动而出现区域性或覆盖整个非洲的联合倾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这一双重力量推动的诸多产物之一。该联合共和国宪制构造的三个特点，使其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第一，尽管在各大洲都能找到可以比较的个案，但坦桑尼亚尤其难以归类，是“独一无二”的；第二，它的两个组成单元规模悬殊，并且一部分在大陆，一部分是海岛；第三，它有较强的生命力，在经历了重重考验之后，存续至今，而类似的个案，比如作为泛阿拉伯主义一次重要实践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只存续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坦桑尼亚大陆（原坦噶尼喀共和国）曾是德国的东非殖民地，一战后转为英国委任统治，二战后转为英国托管，1962年制定共和国宪法，真正获得独立（Mwakyembe的研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专门驳斥了普遍流行的1961年独立说。Mwakyembe的理由是：1961年坦噶尼喀的宪法是威斯敏斯特制定的，英国女王及其代表构成该宪法的实质组成部分，因而事实上是一部自治领宪法，宪法的权威源于英王而非坦噶尼喀人民）。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原桑吉巴尔人民共和国）在战前是英国的被保护国，实际上沦为其殖民地。战后非殖化运动中，英国将其恢复为苏丹制独立国家。但很快，在独立后不到一个月，也就是1964年的1月，一场军事政变就推翻了苏丹统治，成立了共和国。又三个月后，坦噶尼喀与桑吉巴尔就通过签订联合协议、制定联合法案的方式，成立了“坦噶尼喀与桑吉巴尔联合共和国”（同年通过更名法案宣告新国家名称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里不打算讨论为什么事情会进展得如此迅速。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三个法律问题上面：联合共和国的性质、联合条款及联合法案的性质与地位、联合共和国权力结构的特点。一、联合共和国的性质从坦桑尼亚的情形出发，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联合共和国”的理念：平等或对等的双方，通过联合（Union）实现共同的以及各自的目标。在这里，“联合”既指联合起来的共同行为，也指这个联合体所采取的政治法律形式。这一政治法律形式被命名为“联合共和国”。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按照联合条款的措辞，是增进和巩固双方的历史纽带，并推进“非洲诸人民的统一”（the unity of African Peoples）。之所以在共同目标之外还需要强调各自的目标，是因为平等双方的这种联合形式，还承担着一个尊重和保护联合各方各自的身份、尊严和自主的任务。两个共和国的联合行为可能产生一个新的共和国，联合双方各自的国家身份因此消失；也可能只是意味着原有的两个共和国各自主权受到了联盟条约的限制，但并没有因此丧失国家身份。坦噶尼喀与桑吉巴尔的联合条款声称，两国“联合在一个主权共和国之中”（united in a Sovereign Republic）。对这个“主权共和国”及其组成单元的性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2000年上诉法院的一个判决，将这个问题从理论问题变成了实际的政治与法律问题。案件相当奇特：第一，桑吉巴尔的一个政党，其政治目标是扩大桑吉巴尔在联合中的自主权，结果它的部分党员竟然被桑吉巴尔检方以针对桑吉巴尔（而非针对坦桑尼亚）的叛国罪罪名提起公诉；第二，为了给被告脱罪，辩护方提出的辩护理由是桑吉巴尔已经不是国家，因而不能成为叛国罪的对象，但桑吉巴尔高等法院仍然作出了有罪判决；第三，被告方上诉到坦桑尼亚上诉法院，但中途检方撤销控告，释放了所有被告，然而上诉法院仍然行使管辖权，作出了一份本质上支持辩护方的裁决书。上诉法院这里的政治考虑或许是：假如不趁此机会阐明自己的立场，那么桑吉巴尔高等法院的判决可能会积累起一种印象，那就是桑吉巴尔仍然是一个国家，因而这家高等法院判决被告有罪。上诉法院的裁决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论证：桑吉巴尔不是国家。但上诉法院的判决在程序上和内容上都遭到了有力的批判。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一争论内部的是非曲直，但有必要区分其中的几个问题：首先，联合共和国作为主权共和国，其对外主权的意义，是通过联合双方的联合行为确认的。坦噶尼喀与桑吉巴尔两国联合之后即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协议副本，并申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联合国只拥有一个单独的席位。所以，没有人会质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一个国际法上“单一的法律人格”，在联合国只拥有一个席位。但对外主权并不能决定对内主权的具体分配。后者是由联合共和国的宪法确定的。国际法上的单一法律人格本身并不排除，组成单元在联盟内部仍然可以作为国家存续的可能性，尽管此时的国家是主权受到限制的国家。其次，针对组成单元的行为是否可能构成叛国罪，并不是必须以组成单元自身是否拥有国家身份为前提的。由于联盟本身包含了对组成单元身份与自主性的保证，因而也就存在成员单位的公民对它的忠臣，进而也就存在对组成单元构成叛国罪的前提条件，只不过问题在于，界定这种叛国行为的权限是属于联合共和国的共同事务，还是属于组成单元的内部事务。也就是说，这仍然是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最终，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分配权力，以便在组成联合共和国的同时，组成单元能够拥有有效的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显然，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难题。与此相关，有一个技术问题和一个原理问题值得一提。就技术问题来说，坦桑尼亚运用了美国联邦宪法以来进行纵向分权的经典模式：联合事务在根本法律文件上加以列举，未经列举的仍属于成员单位的内部事务。这一划分方法在事务项目需要加以解释时，比较有利于采纳向组成单元、而不是向联合政府倾斜的解释方案，尽管事实上并不必然如此。就坦桑尼亚来说，它提出了比解释更加重大的问题。通过历次的修宪行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联合事务清单从最初的11项增加到了21项，其中“防务”（defense）一项被修改成了“防务与安全”（defense and security）。很显然，“安全”事项是非常宽泛的，很容易成为联合政府扩张权力的通道。从这一修宪的历史“成绩”看，联合政府有可能逐渐将组成单元吸收掉。因此Shivji的研究试图证明，这些宪法修正案本身是违宪且无效的。这一争议至今未曾得到平息。值得指出的是，坦桑尼亚的权力结构可能还包含着另一种不同的思路。这个联合共和国似乎在上述纵向分权的模式之外，还同时探索着一种将共同事务问题缩减到最低限度、与此同时却仍然具有坚固的联合纽带的联合可能性。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介绍这个联合共和国的宪政结构的时候，重点予以说明。我们可以把这条思路称为“没有共同政府的联合”模式。原理问题与上述修宪可能性联系在一起：联合共和国是否因为联合而产生了单一的坦桑尼亚人民？坦桑尼亚人民能够根据多数原则重写自己的宪法，比如把联合共和国修改成单一制国家吗？这个基础问题确实也牵涉到联合之后组成单元的国家身份问题。坚持桑吉巴尔国家身份的立场，实质上是提出了下述问题：作为联合共和国组成单元的桑吉巴尔，与缔结联合条约、通过联合法案之时的桑吉巴尔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于坦噶尼喀当然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由于坦桑尼亚的宪政问题涉及联合协议（联合条款）、联合法案、联合宪法以及桑吉巴尔宪法，这里的问题也可以转化为这些基础性文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究竟哪些文件是联合共和国的宪法？二、联合条款及联合法案的性质与地位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最好简要地回顾一下整个联合过程。1964年4月22日，坦噶尼喀与桑吉巴尔两国总统签署了联合协议：《坦噶尼喀共和国与桑吉巴尔人民共和国联合条款》（“联合条款”）。四天后，两国立法机关分别通过了内容相同的《联合法案》，将两国的国际条约转化成了国内法。《联合法案》生效后即进入过渡期。过渡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联合法案生效起到1965年11月8日。这个阶段的过渡期宪法是由经过修改的坦噶尼喀宪法充当的。联合法案指定了联合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从第二任开始则经由选举的形式产生），第一任总统凭借其总统指令，对原坦噶尼喀宪法作出与联合法案相协调的修改。过渡期的第二阶段从1965年11月9日起到1977年4月25日。此时，联合政府的立法机关通过了《坦桑尼亚过渡期宪法》。这部宪法确立了一党制（但在坦噶尼喀和桑吉巴尔各有一党，前者是联合政府的执政党，后者是桑吉巴尔政府的执政党）。1975年修宪进一步将一党制修改为一党最高制。1977年完成了两党合并。4月25日永久宪法通过（1977宪法）。此后历经修正，其中最为重大的一次当属1992年的第八修正案（该修正案废除了一党制）。由于坦噶尼喀政府与联合政府是合一的，所以在联合之后实际上不再存在单独的坦噶尼喀宪法。桑吉巴尔则直到1979年才通过了自己的成文宪法典（1984年通过了新宪法）（桑吉巴尔宪法）。过渡期宪法在过渡期结束之后效力就终止了。但除了1977宪法和桑吉巴尔宪法之外，仍需讨论联合条款以及联合法案的性质与地位。如果我们接受Shivji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断。第一，联合条款属于国际条约。联合法案可以被视为对国际条约的执行。由于联合法案将联合条款的内容转换成了国内法的形式，所以，只要联合法案拥有Shivji所认定的最高宪法的地位，那么联合共和国整个的、永久的存续期间，都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一最初契约的执行过程。但是，仍然需要对内容进行区分。有一部分内容是一经执行就使原条文完结了的，从此就变成历史而不再具有现行的约束力。比如总统凭借指令修改宪法的权力，只存在于第一个过渡期内。在立法机关通过了过渡期宪法之后，更不用说在正式宪法通过之后，联合法案中的这个条款的效力就终止了。另外有一部分条款则是可以经由宪法修正程序加以修改的。最后则是不得经由宪法修正程序加以修改的内容。Shivji认为，联合法案中确立的基本框架（basic frame），也就是基本的权力分配条款，属于不可通过1977宪法规定的宪法修改程序加以修订的内容。除此之外的内容，则是可以修改的。照此，则联合条款中商定的、转化到联合法案中的、有关联合共和国基本权力框架的内容，效力比1977宪法和桑吉巴尔宪法都要高。所以，虽然坦桑尼亚联合的“过渡期”是联合共和国“之内”或联合“之后”的过渡，联合条约实际上始终具有约束里，只不过是以联合法案的形式发挥它的约束力。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人们显然可以设想另外一种过渡的方式：假设坦噶尼喀与桑吉巴尔首先签订了一份联合协议，并约定了

编者按：1月订阅八折优惠，1年仅48美金。欢迎支持我们前行。诗人与权力可能是一组最紧张也最具戏剧性的关系。为了装点权力，政治家与独裁者常常表现出文学艺术的兴趣来表现出自己的‘’雅量”，来显示对于异见者的优容，而文学家经常为了生存乃至保存艺术的名义，在独裁者身边虚以为蛇。然而，记录在文学史中的许多人，选择了流亡，或者选择了直接地反抗，抑或偷偷把文稿藏在抽屉里等待重建光明的一天。作为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写照。不同于蒲宁的流亡、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忍辱含垢，曼德尔施塔姆选择了直面黑暗本身，并为自己的艺术信仰付出了生命。他不是自我献身式的殉道者，相反在同辈的诗人当中，他有着不属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单纯和透明。他曾经直言讽刺过斯大林，也曾为了生存向斯大林乞求，乃至身不由己加入大合唱之中。然而尽管被现实政治的残酷跌打得粉丝，曼德尔施塔姆对于艺术纯粹的追求却从未改变。他的脆弱与妥协，反而使得他的作品在孩子般的纯真和诗人的轻盈之外，有着来自历史自身的沉重。畸形的时代中，诗人无法起飞，却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所谓不可阻止的历史与真理。本文选自中国诗人凌越的1月出版的新书《解开我的谜语：西方现代诗人廿二家》中《曼德尔施塔姆 石头 ，一个诗人的隐喻》。就像波德莱尔选中了花，惠特曼选中了草叶，曼德尔施塔姆则选中石头这个看起来最没有诗意的意象作为自己最重要的 诗歌元素。1913 年，22 岁的曼德尔施塔姆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集《石头集》，虽然还很年轻，虽然不少早期诗作还存留着少年青涩的柔美嗓音（胆怯无言的声音 / 来自坠落的果实，/ 环绕它 的是不曾破碎的 / 密林寂静的乐乐……），但是对于某种重量美学的追求业已明确：“来日我也将创造 / 来自残忍的重量的美。” 完成这一任务的时间，曼德尔施塔姆给出的是“来日”，当然后 世的读者看得清楚，更准确的词应该是“此生”。这一早年貌似普通的诗句如同谶语般揭示出日后残酷的命运带给曼德尔施塔姆的“重量”和令人心悸的美。 在《石头集》中没有一首以“石头”命名的标题诗，甚至连石头的意象都难以见到，举目皆是俄罗斯诗歌的典型意象： 密林、灯盏、纱巾、灌木丛、火焰、水晶苍穹、冷杉，等等。 也就是说，石头对于曼德尔施塔姆而言，仅仅意味着某种硬朗的质地、沉甸甸的诗的容积。在早年的文论《阿克梅派之晨》 中，曼德尔施塔姆说得明白：“哥特式钟塔的漂亮箭头狂暴是因为它的功能在于刺穿天空，谴责它的空无。”当然这只是被刚刚结识的更为狂热的阿克梅主义者古米廖夫激励起来的信念，在 《石头集》中，这信念还没来得及施展，除了《林中圣诞树焚烧》《我憎恨那单调的群星的光芒》等几首诗中偶尔闪烁着凶狠暗淡的微光，其他诗作更多是为一种温情所支配，即便在“世界的地牢里我也并不孤单”。作为一种抽象观念的石头，来源于曼德尔施塔姆所投身的阿克梅主义对俄罗斯象征主义运动的摒弃。古米廖夫在《象征主义遗产和阿克梅主义》一文中开首就写道：“象征主义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目前它正在衰落下去。”曼德尔施塔姆则撰文攻击“象征主义者是糟糕的居家者；他们热爱旅行，他们在自身有机组织的牢笼或在康德借助于他的范畴构筑的普遍牢笼里感 到不舒服，不自在”。这些抨击让人疑惑，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曼德尔施塔姆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诗作，这种疑惑就更强烈了， 甚至曼德尔施塔姆的许多散文和文论也是通过大量的象征物来 间接阐明他的观点的。合理的解释是，阿克梅主义所抨击的是被俄罗斯象征主义者（以巴尔蒙特为代表）用烂了的模糊意象和联想，大量诗句软绵绵地隐没在迷雾中，沉湎于不切实际的感慨里。当然，对上代诗人宣判死刑，也是有抱负的青年诗人为自己登上诗坛所做的仪式。不过最终的颠覆者永远是诗句本身，仅就曼德尔施塔姆而言，他有的是这样的诗句。如此，“石头”本身就是一种象征物，象征着年轻的曼德尔施塔姆对诗的硬朗质地和力量的追求。石头是曼德尔施塔姆日后许多诗作几乎不为人察觉的背景和基石，它们不动声色地改 变着典型的俄罗斯诗歌意象的成色，甚至“痒酥酥的绸巾”也会“灼烤着喉咙”，“干枯的麦秸”也因为“饮尽整个死亡”而 “变得更加温柔”。对此，曼德尔施塔姆说得明白：“我们在词语关系中引入了哥特式元素，正像巴赫在音乐中建立了它一样。” 的确，诗歌是人类最微妙的乐器，稍稍更改它的琴弦，就会发出截然不同的声响。从表面看，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沿用了俄 罗斯诗歌传统的四行一节的形式，据说在诗歌韵律方面的创新 也不明显，但是由于对诗歌中哥特式气氛的营造（“竖琴在吟唱 埃德加的《厄舍府》”），曼德尔施塔姆成功获得自己的诗歌个性。通常，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节奏急促，一种内心的加速度驱策着美妙的诗句在美丽的俄罗斯原野上狂奔，那仿佛金属碰撞时发出的锐响让读者感到不安，这也是辨识曼德尔施塔姆诗句的最佳途径： 草原多寂静，在四月里换季。 但天空，天空——你的米开朗基罗！ （杨子译）后来在《谈但丁》一文中，曼德尔施塔姆对石头有进一步的阐发：“石头是一部印象派式的天气日记，它记录了千百万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但石头不仅仅是往昔，它还是未来：它包含周期性。它是一盏穿越未来年代的地质昏暗的阿拉丁的神灯。” 很自然地，这里的“石头”将带出作为“记录者”的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在《文明的孩子》一文中精彩地分析过“诗人之死”对于诗人的意义：“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 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在曼德尔施塔姆那里，我们参与了两 者。”对于曼德尔施塔姆后半生的悲惨命运我们多多少少知道一 点，虽然人们通常笼统地认为诗人命运是时代命运的自然延伸， 但曼德尔施塔姆最终堕入命运的深渊有其具体的缘由，那就是他在布柳姆金问题上向捷尔任斯基和布哈林所做的英雄主义的申辩。布柳姆金就是那个在空白的死亡判决书上随意填上无辜者名字的秘密警察。不少人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最终的厄运与此有关。另一个事件则是曼德尔施塔姆在 1933 年写下的诗歌《斯大林警句》，在诗中他讽刺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宫的山里人”， “他的手指是十只肥厚的虫子”。此后曼德尔施塔姆在牢狱和流放中度过自己的余生，1938 年底死于离自己的出生地彼得堡 １万公里的流放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临终之际，他躺在篝火旁边读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 这是一个诗人的命运，毋宁说是一块坚硬的石头的命运。 曼德尔施塔姆的一位挚友，作家埃·明德林曾用文字描绘过他的画像：“他动作敏捷，脸上棱角分明，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昂首天外的身姿……似乎，他的身体不便这样支撑他的头，然而，恰恰就是这样支撑了一辈子。他昂首仰望天际，显得特别高傲， 甚至对造成他生理和心理上痛苦（尤其在诗人凄惨的晚年）的 那些人也不屑一顾。”其实岂止对那些人不屑一顾，甚至对于凄惨的命运本身，曼德尔施塔姆也一直保持着骄傲的态度，他勤奋写作到命运最悲惨的生命最后一年即明证。已经有人试图拿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去给他的诗做注解了，可是这时候我更愿 意听曼德尔施塔姆谈词语，不用说，他是最有资格谈论词语的诗人。“太多次我们未能看到诗人将一个现象提升到它的十次幂， 而一件艺术作品质朴的外表时常欺骗我们错过其中包容的极度 浓缩的现实。在诗歌中这现实恰恰是词语。”在另一处，他还写 道：“语言的发展速度与生活本身的发展毫无共同之处。机械地去促使语言适应生活需要的尝试，都事先就注定是失败的。”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曼德尔施塔姆的话，是想说明现实和诗歌的关系不是像许多人想当然以为的那样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而是非常复杂的对应关系，我们唯一一窥现实和诗歌堂奥的途径都只有词语这一条小道。以我国作家为例，在那个特殊时期， 受尽折磨、历经苦难的不在少数，可他们日后的写作却改变了这苦难的成色（不是不想表现苦难，而是太想表现苦难了，反倒将其扭曲成另外的东西），甚至这苦难变得轻浮和滑稽起来。 也就是说，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词语，是写作本身，因为苦难自身无法自动再现，只有在词语中它才能找到可以降落的坚实机场。如此，我们说最终考验作家的是使用词语的技巧，也许就不会引起那些文学卫道士的愤怒了。曼德尔施塔姆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他也是热衷谈论词语的诗人，他最重要的几篇文论几乎都与词语有关：《词与文化》 《论交谈者》《词的本质》等。而当后世许多读者将他奉为他那个时代勇于承担的诗人的典范时，他对诗人与时代关系的认识恐 要让那些学究大跌眼镜：“诗人只与潜在的交谈者相关联。他没有必要高于自己的时代，优于自己的社会。”这种态度确保他 持续地追寻自己诗歌语句中金属和岩石的质地。他 1923 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悲伤》，和许多大诗人盛年的作品一样，是最丰富和最饱满的，像《世纪》《悲伤》《夜晚》《萨洛敏卡》等诗作 均堪称杰作。他临终前几年在写作《沃罗涅日诗抄》时，这种质地越发纯粹，音色越发悦耳。就算他在处理一些明显的现实题 材时，也没有将这显见的现实脱离美，甚至遮盖在美之上，比 如在《我用孩子的眼光打量这强权的世界》《我用我的遭人谴责的罪过干杯》这样的诗歌中，你找不到毫无风度和美感的直白宣言。这是《我用孩子的眼光打量这强权的世界》的最后一节：也许是因为，在孩童的图册中， 我看见戈黛娃夫人披着满头红发， 而我依旧悄然低语 再会，戈黛娃夫人……戈黛娃，我已遗忘…… （杨子译）从颇为激昂的首句发展到这语调低回的最后一节，恐怕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不过这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是常有的事， 因为正如布罗茨基所言：“他（指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不是主 题诗。俄语诗歌的基本技术就是旁敲侧击，从不同的角度接近主题。英语诗歌所具有的那种对主题清晰明快的处理，在俄语诗歌中通常只出现在这一行或那一行中，随后，诗人便转而言 他了；清晰的主题很少贯穿一首诗的始终。”这是对现象的描述，究其原因，主题不是曼德尔施塔姆最为看重的，他宁愿将它依附在、散落在他所信赖的词语之上，而诗人就是一个把握语言的人，他们的高下只能由他们把握语言的程度决定。对词 的本质的探寻，也使曼德尔施塔姆避免了抒情诗人通常会有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沉湎于往事的感伤情绪。在曼德尔施塔姆诗中试图勾勒出他大致的生平是徒劳的，而在和他同时代的诗人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以及和他有过一段情的茨维塔耶娃的诗中， 我们可以便利地看到他们的朋友、爱人乃至生活中发生的主要事件。比如，茨维塔耶娃就写过有关她和曼德尔施塔姆恋情的 《你把头向后仰起》《哪里来的这般柔情》等诗作。但生活中的 事件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隐藏得更深，也表现得更隐晦，他显然在精神和语言的向度上要比同辈俄罗斯诗人走得更远更坚决。个人生活上的愉悦和苦难都很难击倒他，是啊，有谁能让石头哭泣和微笑呢，它们存在着，不动声色地在曼德尔施塔姆笔下转化为忧郁和美的远景——“绿色将草场压迫成了弧形”。在更高的意义上，生活尤其是个人生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因 此，在曼德尔施塔姆诗中难以找到对往昔伤感的空洞的感慨也就顺理成章，而这曾造就了多少二、三流的小诗人呵。在曼德尔施塔姆离世前一年写就的带有自画像性质的《无名战士之诗》 中，甚至有这样一节透露着他特有的冷峻美感的诗句： 阿拉伯式的混合、杂烩， 被磨成一束的速度之光， 这束光倾斜着它的底座， 静立在我的视网膜上。（刘文飞译）这幅超现实的画面引起众多诗人的激赏，布罗茨基就曾说 过，在世界诗歌中他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就其启示性质而言可 与这四行诗相媲美。可是他没有注意到这启示的缘由，就在这 节诗的上一行：“世界将因为我而变得明亮。”在我看来，这是 一个诗人面对苦难时所能拥有的最坦然最正确的态度，一直笼罩在曼德尔施塔姆诗中的阴影在最后一刻撤去、消散，石头最 终裸露在天光下，而那束光却来自诗人的视网膜，这是意味深长的循环，同时也是世界的终极象征。因为对词的关注，曼德尔施塔姆免于被政治拖到它恶俗的层面，简单对抗的方式正是这种恶俗的表征。四十七岁了，就算在残酷的流放途中，曼德尔施塔姆依旧在写诗，而且是美妙的诗，这些全赖他年轻时代 牢固建立起来的石头的诗观——永远是美，永远是词，现实和政治匍匐在美的脚下。悖论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却因此 更加让人揪心和难以释然。这是真正的诗人才懂的逻辑，诗人唯一真正需要对抗的是陈词滥调，

环顾四周，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种极度的不对称之中，有如奢华高档的楼宇耸立在简陋匮乏的贫民窟之旁。以美国为例，美国每年生产的食物远远足够养活其境内的3.3亿公民，但每天仍有超过1300万美国儿童受到饥饿的威胁。当这些年幼的生命最需要被关爱和呵护时，他们收获的第一堂课却是贫穷和恐惧。同样，在很多各大城市有不少人露宿街头，但这并不是因为住房短缺，恰恰相反，闲置空房的数量是无家可归者的28倍。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流离颠沛完全可以避免时 ——我们该如直视他们饱经风霜的双眼？同样，生产效率在过去几十年来持续提高，然而劳动果实的提取却极度不均。目前在美国，底层50%的人口仅拥有全国财富的4%，而顶层1%却掌控着惊人的30%。在这种极端物质失衡的阴霾下，一场精神危机也在悄然滋长。一半美国人表示感到孤独，将近20%的年轻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这一切，再加上环境的崩溃和极端主义的抬头，已经让人感觉像是一部黑色电影；更令人不安的是，科技巨头们正跨过公众监督，在不计社会后果的方式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这种未来带给人类的是深深的失控感。这些问题也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在全球化资本发展的浪潮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严重的失衡，只是种类和比例不一样而已。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呢？2025年11月29日，在意大利甘多尔福堡举行的2025年“方济各经济”国际会议上，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 Donni Wang发表的演讲，《黄金比例经济：过剩时代的均衡之道》，分析了当下种种失衡问题的根源，并提出“黄金比例经济”概念，作为一种指导性理念和规范性框架，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一种路径和思考。下面的文章根据演讲稿改写而成。黄金比例经济：过剩时代的均衡之道——2025年11月29日，在意大利甘多尔福堡举行的2025年“方济各经济”国际会议上的演讲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 Donni Wang（本文根据演讲稿改写而成）当前结构性失衡及其多重表现当今世界来自社会 、生态和精神的多重性危机（polycrisis)其实源于结构性失衡，而非资源的绝对稀缺。例如，食物浪费与饥饿并存、住房空置与无家可归并行、财富积累与贫困加剧。这些极端不对称上可以追溯到当代经济制度的核心弊端，就是对量化产能的无限追求。这个终极目的忽视分配公正和社会可持续性，导致物质、资本和权力的丰裕与匮乏同时出现。这些是以资本积累来衡量经济的必然结果，即非自然现象，也非改变个别政策或执行者可以根治。以上美国为例，尽管农业产出足以满足国内需求，仍有大量人口 面临没钱购买食物的可能。与此同时，美国每年食物浪费量占总产量的比例显著，而食品不安全问题影响数百万家庭。这反映出供应链和市场机制优先考虑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确保资源的质量和普遍获取。在住房领域，空置单位的数量远超过无家可归者，这些空置房产往往用于投资和投机目的，导致基本居住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种资源配置的偏差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性的，它源于在经济系统内，市场效率优先于人文关怀。这种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延伸到收入与财富分配领域。近数十年来，生产率稳步提升，但由此带来的收益主要集中于顶层群体。美国底层人口拥有的财富比例极低，相应的是顶层对财富的垄断。这种贡献与回报之间的脱节，不仅损害了经济公正，还削弱了社会稳定。在全球范围内，类似格局同样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依赖资源出口型经济，导致本地社区承受环境破坏和经济剥削，而跨国公司和少数精英攫取大部分利润。零工经济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平台工人为科技巨头贡献核心价值，却缺乏社会保障，收入波动大，面临债务和不确定性。这种失衡不是偶然的，而是嵌入当代经济模式的内在矛盾，它将个体简化为生产或消费单元，忽略了人类关系的相互性和对等性。物质不对称的后果超越了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与心理福祉的并行危机。许多人感受到高度的孤独感和社交孤立，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着近五分之一的年轻群体。这些现象与生态退化的加速、政治极端主义的抬头以及对未来的普遍焦虑同时发生。与此同时，技术转型，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部署，在科技巨头的指导下飞速进行，但过程缺乏民主监督和公共讨论。这些发展共同强化了一种感知：经济和技术系统已脱离社会的控制，人们感到无力感和异化，仿佛自己只是庞大机器中的可替换部件。在精神层面，这种失衡表现为意义感和目的感的丧失。消费主义文化鼓励即时满足和物质积累，却忽略了人类对归属、创造和更高追求的需求。结果是，焦虑、职业倦怠和抑郁成为流行现象。根据相关调查，全球工作场所的倦怠率持续上升，这些问题并非次要效应，而是结构性失衡的直接延伸。当经济体系将个体视为物质要素，服从于效率、优化和增长的铁律时，意义、尊严和目的等问题被边缘化到私人领域，导致系统性的异化。这种异化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职场设计的必然结果，这些组织通常围绕服从和效率构建，而非自我实现和创造性表达。总体而言，这些结构性失衡的多重表现——从物质分配的不公，到社会孤立的加剧，共同构成了当代危机的根源。它们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系统问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缺失是人文世界的萎缩。黄金比例经济：解决失衡的规范性框架针对上面所说的种种问题，当代经济体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调整结构，调整体制，从而实行黄金比例经济。所谓黄金比例经济，就是旨在调整经济重心，从无止境增长转向自然生态的可持续与社会公正的均衡，为增长主导范式提供替代方案，帮助社会在过剩时代找到平衡。黄金比例经济提供的一种理念和规范，为解决当下问题的开辟路径。这一框架并不停留在政策或技术方面，而是植入到人文主义的历史传统。黄金比例这个名称来源于一个完美的数学关系，在历史上与自然和谐、艺术美学和建筑设计密切相关。该比例（约1.618）通过斐波那契序列在欧洲普及开来，同时在古希腊哲学、印度数学传统以及阿拉伯几何学中独立出现。现代经济体日益将活生生的人化为劳动力、人力资本或消费个体，而将伦理和人文议题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这种分割标志着对早期人文主义传统的背离，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全面化的，它强调比例、和谐与平衡，不仅体现在艺术和建筑中，也延伸到社会生活。诸如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等作品，表达了人性本质的高贵，并赋予个体创造潜力。在那个时代，经济活动被理解为从属于更广泛的伦理与文化目标，例如佛罗伦萨的商人银行家不仅追求财富，还赞助艺术和教育，将经济成功视为人文繁荣的手段。相比之下，当代经济模式丧失了这种人文尺度，本末倒置地将物质增长置于首位，导致失衡成为常态。这种背离导致历史的倒退，让现代理性主义演变为狭隘的功利主义，它忽略了人类存在的多维性，诱生出严重的社会与精神危机。在不同文化中，比例常被用作衡量平衡的标准，体现在部分与整体、手段与目的、物质基础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在经济领域，这就是“恰当的量”，它不以产出最大化为追求，而是探究何种生产、消费和分配，才能在生态约束内支持有尊严的人类生活。黄金比例经济可视为对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延续和现代适应，它强调经济活动应服务于人类关系的和谐，而非单纯的积累和扩张。通过这种视角，它为当代失衡提供诊断工具和规范指南，帮助重新定位经济体系的核心目标。在回应结构性失衡时，黄金比例经济呼吁一种适应当代现实的人文主义复兴。它拒绝将个体视为效用最大化者的孤立单元，转而强调人类的关系性与相互依存本质。从这个角度出发，经济体系应以其支持繁荣生活、韧性社区和生态稳定为目的，而不是单纯依赖于聚合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DP). 这种复兴不是对过去的浪漫化回归，而是对当前危机的针对性回应。它承认物质供给和技术创新的价值，但坚持这些要素必须服务于伦理限度和民主价值观。例如，在资源分配中，黄金比例经济建议寻求最合理再分配机制，以缓解极端不平等；在企业治理中，它鼓励利润在员工福利、社区投资和环境修复间的均衡分配，而非单一股东利益优先。通过动态调整，将平衡作为核心原则，以适度取代过剩，以和谐取代冲突，为失衡时代提供全方面的替代方案。黄金比例经济在重新定位经济之时，同时强调通过创造性劳动、手工艺和有意义的工作来培养感官与审美品质。这种品质不是奢侈的附属，而是人类繁荣的基础。在当代工作场所，许多人面临机械化任务的异化，而黄金比例经济倡导将工作设计为表达创造潜力的途径。同时，它将公民活力置于经济评估的核心，通过合作、民主参与和对共同福祉的共同责任来维持。在失衡的社会中，公民参与往往被边缘化，而这一框架要求经济决策民主化，例如通过工人理事会或社区论坛，让利益相关者直接影响资源分配。这不仅缓解权力不对称，还培养集体责任感，使经济成为社会凝聚力的工具，而不是分化力量。进一步而言，黄金比例经济将休闲，无为与思考视为智力、情感和精神发展的必需要素。在增长主导的范式下，不工作常被视为非生产性浪费，而这一框架视其为恢复平衡的关键。通过缩短工作时长或引入普遍基本收入（UBI），它为个体提供空间从事阅读、艺术或哲学反思，从而抵消技术加速带来的认知碎片化。这种闲暇不是空闲，而是有目的的暂停，帮助人们重新连接内在需求与外部世界。与此同时，在物质的充裕必须在生态限度内实现，确保经济活动既支持社区福祉，也维护生态健康。这意味着将可持续发展嵌入经济核心。这种充裕不是无限扩张，而是“足够就好”的适度，确保后代继承一个健康的地球，而非满目疮痍的荒地。最后，黄金比例经济将公平与正义作为基础，包括工作场所和经济机构的民主治理。在当前失衡中，不公往往源于不透明的权力结构，而这一框架倡导透明和包容的治理机制。例如，推动企业由合作社而非私人拥有，通过法律改革确保工会权利，或引入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让员工和社区在公司决策中拥有发言权。这种正义不是抽象原则，而是通过比例调整实现的实际平衡，它缓解财富集中，促进机会均等，从而重建社会信任。恢复“尺度”感今天，我们一边赞叹人类的经济奇迹和文明财富，一边又困惑生活为什么依然那么让人疲惫和沮丧，我们面对的不再是资源短缺，而是过剩与匮乏的并存悖论。黄金比例经济根植于人文主义传统，强调比例、平衡与尊严的价值。它挑战以最大化和无限增长为核心的现代体系，转而倡导适度、公平与人类繁荣导向的范式。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At the end of 2025, Boston Review of Books published an English-language book titled A War I Cannot Understand. It tells the story of Pan Wen-Yang, a university student from Taiwan, who traveled to the Ukrainian front lines twice to fight in support of Ukraine. The book is also accompanied by dozens of photographs taken by Ukrainian military photographer Alex Zakletsky. Today’s article is the editor’s note. If you wish to purchase this book, you can do so on the websites of JF Bookstore, Amazon, and Barnes & Noble. And the World Remains Silent——Viewing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rough the Lens of a Taiwanese VolunteerSoldierI learned about Pan Wenyang through Chai Jing’s channel program.In March 2025, Chai Jing’s channel produced two episodes about Chinese soldier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including Chinese mercenary Makaron fighting for Russia in the Russian army, and volunteer soldiers fighting for Ukraine in the Ukrainian International Legion : Gao Shan, “Tianxia Weigong”, Zeng Sheng-guang, Wu Zhong-da, Peng Chenliang, Pan Wenyang, and other anonymous volunteers who were interviewed. These soldiers in the Ukrainian International Legion come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even have subtle political differences. However, on the Russia-Ukraine battlefield, they became brothers who faced life and death together, united by death. Chai Jing’s program meticulously reconstructed the scenes of the deaths of Taiwanese volunteer Wu Zhong-da and Chinese volunteer Peng Chenliang, who were Pan Wenyang’s best friend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ion. In the footage, Pan Wenyang said, “I don’t know how to express why it hurts so much.”On camera, Pan Wenyang looks very much like a typical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 thin, refined, and gentle. Without his military uniform, it would be hard to associate him with a soldier.In fact, Pan Wenyang had just returned to Taiwan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is was his second return from the front lines.In September 2023, 24-year-old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 Pan Wenyang took aleave of absence from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where he was studying, and lied to his family, claiming he was going to study in Poland. He traveled alone by plane to Poland and then crossed the border into Ukraine to join the Ukrainian International Legion.At that time, the Russia-Ukraine War had been ongoing for one year and seven months.On February 24, 2022, Russia launched a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invading Ukraine from multiple directions, targeting Kyiv, Kharkiv, Donbas, and southern Ukraine, but met fierce resistance from Ukraine. On September 30,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eld a ceremony in the Kremlin in Moscow, announcing the formal annexation of four Ukrainian regions — Donetsk, Luhansk, Kherson, and Zaporizhzhia — and signed “accession treaties” with pro-Russian leaders of these regions. However, the Russian military did not fully control these areas, particularly in parts of Kherson and Donetsk, where fighting continued. In September and November 2022, Ukrainian forces recaptured Kharkiv and Kherson regions. Subsequently, Donetsk Oblast in eastern Ukraine became the main battlefield, with fighting concentrated in cities such as Bakhmut, Mariupol, Donetsk, Avdiivka, Maryinka, and Volnovakha.In November 2023, after eight weeks of training at the recruit camp, Pan Wenyang was sent to the front lines. Prior to this, both Russian and Ukrainian forces were locked in a trench warfare stalemate in Bakhmut and Andriivka, with limited progress for either side. On November 10, Pan Wenyang arrived at a village near Bakhmut, his first time at the front. However, before the fighting fully began, his comrades started falling one after another, especially his team leader and spiritual idol, Eric, whose death caused Pan Wenyang to lose courage. After retreating fromthe front lines to the rear, Pan Wenyang applied to terminate his contract, and in January of the following year, he returned to Taiwan.In July 2024, Pan Wenyang and his hometown friend Wu Zhong-da flew from Taiwan’s Taoyuan Airport to Ukraine again, joining the Ukrainian International Legion for the second time. In October, Pan Wenyang and Wu Zhong-da entered the front lines in Chasov Yar, located in the Bakhmut district of Donetsk Oblast, the same region as his first deployment. This time, however, it was not a village on the outskirts of Bakhmut but a forest near the city of Chasov Yar. In this forest, Pan Wenyang experienced eighteen days of hellish, intense combat. During the eighteen days of fighting in the Chasov Yar forest, Pan Wenyang lost twenty-four comrades, with ten others seriously injured, including his close friend Wu Zhong-da. From then on, Pan Wenyang felt that a part of himself was buried with his comrades in that forest. In February 2025, he returned to Taiwan and began writing about his firsthand experiences on the Russia-Ukraine battlefield, which became this book.Since the Russia-Ukraine Wa

編者按：1月3日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的「絕對決心行動」可以說是這兩天最熱議的事情。特朗普稱之為門羅主義的升級版「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首先書評推薦學者章永樂的一本書《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下面是今天的書評短評《活捉馬杜羅：特朗普的「唐羅主義」意味著什麼？》活捉馬杜羅：特朗普的「唐羅主義」意味著什麼？唐羅主義的首個實踐1月3日，美國軍隊發動了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襲行動，直指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美軍特種部隊在黎明前降落，迅速包圍總統府，並在短暫交火後逮捕了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馬杜羅政權長期以來被美國指控為獨裁統治，涉及毒品走私、腐敗及人權侵犯，同時與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維持密切關係，這些都被視為對美國後院的威脅。突襲行動不僅逮捕了馬杜羅，還包括沒收部分石油資產，並宣布美國將臨時接管委內瑞拉的關鍵基礎設施，直至建立「穩定過渡政府」。在當天上午於海湖莊園舉行的記者會上，特朗普總統對媒體宣稱宣稱，「門羅主義是一件大事，但我們已經大大超越了它，超越了很多很多。現在他們叫它唐羅主義。」（The Monroe Doctrine is a big deal, but we’ve superseded it by a lot, by a real lot. They now call it the Donroe Doctrine.）而對委內瑞拉的突襲，就是「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的首個實例。他還補充說這確保了「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將永遠不會被質疑.(American domina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ill never be questioned again)」。在2025年底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SS 2025）中，特朗普政府便已經明確提出重振已有200多年歷史的門羅主義，並引入「特朗普推論」（Trump Corollary）。該推論擴大了傳統門羅主義的範圍，將西半球定義為美國的絕對主導區域，嚴禁「非西半球競爭者」如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的經濟、政治或軍事滲透。NSS 2025強調，美國將優先保護本土安全、能源供應和移民控制，視委內瑞拉為首要目標，因為其石油資源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且馬杜羅政府被指責助長邊境移民危機和毒品流入。特朗普在文件中戲稱這一政策為「唐羅主義」，意在強調其個人領導下的強硬風格，與傳統門羅主義的防禦性不同。這一版本雖然繼承了原政策的區域主導精神，但更注重經濟安全和反移民，更具進攻性，允許美國主動介入以排除外部影響，視西半球為美國的「戰略後院」。此次委瑞內拉行動，被視為「唐羅主義」的第一個實踐行動，事件發生後，美國國會迅速通過決議，支持特朗普的行動，並撥款用於委內瑞拉的重建。馬杜羅被押解至美國接受審判，罪名包括販毒和恐怖主義資助。1823年的門羅主義門羅主義的提出可追溯至1823年12月2日，當時美國第五任總統詹姆斯·門羅在國會年度咨文中正式闡述這一外交原則。這份咨文雖然以門羅命名，但主要由時任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起草，亞當斯被視為其思想核心。他將門羅主義定位為美國對歐洲殖民主義的堅決反對，旨在保護新興的美洲共和國免受舊世界勢力的干涉。當時的拉丁美洲多國如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和墨西哥，正從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中獨立出來，掀起一波獨立浪潮。與此同時，歐洲的「神聖同盟」——由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等保守君主國組成——試圖恢復舊秩序，可能通過軍事干預幫助西班牙重新殖民美洲。此外，俄國在北美西北地區的擴張也威脅到美國的領土利益。門羅主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作為美國從孤立主義向區域影響力擴張的橋樑。當時門羅主義主要包括四項原則：首先，美洲大陸不再是歐洲列強未來殖民或干涉的對象；其次，任何歐洲勢力試圖將其政治制度延伸至西半球，都將被視為對美國的敵對行為；第三，美國承諾不干涉歐洲的內部事務或其既有殖民地；第四，新世界（美洲）和舊世界（歐洲）應維持各自的勢力範圍，避免相互滲透。這一宣言本質上是防禦性的，當時美國建國僅半世紀，軍事和經濟實力遠不及歐洲強國。因此，門羅主義的實施更多依賴外交威懾而非軍事行動。但門羅主義鞏固了美國在北美的領導地位，推動美國向西部擴張。其次，對拉丁美洲而言，這一政策幫助維持了新共和國的獨立，避免了歐洲立即的重殖化威脅。然而，門羅主義也暴露了美國的雙重標準：雖然反對歐洲干涉，但美國自身在美洲的擴張行為（如1846-1848年的美墨戰爭）卻未受約束，它為美國在西半球的長期霸權奠定了基礎，成為美國外交史上最持久的原則之一。門羅主義的演變與羅斯福推論門羅主義自1823年提出後，經歷了多次演變，從最初的防禦性宣言逐步轉化為美國在拉丁美洲干涉的合法依據。這一轉變在20世紀初達到高峰，特別是1904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提出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將門羅主義從被動防禦擴大為主動干涉。羅斯福推論的核心是：如果拉美國家出現「慢性不當行為」（chronic wrongdoing）或無力償還外債，導致歐洲可能介入，美國有權先行干預以維持穩定。這被稱為「大棒政策」（Big Stick Policy），源自羅斯福的名言「溫和說話，手持大棒」。這一推論的背景是19世紀末的帝國主義浪潮：歐洲列強如英國和德國頻繁干涉拉美債務問題，例如1902年英國、德國和義大利封鎖委內瑞拉港口。羅斯福認為，為了防止歐洲借債務之名擴張影響，美國應主動充當「國際警察」，保護西半球的秩序。羅斯福推論的實施導致美國多次軍事干涉拉美事務。例如，1904年美國接管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海關，以償還其歐洲債務；1911年派兵進入尼加拉瓜，扶持親美政府；1915年佔領海地，持續統治至1934年；此外，古巴多次成為干涉目標，美國通過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保留干預權。這些行動不僅鞏固了美國在加勒比地區的經濟利益（如巴拿馬運河的控制），還確保了美國企業在拉美的投資安全。然而，這也引發了拉美國家的強烈反感，被視為美國的「後院帝國主義」。歷史學者指出，羅斯福推論扭曲了原門羅主義的反殖民主義精神，轉而成為美國霸權的工具，導致拉美反美情緒高漲，並催生了如墨西哥革命等本土抵抗運動。進入20世紀，門羅主義繼續演變，尤其在冷戰時期被用來對抗共產主義擴張。1940年代，美國將其擴大到意識形態領域，例如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約翰·肯尼迪總統援引門羅主義，視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為對西半球的威脅，導致美蘇對峙。冷戰期間，美國支持多個拉美獨裁政權，如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以防止「多米諾骨牌效應」。然而，這一時期也出現調整：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推出「好鄰居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試圖緩和干涉主義，承諾不干涉拉美內政，並撤軍海地和尼加拉瓜。這一轉變部分是為了應對大蕭條和二戰，美國需要拉美盟友的支持。但好鄰居政策並未完全廢除門羅主義，只是暫時軟化其形式，冷戰爆發後干涉再度加強。到20世紀後期，門羅主義的影響逐漸減弱。1980年代，雷根政府在中美洲干涉（如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但已不直接援引門羅主義。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化，美國外交轉向全球反恐，門羅主義似乎已經過時。唐羅主義將意味著什麼？美軍逮捕馬杜羅後，承諾重建委內瑞拉經濟，優先美國企業參與石油和礦產開發。特朗普稱之為「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在隨後的記者會上，特朗普表示美國將暫時「運作」委內瑞拉，直到安全過渡完成，並指出包括國務卿盧比奧、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等人在內的團隊將負責相關事務。毫無例外，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的「絕對決心行動」再次引發全球輿論兩極化。在美國國內，共和黨人與特朗普支持者熱烈讚揚此舉為「歷史性勝利」，視為終結「毒品恐怖主義」的果斷行動，強調零美軍傷亡、快速逮捕馬杜羅，並帶來西半球主導權的強化。民主黨人則強烈譴責為「非法侵略」與「伊拉克戰爭2.0」，指責繞過國會、違反國際法，擔憂淪為石油掠奪與無盡混亂，引發反戰抗議。在國際上，拉美左翼國家（如巴西、墨西哥）與俄羅斯、中國猛烈抨擊為「帝國主義侵略」與「主權侵犯」，視「唐羅主義」為新殖民主義；特朗普盟友（如阿根廷、薩爾瓦多）則慶祝為「自由勝利」。委內瑞拉流亡僑民與反對派街頭狂歡，視為解放；國內部分民眾則示威支持馬杜羅，抗議美國干涉。還有反對者批評這違反國際法和主權原則，開啟危險先例。聯合國憲章禁止武力干涉他國內政，這次突襲被視為單邊主義的極端表現，可能正當化其他大國的類似行動，如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干涉或中國對周邊的施壓。關心亞太地區的學者指出，美國注意力轉向西半球，意味著在亞太的軍事和外交投入相對減少，這可能削弱對盟友的承諾，如日本、韓國和台灣。特朗普的「唐羅主義」是否意味著國際格局已經悄然改變，國際關係正在從規則主導的框架，悄然轉向更注重勢力範圍與大國影響的模式？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编者按：2025年12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去世五十周年。书评推出阿伦特的几篇文章，非常可惜的是，当时因版权原因，没有刊发原文翻译版本。在新年开始，书评特别再刊发三篇阿伦特的文章，前面两篇为翻译家孟凡礼翻译的《人的条件》自序、《柏林沙龙》和《我们难民》，以纪念阿伦特去世五十周年。《柏林沙龙》最初以德文发表于《1932年德意志年鉴》。为阿伦特离开德国之前最后发表的德文文章之一。1932年，纳粹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夺权：7月大选成为国会第一大党，11月虽稍失票仍稳居龙头，魏玛共和国已病入膏肓。26岁的汉娜·阿伦特刚完成博士学位，尚未完全转向锡安主义，却已看穿德国犹太人“靠教养同化”的百年幻梦彻底破灭。她选择在这一刻回望1780–1806年的柏林犹太沙龙：拉赫尔·瓦恩哈根、亨丽埃特·赫茨等犹太女性曾凭教养与人格，在阁楼里创造出短暂却璀璨的「社会之外的社会」，最终仍被1806年普鲁士战败的民族浪潮重新排斥。1932年的德国犹太人连这最后一张入场券都被纳粹撕毁。阿伦特用18世纪末的兴衰，提前写下1933年即将来临的黑暗预言与魏玛犹太知识分子的悼词。这篇文章是她用德语在德国土地上公开发表的倒数第二篇文字；一年后，希特勒上台，她旋即逃亡巴黎，此文遂成“德国时期”的绝笔，带着无可挽回的告别意味。虽然当时阿伦特还没有公开加入锡安主义，但她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德国犹太人靠“教养同化”（Bildung）获得社会承认的道路彻底断了。拉赫尔·瓦恩哈根一辈子想成为“德国公民”，最后死前才说“我是犹太人”——阿伦特用这个18世纪的故事，提前写下了1933年以后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命运。汉娜·阿伦特笔下的「柏林沙龙」（约1780-1806）是启蒙晚期出现的短暂奇迹：以犹太女性亨丽埃特·赫茨与拉赫尔·莱文为核心，贵族、演员、学者、外交官、犹太知识分子在阁楼与客厅里跨越阶级、教养（Bildung）与人格（Persönlichkeit）成为唯一入场券。早期「美德会」追求善良人类平等，强制公开私人信件；拉赫尔的「阁楼沙龙」则以歌德为精神旗帜，将私生活历史化为「命运」，痛苦与欢乐皆须被见证与记录。1806年普鲁士战败后，私密与公共再度割裂，犹太沙龙失去社会土壤。后起的浪漫派沙龙转向排外、爱国、反犹、反法、反「反俗众」，以啤酒取代下午茶，以「基督教—德意志聚餐社」取代女性主持的开放圈子。拉赫尔晚年虽重开沙龙，已沦为上流社交，不复当年「置身社会之外、却创造真正社会」的辉光。她选择写1780-1806年的柏林犹太沙龙（尤其是拉赫尔·瓦恩哈根的故事），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对1930年代的德国犹太人极端迫切的问题：“当我们彻底被抛出社会、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时，犹太人能否、又如何在‘社会之外’创造出真正的社会与人性空间？”Je serai cet après-diné entre six et sept heures chez vous, chère et aimable Mademoiselle Lévi, pour raisonner et déraisonner avec vous pendant deux heures[我将于今晚六点至七点间造访，亲爱又可爱的莱维小姐，与您共话两小时的理性与非理性之谈]。——我曾对根茨说，您是道德的助产士，让人们得以如此温柔无痛地分娩，纵使最折磨人的念头，亦能留下温柔的情愫。——在此之前，请保重。——路易莱维小姐即拉赫尔·莱文，生前被叫做“小莱维”，后来以拉赫尔·瓦恩哈根或简称拉赫尔闻名。路易则是普鲁士亲王路易·斐迪南。使这封私密便笺和许多信件成为可能的社交圈被称为“柏林沙龙”。柏林的社交生活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学术柏林”，因而具有社会中立性，其形成过程短暂，存在时间亦短。就其有效和代表性的形式而言，它仅存续于法国大革命至不幸的战争爆发期间。这个社交圈其实更多的是腓特烈启蒙运动的产物，略显落后于时代，这解释了其特有的孤立性，进而造就了其私密性质。它涵盖了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公众性的两个阶层：演员和贵族。资产阶级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又被排斥在它们之外。但如今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开始将这两个阶级据为己有。这在威廉·迈斯特的形象塑造中显而易见——他正是通过这两大群体获得了教育[Bildung]与人生方向；贵族阶层将子女教育委托给资产阶级家庭教师的做法，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因此，并非巧合的是，柏林第一个由女性（亨丽埃特·赫茨）主持的社交圈——这个名副其实的沙龙——囊括了洪堡兄弟（他们曾受教于柏林启蒙教育家约阿希姆·海因里希·坎佩）；以及多纳伯爵（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曾在伯爵府邸担任过家庭教师）。沙龙的社会中立性与柏林犹太社群的社会不确定性相呼应，后者能以惊人的速度适应环境。犹太人无需挣脱所有可能的社会羁绊，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完全置身于社会之外。尽管犹太男性在职业选择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犹太女性——一旦获得解放——便摆脱了所有习俗的束缚，其自由程度在今天难以想象。这些既不觉得低三下四也不会感觉蓬荜生辉的犹太人住宅，逐渐成为知识界的聚会场所。美德会（Tugendbund）是亨丽埃特·赫茨在1780年代创立的，它可以说完全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该组织成员包括洪堡兄弟、亚历山大·冯·多纳、卡尔·冯·拉罗彻，以及后来改名为多萝特娅·施莱格尔的布伦德尔·维特。除布伦德尔（亨丽埃特·赫茨青年时代的友人）外，其余成员皆为马库斯·赫茨的学生，定期前往他家听课。两位女性扮演着年长知己的角色。该组织以追求美德为宗旨，并以一切“善良”人类平等为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于所有善良人类权利平等的理念，最初催生了我们如今视为典型浪漫主义特征的那种公开隐私的行为。例如，所有成员都有义务互相出示重要的信件，即使是来自其他成员不认识的人的信件也不例外。我们从卡罗琳·冯·达赫罗登那里得知，这条规则的理由在于：“那些向我们托付秘密的人，若对其他成员的了解如同对我们这般透彻，也会同样乐意将秘密托付给他们。”作为威廉·冯·洪堡的未婚妻，卡罗琳强烈反对这种拉平个人的倾向，这是对莱辛肤浅的崇拜，她说服威廉离开这个美德崇拜者的圈子。这个社交圈随即迅速瓦解。多萝特娅随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去了耶拿；威廉·冯·洪堡因订婚而与团体断绝关系；多纳则作为亨丽埃特·赫茨的私人朋友留了下来。通过多纳，赫茨结识了施莱尔马赫。然而，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多年后对卡罗琳·施莱格尔说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个社团的精神气质：“施莱尔马赫与亨丽埃特·赫茨的交往正在毁掉他自己，也毁掉我和我们的友谊。……他们互相吹捧彼此的虚荣。没有真正的骄傲，唯有愚蠢的陶醉，仿佛饮了浓烈的潘趣酒。他们为每一次小小的美德之举而自我陶醉，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施莱尔马赫的心灵正在萎缩。他正在丧失对真正伟大的感知。总之，这种可恶的沉溺于琐碎情感的行为快把我弄疯了！”美德会成立大约四五年后，拉赫尔·莱文的名声开始变大。她的圈子第一个从启蒙运动中分离出来，展现出新一代新兴的意识——他们通过对歌德的崇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拉赫尔在柏林掀起的歌德崇拜，与浪漫派的崇拜有着根本不同。如果说以施莱格尔兄弟与卡罗琳·施莱格尔为核心的耶拿社交圈，其成员皆自诩天才且视歌德为天才的典范，那么在柏林社交圈，歌德的作用仅在于表达众人的心声——他是大家的代言人。在歌德精神的感召下，来自不同阶层、性格迥异的人们聚集在拉赫尔周围。他们形成了一个社交圈，“王室亲王、外国大使、艺术家、学者、商人、伯爵夫人，乃至女演员，都以同样的热忱争相加入；而每个人在此获得的价值，恰恰取决于其自身教养所能彰显的人格”——瑞典驻柏林大使布林克曼在拉赫尔逝世后致函瓦恩哈根如是写道。因此，加入圈子的条件便是“有教养的人格（gebildete Persönlichkeit）”。这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一个人可以凭借成就或社会地位成为沙龙成员的想法。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790年代经常出入拉赫尔“阁楼”的访客，便会发现其群体构成何其多元，而维系他们关系的纽带通常仅是拉赫尔个人的品味（goût）本身。除了犹太医生大卫·维特，还有勃兰登堡贵族冯·布格斯多夫，他以那种精致的业余爱好打发时光——这种爱好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贵族特权，如今却作为自我提升获得了新的价值。彼得·冯·瓜尔蒂耶里虽属宫廷圈子，却从未写过任何作品，仅凭个人魅力立足——这是一项备受欢迎的社交才能。拉赫尔将他归为“四个自负者”之一。他是如何进入她的圈子的？“他承受痛苦的能力远超我所认识的任何人，甚至简直到了连他也无法忍受的程度。”仅凭这一点卓越特质便已足够。还有汉斯·根内利，一位年轻的建筑师，身上带着难以言喻的羞怯、反讽与无可挑剔的洁净气质，却又散发着一种魅力，能让最严肃的事物显得轻盈而精致。还有广受喜爱的著名女演员温策尔曼；亨丽埃特·门德尔松——施莱格尔曾评价她“美丽的灵魂若非如此夸张和独特的美丽，定会更加动人”；波希米亚伯爵夫人约瑟芬·帕赫塔，她离开了丈夫，和一个平民生活了十八年；卡罗琳·冯·施拉布伦多夫伯爵夫人，她一度穿着男装和拉赫尔一起远赴巴黎旅行，因为她怀了一个私生子。还有弗里德里希·根茨；波琳·维塞尔，路易·斐迪南亲王的情人；克里斯蒂尔·艾根萨茨，女演员兼根茨的情人。此外，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洪堡、让·保尔，以及其他重要人物也会偶尔现身；但他们并不代表这个社交圈的调子与性质。对于那些所属社会传统已然松动的群体来说，自我教育（Sich selbst bilden）是必须的。身陷这种瓦解进程的不仅是年轻贵族阶层——他们受过资产阶级家庭教师的启蒙，与自身阶级的理想产生疏离，却又无法认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还包括新近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群体，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一个新的传统。两者都因此被抛回自己的生活。这个沙龙中展现的对女性的推崇与敬重，源于对私人生活的严肃对待——这个领域似乎天生更适合女性而非男性，其在施莱格尔的《露辛德》中被以近乎毫无忌讳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最初，这种公开隐私之举，在亨丽埃特·赫茨的美德会中是受一种看似理想的美德指导的——尽管在威廉·冯·洪堡看来，这个理想完全无法与对“有趣的人”的兴趣同日而语。到了1790年代，这种兴趣变得普遍起来。于是一切私人的事物都具有了公共性；一切公共的事物也带上了有私人性。（时至今日，我们仍以既公共又私人的叫法，即用名字来称呼那些在那时成名的女性：拉赫尔、贝蒂娜、卡罗琳。）一个人之所以会公开隐私，是因为私人生活丧失了私密性，是因为私人生活本身已具有了公共性与客观性。但是，由此从私密关系的范围中被强行拿走的，与其说是个人及其个性，不如说是他的生活。“但对我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使命，”拉赫尔写道，这与威廉·冯·洪堡不谋而合——他在自传中坦言自己的“真正领域是生活本身”。正是这种态度催生出个人历史性，将可被记录的生命内容转化为一系列客观事件，无论这些事件是什么。如果我们借用拉赫尔的说法，将个人的这种客观化称为“命运”，便能看出这一范畴具有相当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在我们今天被视为理所当然。命运就是个人生命的历史化过程，或者如拉赫尔所说，“如果人知晓自己命定是什么”。这种将自己生命历史化的至高典范是歌德，他的作品实为“伟大自白的断片”。“歌德与生活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体的；我正朝着这两个方向努力。”超越对生活的参与，超越对个人事件本身的参与，生命的承载者已被遗忘。因此，选择性完全缺失的事实便显现出来。我们由此得以窥见，例如拉赫尔与某位名叫丽贝卡·弗里德兰德的女子，大量包含无数私密细节的往来通信——拉赫尔本人曾形容对方“矫揉造作，且精神贫乏得反常”。但这位心灵贫瘠之人最终深陷不幸，而她的不幸，她的痛苦，仿佛比她自身还要真实得多。唯一的“安慰”在于：那些发生过的事，因通信交流而得以保存。“安慰是可怕的！”拉赫尔写信给弗里德兰德，“但你的任务是将痛苦传递给最富同情心的心灵。”如此，人便能为自己赢得一位见证者——当世人的敬重尽已失去之时，这位见证者仍能为你的真实存在作证。“让这成为你经历恐怖后的慰藉：世间存在着一个鲜活的生灵，充满爱意地见证着我们的存在。……”见证他人的生活，意味着对他人生

编者按：《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是汉娜·阿伦特1958年的经典力作，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发。阿伦特本想命名为《爱这个世界》，最终选用这个更冷静的标题。书中，她从现代科技的飞速进展与人类的深层恐惧出发，重塑“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概念，将人类活动分为劳动（维系生命）、工作（创造持久世界）和行动（在公共领域展现独特自我）三种。她尖锐指出，现代社会正逐渐蜕变为一个只关注生产与消费的“劳动者社会”，导致了公共空间的萎缩和人类政治自由的丧失。在阿伦特逝世五十年周年之际，中国翻译家孟凡礼重新翻译这本影响深远的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并把书名Human Condition翻译为《人的条件》。阿伦特在书中提出“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存在”，但是正如阿伦特研究者指出的“条件不同于约束”(conditions are not the same as constraints)，“界限也不同于局限”（limits are not the same as limitations）；阿伦特意义上的条件性划定了可能性的领域；男男女女的各种活动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取决于人的条件。理解了人在这个意义上是如何被限制的，也就理解了作为人意味着什么，尤其是作为政治人意味着什么。关于书名译法，译者后续会有详细说明，书评也会持续跟进。书评获授权抢先刊发阿伦特为1958年初版所写自序，在2026年第一天，让我们重新思考阿伦特提出的问题。标题为编者所加。1957年，一个产自地球的人造物体被发射到宇宙中，遵照与太阳、月亮和星辰等旋转天体同样的万有引力定律，绕着地球转了好几个星期。不错，这个人造卫星不是月亮或星星，也不是能沿着既定轨道运转的天体，那些天体对我们这些受制于尘世时间的终有一死者来说，其运转的时间无异于漫无际涯的永恒。但是，这个人造物一度待在天空中，作为天体的邻居逗留和运动，仿佛已被暂时接纳进入这崇高的行列。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无与伦比，甚至不亚于核子裂变。如果不是因为围绕此事的令人不安的军事和政治环境，人们本该满心欢喜地迎接这一事件的到来。然而，奇怪的是，这种喜悦并非胜利的欢呼；充溢于人们心中的也不是的对人类力量的自豪或敬畏，正是藉着这种巨大的掌控力量，如今当他们从大地仰望苍穹时，便能看见那里有他们亲手创造之物。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发自内心的如释重负，欣慰于“人类迈出了摆脱地球囚禁”的第一步。而这番奇怪的言论，绝非美国记者的无心之失，它不经意间呼应了二十多年前刻在俄国一位伟大科学家墓碑上的那句非凡之辞：“人类不会永远束缚在地球上。”这种感受已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它表明，世界各地的人们绝非慢慢地赶着和适应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发展，相反，他们跑到前面已经早有年头了。在这里，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科学已实现并证实了人类所预见的东西，它们既非诞妄亦非空想。唯一新的地方在于，这个国家最受尊敬的一份报纸，终于把此前埋没在不屑一顾的科幻文学中的东西放到了头版（遗憾的是，科幻文学作为大众情感与欲望的载体，至今无人重视）。我们不能忽视这番平庸的言论实际上是多么不同寻常；尽管基督徒把地球喻为眼泪之谷，哲学家视肉体为心灵或灵魂的牢笼，但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人将地球视为人类身体的监狱，也没有人如此迫切地渴望从这里直抵月球。现代的解放和世俗化开始于对无论作为上帝还是作为人类之父的天上神明的背离，难道它要以对地球这位天地间万物之母更为宿命的背弃而告终吗？地球是最基本的人类生存条件，就我们所知，地球的自然环境或许在宇宙中独一无二，它为人类提供了栖息之所，使人们无需艰难施设就能自由活动、自由呼吸。人工世界使人类的存在有别于所有其他纯粹的动物环境，但生命本身超离于这个人工世界之外，通过生命，人类始终与所有其他生物有机体保持着联系。长久以来，无数科学探索都想让生命也变成“人造的”，想切断最后一条纽带使人类不再属于自然之子。正是这同一种寻求摆脱地球监禁的渴望，让人们尝试在试管中创造生命；尝试将“取自确证具有优越能力的人的生殖细胞在显微镜下”进行混合以“培育超人”，并“修改其身量、形体和功能”；这种摆脱人的条件（的限制）的愿望，我猜想，同样潜藏在将人类寿命延长至远超百年极限的希冀之中。科学家告诉我们，这种未来人将在不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诞生——他似乎被一种对既定的人类存在状态（human existence）的反抗所附体，渴望将其置换成自己亲手创造之物，而不能再是不知从哪里来的免费礼物（用世俗的话说）。没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己有能力完成这种置换，正如没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己当前有能力摧毁地球上所有有机生命。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个方向上利用我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而这个问题是无法通过科学手段来决定的；这是一个首要的政治问题，因此很难留给职业科学家或职业政治家来决定。尽管这种可能性或许仍是遥远的未来，但科学伟大成就的第一个反噬效应，已在自然科学自身的危机中显现出来。问题在于，现代科学世界观的“真理”虽能通过数学公式演示并经技术验证，却已无法再以常规的言语和思维来表达。一旦这些“真理”用概念化的语言连贯地表述出来，其结果“就算不像‘三角的圆’那样毫无意义，也远比‘长着翅膀的狮子’更无法理解”（埃尔温·薛定谔语）。我们尚不清楚这种情况是否就是最终的。但有可能的是，我们这些本来受制于地球却开始自诩为宇宙居民的生物，永远无法理解，也就是说无法思考和谈论那些我们明明能够做到的事。这就好比构成我们思维的物理和物质条件的大脑，无法跟上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从今往后，我们确实需要借助人工机器来完成我们的思考和说话。倘若知识（就这里来说即现代意义上的操作技能）与思想真的永远分离开来，那么我们终将成为无助的奴隶——与其说是机器的奴隶，不如说是实际操作技能的奴隶；终将沦为毫无思想的生物，任凭任何技术上可行的装置摆布——无论它多么致命。然而，即便撇开这种极端却尚不确定的后果不谈，科学所造成的局面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哪里言语所关面临危急，事情便必然具有政治性，因为言语正是使人成为政治存在物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听从那些经常向我们强调的建议，调整我们的文化态度以适应当前科学成就的现状，我们就会全心全意地接受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安于言语不再具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因为今天的科学被迫采用一种数学符号的“语言”，尽管它最初只是作为口头陈述的缩略形式，如今却包含着再也无法回译为言语的陈述。之所以明智地对科学家本身的政治判断持怀疑态度，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缺乏“品格”——他们没有拒绝研发原子武器；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天真——他们未能意识到一旦这些武器开发出来，到底用不用就不由他们说的算了；而是恰恰在于他们行走在一个言语已经失去力量的世界里。人类所做、所知、所经历的一切，唯有当它能够被言说时，才具有意义。或许存在着超言语的真理，甚至它们还可能意义重大，但这只是就单个的人来说的，也就是说，除了不是政治存在物，不管是什么的人。而复数的人类，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活动和行动的人，之所以能够体验到意义，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彼此交谈，能够相互理解，也能够理解自身。另一个威胁性不相上下的事件，更近在我们眼前，且或许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那就是自动化的到来，在短短几十年内，它或许会让工厂空无一人，使人类摆脱最古老、最自然的负担，即劳动的重负，摆脱必需品的束缚。这里同样让人的条件的一个基本方面受到威胁，但反抗这个条件的束缚、渴望摆脱劳动的“辛苦和麻烦”的愿望并非现代才有，而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存在。摆脱劳动本身并非新事物；它曾经属于少数人最牢固确立的特权。就此而言，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似乎仅被利用来实现某项成就——这是所有前人梦寐以求却始终未能实现的。然而，这只是表象。现代社会在理论上颂扬了劳动，并在事实上将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劳动社会。因此，愿望的实现如同童话中的许愿，恰在弄巧成拙的时刻到来。这个即将摆脱劳动枷锁的劳动者社会，早已遗忘了那些更高尚、更有意义的活动，而正是为了这些活动，摆脱劳动的自由才值得争取。在这个因劳动而使人类得以共存而具有平等性质的社会里，已不存在阶级，不存在任何政治或精神上的贵族，而人类其他能力的复兴本可由此重新开始。就连总统、国王和首相也把他们的职位视为社会生活必需的一项工作，而在知识分子中，只剩下少数孤立的个体将自己的所作所为视为事业而非谋生手段。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没有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一个连唯一留给劳动者的活动都丧失了的社会。无疑，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对于这些忧虑与困惑，本书没有答案。这些答案每天都在给出，它们属于实务政治问题，取决于许多人的合意；答案绝不可能取决于理论思辨或某个人的意见，仿佛我们面对的是只有唯一解的问题。接下来我要做的是，尝试从我们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审视人的条件。这显然关乎思考本身，而思考的缺失在我看来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例如那种漫不经心的鲁莽，或是绝望的混乱，或是对那些已然变得琐碎无物的“真理”的自满重复。因此我的主张极其简单：无非是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正在做什么”是本书核心主题的真正所在。本书仅探讨人的条件的那些最基本元素，即传统上以及根据当前观点都认为属于每个人皆可从事的各种活动。基于此以及其他原因，思考，这个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级且或许是最纯粹的活动，被排除在当前的探讨之外。因此本书在体系上仅限于讨论劳动、工作和行动，这构成了本书的三个中心章节。若论历史分期，最后一章讨论的是现代时期，而整部书处理的则是我们自西方历史所知的活动层级结构中的各种组合。然而，现代就其作为一个时代，并不等于现代世界。从科学上说，始于十七世纪的作为一个时代的现代在二十世纪初已然终结；而从政治上说，我们今天生活的现代世界诞生于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我不讨论这个现代世界，它只作为本书的写作背景。我将自己局限于：一方面，分析那些源于人的条件且具有永恒性的普遍人类能力，只要人的条件未发生改变，这些能力就不会彻底丧失；另一方面，做出历史分析，以便追溯现代世界异化的根源——这种异化既逃离地球投向宇宙，又逃离世界沉溺自我——从而理解社会的性质是如何发展和呈现的，特别是当它跨过一个崭新而未知的时代的那一刻。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The Golden Ratio Economy: Rediscovering Proportion in a World of ExtremesLook around.We live in a world of grotesque asymmetry, where towers of luxury rise beside deserts of deprivation—where high-end buildings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impoverished slums. Take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Every year, the American food system produces far more than enough to feed its 330 million inhabitants, and yet over 13 million American children go to bed each night, not sure whether they will have enough to eat from one day to the next. At the very moment when these young lives most need care and protection, the first lesson they learn is poverty and fear.In major cities, we see people sleeping on the streets—but this is not because there is a shortage of housing. On the contrary, the number of vacant homes outnumber the number of unhoused people by a ratio of 26 to 1. When we walk past those who have been displaced and battered by life, how do we look them in the eye, knowing that their suffering is entirely unnecessary?Likewise,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workers’ productivity has steadily increased, yet the fruits of that labor are extracted and distributed in an extraordinarily unequal way. To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ottom 5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holds just 4 percent of the nation’s wealth, while the top 1 percent commands a staggering 30 percent.In the dark shadow of this extreme material imbalance, a spiritual crisis is quietly unfolding. Half of Americans report feeling lonely. Nearly 20 percent of young people struggle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Combined with environmental collapse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extremism, our world increasingly feels like a dystopian film. More disturbing still, giant technology corporations are push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ward with little public oversight or regard for social consequences, leaving us with a deep sense that the future is slipping out of human control.These problems are not uniqu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wave of capital-driven development,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uffer from severe imbalances—different in form and proportion, but rooted in the same logic.So the question is unavoidable:Where does this imbalance come from? And how should we respond?On November 29, 2025, Donni Wang, PhD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delivered a speech entitled “The Golden Ratio Economy: Rediscovering Proportion in the World of Extremes.” at the 2025 Economy of Francesc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in Castel Gandolfo, Italy, The talk analyzes the root causes of today’s various forms of imbalance 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 Golden Ratio Economy as a guiding idea and normative framework, offering a pathway and a mode of thinking for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challenges.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the speech.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the PolycrisisWhat we are facing today—a polycrisis spanning the social, ecological, and spiritual realms—is not caused by absolute scarcity of resources, but rather structural imbalance.We see food waste alongside hunger, vacant housing alongside homelessness, unprecedented wealth accumulation alongside deepening poverty. These disturbing asymmetr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a core flaw of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quantified output and unlimited growth. This ultimate goal systematically ignores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producing excess and depriv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phenomenon we witness is not natural, nor is it something that can be fixed simply by adjusting individual policies or replacing decision-makers. It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an economy that measures success primarily through capital accumulation.In the 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sufficient to meet domestic demand, yet millions of people experience food in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food waste accounts for a significant share of total production, while food safety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This reflects a system in which supply chains and markets prioritize profit maximization rather than ensuring universal access to essential resources.Housing follows the same pattern. Vacant units vastly outnumber unhoused individuals, as properties are treated as speculative assets rather than places to live. This misallocation is not accidental—it is systemic, rooted in an economic logic where market efficiency consistently outranks human care.From Economic Inequality to Social and Spiritual CrisisThese structural imbalances also plague 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Productivity gains over recent decades have overwhelmingly benefited those at the top, while the majority see little improvement. This growing disconnect between contribution and reward undermines not only economic fairness, but social cohesion itself.Globally, similar patterns emerge.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depend on extractive, export-oriented economies that leave local communities eviscerated fro

编者按：启蒙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努力，然而，现实的不平等却愈演愈烈……为什么我们越是奉行平等理念，现实中平等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平等”无疑是奠基现代社会的重要原则之一，而且深刻地体现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以及制度之中。作为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平等”天然地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因而近代历史上的那些激进的政治实践，也大多挪用乃至曲解了平等的含义。然而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平等远远不止于一种统摄着意识形态的观念，平权运动和性别平等，我们发现对“不平等”的存在越来越敏感，而且越来越多难以察觉的不平等则层出不穷。“结构性不平等”这样的词汇，越来越多地被使用描述今天的世界。但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平等”这一个贯穿人类历史，具有无穷的道德感召力的感念？而我们时代的“平等”又与不同时代思想家所处理的思想概念有着怎样的内在连贯性？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EHESS）哲学与社会科学博士新书《平等悖论》，带领我们回到理论源头与思想史现场，从“自然-本性”“财产”“进步”“契约”四个方面，逐步拆穿那些看似理所应当的观念背后的矛盾与陷阱，寻找当今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症结所在。本文为谢晶《平等悖论》一书《走出为平等而平等的怪圈》，标题为编者所改，由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 谢晶出版社: 光启书局出版年: 2026-1页数: 364定价: 78装帧: 精装丛书: 差异与共生ISBN: 9787545220551试图用统治的逻辑去实现平等，是出现“平等悖论”的一个重要原因1984年，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奥黛丽·洛德（ Audre Lorde）应邀在一个女性主义研讨会上发言。面对黑人女性、第三世界女性和同性恋女性的缺席，她愤怒地说：“主人的工具永远不可能拆掉主人的房子（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洛德愤怒于学院女性主义者忽视非白人和非异性恋女性的经验和思考，不关心这些女性写了什么，也不反思当她们自己参加女性主义会议时，在她们家中从事家务并照料孩子的大多是有色人种女性。洛德称，学院女性主义批判男性统治，但她们对其他女性经验和思想的无视，乃至对她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是在复制男性统治的逻辑。如果女性主义一方面批判男性统治的社会将男性经验等同于 “人”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忽略女性内部的经验差异，将一类女性的经验等同于唯一值得被命名和探讨的女性经验，如果女性主义一方面指责男性出于统治者特有的无知而对女性的思想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又不关心非学院/非精英女性的言论和创作，如果女性主义一方面指责男性对于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又将这些劳动“外包”给其他群体，那么这就是在想要“拆掉主人的房子”的同时，仍然持有与主人一样的工具。“主人的工具”是那些用来为统治关系建立正当性的观念和逻辑，它们让一部分人的经验变得无足轻重、不可言说，迫使其服从、被剥削—这就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实质。如果女性主义以此为逻辑而企图实现平等，等于是在用主人的工具企图拆掉主人的房子。然而，主人的工具是用来造主人的房子的，它们只会令主人的房子更牢固，只会令统治和压迫、歧视和管控更有效。不仅在女性主义思想史上，而且在更广义的平权史上，“主人的工具永远不可能拆掉主人的房子”都已成为振聋发聩的口号。 它还从口号变成一个极为珍贵的方法：任何以平等为理念的人都 应该不断审视自己是否不自觉地拿着巩固阶序和特权的工具妄图 推进平等。在这本书中我想要呈现的，也可以说是一番寻找“主人的工具”的历程。我试图证明，支撑起现代平权理念的那些主要观念，都无不落入“用主人的工具拆掉主人的房子”的悖论。自然与文化、感性与理性的二分与排序，世界的机械化，具有排他性的财富积累，社会关系的泛契约化，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内的所有关系的量化和可操控化，所有这些启蒙思想用来证明人的尊严与自然权利，并证明平等的正当性与可行性的观念，都更适用于建立阶序，而不是平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现代化的进程恰恰就是这些观念深入我们的惯习，建构 我们的认知并主导我们行动的过程。这是造成我在“序幕”中提出的“平等悖论”（我们奉行平等，平等却变成海市蜃楼）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本书的第一重结论。从“平等悖论”到“做人悖论”：现代性是一个大写的悖论就在本书写成之际，“做个人吧”和“把人当人吧”正在我 们的舆论中成为越来越高的呼声。就像不平等在当今社会愈演愈烈一样，这些呼声本应令我们感到匪夷所思。“人本主义”难道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面最重要的旗帜吗？文明和进步的最终目标，难道不是人的彻底解放，人性的彻底实现吗？那么，为什么在现代化如火如荼地进行了这么多年后，我们却如此强烈并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不是在做人，也没有被当成人来对待？这构成了一个与平等悖论高度类似的悖论：为什么我们越是高举人本主义的大旗，社会就越是缺少“人味”（让我们称此为“做人悖论”）？我们为“平等悖论”找到的观念上的原因同样也适用于“做人悖论”。启蒙思想要证明人类具有共同本质，却将这个本质从人类明明所是和所处的自然中孤立出来，令理性和算法与生命分道扬镳；它强调凡是人都有的能力和应有的权利，却把这些能力和权利树立为征服和占有、利用和控制，我们被定义为用算法实 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就好像再没有其他事情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并被我们视作有意义，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渐渐呈现 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让竞争和占有变得更公正和有序渐渐成 为建立社会关系的唯一目的，契约和法制于是成为建立社会关系的唯一模式。而在由合法暴力保障的、越来越烦琐的法律和制度中，每个人所能采取的最合理的行动，似乎也就唯有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做征服者和享乐者，去生产和消费。与此同时，每个人也在他人试图达到这些目的过程中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和资源。无论是用算法去征服和榨取的“经济人”还是被算法征服和榨取的“人力资源”，都离我们真正所是的那个人越来越远。“做个人吧”和“把人当人吧”所表达的，正是当代人对于自身“非人”处境的体察。对于平等悖论的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适用于做人悖论，是因为启蒙精神递到我们手中的，是同一套工具。同一套工具令人试图实现一种“非人”的“本性”，又令这个实现本性、争取权利和建立关系的过程，总是关乎阶序，而不是平等。算法加上竞争的结果，是不等号而不是等号。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主人和征服者——只有在主奴关系中才可能存在主人。如果同一套工具造就了上述两个悖论，那么它们毋宁说是同一个悖论的两面。归根结底，现代性可能就是一个大写的悖论。它可以表述为“平等悖论”——为什么我们追求平等，不平等却愈演愈烈；也可以表述为“做人悖论”——为什么我们在高举人本主义的同时，却不再“做人”，也不再“被当作人”；还可以表述为“自由悖论”——为什么“自由”成为一种主义，我们却困在系统中；“技术悖论”——为什么我们发明技术来解放人，但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被技术塑形；“富裕悖论”——为什么财富 总量越来越多的我们，却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越来越匮乏，比如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无污染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爱， 甚至还有对周遭世界的感知方式，对共同生活的想象力……所有这些，是否都是同一个悖论的不同面向？是不是同一个主人的工具箱在不同的场域中被“批量生产”？是不是同一套“矩阵”，也 即同一套深层的逻辑——对立和排序，机械化和算法化——在不同的现实层面和不同类型的关系中，幻化为一整套意识形态和一整套惯习？我们陷入了为平等而平等的怪圈“做人悖论”不仅提示我们“平等悖论”可能只是一个更大悖论的诸多维度之一，是现代性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它提 醒我们平等理念正在走入何种误区。关于平等，我们几乎只问可能性的问题：平等究竟有没有可能被实现，又如何可以被实现？我们几乎已不再问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要实现平等？不再被追问为什么，这是所有政治正确的理念的宿命。但如果说“做个人吧”和“把人当人吧”是当代人对于一种普遍不幸的表述，那么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就算平等是可实现的，就算我们搞清楚了实现它的方式，如果其结果是人的“非人化”，是我们获得尊重和关爱的根本需要普遍地得不到满足，是 我们最根本的脆弱性被彻底无视，那么这样的平等还是值得追求的吗？“做人悖论”提醒我们，在海市蜃楼的“平等悖论”背后，还 存在着一个平等盲点：我们把平等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好东西，一个终极的目的。可是平等本身难道不是一种手段？它是人与人建立关系的一种模式，但它并不告诉我们，当这样的关系建立起来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群体生活，人们可以一起从事些什么。换一种说法， 我们在平等的问题上犯了一个语言错误，“equality”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并不对应任何的东西，而是从形容词“equal”和副词“equally”延伸出来的，我们在语法上需要出现名词而不是形容词时使用它。而形容词和副词“平等的/地”是需要被补足的：平等的什么？平等地做什么？将平等用作抽象名词的政治话语渐渐地将平等从手段变成了目标。在中文中现在也有一模一样的误导。在我们的平等理念下，如何补足作为形容词和副词的“平等”？如果平等意味着平等地运用理性和算法，平等地遵循规则，平等地竞争和占有，那么我们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所首先实现的，就是今天我们在经历的平等地不做人，平等地变成机器、变成孤岛，平等地不相爱，平等地倦怠、无聊、不幸……这样的平等，是值得追求的吗？不再追问平等是为了什么，这令我们陷入为平等而平等的怪圈，然而当我们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而得以补足“平等的……”和 “平等地……”，我们发现，我们的平等理念会引发严重的观念失效，它即使是可实现的，也不见得值得追求—这是本书的第二重结论。我们的平等观颇为特殊以上两重结论都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放弃对平等 的追求呢？在“序幕”中，我曾援引《人类新史》对现代平等观之缘起 所做的大胆假设（让我们简称为“《新史》假设”）：美洲原住民对欧洲社会的批判是启蒙时期平等观的重要来源。确切而言，这只是《新史》假设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启蒙思想家并非照搬 了这些原住民批判，而是通过塑造自己的平等观念去回应和反驳它们。完整的假设因而是这样的：原住民批判所针对的不仅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极端不平等，不平等甚至都不是最首要的议题，尤其被美洲原住民视作荒谬和罪恶的，是私有制、法律、和奴役。我们还记得，这些恰恰是卢梭为人类的堕落和不幸所找到的主要原因：堕落和不幸始于财产的划分，经由法律和政府的建立，最终变成所有人都失去自由而必须服从“利维坦”的状态。换言之，对于原住民和深刻认同了原住民批判的卢梭而言，不平等就自身而言并不是绝对的恶，其结果才是，这些结果中尤其包括奴役、不幸和道德上的堕落。然而，其他的启蒙思想家并没有卢梭那么激进，他们并不想全盘推翻正在兴起的、建立在私有制和法律之上的“文明”，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用原住民价值观来证成自身文明的策略。平等这一原住民所信奉的价值现在成为启蒙的最高价值，但与此同时，受到原住民批判的财产和法律现在被证明是实现平等的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于是就产生了今天被信奉的财产主义和契约——法律主义平等观。通过将原住民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原则（平等）放到首位，取消其他原则（例如共同主义的原则和拒绝极权的原则），欧洲文明得以证明自己手中才掌握着实现理想社会的奥秘（而原住民反而变成了无法实现此理想的野蛮人）。这就是《人类新史》对于启蒙精神的颠覆性解读：它是一种应激反应，一种抵制其他社会模式的策略。《新史》假设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平等观会有“用主人的工具拆主人的房子”的矛盾：它原本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自己所披上的平等主义外衣。由此，《新史》假设也提示我们，我们今天所持有的平等观是一种颇为特殊和狭隘的平等观。这意味着其他 平等观是可能的，这意味着对它展开改良的工作（参见第一章第1节）是可能的。我们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构想平等，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平等是值得追求的？除了平等地竞争、占有、计算、立法和守法，我们还能平等地做什么？改变观念有很多方式如何改变观念？这是一个令从事意识形态批判的人

今天是12月29日周一。这一周横跨2025年和2026年。波士顿书评也不能免俗，在辞旧迎新之际，写一点新年祝词。2025年，最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全球右翼政治的崛起。特朗普1月第二次就职美国总统，其“美国优先”政策迅速推行，包括高关税、退出国际协议和支持欧洲右翼政党，激发全球右翼浪潮：德国AfD成为第二大党、法国国民联盟席位大幅增加、奥地利自由党赢得议会选举、葡萄牙Chega党得票率升至22.8%。拉丁美洲逆转“粉红潮”，智利选出极右翼总统José Antonio Kast、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巩固右翼执政、洪都拉斯倾向保守派。亚洲日本选出保守女首相。右翼国际网络如CPAC加强联系……这一趋势正在重塑全球政治格局，也增加了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许多不确定性。2025年，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俄罗斯在部分地区取得进展，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与基础设施破坏。中东地区，加沙实现不稳定停火，释放人质，但西岸与周边摩擦持续。美国对胡塞武装与伊朗支持目标的空袭加剧了地区紧张。其他热点如苏丹内战与缅甸冲突持续，全球武装冲突数量增加，人道危机扩大。2025年，人工智能发展成为另一焦点。中国DeepSeek公司推出R1模型，挑战西方技术优势，引发美国股市波动与投资热潮。OpenAI发布GPT-5、Google推出Gemini 3，推动AI在推理与多模态领域的进步。AI代理技术的兴起降低了应用门槛，却放大就业冲击、隐私风险与算法偏见问题。面向2026，右翼政策复兴是否会让国际秩序彻底转变？饱受战争和冲突之苦的人们是否可以获得和平？AI迅猛进步是否会制造新形式的不平等，甚至奴役人类？对于这些问题，书评只能借用阿伦特在《人的境况》自序中话，与读者共勉：从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审视人的境况，并爱这个世界。1955年，阿伦特给导师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我最近才真正开始爱这个世界……出于感恩，我想将我的政治理论书命名为‘Amor Mundi’。”“amor mundi”为拉丁语，意思是爱这个世界，她计划以此命名的书便是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1982年，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于1982年出版的汉娜·阿伦特的传记，便用了这个题目《爱这个世界For Love of the World》。而这正是阿伦特的核心信念：在经历了纳粹极权、大屠杀与流亡的黑暗后，她仍选择肯定并关怀这个充满缺陷的共同世界。这种“爱”不是感伤，而是清醒的责任与对公共领域的坚持。在《人的条件》自序中，阿伦特特以1957年人造卫星升空这一历史事件为切入点，敏锐地捕捉到当时人类最新进的技术给人类境况带来的改变。书中，她从现代科技的飞速进展与人类的深层恐惧出发，重塑“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概念，将人类活动分为劳动（维系生命）、工作（创造持久世界）和行动（在公共领域展现独特自我）三种。她尖锐指出，现代社会正逐渐蜕变为一个只关注生产与消费的“劳动者社会”，导致了公共空间的萎缩和人类政治自由的丧失。若是像阿伦特一样思考，从当下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再次审视当下人的境况，会发现阿伦特在《人的条件》的描述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在自序中，阿伦特说到：对于这些忧虑与困惑，本书没有答案。……接下来我要做的是，尝试从我们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审视人的境况。这显然关乎思考本身，而思考的缺失在我看来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例如那种漫不经心的鲁莽，或是绝望的混乱，或是对那些已然变得琐碎无物的“真理”的自满重复。因此我的主张极其简单：无非是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做波士顿书评？首先禁止悲情禁止上任何价值观。其次，借用阿伦特的话：没有答案。只是关乎思考本身，而思考本身就是人的最大乐趣所在。2026年，希望读者和书评一起享受这种思考的乐趣，同时，与阿伦特一样，爱这个世界！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编者按：2025年9月29日，林昭同案难友黄政先生在苏州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岁。为纪念这位因呼吁民主而蒙冤近三十年的思想者，《波士顿书评》刊出艾晓明在十二年前对黄政先生的访谈和她的按语《三个月交往、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同时附上未曾公布于世的黄政平反判决和迟到的讣告。黄政的名字和证言曾收录在胡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通过以下访谈，读者可以更多地了解林昭蒙冤的案中案。回顾他的思考和公安利用线人酿造冤案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原文于12月23日首发微信公众号《新新新默存》12月25日凌晨被删。此为波士顿书评艾晓明专栏文章。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讀嚴肅的書，做有趣的人。2026年，波士頓書評不僅可以讀有趣的書，還有可以聽嚴肅的書和有趣的書了。2026年，波士頓書評推出podcast頻道，並發佈到Spotify 、Apple podcast和YouTube podcast等平台上，大部分文章都可以靠耳朵聽。不過，因為波士頓書評財力、人力極為有限，這些音頻全部由人工智能完成，若是有錯誤的地方，還請各位聽眾包涵。在前面三個月，這些podcast全部免費。歡迎訂閱，並敬請支持波士頓書評：隨意打賞：Zelle，PayPal：[email protected] 用戶名：Boston Review of Books；長期支持請升級為付費訂閱。若需要升級為會員或是大額捐助，請發郵件：[email protected]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is a reader-supported publication. To receive new posts and support my work, consider becoming a free or paid subscriber.你可以直接在substack上收聽，在每一個post右邊有按鈕導向其他平台收聽：或是分別點擊下面訂閱SpotifyApple podcastYouTube快點擊下面鏈接視聽吧！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據載，1271年，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c. 1254–1324）隨著其父親尼可洛（Niccolò）與叔叔馬費奧（Maffeo）自地中海東岸啟程第二次東行前往汗八里（Khanbaliq，即大都，今北京），並且服務於忽必烈汗廷，直到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此後幾百年，《馬可波羅行紀》成為西方人認識中國的最重要的知識來源，甚至一度是唯一來源。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馬戛爾尼勳爵（George Macartney）率約700至800人使團（正式登陸北上者約95人）訪華，攜大量科技禮品，欲祝賀乾隆帝八十三歲壽辰並拓展通商。使團要求開放更多口岸、減稅、駐京公使、租借小塊土地，均遭拒絕。清廷視英為「朝貢」，堅持三跪九叩禮（英方僅單膝屈禮）。乾隆帝敕諭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僅允廣州一口通商。使團於1794年無功而返。此次外交徹底失敗，打破英國對「富庶中國」的幻想，成為隨後鴉片戰爭的重要前因。如何從更廣闊的世界背景（尤其是內陸歐亞背景）來看中國歷史上的這兩起中外交流事件和其間的這段歷史呢？2025年8月，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蔡偉傑的《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十三世紀以降的歐亞世界》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文集大多為蔡偉傑教授從自己專業出發，為內亞歷史研究領域之新近學術著作所寫的書評。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在評論本書的時說道：「論寫作者的知識準備、學術視野以及在各論題上的思想深度，可以說在華語學術圈，很難找到比蔡偉傑更合適的人選。雖然所收文章都是作為書評、專題介紹和學科評述而寫，但由於作者自身的學術條件，這些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專業水準，非泛泛科普文章能比，對專業研究者來說亦屬難得的資訊來源。」近日，書評從中國與世界的角度出發，連線採訪了蔡偉傑教授。文字根據採訪錄音整理，經蔡偉傑教授審定。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黎智英一案，法官宣佈了長達855頁的判詞。這恐怕是傅柯的《懲戒與規訓》的最生動的註腳（香港獨立媒體法庭線 The Witness對這篇判詞進行了詳細的解讀。）黎智英的不認罪與不服從，以及眾多在監獄中的抗爭者，或許，這就是如今香港的最大悲劇所在，這也是公元前441年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的精神所在。當安提戈涅憑——這位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公民不服從者——個人良知與國王的律法對峙之時，黑格爾稱之為「地球上出現過的最壯麗的形象」（《哲學史講演錄》）.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In the Jimmy Lai case, the judges delivered a verdict spanning 855 pages. This is perhaps the most vivid footnote to Michel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Hong Kong independent media outlet The Witness has provid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is judgment.) Jimmy Lai’s refusal to plead guilty and his act of disobedience, along with the many resisters currently imprisoned—perhaps this is the greatest tragedy in Hong Kong today, and it is also the very spirit of Sophocles’ tragedy Antigone from 441 BC. When Antigone—the earliest civil disobedient in human history—stood in opposition to the king’s law on the basis of her personal conscience, Hegel called her “the most sublime figure that has ever appeared upon the earth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书籍考古 | 大丈夫、小偷与间谍：从哈佛大学敦煌藏品看20世纪初在中国西部的外国探险家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