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 “我们正在做什么”：《人的条件》自序

编者按：《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是汉娜·阿伦特1958年的经典力作，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发。阿伦特本想命名为《爱这个世界》，最终选用这个更冷静的标题。书中，她从现代科技的飞速进展与人类的深层恐惧出发，重塑“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概念，将人类活动分为劳动（维系生命）、工作（创造持久世界）和行动（在公共领域展现独特自我）三种。她尖锐指出，现代社会正逐渐蜕变为一个只关注生产与消费的“劳动者社会”，导致了公共空间的萎缩和人类政治自由的丧失。在阿伦特逝世五十年周年之际，中国翻译家孟凡礼重新翻译这本影响深远的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并把书名Human Condition翻译为《人的条件》。阿伦特在书中提出“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存在”，但是正如阿伦特研究者指出的“条件不同于约束”(conditions are not the same as constraints)，“界限也不同于局限”（limits are not the same as limitations）；阿伦特意义上的条件性划定了可能性的领域；男男女女的各种活动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取决于人的条件。理解了人在这个意义上是如何被限制的，也就理解了作为人意味着什么，尤其是作为政治人意味着什么。关于书名译法，译者后续会有详细说明，书评也会持续跟进。书评获授权抢先刊发阿伦特为1958年初版所写自序，在2026年第一天，让我们重新思考阿伦特提出的问题。

标题为编者所加。

1957年，一个产自地球的人造物体被发射到宇宙中，遵照与太阳、月亮和星辰等旋转天体同样的万有引力定律，绕着地球转了好几个星期。不错，这个人造卫星不是月亮或星星，也不是能沿着既定轨道运转的天体，那些天体对我们这些受制于尘世时间的终有一死者来说，其运转的时间无异于漫无际涯的永恒。但是，这个人造物一度待在天空中，作为天体的邻居逗留和运动，仿佛已被暂时接纳进入这崇高的行列。

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无与伦比，甚至不亚于核子裂变。如果不是因为围绕此事的令人不安的军事和政治环境，人们本该满心欢喜地迎接这一事件的到来。然而，奇怪的是，这种喜悦并非胜利的欢呼；充溢于人们心中的也不是的对人类力量的自豪或敬畏，正是藉着这种巨大的掌控力量，如今当他们从大地仰望苍穹时，便能看见那里有他们亲手创造之物。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发自内心的如释重负，欣慰于“人类迈出了摆脱地球囚禁”的第一步。而这番奇怪的言论，绝非美国记者的无心之失，它不经意间呼应了二十多年前刻在俄国一位伟大科学家墓碑上的那句非凡之辞：“人类不会永远束缚在地球上。”

这种感受已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它表明，世界各地的人们绝非慢慢地赶着和适应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发展，相反，他们跑到前面已经早有年头了。在这里，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科学已实现并证实了人类所预见的东西，它们既非诞妄亦非空想。唯一新的地方在于，这个国家最受尊敬的一份报纸，终于把此前埋没在不屑一顾的科幻文学中的东西放到了头版（遗憾的是，科幻文学作为大众情感与欲望的载体，至今无人重视）。我们不能忽视这番平庸的言论实际上是多么不同寻常；尽管基督徒把地球喻为眼泪之谷，哲学家视肉体为心灵或灵魂的牢笼，但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人将地球视为人类身体的监狱，也没有人如此迫切地渴望从这里直抵月球。现代的解放和世俗化开始于对无论作为上帝还是作为人类之父的天上神明的背离，难道它要以对地球这位天地间万物之母更为宿命的背弃而告终吗？

地球是最基本的人类生存条件，就我们所知，地球的自然环境或许在宇宙中独一无二，它为人类提供了栖息之所，使人们无需艰难施设就能自由活动、自由呼吸。人工世界使人类的存在有别于所有其他纯粹的动物环境，但生命本身超离于这个人工世界之外，通过生命，人类始终与所有其他生物有机体保持着联系。长久以来，无数科学探索都想让生命也变成“人造的”，想切断最后一条纽带使人类不再属于自然之子。正是这同一种寻求摆脱地球监禁的渴望，让人们尝试在试管中创造生命；尝试将“取自确证具有优越能力的人的生殖细胞在显微镜下”进行混合以“培育超人”，并“修改其身量、形体和功能”；这种摆脱人的条件（的限制）的愿望，我猜想，同样潜藏在将人类寿命延长至远超百年极限的希冀之中。

科学家告诉我们，这种未来人将在不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诞生——他似乎被一种对既定的人类存在状态（human existence）的反抗所附体，渴望将其置换成自己亲手创造之物，而不能再是不知从哪里来的免费礼物（用世俗的话说）。没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己有能力完成这种置换，正如没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己当前有能力摧毁地球上所有有机生命。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个方向上利用我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而这个问题是无法通过科学手段来决定的；这是一个首要的政治问题，因此很难留给职业科学家或职业政治家来决定。

尽管这种可能性或许仍是遥远的未来，但科学伟大成就的第一个反噬效应，已在自然科学自身的危机中显现出来。问题在于，现代科学世界观的“真理”虽能通过数学公式演示并经技术验证，却已无法再以常规的言语和思维来表达。一旦这些“真理”用概念化的语言连贯地表述出来，其结果“就算不像‘三角的圆’那样毫无意义，也远比‘长着翅膀的狮子’更无法理解”（埃尔温·薛定谔语）。我们尚不清楚这种情况是否就是最终的。但有可能的是，我们这些本来受制于地球却开始自诩为宇宙居民的生物，永远无法理解，也就是说无法思考和谈论那些我们明明能够做到的事。这就好比构成我们思维的物理和物质条件的大脑，无法跟上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从今往后，我们确实需要借助人工机器来完成我们的思考和说话。倘若知识（就这里来说即现代意义上的操作技能）与思想真的永远分离开来，那么我们终将成为无助的奴隶——与其说是机器的奴隶，不如说是实际操作技能的奴隶；终将沦为毫无思想的生物，任凭任何技术上可行的装置摆布——无论它多么致命。

然而，即便撇开这种极端却尚不确定的后果不谈，科学所造成的局面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哪里言语所关面临危急，事情便必然具有政治性，因为言语正是使人成为政治存在物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听从那些经常向我们强调的建议，调整我们的文化态度以适应当前科学成就的现状，我们就会全心全意地接受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安于言语不再具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因为今天的科学被迫采用一种数学符号的“语言”，尽管它最初只是作为口头陈述的缩略形式，如今却包含着再也无法回译为言语的陈述。之所以明智地对科学家本身的政治判断持怀疑态度，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缺乏“品格”——他们没有拒绝研发原子武器；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天真——他们未能意识到一旦这些武器开发出来，到底用不用就不由他们说的算了；而是恰恰在于他们行走在一个言语已经失去力量的世界里。人类所做、所知、所经历的一切，唯有当它能够被言说时，才具有意义。或许存在着超言语的真理，甚至它们还可能意义重大，但这只是就单个的人来说的，也就是说，除了不是政治存在物，不管是什么的人。而复数的人类，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活动和行动的人，之所以能够体验到意义，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彼此交谈，能够相互理解，也能够理解自身。

另一个威胁性不相上下的事件，更近在我们眼前，且或许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那就是自动化的到来，在短短几十年内，它或许会让工厂空无一人，使人类摆脱最古老、最自然的负担，即劳动的重负，摆脱必需品的束缚。这里同样让人的条件的一个基本方面受到威胁，但反抗这个条件的束缚、渴望摆脱劳动的“辛苦和麻烦”的愿望并非现代才有，而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存在。摆脱劳动本身并非新事物；它曾经属于少数人最牢固确立的特权。就此而言，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似乎仅被利用来实现某项成就——这是所有前人梦寐以求却始终未能实现的。

然而，这只是表象。现代社会在理论上颂扬了劳动，并在事实上将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劳动社会。因此，愿望的实现如同童话中的许愿，恰在弄巧成拙的时刻到来。这个即将摆脱劳动枷锁的劳动者社会，早已遗忘了那些更高尚、更有意义的活动，而正是为了这些活动，摆脱劳动的自由才值得争取。在这个因劳动而使人类得以共存而具有平等性质的社会里，已不存在阶级，不存在任何政治或精神上的贵族，而人类其他能力的复兴本可由此重新开始。就连总统、国王和首相也把他们的职位视为社会生活必需的一项工作，而在知识分子中，只剩下少数孤立的个体将自己的所作所为视为事业而非谋生手段。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没有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一个连唯一留给劳动者的活动都丧失了的社会。无疑，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对于这些忧虑与困惑，本书没有答案。这些答案每天都在给出，它们属于实务政治问题，取决于许多人的合意；答案绝不可能取决于理论思辨或某个人的意见，仿佛我们面对的是只有唯一解的问题。接下来我要做的是，尝试从我们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审视人的条件。这显然关乎思考本身，而思考的缺失在我看来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例如那种漫不经心的鲁莽，或是绝望的混乱，或是对那些已然变得琐碎无物的“真理”的自满重复。因此我的主张极其简单：无非是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

“我们正在做什么”是本书核心主题的真正所在。本书仅探讨人的条件的那些最基本元素，即传统上以及根据当前观点都认为属于每个人皆可从事的各种活动。基于此以及其他原因，思考，这个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级且或许是最纯粹的活动，被排除在当前的探讨之外。因此本书在体系上仅限于讨论劳动、工作和行动，这构成了本书的三个中心章节。若论历史分期，最后一章讨论的是现代时期，而整部书处理的则是我们自西方历史所知的活动层级结构中的各种组合。

然而，现代就其作为一个时代，并不等于现代世界。从科学上说，始于十七世纪的作为一个时代的现代在二十世纪初已然终结；而从政治上说，我们今天生活的现代世界诞生于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我不讨论这个现代世界，它只作为本书的写作背景。我将自己局限于：一方面，分析那些源于人的条件且具有永恒性的普遍人类能力，只要人的条件未发生改变，这些能力就不会彻底丧失；另一方面，做出历史分析，以便追溯现代世界异化的根源——这种异化既逃离地球投向宇宙，又逃离世界沉溺自我——从而理解社会的性质是如何发展和呈现的，特别是当它跨过一个崭新而未知的时代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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