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秦老爹 “关山夺路”式的“边走边说”：写在“过秦阁丛书”前面的话

编者按：2025年11月起，日本读道社陆续推出“过秦阁丛书”中的首三本《强龙逞威：中国改革前的“反地方主义”运动》（2025年11月）、《反人类的“爱国者”：1940年代东欧极右民族主义评述》（2026年2月）、《多民族联邦的成败：南斯拉夫与印度之比较》（2026年3）。“读万卷书、行千里路”、知行合一，一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身理想，而这也成为学者秦晖在被退休之后的践行，也是这套“过秦阁丛书”的来源。本文为金雁为“过秦阁丛书”所写。标题为编者所改。作者和出版社授权刊发。

讲座和游学的缘起

这套书的内容，大都出自秦晖2018年以后的历次讲座与“边走边说”系列游学的录音整理。讲座缘起，略述如下。

高华临终前，想和熟识老友聊聊尚在构思中的想法，留下一些思考，于是约了秦晖对谈。朋友们也愿意帮忙录像，准备把二人谈话作为影像资料保存下来。原本计划是秦晖住在高华家附近，根据高华的体力精力，每天聊一段，二人之间的碰撞没准能擦出很多火花。计划设定后，高华身体一直不理想，怕经不起长时段谈话。2011年12月初，高华还来电话说，最近不太好，“对谈”缓一阵子再说吧。张鸣看过高华后沉重地说，希望他能挺过这个冬天。结果12月下旬秦晖去郑州上课期间，噩耗传来，高华最终没能扛过去。虽然我们心里已有预感，但总希望发生奇迹，等到真得了信儿，心中痛楚惋惜无法形容。

我想，我们这些50后经历过那么多场运动，风风雨雨，早已能坦然面对生死，对这身肉皮囊看的很淡，它不过是思想的承载体罢了。悲哉痛哉，高华有多少研究心得胎死腹中，不甘心啊……

那以后我就心有郁结，有种紧迫感，一定要把秦老爹肚里存货掏出来，而写作的方式太慢，无法保证完成。秦老爹电脑里有无数的半成品，若以对谈或讲座的形式整理成文稿，可能快一些。2018年我和阿陈、金宾等人提到此想法，大家也觉得电脑上敲文字稿太慢，讲座是一种比较好的形式，既可以让大家提前分享并当面互动，又能激发秦晖的思考热情，事后还能整理录音稿，加快成文的操作过程。

从2018年讲座开始，到2022年疫情严控结束，一共举办了16期，每期听众25人左右。其中秦老师讲了8期，分别是：2019年3月讲拉美和大马；2019年8月讲民族矛盾的两个案例；2019年12月讲东欧反人类的爱国者；2020年9月讲疫情启示录；2020年6月讲近代中国经济200年；2020年12月讲西北党史；2021年10月讲知青运动；2021年12月在广州讲地方主义与广东传统。起初主办者还可以租到教室或会议室，

后来即便动用各种关系也租不到场地，不得不在三国茶楼、全聚德烤鸭店等地以吃饭的名义打擦边球“借地”办讲座。再往后越来越困难又叠加疫情封控，最后被驱赶到无处可去而被迫中断。打算讲还没来得及讲的题目有：“土地与农民”“文革时期的卫生”“世界城市化比较研究”等。后来便只能以游学的形式，在大巴车上零星讲授了。

我为什么越俎代庖

每次讲座两天，由金宾等小朋友录像录音，分发给志愿者整理成文字，一般每次讲座的内容是12-14万字。集结成书的这些文字，并没有经作者本人审阅把关。读者们可能奇怪，以“秦晖”署名的书不让他自己过目核对，恐不太严谨吧？说实在话，我也知道经他审核校对的话，质量能有很大提升而且会消除很多错误。他轻易不肯把半成品拿出来，但是审核工作往往比初稿还要“难产”，以至于电脑中搁置着无数的“半截书稿”，而他也总是说，“等我有时间了一定整理”。

此言也不完全是敷衍的“虚晃”，他也的确整理过几篇。但是，一来不断有其他事情插进来，以前的工程很难再续接上，二来他对审核旧稿的兴趣不如探索新领域，过手的速度极慢，常常在阅读修正的过程中就拐弯到其他岔路上去了。以前他在家里的写作过程往往就是这样，遇到某个问题，在床上摊开一本书，由此又发现另一个问题，再找来其他资料查证，以此类推，床上的书一本叠一本，摆的就像游龙，一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引出来的头绪越来越多，但是他又不愿把书合拢起来归位，以至于晚上睡觉时只好把书往里推一推，自己睡在窄窄的床边不敢翻身。就这样被套在一堆问题之中，走得太远已经脱离初衷回不到原路上了。另外，他认为这些文字没有什么时效性，沉淀一下不要紧，先紧着急茬的活儿处理，反正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他这种“老赖”心理也不是一天养成的。

我想起回南宁和秦晖同学相聚时，他的小学同学讲，别看秦晖是清华大学的博导、教授，可是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最不喜欢他，因为他很少按时交作业，尤其是不交作文。我起初很奇怪，一个从小爱读书的孩子，后来又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怎么会有在小学期间不按时交作业的坏习惯呢？按理说，秦晖的父母都是广西教育厅的元老，母亲不但审核教科书，也曾编写过教材，因为父母的工作关系，他从小就阅读各种各样的教材，这样的人，天生不是学习委员也该是语文课代表啊。秦晖承认说，每一次作业都写了，只是想法太多，作文越写越长收不了尾，就索性不交了，感觉写作文不是为了交差，而是要弄懂一些知识。这下我明白了，电脑里“结不了尾”的“半截书稿”大概都类似于“不能按时交作业”，流风所及，现在编辑每次催稿都把全部耐心耗尽。

后来知道，秦老爹是个想法很多的人，他经常为自己的新思路亢奋到连轴转，但又很容易被其他事情打断，一些想法转瞬即逝，或者起了头、或者写了大纲做了资料工作的“半截项目”比比皆是。我曾写小文，讥讽他为“拖沓天王”。不出意外的话，这些计划大半都会半路夭折。我经常挖苦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样样做不好。以前手工写作的时代，他会找一个大纸袋子，把卡片、资料、半拉子手稿统统装起来，说以后等我有时间了，就一定“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眼见得纸袋子里“旧河山”越来越多，再后来就变成了我也看不见的“扔”在电脑哪个旮旯里的“僵尸文章”。

起初我还傻傻的真相信等时间从容了，他大概会有一个交代，后来知道以他“移情别恋”对未知领域探索好奇的性格，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他又不喜欢重复以前的自己，改起稿来磨磨叽叽推三阻四找借口。他口头禅，“这个容易，我马上交差”，而“马上”意味着猴年马月，就这样不知道夭折了多少本书。鉴于此，我决定“宋江架空晁盖”，这套书由我完成“收尾”工作。

也许这些“活儿”早晚都是我的，因为秦老爹经常对我开玩笑说，你一定要死在我后面，帮我把电脑里的语音和文字整理出来。“MY GOD”，这是太庞大的工程。你在前面“黑瞎子掰棒子边掰边扔”，我跟在后面可捡不过来。明摆着推卸责任嘛，自己搞了烂尾工程，把烫手山芋扔给别人。与其那样，不如现在就把他屏蔽起来，我自己加工，总好过以后盲人摸象一样瞎揣摩。与其“搁”在电脑的哪个旮旯角落里，不如拿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于是我决定擅自做主，先把部分文字集结成册投石问路。特此声明一点，署名是他的，错误算我的。如果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啦。秦老爹的“半拉子”书稿，耗费了我不少时间，希望我能够早点回归到老本行上。

“关山夺路”式的“边走边说”

疫情三年里，我们与防疫人员周旋，在打游击战式的行进中、在旅游大巴上、在茶馆、饭桌上“边走边说”，或者也可以叫“情景讲学”。疫情期间行走对我们格外重要，朋友们被防疫的“绿码”“健康码”“弹窗”限制，困顿在斗室里，不知何时是个头，很容易抑郁，就产生了“何以解忧唯有行走”的口头禅。我们从出国缩小到国内，从国内被限制到省内、市内，即便是区区站岗、村村设卡的时候，也没有阻挠我们的步伐，甚至比疫情前走得更频繁。不让堂食，我们就站在马路牙子上就着灰尘吃饭，到处是摄像头，我们便在村民的带领下避开摄像头走小路。这三年，大小出行了几十次。说是“万里征途”一点也不过分。朋友们“报”团取暖，相互鼓励，交换着不便在手机里传递的内容。有朋友说，疫情期间全靠一次次和同道们的行走“续命”呢。

秦老爹天生是“活在路上”的命，对他而言，“行走”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酷爱程度异于常人。原来他的生活是三三分，1/3教学，1/3写作，1/3行走。被退休和疫情提前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也算成全他了，不用填写那些无聊的表格、开乏味重复的会议，从此可以心无旁骛地“乘桴浮于海”。他很适应那种“朝碧海而暮苍梧”的生活，虽不敢说如同“化鹤归来”，但时间支配自如，能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使人感受他情绪的变化，而且行走途中他的大脑神经高度活跃，思绪喷薄口若悬河，那绝对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实现“时间自由”后，行走与码字便成为他两个相互交替的生活节奏，行走是“经”，写作是“纬”，经纬交织诞生出一篇篇比较口语化的篇章。在家里闷头敲字久了就想出去走走，行走能给他带来灵感，能印证或证伪固有的想法，哪怕到他想去的土地上站一站，眺望一下，看看地形地貌，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都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所去的地方早已物是人非沧海变良田了，但哪怕只是一块农田、一个山坡或者一片树林，秦老爹仍执意到那块土地上踩两脚才心里踏实。所以秦老爹的鞋子永远是脏脏的，他从来不看脚下是什么路，一到目的地，不管是水里泥里，总是深一脚浅一脚就趟过去了。我想在他脑海里的推演沙盘上已经模拟想象过多次了，只为了接地气感受一下。而在外面游荡久了他又会心生愧疚，回来趴在电脑旁恶补一阵子。

有人给我留言问道，为什么“疫情期间大家如同被施了‘定身法’，只有你们能满世界转悠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自发组成的能干团队。这些年轻朋友特意征求秦老爹的意愿，平时有什么想去而不易到达的地方，都可以通过自驾游，帮助他了却心愿。朋友们从租车、安排食宿、打通关节一应包揽，我们只需能量满格就OK。比如老爹在40年前从事明末清初研究时，就想把“夔东十三家”活动的地方都走一遍，后来虽然也多次去过神农架一带，都因种种缘故未能如愿。2021年深秋我们的神农架之行中，朋友们就特别安排我们住在景区内，以便于秦老爹寻找南明遗址。

那些天的每一次出行都会遭遇种种惊险：神农架突降冻雨，车子在悬崖边打滑，半个轱辘已经悬空；来回驱车8个小时狂奔黄草坪、老木孔，赶在最后一缕阳光落下时，进入刘体纯被清军围剿的阴森山洞里……

当然在被手机码、弹窗、健康宝捆绑的阶段，一路上也是险情不断。2022年6月我们各路人马赶赴新疆，一朋友把汽车从广州托运到乌市，结果新疆封控，朋友掉队来不及与我们汇合，我们已夺路而逃，被驱赶到新青公路的戈壁滩上堵车7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抵达茫崖。朋友设法又租车又乘飞机赶来与我们汇合，疫情防控导致原来定好的酒店全部拒客，一路上我们不得已多次停车碰头商讨，在前路未知的情况下，计划一次次变更，朋友多次扑空，与我们擦肩而过。四处突围，我坐在车上不由得想起王鼎钧回忆录里“关山夺路”一词。他说的是抗战、内战奔波坎坷，而我们却是被“防疫政策”折腾得“关山夺路”。以至于朋友回到广州半年以后，他的车才终于运回来。在四川达州，我们与朋友们在机场分手，准备各奔东西，已过安检却突然发现被“弹窗”而揪了出来，即将登上飞往上海航班的朋友，当机立断退票，重新租车，带着我们继续上路……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疫情中遇到的各种惊险奇葩，可以另写一本书了。

在大家的帮助下，去了很多仅凭我们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到达的地方。我打心底里感激这些小伙伴们，他们极大地满足了秦老爹“我来，我见，我思”的愿望。到了实地，秦老爹真是思如泉涌，以至于他给我们的讲座是按行车时间来记单元的，“今天讲80里”“明天讲150里”，完全做到了“车停即下课”，甚至有时候大家累得在车上睡得东倒西歪，只有秦老爹一人兴致不减拿着话筒滔滔不绝。

秦晖在游玩途中的临场讲座，完全没有任何事先准备，不像上课有PPT、正式讲座有讲稿，也没有同一个话题多次重复的熟络。他连大概的主题都没有，甚至头天晚上问他明天给我们讲什么，他都会答，“不知道，走到那里看到什么就讲什么”。我们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场景，看到什么景观，在疫情时期前路未知的情况下是无法预知的。但是到了那块土地上，秦老爹就会不由自主地触景生情，自然“流淌”出来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方方面面，似乎他能看到四维空间。他的沿途讲解不是背出来的，是从脑海里“激发”出来的。他既不走重复路线，也不做“命题作文”，脱离了那个环境就“卡壳”讲不出来了。

地理“童子功”

秦老爹每到一地，总是先从山川地理讲起，他对河流对水电站的热衷堪比清华水利专业的人，只要条件许可，他是逢水电站必进，大家都说，秦老爹是被历史学耽误的水利工程师。在他看来，自然界中没有哪个因素比河流与人类文明更密切。他小时候认字和看地图是同步进行的，从小便对地图有一种异于常人的迷恋。跟秦老爹出行过的人都知道，他是“地图达人”，到一个陌生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找图。关于他与地图的故事，我可以举无数的例子。

秦晖对地形的辨识度是有童子功的。他小时候认繁体字竖版的地图，就把“黎巴嫩”读作“嫩巴黎”，心想“巴黎”莫非像煮鸡蛋一样，还分老嫩吗？那时候他认字不多，看图时不认识“立陶宛”中的“陶”，但从字形辨认知道是“陶瓷”中的一字，便读作“立瓷宛”，于是牢记住了在“堆着菠萝”的海边有一个国家叫“立着的陶瓷碗”。“摩纳哥”与“摩洛哥”是“两哥们”，还知道在德国有个“柏林”，在爱尔兰有个柏林的弟弟叫“都柏林”，那里出了很多文学家。文革期间他曾用脚丈量整个宁波，手绘了一张地图，标注了沿途的工厂机关学校，在那个“敌情观念”浓厚的年代，那张珍贵的手绘地图被他父亲付之一炬。

2003年，我弟弟在潘家园碰到有卖五万分之一的某省地图，足足有一立方的一堆，他知道秦晖执迷地图，赶紧通知我说，能买则买，不能买让秦晖带上干粮看上半天过过瘾也好。得了此信，我喝了一口水咽进肚子里了。心想即便是测绘员或作战参谋，也不见得要把地图都搬到家里，整这半屋子的地图，难不成让我把床撤了睡地图上，以后又遇到其他省的地图，是不是也“贪婪”地想占为己有？我压根就没打算告诉他，多年以后我弟弟提起此事，气的秦老爹直翻白眼。

通常我们到一地，在机场取完行李后，不管我一人拿着多少行李，秦老爹都会消失几分钟，我已经见怪不怪了，知道他是奔着“所爱”——地图去了。甚至一个城市半年后再次造访，他仍要索图，理由是城市在不断扩展，没准地图更新了呢。其实这些地图一旦收集多了，以我们家的书籍堆放速度，要想再次“邂逅”的几率不大。而他永远手不够用的特点决定了，这张图早晚会交到我手里，我则统统当作垃圾处理了。

秦老爹对地理的“兴趣”，体现在每次坐飞机必须要选靠窗的座位，在家里提前选座的时候，他都要原地转圈口里念念有词手里比比划划，这是在考虑飞行的方向、阳光的角度，以及飞行途经重要场所时在左舷还是右舷，以便座位选在左窗右窗哪一边。他上了飞机，那叫一个忙活，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看看飞行图，一边喃喃自语有什么新发现。

他的地理“童子功”，恰好与老辈学人所说的“历史学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相对应。不管谁说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他脑子里马上就构罗出它在地图上的方位。

其次，他学习历史歌曲也是收集资料的过程，涉及到哪段历史但凡有代表性的歌曲，他也一定不放过。秦老爹的识谱和耳力都不错，一边听一边在卡片上记下简谱和歌词，没有汉语歌词的，他就自己翻译，晚上散步时哼哼唧唧边走边唱，忘记了就掏出卡片看一看，基本上一两次散步下来就能够连贯起来唱了。周游列国时凭着会唱所在国歌曲，多次惊艳众人。

同时秦老爹也是“拍照达人”。用张鸣的话说，一路上走过去，“死的活的半死不活的一网打尽”。在我看来，拍一万张没一张上乘之作等于没拍。而秦老爹则认为，记录的功能大于审美，所以不放过任何地方，拿着手机一顿咔嚓。回看他的照片就等于再走一遍，而且可以发现很多当时一闪而过的细节。他拍的各地博物馆，后来不但能为其研究提供资料，而且也发现布展中的不少错误。但若从审美角度看，少有佳作，所以选插图时都不考虑他拍摄的照片。

行万里路成百万书

疫情这三年我们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在行进中秦晖“边走边说”，有感而发，大部分时间在车上讲，下车后结合讲的内容实地观看。煞有介事坐下来讲的机会较少，因为本身时间有限，不会像旅游团一样，下车后大家围着导游听讲解。一般是车上讲、下车看、再上车讨论，如此反复，融历史于现实中，以此激发大家的思考。

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已从录音转换成文字的大约有数百万字，还有许多仍在整理中，可谓“行万里路写百万书”。我从中选取了一部分。因为是在行进途中触景而发，比较口语化，不像课堂上打出PPT那么条理化那么内容系统集中，尤其是史料的引述不可能十分精准，有时还会叉到别的话题上去，考证和史料方面薄弱。在这方面我略做了些删减和修饰，基本保持原貌。

另外，在情景中当场听，与在房间里看电脑上的文字，感受完全不同。不知别人的体验如何，反正我觉得，在此情此景的现场，听秦老爹信手拈来走哪说哪，不局限不准备不需要看资料，从古到今娓娓道来，不但有冲击感，还有一种上下拉通进得去出得来的“通透感”和大视野。这种“大历史观”的讲述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大小问题都浓缩在历史长河的坐标上，上下可以“通”，左右可以“比”，让人有种从高处向下俯瞰的感觉，也能激发起大家讨论的热议。

在现场听，有“情景感”，即使说半句话甚至比划一下，大家也能心领神会。看文字稿，文字不加修饰时，会有“句子不通”“半半拉拉”没有交代清楚的感觉。事后在书斋里回看语音转写的文字，全然没有实地考察时的震撼感。尤其是从研究考据角度审视，感觉口语化的讲述不够仔细不够精准，东拉西扯结构不紧凑，为解释一个话题，突然插进来大段游离主题的讲述，甚至不够专业化不够系统等等，谬误和疏漏也不少。看样子“现场讲述”与“论文”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虽然实地听讲有震撼感，但我仍认为秦老爹的语言是属于寡淡直白型，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缺乏生动鲜活感。他不太有才情，也可能是才情不用在铺张华靡的语言上，他的口语表达只考虑如何把史实讲清楚。我多次建议，以你的满腹经纶，加上一点文采，或者注重语言的掌控拿捏，把故事讲的精彩生动些，一定能俘获更多读者。对我的提议，他一点也不买账，反驳道，口灿莲花不是我的风格。历史关心事实，浪漫和抒情得先放一边。历史有故事，也可以有文学性，但首先是探寻真相。他不但自己平铺直叙，也反对我用多余的文采辞藻遮蔽史实。他看我的论文，会把那些形容语言全部划掉，认为这又不是写散文，使用过多修饰以及有水分的语句，会稀释要表达的重点。这简直就是鸡同鸭讲话，无法沟通。

当然因为一路上涉及面太广，又在行进途中，我们有这么多“干货”可捞，也就不苛责他了。因为碰到什么场景事先并不知晓，全靠平时的积累储备，张嘴就来，错误或不准确的地方肯定不少。我认为有以下不足。

一类是明显的口误，这类失误，在整理成文字过程中朋友们已经更正了一些，我在通读时只要发现也予以纠正。第二类是引述观点或资料，只能是“大概齐”有这么回事，毕竟是无文字无稿全凭记忆的口头表达，不可能准确到一字不差，我考虑再三决定不做调整，某些章节将来会有更完整的文字稿面世。还有些讲述重复，单个主题看有必要交代一下，集在一起势必要砍掉一些赘叙内容。至于记忆有误、或者史实搞混淆张冠李戴，我修改了小部分，有些我拿不准就没有动。另外，也存在认知上的局限，对此我没有做处理，保持原始面貌。如讲西藏的时候，秦老爹也自嘲是“打酱油的”，所以这一章就叫“打酱油西藏史”。最后，关于问答互动环节的内容，为避免重复，我合并了一些“同类项”。我曾考虑要不要在集结成书时取掉“问答互动环节”，因为大家往往会提一些游离在主题之外的话题，思虑再三最后决定保持原貌，留下这份记录。

给秦老爹整理录音稿，我曾总结他有三多：语病多、人名地名多、想当然多。前两点好理解。语病可以消除，人名地名可以查阅。这后一条是他总是从自己知识面着眼，认为哪些属于常识的、属于“众所周知”的，就可以省略跳过。他的口头禅是“大家都知道……”。我提醒说，要知道你以为的“大家都知道”，你以为的“常识”，只不过是“你以为”罢了，对大家来说未必是常识，未必都知道，否则就没必要听你讲了。

个别地方，我也做了一点弥补，但多数情况下我怕画蛇添足得不到认可，只好作罢。除了原有片段的注释，我曾犹豫要不要把所有的引文和数据统统加注释，使其显得更加学术化，最后鉴于工作量太大而放弃了。除了个别地方调整，还是保持了原貌，已有的注释仍然保留。包括秦老爹在讲述时兴之所至，往往会插进来其他例子或大段解释，使结构上不太紧凑显得有些“随心所欲”，对此我也没有做调整。

本次首批推出的这几本书，保留了讲述时的口语化风格，当然绝不会是“新华体”，但也不是“学术论文体”，我个人感觉或许这也是一种风格吧，但难免文字有些粗糙欠打磨，跟大家说声抱歉。

我来，我见，我思

“过秦阁丛书”推出的这些书，都是各自围绕一个主题展开：

“中国改革前的‘反地方主义’运动”，揭示了这场运动对广东的重创，以及为什么广东改革开放的第一步首先要解决“反地方主义”问题。

“多民族联邦的成败”论述了统一与分裂的根结所在，以（前）南斯拉夫和印度两个案例来说明，为什么这两个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构成都极其复杂的联邦国家，一个由整变散，分出一国血战一场，一个由散变整，强化了国家认同。

“反人类的‘爱国者’”辨析了对民族主义者的评价标准。剧变以后东欧被压抑的民族主义迸发出来，那么该怎样看待前体制下那些反苏的民族主义者呢？他们是推翻苏联体制的资源之一，但是在国际政治中站错队该怎么评价？东欧的复杂性在于，胜利者≠正义者，是否在“爱国”之上有更高的评判标准呢？

“中国经济200年”并不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著作，而是选取了几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及路径来展开论述。

谈知青运动的一本书，是想呈现秦晖作为曾经插队九年的老知青，对这场卷入两千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有他自己的深刻体会。

党史三题，分别是西北党史之争、毛泽东在五四乃至更早时候的思想，以及富田事变之前的毛泽东。

关于南洋共运、东南亚党史，秦老爹讲过很多次，我们也把它集结成书。

我们游学中，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国内都属于敏感禁止之列：党史、文革研究、民族问题。凡是不能说的，就远离了信史，恐怕只有“洗脑”考试的敲门砖作用。其实在我看来，秦老爹为了能够持续这种讲述模式，把基调已经降到抹去特点、四平八稳的地步，多叙述、少评论。即便如此，这样的文字一探头便会遭到封杀。那个自诩有“自信”的执政者，似乎认为只要垄断了信息来源就能阻断人们的思考。

这是一个不能说人话的魔怔年代，索翁那句绕口令式的话被人们反复引用，“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人们为了说真话，想尽了办法，为了躲避审查，各种长图片模式、使用谐音、字母、错别字、打叉翻转倒着上……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这也很容易把人绕晕，替代词要反复朗读，才知道梗在哪里。这让我想起，苏联时代“真实的俄语只存在于人们的窃窃私语地私下沟通中”，官方语言已经死了。我们感慨道，汉语沦落至此，它的生命力在哪里？未来要还原这些文字，人们该编一本什么样的《汉语民间网络用语大辞典》啊！所以，保持汉语的生命力和真实性，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赫尔岑说，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另一半“真相”会随着时间的“半衰期”而流失，到了新的一代、再下一代，人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或者是把小说家演绎的历史当成真正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疫情期间层层设卡处处围堵，朋友们像敌后游击战一样，要绕过封锁线聚在一起行走，就是想听到真正的历史，自由讨论，允许不同观点的人发表意见，才能更接近真相。现在把秦老师讲座和“边走边说”的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拒绝遗忘，记录历史”的行列中来，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最后要特别感谢录音和文字整理的所有朋友们，不论秦老师在车上在行进在走动中，不论是过河爬山，金宾、刘冰或其他小伙伴们随时录音后交由志愿者整理成文字。呈现在我面前的文字稿，不知道已经经过多少遍手了。没有他们的努力付出，这些文字早就被大风刮走了，因此这些语言能够集结成书是集体成果。感谢蒋瑞、汤旭普、金宾、寅月、王大勇、杨琦、高郅钦、龚浩等人，他们进行了审读、校对、核查与把关。还有很多朋友在文字、资料或其他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人数太多，不能枚举，只能一并感谢。朋友们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的付出，就是希望这些讲真话的文字能有更多人看到。

很多朋友以各种方式为我们提供帮助，有的充当司机带我们四处云游，有的朋友交给我们一把他家的钥匙，随时开门随时入住，使我们在很多城市都有落脚之处，有的干脆把我们接到家里，好菜好酒的供着。有小朋友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们处理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办理银行、医疗、手机上网、搬家、看病等事宜。有朋友在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每次特意多点两个菜让我打包带回，还说晚上金老师就不用做饭了。因为我们不开车，有朋友每星期都从中国超市采购一批新鲜蔬菜送来……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是大家的鼎力相助，让我们两个不善处理生活事务的老人很快融入陌生的环境。为此我感到很惭愧，生怕我们配不上大家的厚爱。在此一并感恩致谢。

秦晖爱说改编自凯撒的一句话：“我来，我见，我思。”我也借用一句凯撒的话：“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和想要的现实而已。”秦老爹所讲述的，是他自己视野范围内的历史，尽管他多次“迷倒”一众人等，但作为历史学家不见得门门精湛，肯定也有他的“短板”、局限甚至谬误，当然还有我作为“定稿人”知识结构的制约。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2025年6月4日

《强龙逞威：中国改革前的“反地方主义”运动》

秦晖 著 読道社　2025年11月出版

ISBN 978-4-910908-26-7 C0098 ¥3000円

《反人类的“爱国者”：1940年代东欧极右民族主义评述》

秦晖 著 読道社　2026年2月出版

ISBN 978-4-910908-28-1 C0098 ¥3000円

《多民族联邦的成败：南斯拉夫与印度之比较》

秦晖 著 読道社　2026年3月出版

ISBN 978-4-910908-27-4 C0098 ¥3000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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