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短評 | 金刻羽們：全球化時代的「集體精英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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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繼與哈佛前校長薩默斯追求風波之後，著名經濟學家金刻羽又陷入醜聞。

1月23日，財新發佈報道《豪車、夜宴與謊言 寶利德陰陽賬本套牢浙商老錢新貴》，這篇調查報導聚焦寶利德控股集團的破產迷局、余海军的融資模式與投資人損失，標題中的「夜宴」指2022年7月24日杭州千島湖隨園小區的夜宴作為故事開端，後文末提及2024年9月暴雷之後，當年夜宴的別墅雖然被轉手，但余海军與「婚外女友」依然時不時住在這裡。隨後，網民指出，這場夜宴正是余海军、金刻羽為其孩子舉行的滿月宴，余海军的「婚外女友」不是別人，正是這位世界著名的經濟學教授金刻羽。

金刻羽，1982年11月生於北京，父親為前財政部副部長、亞投行首任行長金立群。她14歲赴美，就讀紐約哈瑞斯曼高中及麻省劍橋地區學校，後進入哈佛大學，依次獲得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專攻國際宏觀經濟與中國經濟。2009年博士畢業後，她加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經濟系，任助理教授，2013年升副教授，2017年獲終身教職，在LSE任教15年。2024年起，她轉任香港科技大學金融系教授兼地緣經濟研究所所長。自2020年起擔任瑞士歷峰集團獨立董事。她是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成員、世界經濟論壇年輕全球領袖，2023年出版《The New China Playbook》，長期在達沃斯、世界銀行等平台評論中美經濟議題，定位為中美經濟橋樑人物。

之所以這麼詳細介紹金刻羽的簡歷，是這個勵志的成才故事背後，其實是中國全球化時代官二代子女的典型成長道路。她父親金立群，前財政部副部長、亞投行首任行長，這層家庭光環從小就為她鋪路，讓14歲的她能赴美在頂尖私校讀書，並考入名校，直接進入西方精英體系。這其實不是個別現象。199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起飛和加入WTO，紅二代官二代子女被送往海外名校讀書，政治資本轉化為知識資本，再回饋體制或商界。早在2013年，裴敏欣教授便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文章《Wooing China’s Princelings》。在文章中，他指出，西方頂尖大學積極招攬中國太子黨子女，將中國視為「頂級募款市場與高端人脈建設地」。文章強調，這類學生是「高價值入學者」：不僅提供即時資金，還形成長期校友網絡，畢業後回國進入商界或政界，可為學校開啟中國市場、促成項目合作與持續捐贈。

如今，二三十過去後，這一批「高價值入學者」已經凝聚為一個「優越階層」（superior stratum），他們的成功是集體的、結構性的，更是帶有中國紅色基因。在全球化中，他們首先將政治資本轉化為知識與資本優勢，並最終嵌入國家結構中回饋體制。他們雖然接受了西方的一流教育，卻將知識視為工具而非價值轉型。自由遊走中西精英階層的優勢，在他們那裡只是機會主義的沃土。

2019年5月，澳門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張匯泉（Tony Huiquan Zhang）在《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東亞研究期刊）第19卷第2期發表的論文《The Rise of the Princelings in China: Career Advantages and Collective Elite Reproduction》，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一個概念：「集體精英再生產」（collective elite reproduction），意思是：在中國政治精英體系中，太子黨（princelings，包括紅二代與官二代）作為一個整體群體享有職業晉升優勢，這種優勢並非主要來自個別家長的直接庇護或個人派系關係，而是透過「歸屬性地位群體」（affiliative status group）的集體身份實現再生產。太子黨成員共享國家資源分配（如早期供給制下的優質教育、住房、醫療）、共同的生命歷程（如文革下放經歷形成的互助網絡）、黨內幹部管理機制（如nomenklatura優先晉升），以及國家意識形態導向的教育與職業路徑，這些因素共同確保他們整體比非太子黨更早進入領導崗位、起點更高、任期更長、晉升更容易。若是把時間往後再後移一代，這種「集體精英再生產」成果便是全球化後的金刻羽這一代。

這種紅色精英的再生產首先是集體的、結構性的。雖然金刻羽屬於改革開放後崛起的官二代（父親金立群為官僚精英而非革命元勳），但其階層邏輯與張匯泉教授分析的太子黨一代基本一致：其成長的軌跡並非純粹個人天才，而是階層共享資源的延伸，其所屬集體優勢的全球化變體：政治資本開門，國家支持的國際通道提供通行證，階層網絡確保她在達沃斯、哈佛等平台輸出中國敘事，同時在商界兌現影響力。

張匯泉在論文中還分析到，這種「集體精英再生產」最終是回饋並鞏固黨國體制的。他指出，這一階層的職業優勢並非孤立現象，而是整體服務於政權的延續與穩定。這種再生產機制確保「紅色基因」與黨國體制的長期延續，鞏固政權的合法性與穩定性，讓他們在關鍵時刻維護體制，而不是成為變革力量。同樣往後位移一代人，也就不難理解金刻羽對中國經濟模式的讚美。在其2023年出版的著作《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新中國劇本：超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她將中國模式描述為一種獨特的混合體系：集中權力與分散市場相結合，強調舉國體制的優勢，如政策補貼與資源調配推動新能源、電動車和移動支付的快速爆發。她認為這是中國超越傳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創新路徑，帶來規模效應、技術擴散與全球競爭力等，卻避談制度根源問題。當然，這也就更加不奇怪，作為受過西方精英教育的她，會委身於財新報道的這場典型的中國模式的經濟崛起中。

最後，還有一個詭異的地方，那便是西方知識精英似乎與中國金刻羽們一樣分裂，一方面宣講自由、人權；另一方面卻熱烈擁抱她們，似乎越發證明這是一個全球化生產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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