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专栏 | 线人政治与诗人往事 ——浅析朱红与林昭-黄政冤案

本文讲述的主要人物是朱红，一位生活在苏州的著名诗人、文史作家。他曾是林昭的诗友，也是黄政的难友。但在林昭和黄政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中，他成为公安人员的协助者；而在“文革”中，他又被打成“林-黄反革命集团”的漏网成员。这三位曾经的朋友，一位倒在枪口下；两位幸存者友谊破裂，终生不再见。

监控思想言论，是极权国家的普遍做法，它所造成的集体性创伤，也是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社会必须处理的问题。在中国，有关“卧底”现象已有一些讨论，随着冯亦代、王镇皋等人物的往事曝光，“卧底”被看作是一个道德污点。

作者不认为朱红是冯亦代那样的高层级“卧底”，但一个基层小右派也能成为“线人”，说明了那个时代思想专制的严密和监控的制度化程度。通过分析诗人的经历、诗作和政治环境变化，文章呈现了恐惧对人心理的威慑，并将这种恐惧下的协从看作政治高压与亲历迫害带来的创伤后遗症……不同于一般曝光卧底者的文章，作者更注重的是：一、线人机制与酿造“反革命”案的关系；二、控制线人的话语策略；三、个人在面对国家暴力时，究竟有无可能，做出良知选择；而道德失守，对于诗人，其代价又是什么。

我写的纪念黄政先生文章和对黄政的访谈录发出之后，一直潜心研究林昭父亲彭国彦生平的友人、独立纪录片导演郑琼转给我朱红先生留言：

1962年林黄在苏组建“青盟”，因我在北京，不知此事。回来后黄告诉了我，我认为不过是两人纸上谈兵，未予重视。到1963年某天，我在上班路上被拘捕，在市局作了交代。市局认为我犯有知情不报、包庇反革命的错误，必须配合市局行动，将功赎罪 。详情见我回忆录卷五。事实与艾的访谈录大体相符。80年代林黄案平反，省作协党组对我做过审查，结论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个人别无选择，故不予处理。但对我来说，必须终身反思。

朱红的留言让我想起章诒和那篇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卧底》，在结尾，章诒和写道：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朱红与冯亦代，在身份经历上，还有许多不同。而他在留言中提到的个人回忆录，也没有冯亦代那样公开出版的幸运。但朱先生写下的“终身反思”，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动力。因为，有了黄政的讲述，也应该有朱红的讲述，这是作为报道人应有的考虑，更是读者的愿望。

一 朱弘-朱红：五七罹难者、劳教幸存者

朱红，在江苏作家网上，有这样的介绍：

朱红，原名朱弘。1936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

曾担任苏州市文联资料室主任、《苏州文艺报》主编、《苏州杂志》执行主编、江苏省作协理事、苏州市作协名誉主席、苏州市诗歌学会会长等职。著有诗集《初夏的凤蝶》《剪影者的世界》，散文集《寻找苏州》，寓言集《装鬼的故事》，文学传记《沈德潜》等。组诗《寻觅》获全国“1979—1981年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春天的歌》获首届“雨花文学奖”，报告文学《寒山寺与世界》获1986年“江苏省报告文学奖”，寓言《李逵开锁》被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评为“中国当代寓言名篇”。

由上述简介可见，朱红是苏州一位有突出成就的诗人和文史作家。但他在林昭-黄政冤案中所起的作用，让他的声名蒙上了阴影。作为林昭的难友，黄政公开表达了对朱红的拒斥。他在接受胡杰采访时说，2000年，许觉民和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回来，苏州的朋友们约定去祭奠林昭。林昭的新专校友、地方志研究者张学群提出，是不是邀请朱红？黄政坚决不同意，他说：

这个人是叛徒，告密者，卑鄙得很。虽然说，现在法律的法庭拿他无可奈何，但是在道德法庭上，这个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到灵岩山林昭的墓上去怀念朋友、同学、战友，生死之交；你怎么叫叛徒？你不玷污她吗！

黄政在他的回忆文章《林昭第二次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中，详细讲述了他被朱红告密的情形。这段痛苦经历，不只使他承受了十五年重刑，更在他内心留下长久的创痕。对外界的戒惕，从他在采访中的插话也能看出来。由于倪竞雄老师的推荐，在2003年和2013年，黄政先后接受过胡杰和我的采访，在交流过程中，他都有同样一句反问：谁知道你们是谁派来的？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告密？两篇访谈录从未在他生前公开，直到他去世后才发布，目的是纪念他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也为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桩言论案留证。

朱红，与林昭-黄政的言论案难解难分，而他们三人原本是患难之交。

与《卧底》中的冯亦代不一样，冯亦代当年接受上级特殊部门任务时，已是资深的翻译家、出版家；虽然被打成右派，但他很快就被招募为隐蔽战线的“保卫工作者”，得以穿行在上层统战对象之间，与他们保持友好往来，随时向上级汇报知名右派的动向。

而朱红那时还年轻，远不如冯亦代那样有名。而且，在反右之前他已经被逐出故乡苏州。和当年五十五万右派人士的大多数一样，他属于底层社会的平民右派，也是最少社会资源、最容易被拿捏和整肃的右派。

根据林昭传记作者赵锐对朱红的采访，朱红高中毕业时，因为社会关系问题，被剥夺了“留苏预备生”的资格，发配到师专。

1956年从苏北师专毕业后，朱红被分配到淮阴泗阳县，先后在两所中学任教。1957年，二十一岁的朱红在《江淮文学》上发表了《寓言四则》，由于主编戴岳被《光明日报》点名批判，朱红的作品连带列名“毒草”（作品发表时，作者名字误作“朱泓”，在林昭的起诉书里，用的是这个名字），因此被打为右派。在黄政的记忆中，朱红因为“反苏言论”划右，与朱红所述不一致。我想，劳教农场里的右派很多，获罪言论形形色色，黄政有可能记忆不够准确，而朱红自己的陈述是可信的。

1958年5月，朱红受到“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处分。他先被押送到东台弶港农场，在这里认识黄政。也是在这里，他的本名“朱弘”又被一个管教干部改成了“朱红”；此人不认识“弘”字，且还强词夺理道：“你们这些人只专不红，应该又红又专！”。

1959年3月至1961年1月，黄政和朱红都被发配到滨海的潮河农场。在这里，他和黄政结为挚友，共同经历了大饥荒中最惨痛的岁月：

我与黄政同在三大队二中队，黄政任一个组的组长，我任中队统计。1960 年是饥饿最严重的一年，农场差不多天天死人，最多的一天能饿死十几个！我们当时是睡在一个大坑上，每人只有 45 公分宽的铺位。经常一觉醒来发现旁边的人不动了，再一拉，原来是死了！我们当时还嘀咕：是不是上面有计划地要把“右派”饿死啊？话传出去，农场领导居然没有上纲上线，反而专门跑来跟我们解释，说是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苏修”又逼债，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可谓是九死一生。

朱红在劳教农场所看到的这些惨状，是居于京城的冯亦代根本不了解的。作为党所托付的隐蔽战线保卫战士，冯亦代在社会主义学院、民盟、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以及保卫部门的直接领导之间游走，他可能想都想不到这些饿死人的悲剧。就此而言，朱红的思想底色和冯亦代不一样。如果说，在《悔余日录》里，作者的政治认同是感恩戴德，甘为马前卒、螺丝钉；那么在朱红的描述里，我看到了对政治的疏离和求生存的挣扎。潮河农场是按劳改农场来管理的，劳教分子和劳改犯，简称“两劳成员”，一律被当作犯罪人员来管理，而劳教也是右派中惩罚最重的处理，朱红所处的社会地位，由此可想而知。

不过，这位因言获罪的文艺青年，置身于那些被侮辱和被践踏的人群，也磨砺了他对现实的观察力。从一位朋友那里，我有幸读到朱红回忆录的部分文稿，他所写到的农场故事，呈现了不少底层小人物的可悲可悯。他们多与反右的宏大叙事无关，却因为各种小是非被重罚；蒙冤者孤苦无告，一再申诉竟成疯子。朱红的笔调有一种契诃夫式的喜感，他用自嘲和反讽的方式，写出了大时代里小人物的荒谬处境。

我相信，黄政和他的友谊，也基于同样的经历和情感共鸣，如黄政所述：“我们都喜欢看书，很谈得来。他是中学教师，身体较瘦弱，文弱书生模样。我身体较扎实，在劳动中尽量帮助他。我俩成了知心朋友，莫逆之交。”

二 林昭的诗友

1962年1月1日，朱红与黄政一起回到苏州。他们被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朱红本来可以回原单位，但他不愿意再到被划右派的泗阳，决定与黄政等人同行。按当时政策，这叫“自谋出路”。由于脱离了原单位，等同于自动放弃公职，他的处境一度比黄政更无望。两人都属“两劳释放人员”，同样饱受冷眼，为生计而打零工。黄政因原单位在苏州，还有一线希望被安排工作。

在苏州闹市区观前街，朱红摆了个旧书摊谋生。这种小贩在1962年，实在是夹缝里求生。即使今天的读者也不会意外，公家人随时可以来掀摊子，查收入，随便找点旧货就可以加之于“逃税”“涉黄”的罪名。一个无业盲流，你能怎的？

1962年7月下旬，林昭来到了朱红的书摊前。她是牢里放出来的，她身后有人跟，不过，林昭不以为意。她与苏州是两代人的渊源，她在青年时代就加入过党组织，比跟踪她的人革命资格老多了。林昭因牵涉进《星火》案被捕，她本来就不是主动参与，案情并不重。但同案都未释放，她不服。她要求陆平出来效法蔡元培，保释右派学生。凭着对同类人的直觉，她断定这位卖书人是和她同样的落难书生。

在朱红的回忆中，他和林昭有思想分歧，这种分歧，首先是对反右的性质。朱红认为当局用计诱人犯罪，失信于天下。林昭认为鸣放言论触及体制根本，这才密令“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因此错上加错。在后人看来，这不过是互补的视角，算不上什么对立。

真正的分歧在于，林昭从苏联批判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谈到中国领袖的个人迷信，她的锋芒所向，让朱红震惊。一方面，如此的深度和尖锐，令他“茅塞洞开，其快何如”；另一方面，涉及知识分子应该挺身而出，争取民主，在这一点上，朱红认为应退避三舍。他规劝林昭，不必以卵击石；只能等待，靠党内高层的清醒人物来引发改变。在这个问题上，彼此谈不下去了。

朱红与林昭的交往，在他那一时期的诗作中留下很多印记。尽管林昭是他没有勇气与之同行的女子，他也并不认同她的反抗理念，但她带给他的情感冲击却再也没有人能取代。而这些诗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两种不同的个性和内心冲突；其中，先驱者与旁观者的距离、倾慕与游移的情感，构成了诗篇的张力。朱红赠予林昭的诗，写出了林昭与她大多数同时代人的若即若离；她纯正的心灵充满魅力，而危险的思想又令人恐惧。其实所恐惧者，并非真的指向林昭的思想，而是那思想所处的环境。刚从劳教农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如何能再去赴汤蹈火？朱红写了这样一首诗：

呀，是何方来的不速之客，

像罡风吹进沉睡的古井。

心灵的创伤好容易愈合，

不再想接受刀刃的亲吻。

你说是笔尖会爆生火焰？

我却知锁链声铿锵动听！

与其牢记噩梦徒饮苦水，

不如游戏人间逍遥红尘。

有书可卖岂惧阮囊羞涩？

薄技在身不愁寸步难行。

可以浪游山水四海为家，

也能藏身小楼固穷安贫。

你看这小天地有多安谧，

洋溢着醉中朦胧的温馨。

让疲惫的皮囊浴于酣睡，

愿瞬息的解脱延至永恒。

你若知醒后痛苦的呃逆，

又何苦噀水来将我喷醒？

朱红诗中，那种市井小民的情调和对恬静生活的向往，自然是无法留住林昭。林昭认为她是随时要进监狱的人，她心心念念的，是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和潜行的播火者（她认为，张春元，这位她称之为“我们时代的将才”，可能正在联络同仁）。她回上海应诉前夜，与朱红话别，留下一首长诗：《美呵》。朱红将这首诗保留了二十多年，并传给了诗人邵燕祥。1985年，邵燕祥的《晨昏随笔》出版，其中收录林昭遗诗的全文（第45页-47页）：

美呵

一望浩渺无际，波涛卷扬激垒；

仰看万仞犹下，拔地险巇崔巍；

美呵，亘古不竭的博大的湖海！

美呵，百世长存的壮伟的名山！

拂晓满天金浪，遥夜匝地清晖；

行空惊兽折木，裂云奋疾含威；

美呵，恒如宇宙的光丽的日月！

美呵，凛若正气的焕烈的风雷！

有什么更胜似浩渺的湖海？

有什么更超乎雄伟的名山？

有什么美得比它们更强烈、

更崇高、更浩大、更撼人心魄？

文化源长流远，历史恢宏庄严；

双手伶俐勤巧，心怀聪明善良；

美呵，巍峨不磨的祖国的名字！

美呵，亲如慈母的民族的概念！

火炬凌空高举，战斗冲刺向前；

比和氏璧尤洁，比金刚石更坚；

美呵，风华盖世的“自由”的形象！

美呵，琼瑰满中的“真理”的内涵！

什么可比得风雷的正气？

什么才近似于日月的光焰？

什么能不愧对祖国、真理、自由……

这些绝美的名词、至圣的概念？

疾恶如仇不容，慕义似渴求津；

任他举世溷浊，孤介独抱坚贞；

美呵，三军莫夺的心灵的正直！

美呵，鼎镬难屈的正直的心灵！

如猛狮、如雄鹰、如烈火、如神兵；

风流英特，意兴焕发，侠气豪情；

美呵，勇决无双的青春的战斗！

美呵，气吞河岳的——战斗的青春！

从诗中，可以看到林昭对世间各种壮美意境的赞颂，湖海河山、日月风雷，那美的核心是这些形象所代表的博大胸襟与崇高精神。写诗之时，林昭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在这种处境下，她以对祖国的热爱、对真理和自由的无限向往来激励自己。而所有那些浩瀚伟岸的形象，层层递进，烘托出正直心灵的力量与美感；其中，“勇决无双的青春的战斗”，是美中之美，它的品质不可战胜。

读这首诗，可以想见，保外期间林昭向北大陆平校长喊话，她给法院寄出辩护书，大义凛然地宣布：“在历史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如此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气，不只是基于理性判断，也是以这种非凡的生命激情作为原动力，这种激情贯穿了她的一生。

林昭与朱红的诗，代表了两种人生境界。壮哉《美呵》，既是林昭博大胸襟的写照，也是她献给战友的颂歌。尽管诗中的字词庄严宏大，形象伟岸浩渺，必然曲高和寡；但结合林昭那殉道者的精神姿态来看，确实是诗如其人，充满了巾帼英雄气概。

而朱红的诗，也恰如其分。他没有救世的宏愿，只想要一份避世偏安的小日子。那种知难而退的低吟，反映出更普遍的社会情绪。他们赠诗于彼此，但两人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显然是属于两群，一群人为了人类永恒的理想，不惜此生此世；另一群则是时代的难民，唯愿全身而退，不要梦醒后无路可走。两首诗，境界有雅俗高下之分，但就诗人情绪的独特性而言，都有感染力。

1962年8月，林昭走了，朱红北上流浪，给人剪影谋生。他一路走，一路还在写诗。从1962年初回苏州，到1963年，他留下组诗十六首，以《那时，我正年轻》为题，收入1988年出版的诗集《剪影者的世界》（作家出版社）。在20世纪60年代，这也属一种地下写作了，一个身份卑微的盲流，将各种底层小人物纳入笔端：运垃圾的拉车者、卖花的小姑娘、夫子庙前抢地盘的老农、餐馆里要饭的逃荒汉、小偷和娼妓……他们之所求，无非就是生存。这些文字剪影，在那个时代的红布上，戳下了几个小窟窿，或许只是沙眼般小，却也透出了真实世道的一缕风景。其中又有《坦白》一诗，作者以某派出所所长为言说对象，坦陈了在生存与良知间的挣扎。

我读这些诗篇，倾向于相信，这时的朱红，并非已经负有了特殊使命。他甚至连一般的凡夫俗子都算不上，就是随时会被驱赶、被抓捕的盲流、无业游民，贱民社会里一个零余人。何以零余呢？作为一个从俄国文学传到中国现代的形象概念，这类人身处社会边缘，被排斥，多余；而他们是知识人，比之贩夫走卒类粗人，有一颗忧郁的心灵，并未麻木不仁。

三 1962-1963的政治变局与林昭、黄政、朱红的处境

在评说朱红的诗作时，我想到了郑琼的提示，她认为要对文人写作保持警惕，文字自带美化功能。这一点我也有同感，的确，当我们使用文字时，那个创作中的自我获得解放，它跳脱出尘世里的碌碌无为，行使想象和表达的自由。那个我，比庸常的我更勇敢、更有创意——借助想象的翅膀，借助语言千百年来的意义系统，一个诗人脱颖而出。诗人为驾驭语言的能力而自豪，被语言所美化的情绪唤醒，这是一个重生的时刻。

但这时，某个王科长出现了，像《悔余日录》里的彭同志、刘同志、杨同志……公安部门的保卫干部，在物色特情时，将最能靠近侦查对象的关系户捏在了手中。

说到王科长的作为之前，我想要补充说明的是，从1962年3月5日林昭被保外就医，到1963年10月3日，黄政作为“林黄反革命集团”要犯逮捕，这段时间，中国的政治变局从一度宽松到越来越紧，这个案件的起始与终局，与这段时间的政治形势变化紧相联系。

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是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之后。这次大会检讨了大跃进导致大饥荒的错误，连最高领袖也不得不责成追查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林昭被牵涉的《星火》案不就是由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激发起的异议吗？七千人大会之后的一度宽松，对于林昭保外就医，要算一个有利因素。不过，高层的风雷到了基层，毕竟也是小雨点，作为中断了学业的年轻右派，又是“反革命”案犯，林昭的行动自由极其有限。更何况，在保外期间林昭有一系列不认罪行动（向户籍表明态度：“我要告状”，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给法院写书面答辩，驳起诉书）；因此，比起一般的保外案犯，上海与苏州两地的公安，对她的监控显然更为严密。

黄政和朱红从农场回到苏州，在一段时间内，也得益于右派摘帽和清理劳教的政策。1962年上半年，他们还没有就业出路。但右派的这种困境，在政府最高层的决策机构，毕竟也得到过反映。1962年5月28日，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不仅提出了1962年摘掉帽子的面不要低于70％——80％；而且专门指出，要“做好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

在当前精简人员和压缩城镇人口的情况下，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很多新的问题：正在劳动或者休整学习、等待处理的，无法安置，有些单位对他们干脆推出不管，有的被遣返其他地区，报不上户口，生活无着。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秩序并且在统一战线内部，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来源）《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第414-415页

报告提出三点解决办法：1.正在休整学习一时无法安置的，延长休整学习时间，费用列入国家开支。2.已经解除劳教和需要遣返其他城市的，暂留原地，维持生活，等候处理。3.对已经遣返回城市的，应该准许他们报上户口。

朱红回到苏州，按照报告中的说法，就属于“生活无着”。幸而他还离开了原劳教农场，与他同样的人而选择就地“等待处理”者，一等竟等了十几年，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以后才有机会离开。

黄政的情况也有相关性，他打零工到1962年9月，同年10月，终于得到正式工作，进了一家服装厂。朱红继续尝试各种临时工作，在1963年6月，进入一家印花厂，依然属临时工。

在此期间，国家的政治大局再度收紧，1962年9月底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会后，统战部开始对李维汉的持续批判，彻底否定了统战部与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调整关系的决策。“资产阶级右派”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并列，在八届十中全会公报里，成为凶险的敌人：

国内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

这里虽然有个“没有改造好的”定语，但在实际生活中，好或不好，没有确定的标尺。到1963年，毛泽东继续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整个社会充满对这几类分子的高度警惕。就在林昭离开苏州后的这一年里，一个钓鱼、布线、收网的剧目上演；一桩新的冤案——“林黄反革命集团”案被制造出来。

四 上海来的张姑娘与线人案例

一年多以后，黄政在狱中回忆起他与林昭单独交往的1962年初秋，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和林昭认识以后，朱红就在这时离开了？

2008年10月1日，赵锐在采访朱红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您到北京是为了逃避林昭他们，还是别有原因？朱红回答说：“我到北京主要是为了寻找出路。”这个回答指向“别有原因”，没有承认是“逃避”。

我在前面分析朱红北上流浪期间的诗作时也做了判断，我以为，那时，他还没有背负使命。

事情总有想不到的一面，尽管朱红还没有被纳入公安部门某个王科长麾下，但在朱红北上之前，他母亲已经得到风声，这是朱红未对赵锐提及的。在回忆录里，他写出了这件事：

1962年8月19日，一位户籍到朱红家中，对他母亲说：从公安局的朋友那里得知，林昭在苏州，思想极端反动，受到严密监视，“听那朋友说，你儿子跟她搞到一块去了，这不是作死么？赶快跟你儿子说说，一定要马上断绝往来，否则不得了！”

闻讯，朱红写道，母亲“不动声色”，让他离开苏州去北京，联络亲友找工作。他走后，林昭与黄政接触更多，从9月7日至9月27日，有二十天的深入交流。他们酝酿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设想，写出了组织纲领和计划等。

11月，朱红从北京返回苏州，林昭同月8日被收押。黄政没有继续考虑组织及其活动的事，朱红继续摆书摊。直到1963年6月，朱红进了印花厂，黄政忙于上班；表面上，事情过了，一切显得风平浪静。

时间到了1963年7月，“林黄反革命集团”这个剧目突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朱红在其中被派定了一个角色。在朱红和黄政的时间表里，都有对这一天的记忆：

1963年7月28日，这是一个星期日，上海来了一位张姑娘，自称是林昭的狱友。

张如一为什么来苏州？

张如一属于上海公安的线人，在上海公安的计划里，他们要她出来后，与顾雁家人联系，以林昭狱友的名义，找那个叫“大哥”的人，问他在哪里，有什么来往。此外，她又受命去苏州，与朱红和黄政联系，问他们在干什么，有什么组织活动。

先说找“大哥”这件事。大哥这个称谓，是怎样成为公安的线索的呢？第一，“大哥”，最早出现在林昭与顾雁的通信中，为规避暴露人员风险，林昭称张春元为“大哥”（详见《星火》发起人顾雁对林昭的回忆《“她走上了夏瑜的道路”》），这些信件，公安抄家抄到了手里。

第二，“大哥”的说法，出现在张春元自己给林昭的明信片里。时值1961年9月1日，这年8月10日（张春元交待的日子），张春元从兰州大沙坪监狱医院逃出，9月6日在杭州被捕归案。根据张春元明信片上的邮戳（1961年9月1日），他可能是在离开上海去杭州的前一天，给林昭寄出了这张明信片，在这张明信片左下方倒数第四至三行）写道：“有人愿意让他的大哥自由自在地走路的”——

第三，“大哥”与苏州有关系，是在黄政请朱红保管的一个纸包里。在这个纸包中，有林昭交给黄政的手稿、画稿，有林昭和黄政共同制定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行动计划》《初期组织形式》等文件，还有林昭给“大哥”（张春元）的一封信。

由留信的行为可见，林昭保外期间并不知道，张春元逃出后又被抓捕，她以为他在地下潜伏，一定还会再来找她。那么，她在顾雁家里也留下了一个纸盒，其中有黄政的照片，在照片背面，有她写给“大哥”的短信。黄政接受胡杰访谈时谈道：

她说大哥，就是张春元，他现在大概在湖南省涟源，那地方有个钢铁厂，她说他可能在那地方做工。她那时候估计张春元大概跑出来了，在那个地方，不知听谁说的。她说他以后到上海来，肯定要来找我，上海找不到，会到苏州找你。

我说我和他不认识，她说我有办法，你给我一张照片。我给了她大概是在部队上一张照片，穿军装的，室外的。我说你怎么交给他呢？她说你的照片，是你黄政的，知道你和我认识，后面写上地址。我就做个纸盒子，就像现在普通的小盒子，我把它糊在中间，夹层里面。如果张春元到上海来找，肯定找的是我妹妹、母亲。我会关照她们，有个张春原来了，有个谁来了，把这个纸盒子给他。那么张春元也是聪明人，纸盒一拆开，看到你的照片、地址，肯定能够到苏州找到你。她是用这样一个联络方法。

（来源：胡杰《我与林昭同案的前前后后——黄政访谈录》，曾经在微信公众号《阿斗越墙》刊载，2025年12月25日）

实际上，林昭并没有把纸盒放在母亲那里。因为母亲最反对她和右派朋友联系，尤其不喜穿军装的人。林昭将纸盒放在她的好友顾雁家中，顾麋的回忆证实了此事。

张如一又是怎么成为上海公安线人的呢？目前已知的事实是，静安分局在第二次逮捕林昭后，羁押方式不同寻常。林昭先被关在一个地方（从1962年11月8日到12月23日，尚不知是在哪个看守所，其间还做了一次精神病鉴定），继而移押到提篮桥的上海市监狱（从1962年12月23日到1963年8月8日），关了八个半月。未决犯移解进监狱，是因为看守所人满为患，还是另有用意？值得继续研究。总而言之，林昭并非在看守所里认识了张如一，而是在市监狱里。这在顾麋的日记里留下一笔记录：

张如一出狱是1963年7月，顾雁的妹妹顾麋在这年7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

昨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经过三年考验的，虽比我年轻却比我经历得多。

“经过三年考验”，这是我判断林昭在市监狱认识了张如一的根据。张服刑三年，即将出狱之前被安排与林昭接近。“文革”结束以后，张如一心怀歉意，她在电话中告诉顾麋，那时她的确负有任务，但是公安没有兑现给她安排工作的承诺，让她也吃了很多苦。

回到当年，线人张如一以林昭狱友的名义来探访顾雁家人；她不断地打听“大哥”在哪里，引起顾麋反感。张一无所获，找大哥的线索在这里断了，她不再和顾家联系。

去了顾家十天以后，1963年7月28日，张如一到苏州。她事先给朱红写了信，朱红与黄政去接站，黄政记叙了那天下午的情况：

我带她去了拙政园、狮子林等地方，一路边走边谈。她寡言少语，只说自己年轻不懂事，说话不当，叫作思想反动，被公安局关了一阵就放出来了。在看守所里，与林昭关在一起，很谈得来，她知道我快要释放出去，就让我出狱后到苏州来与你们联系，并提出一个意见：把“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自由联盟”，这个称号比较符合我们的组织宗旨。那姑娘又不时提问：“你们盟内工作进展、组织活动如何？”又问张大哥情况如何？是否联系上了？并转告林昭的意思：“你们组织应有所活动。”这位姑娘当天下午就回转，这是她第一次来。

张如一是不是真如自己所说，是林昭授意出去联系苏州友人的，并还提出了一系列行动建议？林昭对此做出了明确反驳。1964年12月2日上午，林昭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沪静检诉字第四二三号），她逐字逐句抄录了这份起诉书，并在字里行间写了很多批注（括号内系林昭加注），其中如此注释了她与张如一的关系：

向在押的诈骗犯张如一（注曰：又是故意给人们脸上抹灰！她是政治犯呢！）灌输了反动思想（注曰：胡言乱语！除了你们靠以混饭吃的那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者，更无其他任何思想是需要“灌输”或可以“灌输”的！），并发展她参加“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注曰：还公然举行了加盟仪式呢！），告诉她联络暗号，布置她在刑满出狱后，到苏州找黄政联系，以共谋反革命活动（注曰：绝妙的小说情节！），

从批注来看，第一，林昭的确信任张如一，认为她是政治犯，而不是狱方确认的“诈骗犯”。第二，所谓发展她参加组织，林昭故意夸大其词，用归谬法予以否定。第三，所谓布置她出狱后联系黄政，林昭斥之为彻底的虚构。只是不排除一个可能，林昭与她谈过自己的案情。当公安利用张如一作为线人时，给了她具体的要求，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张如一向黄政询问组织情况，并转告说这是“林昭的意思”：“你们组织应该有所活动，”朱红当时就有怀疑：她也不能回去监狱向林昭汇报，问这些有什么用！张如一当然不会去向林昭汇报，但她需要向上海公安领导她的某同志汇报啊。

按照林昭反驳起诉书的批注，林昭不可能“派遣”张如一联系黄政。读者也许会说：林昭这样，是为张如一打掩护呢。但从林昭狱中文稿的一贯表达来看，林昭从没有曲笔掩饰自己的言行；她对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行动，从来是直言不讳的。

我在其他幸存者回忆里看到，公安安排线人接近侦查对象，促成某个“反动组织”自我暴露、“引蛇出洞”，在当时是普遍的做法。下面引用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出自方子奋的回忆《我亲历的张稼山、李立荣反革命集团案 》，其中，专案组主办人员冯某，以“善于审办现行反革命案件著名”，他看到一位无业人员陈某的档案后，觉得此人可以利用，许诺以不将他下放为条件，让他替公安办事：

首先要在李立荣身边主动说“反动话”，越反动越激烈越好。以此骗得李立荣信任后，从李立荣口中套出我和曹汉华的情况，再以“带口信”方式来“钓”我们。另外陈某还得在李家住宅周围密切监视往来人员，记下来人的相貌年龄、具体时间。为了防止我们“反侦察”，冯祖福还同陈某约定，每星期四上午九点在淮海路红十字医院门诊部碰头，冯听取汇报并作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平时若有紧急情况，陈某可拨打一个专用号码电话。

果然，陈某在某一天约见了蒙难者李立荣的两位朋友，并且告知他们：

“立荣在里面一切都好。从目前情况看，上面并没掌握什么具体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担心。”

“不过，”他放低声音接着说，“他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二位。他最看重同你们二位的生死感情，同时，”他的声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组织暂停行动。他再三要我转达你们，不管出什么事，组织活动必须照常进行。”

可是，李立荣的两位挚友并没有相信他，相反，他们推测出来，这个人要他们搞活动，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最终是希望钓大鱼。

还有一个案例，虽不像南京“慧园里六号”案件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有同样的破案方式。这事发生在1963年8月的上海，与苏州林昭—黄政案一样，也是线人鼓动被监控人写传单，成就了一桩反革命案。这段故事摘自一本不太出名回忆录《一支画笔，三段狱涯——业余漫画家“右派”思痛回忆录》，作者俞加深（五七学社，2017）。

俞加深被划右派后下放劳动，1962年4月被精简回上海，成为无业游民，后来在街头卖自卷烟维生。1963年夏，他写道：两位“恶友”闯入，“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其中一位是个修车摊小贩：

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他主动让我写一些传单，然后由他俩去贴，这样露骨的“请命”，终于让我觉得他们的尾巴露出来了。我回家用毛笔写了几张房屋招租的条子，夜深时刻给了他们，待他们兴冲冲离去，我悄悄尾随，看见两人在肇嘉浜路马路花园处坐下，在昏暗的灯光下窃窃私语，这两个公安线人仿佛已经发现自己暴露了庐山真面目，再也无计可施了。老实说，我是一个时代的弃儿，但还不至于沦落到一个叛国罪的罪犯，何必制造犯罪，再来揭露犯罪！你们找错了对象！

尽管俞加深没有书写“反动传单”，但“无意中给高、孙看过自己创作的那些漫画和文章，最终还是把我推向了牢狱，”不到一周，8月5日，他被逮捕，以“反革命集团案”首犯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二十二年以后，1985年3月，被宣告无罪。

我把俞加深的感慨变成一个问题：何必制造犯罪，再来揭露犯罪？这值得进一步深思。既然二十二年后有此平反，那么，当年这种冤案的炮制，经过了哪些环节？

俞加深给出的个人答案是：“对当时的右派分子来说，十之八九是监狱大门洞开，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不给报户口，不给工作，没法生活，监狱还不是最终去处吗？”他说的这一点可以解释，右派中的无业人群，早晚是社会清理对象；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他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团”。

前面我写过，从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结束，到当年5月，对右派的甄别平反以及在遣返回城的右派安置方面，政府一度采取了宽松一点的政策。到1962年9月底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再到1963年7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阶级斗争的形势被表述成一个不断尖锐和加剧的过程。而且，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被认为“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系统里，所谓阶级斗争，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扑灭一切批评性言论或者想象中的不满言论。至于直接地揭露批判现实，则是罪上加罪。如此，一切“右派”与“摘帽右派”，“两劳释放人员”与“保外就医的反革命分子”，都已有前科在案，形同潜在的“阶级敌人”。

有过右派、劳教遭遇者，回到城市难以生存，早晚进监狱——这是俞加深写到的生存困境。而在他们之间，或者在他们与其他“四类分子”之间有所交流时，就有一个现成的治罪框架，即互相串联，结成反革命集团。有集团，必有纲领，有宣传行动。而且，俞加深的把柄已经被公安掌握，线人提供了他所写的十余篇文章、十二幅漫画，这些已经使他升级为“反革命集团”案。那么，再去贴几份传单，就让证据链形成了完整的闭合。

公安为什么不提前抓捕俞加深，而要促成一次公开出街的行动？在当时，这样的“反革命集团”破案以及判决，都会张榜公布；如果宣布这类行动又被击败，则可以更有效地震慑社会，遏制类似不满情绪。

不过，个案仍有不同，推此及彼，只能说明大概率的特点，并不能反映出某一个案子的独特性。而我在这里分析朱红的角色，也并非要显示自己有“破案”能力。我更希望了解的是，在制度性层面，有哪些历史条件迫使线人在违背个人意志的情况下参与其中，线人又何以能对破案起到关键作用。毕竟，与上述两案不同，朱红并非天生“恶友”，他同情底层不幸者，他与黄政有患难之交，他是林昭倾心谈诗的友人；他有很多理由，不参与构陷朋友的行动，那他又是怎么被拿捏住了呢？

五 纸包与王科长的话术

朱红回忆，张姑娘回上海的一周以后——我查年历为1963年8月4日，两个片警来到朱红家里，搜查所谓“黄色书籍”。他担心黄政藏在他家的纸包被抄走，为免受牵连，将之送还黄政。

三天以后，8月7日早上，朱红被便衣拦截，在一处民房，公安部门的一位王科长出面了，他向朱红摊牌：

这个男人说：“你认识我吗？”我摇摇头。他说：“你仔细看看，你那个书摊我去过多次，林昭看书我就在旁边。”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姓王，是公安局的科长。刚才那个路上拦住我的姓殷，是王的手下。

这当然是一场地位身份绝不对等的面对面，王科长，代表着国家执法机构，握有无边的权力——他背后立着高墙电网，足以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在国家机器的化身之前，一直被污名、被压制的小人物，心理上就矮了半截：

王科长让我交待，我说我们是发过牢骚，因为“右派”摘帽，你们也不给安排工作，几乎没饭吃，所以想法总归有点的，但现在我和黄政都有了工作，大家都忙，见面也很少了。王科长说：“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吧。你知道林昭是怎么回事吗？我来说给你听。”于是他详细讲述了林昭的入狱经过，并表示凡是林昭接触的人公安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在王科长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到一整套早已设计好的话术，用以制服朱红。

其一，强势出击——王科长表示所有情况他都已掌握，成竹在胸，从心理上镇住朱红，以示他的行踪无可抵赖：“说着，王科长拿出一个本子，把跟踪我们的记录一五一十地一一报来。我听得目瞪口呆！”

其二，上纲上线——突破朱红的心理防线后，王科长加大力度，他强调搞组织有多么恐怖；又将朱红与林昭黄政区别开来，瓦解他们的友情：

王科长说：“这个事情很严重。你是一时糊涂，跟他们交了朋友。他们在搞反革命组织，你不要把自己跟他们绑到一条船上。林昭到一个地方就要搞反革命组织，害了不少人。你要好好交待！”

其三，要挟利诱——王科长点明，他已经“得到线索”，质问朱红为何藏匿纸包。当朱红表示纸包已经还给黄政，王科长以“窝藏反革命罪证”相挟，迫使朱红拿回来。而殷同志不失时机地帮腔鼓励：“现在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其四，情感拉拢——在朱红进退维谷，不愿意引起黄政怀疑时，王科长热络地请他吃猪肝面，并关怀到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又赞扬他的剪影手艺。在这种貌似和谐的气氛里，一个被当作争取对象的人，一个本来就不想和国家政府对峙的人，抵触情绪逐渐化解。

权衡了坐牢与维持生存的利害得失，朱红选择了“靠拢政府”。

公安为什么将黄政圈定为主要嫌疑人，而不是朱红？我推测，在苏州公安对黄政和朱红的监控中，已经判定黄政与林昭走得更近；而朱红相对来说有所规避（打过招呼后就离开了苏州，不再与林昭接触）。再者，公安通过其他眼线，发现黄政将一个纸包（黄政、林昭手稿、组织纲领和初期行动计划等）藏在朱红家；他们已经看过纸包，掌握了证据。发现纸包找不着了，他们就向朱红亮剑，要他从黄政那里拿回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公安并没有坐实证据，只是推论林昭必然会联系同道，他们必然有组织，有纲领；他们诈称已得到其他线索，抛砖引玉。

考虑到张如一在与黄政在交谈中明确地提及组织名称，并说林昭建议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自由联盟”，并问及是否有组织活动等，这则显示出，公安已获得部分信息。至于是秘密搜查到了纸包而获知，还是朱红提到的周姓难友泄露；我没有足够证据判定。

总之，在王科长的心理操控下，朱红选择了服从，他就被王导编派了角色：

王科长说：“今后你要与黄政继续保持接触，不要惊动他，他要做什么你都顺着他，不要反对。你下面将归殷同志指挥。”以后直到黄政被捕，我的行动都是按照公安的布置做的。

按照特情工作要求，王科长对他宣布保密纪律，他把良心与利害的冲突留给了朱红，也把这个时代结束后的耻辱留给了未来的诗人。

六 特情与社会空间的压缩

有关特情，这里略作补充。程雷在《特情侦查立法问题研究》这篇文章中说明：

“特情”一词，为特殊情报员之简称，据考察该词是从俄文翻译而来，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就开始使用此称谓指代秘密侦察力量，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和1950年第一次全国侦查工作会议上，经党中央批准，统称为“特情”。○3

在民间口语中，那些秘密协助公安部门进行侦查的人员，也被称为“卧底”“线人”“钩子”“拐棍”。而在公安部门，正式的定义就是“特情”，指的是受侦查部门领导来执行任务的社会人员，他们或许有其他职业，或许没有，总之，不属于正式的公安人员。

特情最重要的是在隐蔽状态下发生作用，不为当事人所知，但同时他们还要有条件接近被监控的对象。公安部门在选择特情对象时，首先要对此人进行调查，看是否适合完成侦查任务。在吸收特情对象时，公安部门会着重“弄清特情对象的历史、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性格特点、生活状况、家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以及与侦查对象的利害得失有关的因素。”（详见1987年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试用教材《特情侦查》，第17页。）发现合乎条件者，才会正式吸收。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特情反水告知侦查对象，那就适得其反。

这种调查，包括翻阅档案、社会调查、运用特情、邮检、外线和预审等手段进行，然后才是直接接触，正面考察。

朱红被选作特情，在王科长预选角色的阶段，想必也有这样一番过程。

现在法学界讨论秘密侦查和特情运用时，会考虑到公民的隐私权和对侦查机关权力的制约。而在20世纪五十和60年代里，这些都不是问题。法律制度本身就不健全，尤其是反右以后，更是遭到极大破坏。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安插特情，进行秘密侦查，主要是服务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控制，从冯亦代的《悔余日录》里可以看到具体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另一位知识界人士被卧底监控的例子是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的遭遇，详见杜强《天才落魄的暮年》（在文学城网站发表时题为《一位理论物理学者的“密探”人生》）○4，文中可见，山东省公安厅直接领导山东大学保卫处，而保卫处选定的学生王镇皋，从1953年留校到1979年，他牺牲了自己的物理研究天赋，做了二十六年的秘密线人。由线人配合实施政治管控，这里有一系列制度性的设定。

笔者在旧书店看到一份七十多年前的肃反文档，文中也可证明，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前后，不仅公安部门运用特情，而且，企业里的保卫部门也有自己的特情，特情身份也不是固定的，保卫部门要对他们实施管理、教育、领导、使用，也有淘汰和更新的安排。针对肃反运动中暴露的问题，河北井径矿务局保卫处提出《关于审查整顿特情和加强特情领导的意见》，其方法步骤包括：

○1 首先将肃反运动中被斗的和可能被斗的以及暴露身份失去作用的特情，逐个进行详细审查、研究，提出具体措施妥善处理。对隐瞒历史罪恶、进行两面派活动分子给予洗刷和严肃处理；对暴露身份失去作用者酌情给予清洗或转为公开力量使用；对起到作用完成任务有一定成绩者给予精神上的奖励，要求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完成。

在同事、亲友中间“卧底”，参与陷害他们，这样的行为现在为人所不齿。束星北的悲惨遭遇令人痛心，它不只是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更是国家和科学界的劫难。线人利用师生、亲友关系，将人与人之间的珍贵连接转化为监控和政治迫害的形式，从而瓦解了人性的根基，败坏了道德操守。意识到线人的存在，人们必须互相防范，因此加剧了存在的孤立和原子化。随着人际关系的恶化，原本脆弱的受害者再难找到心灵的庇护所，因而也更容易沦为牺牲。为什么每场运动中都有人精神失常，有傅雷夫妇和老舍那样的自杀悲剧，这与精神上的绝望与处境的彻底孤立有必然联系。

回顾那个思想专制的年代，所有的政治运动，线人必不可少。为什么？因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阶级斗争演练，尤其是反右的“引蛇出洞”，人们已经习得“祸从口出”的教训，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不满。亲情、友情就是这样一道人际隔膜，会上不讲的，回到家里，在亲密的友人中间，人可以其本来面目相处，把真心话留在私密空间里。对现实不满，本来就是基于运动扫荡下人们的生活日常，有“杀”“关”“管”者的家庭需要应付家破人亡后的生存，被运动选中的对象需要考虑覆巢之下的对策……

怎样使权力无远弗届，推开最后一扇门，贴身监控人们私下的不满呢？线人政治就是这样催生的。今天的人们鄙视“卧底”“线人”，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他们参与了对人的宪法权利的剥夺。他们所服务的不是公共利益，对国家进步也没有任何好处，即使是作为专政手段，也有其阶段性。随着冤案平反，线人本身，如王镇皋那样，断送了不弱于李政道的研究才华，还落个“卑鄙特务”的名声，自己也无法证明那段生活的意义。

来自至亲好友的伤害，往往比来自站在明处的迫害更加残忍。因为当事人不曾提防，从未想到；他或她在失去公平正义的处境下，竟还受到情感上的欺骗。这是你投入了敬与爱的人啊，他却利用你的纯良，反噬你的柔情。这也就是为什么章诒和在发现冯亦代当年角色时，惊骇莫名：“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

然而，话说回来，在那个特殊年代，成为“特情”，却完全符合主流社会要求，体现了意识形态正确。想想冯亦代是怎么称呼他的领导的，那是“家里”“家里人”啊，比朋友更重要，比爱人更宝贵。今天的道德标准是尊重个人，尊重隐私，把友情看作深厚的人性情感；但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准是放弃个人，做党的驯服工具，把革命需要置于首位。这种从属于权力的道德观，这种重归革命家庭的感情认同，具有至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这种政治氛围中，一个人放弃个人才智，背弃友谊和亲情，正是良心矛盾的解决之道。此时此刻，他不再成为个人，也不再需要背负作为个人的良知责任。

回顾历史就可以看到，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就是权力全方位地进入所有空间的社会。从公安局到企业单位的保卫部门，已经存在着两个层级的“特情”；再下行至工作单位和下班后居住的街道、里弄，还有居委会干部、派出所户籍；他们又与那些公开或半公开的“积极分子”们结成一体。人们私下里、关起房门在亲友间说的话，由下至上层层汇报，构成政治审查部门分析公民思想动向的语料。不是隔墙有耳，耳报神就在你的同事、助手、邻人、亲友中，在餐桌边，甚至卧榻前。阶级斗争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并没有两个阶级或几个阶级在互相斗，而是绝对权力向所有人开战，要求他们“改造世界观”，达到思想和感情的绝对驯服。从权力中枢到社会各阶层，再到每个家庭和每个人，这中间不能有自由交谈和连接的空间，线人政治就是将社会空间压缩至绝对透明和扁平的手段，透明如玻璃，扁平如纸张。在组织上掌握的档案袋里，藏着线人的功勋记录，一当运动到来，便可适时抛出，百发百中。

这份来自旧书店的材料上没有具体单位，应该是某一级组织所委派的成员书写的。文中收集了某单位里五十三个人“历年来在各项政治运动中有右派言论和不满言论的情况”。“历年来”是多少年呢？这个概念把“右派言论”的时间范围无确定期限地扩展开来，同时表明，记录的目的就是将个人与错误言论锁定。再则，材料中的言论，无非是一些不符合宣传主流的时事议论，包括几句牢骚话，但置于引号中，都被掐头去尾，没有说话的场合与对话人；很难说不是断章取义。而“不满”，本身也是一个无严格边界的概念；如果“不满”算是错误的话，那么，不仅是言论，连人们的情绪表达也可以包括在归咎的范围内了。

再回到本文分析的朱红与黄政、林昭案，也可以看到，公安要找的就是言论证据。这个证据（装有林昭、黄政手稿的纸包），依据公安的指令，朱红从黄政手里要回来了；一旦要回来，等于也在公安手里了。所谓“等于”，确切地说，是公安再从朱红这里取走，看过后又还给朱红，以免打草惊蛇。接着，张如一第二次来到苏州，朱红和她一起配合黄政，刻出了传单《给统治者的一封公开信》和《告人民大众书》。

我还应多说一句，黄政和林昭，自然也不同于仅仅是一般地表达不满者，他们是真的在策划成立一个组织，也是真的拟订了纲领和行动计划。他们的确想要挑战现实，要批判那个时代的灾难制造者。按当时的标准，那是大逆不道；而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标准，这不过是行使公民权利而已。朱红有权力不认可，不参与；而黄政不能接受的是，你一切配合公安，直到印出传单，还留出组织名称，让黄政亲笔签署，以便破案留证。你看着朋友落入陷阱，你还帮着挖呢！这些黄政在回忆文章和访谈里都讲过了，我不再重复。

总之，1963年10月3日，朱红与黄政分手的时刻来临，他放下钢板铁笔出门，黄政的住处已被公安围住。

在上海、苏州两地公安的联手合作下，在林昭被捕近十一个月以后，追捕“大哥”也罢，破获“反革命集团”也罢，案子以抓住黄政而告结束。林昭升级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她在苏州与黄政、朱红的友谊，被列为保外就医期间三项重罪之一：“二、为了扩充反革命组织，又在苏州发展了右派分子黄政、朱洪参加”……林昭被判处二十年徒刑，黄政被判十五年。

其实，朱红根本反对成立组织，更谈不上参与；但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还是如此描述，他就这样进入了1964年11月4日对林昭的第二份《起诉书》中。原本是协助公安的破案者，在这份文本里成了案中人；这为“文革”期间朱红的遭遇，留下了一个伏笔。

七 漏网者与忏悔诗

关于政治操控以及线人配合，前面有各种例证。我希望想明白的还是这个问题：在多大的程度上，朱红有选择，或者别无选择？

换个角度考虑，当权力的要求威胁到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时，当个人出于恐惧而顺应；他尽管客观上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是否可以视为另一种受害的形式？由于恐惧和受难的经验，使人将生存置于道德之前。你可以说这是精神上被扭曲，也可以说这是迫不得已。王科长那种“知情不报，与之同罪”的胁迫，让人好像中了蛊一般，人的自由意志在这时被冻结。

我觉得，朱红不同《意林》昭和黄政的思想观点，这是一个因素，他当然也不必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负责；但是，如果没有王科长的部门介入，即使认识不同，朱红和林昭，不也因诗歌爱好而互相吸引吗？朱红和黄政，不也一样分吃一副大饼油条，倾心交流吗？可见，认识差异，并不是人与恶势力合作的必然原因。

朱红的顺从，首先是外部力量的强制；接下来，那可能就是政治运动的创伤后遗症了。他挨过整，他早就知道“反革命集团”罪是什么下场，从镇反、肃反、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反右……前车可鉴。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当良知被操弄时，一个人能否守住底线，不伤害他人，这还要看，能否从其他方面找到定力。即使认识不同，那么人格榜样、对他人命运的责任感、同情以及基于心理素质的承受力等，能否支撑起来，处理此刻的危机。就心理素质而言，我们也不能不接受人的差异，在恶的试探前，心理坚强的人可能守得住原则，心理脆弱的人难免崩溃。换言之，我们说要不协从作恶，仅仅靠调动人的强烈意志来抗衡是不够的。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让政治机制免于将恐惧强加于弱者，胁迫他们作恶。

我之左思右想，并非一心要为那时的朱红开脱，而是想从历史语境出发来追问：不服从，将有牢狱之灾；服从，则要欺骗朋友，甚至推他踏入陷阱；你能怎么做，可以有胜券？

我们的后见之明是基于如此的“阶级斗争”被废止了，站在一个民主意识增长，道德良知复活的时代高地上；我们能够说，选择公民不服从，拒绝作恶。毕竟，疯狂的年代会过去的，事后回想，就会欣慰于当时听从了良知的声音。

那些日子，在服从公安指令期间，朱红也并非没有内心触动。当王科长一战告捷，弹冠相庆时，他想起了当初与黄政共患难的日子。他还想过给黄政一点钱，让他能应付狱中困境。而王科长立即将朱红拉回自己的“阶级”阵营，他拿出一套对敌斗争的创可贴，抑制了朱红的“温情主义”带来的疼痛。

可是，对敌斗争继续激化，终于演化成“‘文革’”的浩劫。公安不仅没有继续保护线人，连公安系统本身也成了被“砸烂”的对象。朱红对赵锐说：““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公安内部出现分歧，有人把我的材料提供给厂里，我被打成‘林黄反革命集团’成员，在厂里监督劳动，差点没被整死。”他说自己之前也并没有主动举报黄政，而是受到牵连卷入，“我要是公安的人，他们哪会这样对我？”可见，黄政被捕后，朱红并未因为配合公安而“转为正式力量”，他只是短暂地因破案需要被利用，最终还是被归入了林昭与黄政同一类人。他被厂里定为“林黄反革命组织漏网成员”，这时，他想到了佛经上所说的报应。

朱红在诗集《剪影者的世界》里，收有《泪的珠串》一诗，写于1969年，前记曰“批斗会上，我因低头不如式，遂遭痛打。台下有人失声呜咽，会场为之骚动。”这人是他的妻子，她被指定在这种场合充当观众。

由这首诗里亲人的泪水，我想到了朱红先生留言里有关他告密行为的组织审查结论：“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个人别无选择，故不予处理。”

我想说，这结论也可商榷。在任何历史环境下，个人选择总是有的，不是只有被迫协从。林昭选择了“宁殉自由死”，黄政选择了与林昭一起发声；在那场对丈夫的批斗会上，朱红的妻子选择了不与暴力为伍。

我还要补充一个事实，也是黄政在回忆里写道的：“1963年8月间一天，我在路上遇到小B母亲，她是个知识型的家庭妇女，与我家相处很熟。那天她把我叫住，对我说：‘你和小B不能再搞下去了，让公安局查到要吃官司坐牢的呀’说毕，她就匆匆离开了。”

这位好心给黄政报信的人，正是朱红的母亲；她还不知道儿子被交待了任务，但她怕黄政厄运临头。

我也想过，朱红，一个对逃荒者、偷儿和娼妓都怀有同情的诗人，当他后来得知黄政获刑十五年，林昭在狱中备受摧残直至惨死在枪弹下；这结局，却也有他参与密织的一片罗网，他所投下的一块石头，时过境迁，那种内心与懊悔，怎可能不是另一种折磨？他如何能承受深夜扪心自问的重负？而当年的放弃和配合，怎么对得起诗友林昭的惺惺相惜？当黄政劫后归来，那切割友情的刀口，此生如何弥合？

我写下这一切，一刻也没有忘记，在那个罪恶的年代，我自己也干过我在《血统》一书里写过的种种亏心事。我们被教育、鼓动着批父母，斗走资派，检举同事……假如给我一把枪，真不敢保证不去猎杀想象中的阶级敌人。如同故友王小波在为《血统》写的序里所形容：“一筐烂桃里挑不出几个好的”，如同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所写：“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我非常赞成友人郭于华教授关于《卧底》的意见，她写道：“揭开历史的真相，如同撕开未曾愈合的伤口，很痛苦，也很丑陋。更何况‘告密’与‘卧底’的根本原因不在个人的德行，而在‘政治运动’的绞杀机制。”我们都知道，尤其应该忏悔的，是那些王科长、彭同志们。可当年那些忠于职守的沙威们，那些兴高采烈地将民族精英、抗争义士捉拿归案的鹰犬，却都隐入历史的烟尘，像隐蔽战线一样隐蔽，青史无名。他们酿造的冤案，在一张张平反判决书里，一笔就勾销了。可是，林昭那样聪慧美好的生命啊，受尽折磨，再也没有了。

尽管个人不应该承担专制机器的罪过，但是，个人的道德失守，总归逃不过良心的自省和社会的谴责。作为小角色，例如张如一，人们知道或不知道她的过往，也都难以深究；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有社会荣誉和影响力，那笔良心债要还。人们期待朱红说出真相，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有更高的要求。回顾历史，不仅是自救，也是警醒后人，当他们在身临同样的困境时，能够预判自己的角色和后果，避免悔恨。

我在朱红的文字里读到了悔恨，在他写于“文革”结束不久的诗中：

我是有罪的，到如今

还抖不开深重的悔恨。

我的心在淌血、在冒烟，

我几乎发狂，捏破了掌心！

可是他们勒住我喉咙，

镣铐早将我手足锁紧！

《忏悔》1978

这里的镣铐，应该是无形的思想镣铐吧？毕竟，真正被镣铐加身者，是诗人那些年里背弃的朋友。

黄政劫后归来，服满十五年，没有减一天刑。朱红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又四十多年。黄政知道，朱红入党了，朱红诗歌获奖了，朱红担任了作家协会副主席，朱红当了《苏州杂志》副主编……他的每一步升迁，黄政都知道；黄政的亲人们也知道。他们说，十五年啊，出狱后、平反前还有六年，这是多么长的时间？一个婴儿都要长成大人！他被捕时才二十八岁，他在里面怎么过的，你知道不知道？

朱红也知道，与林昭分别十八年后，她平反了。与黄政分别二十二年后，黄政也平反了。他想去告诉黄政内情，但他没有去。为什么？他对赵锐说：

到公安局一问，负责此案的人都调离了，没有答复。后与一位姓许的公安干部有工作接触，他知道此事。我告诉许公安报上有文章纪念林昭，他说上级对此事还没有正式的说法，并问我是否与黄见过面，两人说了些什么。据此迹象，我觉得还是不要找黄为好。

黄政既已平反，两位故友见面，为什么还要经过公安允许呢？而且，许同志何以能代表公安，他又代表公安的哪个部门，难道他就可以不尊重法院的平反决定吗？还有，既然公安负责此案的人，更准确地说，负责制造这起冤案的人，已经调离；朱红为什么还要受到某一个公安人员的约束？难道一日线人还是终身线人，永远要遵守当年那服务于制造冤假错案的保密纪律吗？

往好处想，朱红这样做，也许是不希望自己和黄政晚年的平静再被惦记上吧？他余生不与黄政见面，不解释，也是一种选择了——回避风险和麻烦。心有余悸，远离政治，这就是经历了那么多折腾的中国人所特有的创伤后遗症。如此，朱红与黄政，一别即永别。

尾声

20世纪80年代初，朱红写了《启明星》三首，寄托了他对林昭的怀念。实际上，不止这三首；在他的多首诗中，都能找到1962年那个初夏的蝶影（不是谍影）。那时的观点交锋，在诗中也是甘之如饴。当年的别离与今天的相思形成对照，诗人显得那样率真和纯情，他还在诗句里植入了“林”与自己的名字。

联想诗人当年的行为，又很难把这些文字仅仅作为诗篇来欣赏。在黄政的逻辑中，叛徒怎配祭奠林昭？但朱红的祭诗，也将更多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抛向了读者：

如果当年的妥协违背他的本意，是强暴下的顺从呢？那人有没有理由写忏悔诗，重新做人和做诗人？

可是，诗贵在真诚；那些暗黑往事，对诗中的清纯意境，何尝不是一种撕裂；历史的腥风血雨，是不是也彰显了诗人的不真诚？例如，你怎能这样写：“为等待你，我的门从不关闭。”那门后的王科长，他的指令、你的承应，岂不是要置她于死地？在她处境最凶险的时候，那“相思鸟的谣曲”“惆怅的泪珠”在哪里？若真是“望酸双眸、盼白了鬓丝”，为什么没能抵挡王科长那“分清敌我”的冷血禁令？

尽管有此一问或多问，却也不能不承认，如果人能够回到那时的年轻，能那样以心相见，分享才情；如果没有强奸民意的捕快闯入；如果真能抖却尘埃，畅叙相思，又怎能不是深长隽永的意境呢？诗是作者的再创造，它自有生命。

诗无达诂，人的人格和思想也不会固守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写到最后，我还是想对今天的朱红先生表达感谢，感谢他在赵锐的访谈中讲出了他的经历，感谢他在生命的晚年，如冯亦代那样，把自己不堪的一段过往公开。今天我们对“卧底”“线人”产生的反感和批评，不应该忘记，是两位作家自己坦白出来，让公众看到的；是对他们自我反省的回响。这种将自己作为历史的大体陈列到解剖台上的勇气，值得后人尊敬。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笔耕不辍的朱红，在视力衰退、进入九十的岁月，依然在回顾和思考，他和六十多年前的青年朱红，毕竟也是隔世之人了。

章诒和在写尽自己的锥心之痛后，给出一句平常的答案：“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反躬自问，朱红写出了他的回忆。我希望他的回忆录写得更长，更细致入微，并且早日问世。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人苦难的证言，也作为一种可能的告慰，致来生，致故人。

2025年12月31日—2026年1月9日

注释：

本文中有关资料和引文的网络出处单列如下，以备读者直接查询：

○1 赵锐：《“我从来不赞成秀才造反”——当事人朱红追忆“林黄反革命集团案”始末》https://ia801208.us.archive.org/16/items/themicrostudios_gmail_2007/%E8%B5%B5%E9%94%90%EF%BC%9A%E7%A5%AD%E5%9D%9B%E4%B8%8A%E7%9A%84%E5%9C%A3%E5%A5%B3%E2%80%94%E2%80%94%E6%9E%97%E6%98%AD%E4%BC%A0.pdf

○2方子奋的回忆：《我亲历的张稼山、李立荣反革命集团案 》

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13

○3程雷：《特情侦查立法问题研究》

全文：https://www.crimina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6516

○4 杜强原文标题为《天才落魄的暮年》，不同媒体转载时改变或增加了标题：如《一位理论物理学者的“密探”人生》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771/201509/4381.html

网易在转载时附有王镇皋的声明：

《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身边的“告密者”——王镇皋的声明》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79TQG500536O239.html

○5央视节目：《苏州人的读书生活：访问朱红》，2010 11 09

https://tv.cctv.com/v/v2/VIDE13555092211956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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