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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Notes
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數作出裁決，在合併案件《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等案中，判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1977年制定）不授權總統單方面課徵關稅。此次判決多數派意見（majority opinion）由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主筆，完整加入的法官有：保守派的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以及自由派的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凱坦吉·布朗·傑克遜（Ketanji Brown Jackson）。這六位大法官一致強調：憲法把徵稅和關稅權力專門給國會，IEEPA的文字只說「規管進口」，沒有明確授權總統可以課稅，不能硬扯成包含關稅。保守派的三位異議法官是：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以及部分異議的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他雖然加入多數意見，但對某些論點有保留）。他們認為總統在國家安全或緊急情況下有很大裁量權，IEEPA的「規管進口」本來就包括關稅這種工具，批評多數派太死板、過度限制行政部門，反映部分保守派偏好讓總統在貿易和外交上更強勢出手。此判決顯示，即使保守派占優，多數法官仍優先憲法文本與分權制衡，而非黨派立場。
而在學者福山看來此次最高法院的判決，不僅讓特朗普失去了他經濟政策的核心基礎，還被剝奪了他特別喜歡用來對付友好國家的那把政治武器。這對美國、也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場勝利。本文原文為英文The Supreme Court Defanged Trump’s Tariff Weapon（2月23日）。轉自 “Frankly Fukuyama” 專欄 from American Purpose, at Persuasion.經授權，書評翻譯為中文，為福山專欄最新一期。
關於最高法院廢止唐納德·特朗普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關稅的判決，很多評論都集中在宏觀層面的影響上，比如會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加劇，或者政府需要把已經收到的關稅錢退還給企業。判決出來後，特朗普馬上就把原本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關稅方案換掉，改用《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實施統一的10%關稅（後來又調高到15%）。他肯定還會繼續想辦法，用其他現有法律的「創意解讀」來盡量多恢復各種新關稅。不過，他把關稅當成政治武器的玩法，已經被這次判決徹底削弱了。
特朗普原本那套關稅制度最糟糕的地方，在於他相信他作為總統擁有無限裁量權，可以針對個別國家單獨設定關稅稅率。特朗普不僅將關稅視為經濟工具，更視其為萬能的政治武器，可以用來對付任何他不喜歡的國家，同時也成為個人斂財的來源。
這類例子比比皆是。在一次与瑞士總統谈话令他不悅之後，他對瑞士商品課徵了39%的關稅。隨後，在他收到一隻豪華勞力士辦公桌鐘，以及一塊刻有他兩屆總統任期數字的金條之後，他將瑞士的稅率又降至15%。我們不知道那些實質上等同賄賂的禮物後來去了哪裡。另一個例子是格陵蘭：他試圖接管格陵蘭，為此他威脅那些出兵支持丹麥的國家，如果不配合他對該島的主權要求，就將面臨高額關稅。這是特朗普總統將經濟工具用於戰略目的的又一個典型案例。
這種量身訂做的關稅政策（bespoke tariff policy）有非常多壞處。即使你接受「關稅有助於鼓勵國內製造業」這個前提（這本身就很有爭議），關稅也應該以統一、透明、一致的方式來實施。進口商和製造商需要清楚、適用於特定商品類別的規則，才能好好規劃生產、投資和供應鏈。如果同一種商品因為來自不同國家就課不同稅率，這根本不合理。而且，正如幾乎所有受關稅影響的企業主都說過的：在總統一時興起、隨意決定稅率的環境下，根本不可能做任何長期規劃。簡單來說，這種「看心情調稅」的做法，讓企業完全無法預測未來，投資意願和商業決策都會被嚴重打亂。
這種「總統一人說了算、針對特定國家隨意調稅率」的裁量權，簡直就是腐敗的溫床，公開邀請大家來行賄。去年特朗普宣布「解放日」（Liberation Day）全球高關稅之後，幾乎每個美國貿易夥伴國都趕緊派人跑到華盛頓，想跟特朗普政府談條件、求豁免或降稅。我們已經知道瑞士那邊送了勞力士辦公桌鐘和刻字金條當「禮物」，越南則主動提出高爾夫球場項目，但等到這段歷史真正寫出來時，肯定還會爆出更多、更多類似的「額外好處」——也就是給特朗普本人或他身邊親信的各種私下好處，才換來談判成功、稅率降低。這種做法把國家貿易政策變成私人交易，嚴重損害公平和法治。
特朗普被認為是可「交易型」（transactional）的領導人。他不會從機構（institutions）或廣泛政策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所謂的「機構」，就是一套不依賴特定個人的規則，而且能在制定規則的人離開舞台之後仍然持續存在、發揮作用。如果一位總統想要留下持久的遺產（lasting legacy），他就必須透過推動國會通過立法（getting Congress to pass legislation）來實現，而不是只靠個人意志或臨時交易。簡單來說：特朗普的思維模式是「一對一談判、看眼前利益」，而不是建立長遠的制度框架；想真正改變美國、留下歷史印記，就得走立法途徑，讓規則變成國家長久的常態，而不是總統一換人就沒了。
特朗普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制度性的遺產（institutional legacy）。與特朗普第二任期同時上台的第119屆國會，由共和黨掌控，卻是近年來生產力最低的國會之一。我們看到的，反而是一連串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s）和一次性的交易（one-off deals）。這意味著特朗普的遺產很可能極其短暫、容易消逝：透過行政命令或單一交易達成的事情，同樣可以被後續的行政命令或新交易輕易推翻。簡單來說，他的政策大多建立在個人意志和臨時安排上，而不是透過國會立法建立穩固的長期制度，因此下一屆總統只要換人，就能大筆一揮全部改寫或取消。
最高法院廢止特朗普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關稅，實際上幫了美國一個大忙。特朗普後來改用的第122條權力（來自《1974年貿易法》），規定必須實施統一關稅，而不是針對特定不喜歡的國家單獨加稅。而且，這項權力只有150天的有效期，過期就自動失效，這大大削弱了它作為政治武器的實用性。未來他或許還能用其他法律依據來課徵關稅，但幾乎所有這些權力來源，都會大幅減少總統的個人裁量空間，要求他必須走正式程序、提出正當理由，才能證明為什麼要課這個稅。總之，這次判決把總統「隨心所欲用關稅懲罰別國」的空間大幅壓縮，讓貿易政策回歸更規範、更可預測的軌道，而不是變成總統個人發洩或交易的工具。
這一次可以說，特朗普不僅失去了他經濟政策的核心基礎，還被剝奪了他特別喜歡用來對付友好國家的那把政治武器。整體來看，這對美國、也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場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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