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宋永毅：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

编者按：2026年，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纪念，同时也是结束50周年。波士顿书评为此会推出系列专题，纪念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此为第一篇特稿。

宋永毅：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

提及当下的”文革”研究，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存在。自1998年至2016年，宋永毅先后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等五个数据库，与他的同行们一起完成《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这一浩大工程。对此，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认为，这些数据库为“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份宏大的奠基石”，“整个研究领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伙伴们一份沉甸甸的感谢之情。”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与深度参与者，在主编数据库工作之外，宋永毅教授同时也对“文革”进行研究：从非理性角度和文化基因两个角度对“文革”中的政治领袖进行祛魅，这便是2021年10月在台湾联经出版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释》。在这本书中，宋永毅提出一个问题，在谈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无论中国官方还是学术研究，或是民间百姓，都会指向一个结论：“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史实。那么，“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学者称赞，其研究不仅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和人性本身，为文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习近平的新时代。

第一次坐牢：从毛泽东的拥护者，成为真正的“反革命”

宋永毅常笑言自己，一生为“文革”坐了两次牢。

宋永毅1949年12月出生于上海。当时，其父亲是南京路上一个卖旧货的百货公司经理，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当时刚任上海市长的陈毅，认为陈毅是儒将，非常崇拜，便为宋永毅取名“毅”。“从我的名字上可以看出，我是红色中国的同龄人。我们完全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新中国是救了劳苦大众，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我们的救世主等等。”

少年时代的宋永毅，虽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再加上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却依然非常积极参加革命，最大理想是为中国生产最新的坦克最新的导弹。因为当时在上海中学读书的宋永毅在课堂上，听物理老师说中国的坦克飞机比苏联落后、比美国落后，激发了他的爱国心。

1966年8月文革开始，宋永毅说：“用我自己的写论文的话说，我那时还是诚心诚意拥护毛泽东的，是毛泽东的拥护者。”不久，上海发生了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年轻的宋永毅也卷入到这两次运动中。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级机关的权力，2月5日所谓“上海人民公社”，23日又改称为“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各地出现造反派夺权现象。不过，在1967年1月28日，复旦大学出现了“炮打张春桥事件”，贴出大字报和标语对张春桥表示怀疑。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宋永毅经历这一切，也开始了自己的怀疑：为什么毛泽东一开始说自由选举，支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结果又推翻了“公社”，倒退到了“革命委員會”？为什么这个国家反而越来越乱？于是，宋永毅就开始寻找答案，去找马恩选集、列宁选集看，和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看到的黄皮书、灰皮书。其中《第三帝国兴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使他看到毛泽东搞的那一套完全就是希特勒搞的那一套，舆论上就是钳制、教育上就是洗脑，利用红卫兵，红卫兵就是希特勒的冲锋队，罗姆的冲锋队。“

1968年4月12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复旦大学再次出现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张春桥》，以及各种针对张春桥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主要质疑张春桥有没有历史问题。此时，宋永毅和他的几位同学每两个星期在他家里聚会一次，读书讨论，也说一些反动言论。谁知，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里，其中的一位同学不小心被举报抓到派出所，就全部交代，“交代得实在是离谱啊。怎么离谱呢？他竟然说我说过要把毛泽东的头摘下来当篮球打。你说，我怎么可能说这个话！”然而，正是这些莫须有的话，宋永毅被关押在一个地下室，隔离审查，这一关押就是五年半的时间。

突然之间看不到了阳光，失去了自由，一个人关押在只有三平米的地下室里，宋永毅想到过自杀，最后他通过绝食抗议，得到了毛泽东选集四卷、马恩选集四卷以及列宁选集一卷等一些书看。“我的印象里面，毛泽东选集四卷，我如果没有读一百遍，至少也读了六、七十遍。我甚至在里面都用手纸编了政治经济学大字典。”宋永毅说。

正是这五年半羁押在地下室的阅读，让宋永毅越来越意识到文革和毛泽东并不是报纸宣传的那样。他说：“那时看毛的书，有三点认识是非常清楚，第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从不抗日，只是想扩大共产党的力量，和国民党争天下，这从毛泽东第二、第三卷所有的指示都可以看出来。第二毛泽东这个人，从来不懂得建设，只懂得破坏。他那个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就知道怎么搞人、怎么破坏等等；第三个认识，当我把马克思的书和毛泽东的书对照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毛泽东胡吹他的矛盾论、实践论，他从来不是哲学家，他根本对西方的、科学的东西不懂，他就懂怎么搞权术等。”从此，宋永毅在思想上成了真正的“反革命”。

第二次坐牢：是共产党帮我完成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的工程

1976年，审查了半天也未能查出问题的宋永毅被释放，1977参加高考，原本可以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却因档案里的“反革命”而不被录取，转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9年，宋永毅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得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东亚研究系文学硕士；1995年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图书馆与资讯科学院硕士。现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

来到美国后，宋永毅发现文革研究在美国堪称“显学”，然而同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史料错误非常多。于是他决定做文革史料的收集工作。从1998年起，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宋永毅与郭建、丁抒、周原、周泽浩和沈志佳等学者一起，建立《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编辑部，开始收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的原始文件。

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国收集红卫兵资料时，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资讯”的罪名关押半年。

在宋永毅被关押期间，一百多位欧美、澳洲学者写信给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释放宋永毅。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lan Cohen）担任他的美方辩护律师。 2000年2月，宋永毅被无罪释放，回到美国继续做数据库工作，而这项工作一发不可收拾，做完了文革数据库后，又接着做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接着又做土改数据库，最终，这一浩大的历史工程《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在2014年左右才完成，整个资料库系列收集了共约40,000份原始文献, 大约一亿两千万字。

对于这项工程完成，宋永毅喜欢开玩笑说：“首先要感谢共产党，正是他们帮我完成这项工程的。” 原来，在北京被国安扣留半年，宋永毅一不小心成为了一个大名人。“也碰巧那会国际上无大事，所以大报小报整体报道我的事情。” 他回忆，2000年2月他回家的时候，他所在的小镇无数陌生人到他家门前鲜花，甚至打出横幅欢迎他回家。之后他宣誓入籍美国时，《纽约时报》还发了一个消息。正是这种名人效应，让他在申请数据库项目和文革研讨会经费的时候，特别顺利，为此，他觉得首先要感谢共产党，因为研究文革被抓，反而帮他顺利完成这个浩大工程。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

在北京被国安羁押期间，有四个半月，宋永毅在一家宾馆被指定居所监视，在关押期间，他还给看押他的人上课，白天给他们辅导自学考试课程， “晚上，他们就来听我讲文革。他们有很多问题，就是所谓的八卦，比如说中共领导人的私生活，一些不能理解的非理性的因素如感情、暴躁的脾气或是内部的矛盾等。于是我发现老百姓还是懂的，他们注意到最高领导人在发动疯狂的文革的时候，并不是出于报纸上所讲的‘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而是出于很多非理性的因素，有些疯狂的个人动机，才造成了疯狂的那个年代。”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宋永毅决定要把这些野史的东西找出证据，当做严肃的历史来进行研究。然而回到美国后，因为数据库的工作一拖再拖，他的这个心愿直到退休后才完成，这便是10月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释》，也是他多年来文革研究的一个成果。

在这本书中，宋永毅提出一个问题，在谈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无论中国官方还是学术研究，或是民间百姓，都会指向一个结论：“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史实。那么，“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呢？”

对此，宋永毅的回到是：“没有毛泽东，还会有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毛死了还有刘少奇，还会专制还会有独裁，但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因为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和发展，和毛泽东的本人是不能分开。“文革中很多事情，如果离开了领袖人物的变态人格角度或是非理性角度，是很难从其他角度做出其他解释。“因此，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所谓魅力型的领袖本人身上，因为他们本人也构成了体制的一部分：“这不是八卦，而是历史背后真实存在且影响了历史的东西，我就是要剥落这些魅力型领袖身上的油彩，让他背后膨胀的个人野心、卑劣的私欲暴露出来。”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毛泽东在1966年8月4日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是没有想把刘邓打到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指责刘少奇在北京搞专政（派工作组）等。实际上这是得到毛同意的。会上刘少奇被迫回应说‘要坚持原则’、‘五不怕’等。毛就立刻发火、非常冲动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之后就写了这张大字报，把刘的问题上纲上线。就连原‘四人帮’上海主要理论家朱永嘉后来在香港出书都说，毛当时这一举动是出于非理性，一种偏执型人格的反应，是一种病态。”

因此，宋永毅认为，正是毛泽东这种随时失控的偏执人格，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就是非理性。”。

此外，宋永毅还指出帮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所谓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大约十个人，其中就有三位是医生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是毛的接班人林彪、毛的夫人江青、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他说：“李志绥的书就讲到，1958年中国最有名的精神病专家给江青做了一个会诊，检查结果说江青有严重的强迫症和多重人格，建议让江青参与文艺生活，毛泽东就让江青去了，于是就搞了样板戏，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林彪也是这样，苏联专家特别跑到他们家里去，林彪坐在家里不懂，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康生更不用说，60年代大概有三年左右是在北京精神病医院度过的。”

对此，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首先举例说明历史上政治人物特殊的起居时间对政治的影响，他说，诺曼底登录第二天，德国要求希特勒赶紧改变决定，但希特勒身边的人说，他在睡觉不能打扰。同样，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也出现了蒋委员长在睡觉而影响了战机的情况。毛的作息时间通常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到了晚年更是无规律。像尼克松李光耀访华见毛，事先是没有通知的，都是临时叫去的，像刘少奇周恩来都有吃了安眠药叫去见毛的情形，因此，程映虹说：“政治领袖私人生活领域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民主透明体制下面，而是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就会被放大，变成公域问题，影响历史。宋永毅的新书有大量的事例说明，政治领导人生理、心理、情绪方面等私域问题影响文革历史的。这些本是野史、小道消息，但宋永毅却凭借扎实的史料，将它们转变为正史，这是一个筚路蓝缕的工作。”

文革的文化基因是皇权文化的最坏变异

有一个流传的笑话，说朝鲜战争最大的功绩是把毛岸英炸死，如果毛岸英不死，文化大革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中国当下变成朝鲜了。这个笑话其实也从某一方面指出了中共政治文化中隐藏的传统皇权文化基因，这也是宋永毅分析文革的另一个理论支撑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什么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最后都会惨死？宋永毅认为刘少奇林彪的悲剧其实都没有跳出皇权体制下皇太子政治的怪圈。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皇权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领袖还拥有哪怕世袭制中皇帝也无法做到的、完全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因此，宋永毅强调，文革政治现象挖掘到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皇权文化的变异，而且还是最坏的变异。他说：“和传统的皇太子政治相比，这一 ‘接班人’制度还在革命的名义下变异出不少新的规则来，诸如绝对不允许有 ‘接班人’的潜在 ‘第二权力中心’、最高皇权有隔代指定储君的 ‘接班人’的权力等等。这些新的变数还使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最终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

宋永毅说，周恩来也是如此。若是用儒家 “忠君为国”、 “文死谏”等标准来剖视毛周的君臣关系，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的文革言行非但没有任何规范毛泽东行为举止的意义，更缺乏起码的为文人士大夫们推崇的圣贤道德和独立人格。因而，周恩来绝不是一代儒相，而是“奴相” 在和毛联手打倒了两个党内第二把手后，书记处被解散，周恩来成为 “党、政、军、内政的总管”，成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大权在握的独相。在他真正掌握了独一无二的相权之际，正是他的生命被皇权以一种的慢性鸩杀的形式湮灭之时。

习近平已经进入毛晚期

从文革研究出发，宋永毅对于当下习近平的新时代，表示了深切的担忧：“文革研究处于低潮，但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形式和政治运动在中国却是高潮。”

11月8日至12日，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简称“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百年历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不像毛泽东要用决议赶走王明，邓小平要用决议拉下来华国锋，习近平在做成第三份历史决议时，已经成为领导核心，对于习近平个人来说，为什么还要做出第三份历史决议呢？对比毛泽东，宋永毅从习近平的政治心理出发分析了其中原因。

他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73岁，习近平现在68岁，虽然习比毛小五岁，但是他的身体健康不一定比得上毛，那时毛还能畅游长江，习前不久在俄罗斯给普京祝寿的时候差些跌倒。我对习的精神状态的判断是：他进入了毛晚期。”

毛晚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宋永毅说，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讲的一篇关于防止政变的讲话里说的很清楚，毛整天就在防止政变，什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文革过去55年，翻看所有档案所有专案材料，从来没有人想在共产党内搞政变反对毛泽东。历史学家唐德刚对文革时期的政治有八个字：“毛派抑毛，毛杀毛派”。前面四个字，说刘少奇周恩来抑制毛，这个有待商榷；但后面四个字，宋永毅表示十分赞同，毛杀的都是自己的人。毛为什么一定要整这些人呢？因为他恐惧啊，都不敢出国了也不敢坐飞机。

由此，宋永毅提及当下制定第三历史决议的习近平的政治心理。他说，习为什么要制定这份决议？网络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清除异己；一种说法是内部搞军事政变，要把习近平在20大拉下来。对此，宋永毅说：“我不相信有什么军事政变的，像之前习近平的心腹傅政华、孙力军落马，说他们搞军事政变、说他们监视，这都不太可能。党内有没有沉默的抵抗，有；但有没有敢搞军事政变？没有！因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早已确立，在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独裁者的心理是相似的。宋永毅进一步分析：习近平此时的政治心态和晚年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相似，更何况习近平还有意模仿毛泽东，习近平现在也怕得要死、也不敢出去。独裁者的共性，就是猜疑、恐惧。因此，想傅政华、孙力军这种最怕习近平马屁的人会落马；犹如文革初年贺龙，贺龙其实是非常忠于毛的，最后毛自己也承认，贺龙搞错了。但毛为什么要搞呢？因为他一天不搞，心里就不舒服，不安全，如今的习近平也如此，一天不搞，就不舒服，心里不安定。

因此，宋永毅指出，习近平想做的不是邓小平式的领导人，而是想做毛那样的最高领导人。“文革时期，毛有四个伟大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开玩笑说，我做过小学老师，就伟大导师一个就好。习不仅想做伟大领袖，这个小学生比小学老师还更想做伟大导师，像毛那样成为特有的意识形态的独裁者。”

但是习近平能否成为毛式领导人呢？对此，宋永毅说，“我将习近平比喻为拿破仑第三。拿破仑第三是拿破仑的侄子，他模仿叔叔拿破仑，1851年底，他政变成功推翻共和国当上法国皇帝，号称要让法国重新伟大。1852年月马克思评价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总会出现两次，但是他忘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二次闹剧说的就是拿破仑第三。而习近平正是拿破仑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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