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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美國罗斯福总统新政(New Deal)擴大聯邦政府角色,主流冷戰自由派(如杜魯門、甘迺迪、詹森)福利國家、凱恩斯經濟,而美國保守派視之為集體主義與大政府威脅。不過,此時美國的保守派內部分裂嚴重:傳統主義者(如Russell Kirk)強調道德秩序、宗教、傳統共同體,反對純粹自由放任;自由意志主義者(如Friedrich Hayek)優先個人自由、有限政府、市場經濟,反對任何強制(包括道德強制)。兩派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1955年創刊)等平台激烈爭辯,甚至互相厭惡,這威脅保守運動的團結。正在此时,1962年,學者弗蘭克·梅耶出版《為自由辯護》(In Defense of Freedom),在這本書中,他系統提出「融合主義」:政治上保障個人自由(libertarian),道德上追求傳統美德(traditionalist),視二者互補——自由選擇方能實現真正美德,保存美國建國傳統(有序自由)與抵抗極權。這一理念回應了冷戰反共需求,團結右翼,影響1964年戈德華特競選總統與後續里根時代保守主流。1981年,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的演講中,讚揚了梅耶“從共產主義的枷鎖中掙脫出來,然後在寫作中塑造了一種傳統與自由主義思想的嶄新融合體——如今被許多人視為現代保守主義” 。在美國當代保守主義學者丹尼爾·弗林(Daniel J. Flynn)看來,弗蘭克·梅耶 (Frank Meyer)“如果不是唯一的建構者,至少是現代保守運動中的一名建構者”。這便是他2025年8月為梅耶出版的傳記《保守主義的創造者:弗蘭克·梅耶的不凡人生》(The Man Who Invented Conservatism: The Unlikely Life of Frank S. Meyer)的主旨。
弗蘭克·梅耶1909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一個猶太裔家庭,早年深受馬克思主義吸引,1920年代末在英國牛津大學期間成為熱忱的共產主義者,1930年代積極參與英國與美國共產黨活動,甚至被視為英國共產學生運動的早期領袖之一。二戰期間,他逐漸對斯大林主義產生懷疑,1945年正式脫黨,在閱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後,徹底轉向反共與自由主義。1950年代中期,梅耶加入威廉·F·巴克利創辦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擔任資深編輯,成為保守派圈內重要人物。他最著名的貢獻是提出「融合主義」(fusionism),影響1964年巴里·戈德華特競選與1980年代羅納德·里根執政。他的思想奠定現代美國保守主義主流框架,至今影響右翼對自由與傳統關係的辯論。
長期以來,梅耶常被視為《國家評論》圈的實踐協調者或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附屬,而非原創思想家;其早期傳記如2002年《原則和異端》(Principles and Heresies)雖肯定其融合論,但受限於檔案不足,深度有限,難以全面呈現其從共產主義者到保守主義轉變的戲劇性歷程。
2025年丹尼爾·弗林出版的《保守主義的創造者:弗蘭克·梅耶的不凡人生》透過發掘長期遺失的梅耶檔案(包括15箱倉庫文件與施特勞斯等人的17封通信),超越了以往研究,首次完整重構梅耶生平:從英國共產運動領袖,到徹底離黨、反省極權主義,再到提出「融合主義」並參與組織了保守派機構(如美國保守聯盟、青年美國自由組織)。同时,这本书也將梅耶提升為現代美國保守主義的「建構者」,強調其思想如何在冷戰背景下調和右翼內部衝突、奠定里根式保守主流,並對當代自由-傳統平衡辯論仍有啟發。不少學人與保守派智庫(如獨立研究院Independent Institute、法與自由Law & Liberty、羅素·柯克中心Russell Kirk Center)評價其研究深度與新史料價值,故視之為填補梅耶研究空白的權威之作。
在此之前,《波士頓書評》已獲弗林授權,翻譯刊登他的一篇重要文章《重新發現梅耶和施特勞斯》,此文展示且分析梅耶與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之間十年( 1950s末到 1960s中)的書信往來,揭示了兩位右翼思想家的共同反共信念和對極權主義的深邃思辨。 弗林發掘的這些通信喚醒了沉睡六十年的思想火花,生動反映了冷戰危機下兩位思想家的心路歷程,對於理解美國保守主義起源具有重要意義。为此,书评还特别翻譯刊出了梅耶的著名政論《麥卡錫主義的意義》,該文寫於1957年,表現了梅耶對冷戰時期企圖與共產主義綏靖妥協的美國自由派人士的批判。
丹尼爾·J·弗林(Daniel J. Flynn)是當代美國保守主義學人。他著有七部著作,現任《美國旁觀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資深編輯,並為《國家評論》網絡版(National Review Online)撰寫專欄,曾任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訪問研究員。近日,波士頓書評特約記者林遙磬,就他的新書《保守主義的創造者:弗蘭克·梅耶的不凡人生》(The Man Who Invented Conservatism: The Unlikely Life of Frank S. Meyer),約弗林做了一次訪談,回顧了梅耶對美國戰後保守主義的貢獻及其思想基礎,也對了解今天的美國右翼思想的變化和紛亂不無啟發。
問: 您最初是如何對美國保守主義歷史的研究產生興趣的?又是什麼事情使您關注到弗蘭克·梅耶這一人物?
答:過去我在《知識分子蠢貨》(Intellectual Morons)以及《保守派眼中美國左派的歷史》(A Conservativ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等著作中書寫美國左派時,便注意到一個現象:掌控學術界的進步派學者,往往會在其研究中鉅細靡遺地描述左派陣營中一些相當邊緣、甚至冷僻的人物或事件;與此同時,美國右派中的泰斗,卻往往缺乏傳記及學術關注。我感覺自己或許能填補這個因美國學界意識形態一元化而形成的空缺。至於梅耶本人,我一向喜歡書寫那些重要卻被學界忽略或遺忘的人物或事件。說來有趣,走進書店,你可以找到無數關於希特勒、林肯或凱撒的書籍;我們幾乎已經知道關於這些人物的一切了。然而我寧願書寫那些讀者應該知道、而實際上並不知道的人。梅耶正是這樣一個例子,他曾是英國學生共產主義運動創始人之一、後又協助締造了戰後美國右派。
問: 在您看來,梅耶在戰後美國保守主義的創建與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
答:梅耶兼任組織者與理論家的角色。就前者而言,他協助創立了多個至今仍然活躍的組織,例如美國保守派聯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與費城學社(Philadelphia Society);就後者而言,他提出的核心思想——「融合主義」(fusionism)——描述且激發了巴里·戈德華特、威廉·F·巴克利以及羅納德·里根等人的政治思想。諷刺的是,梅耶正是在作為共產黨員活躍時磨練了組織才能,並開始構思他的主要觀念。他最廣為人知的身分,則是《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撰稿人,以及《為自由辯護》的作者;在那本書中,有限政府的學說得到詳盡闡述。
問: 梅耶的保守主義思想,與較為知名、且在中文學界已有大量討論的保守主義代表人物(如羅素·柯克 Russell Kirk 與哈耶克 Hayek)相比,有哪些獨特之處?
答:羅素·柯克認為,保守主義本質上是對意識形態的否定,它是一種有機發展的傳統,而非出自某位理論家的想象。他的哲學更像是一種心態,而不是一套政治方案;在某些方面,它也顯得歐陸式,是美國人陌生的。至於哈耶克,眾所周知,他拒絕「保守派」這一標籤,因為相比美國,該詞在歐洲語境中帶有更多國家主義(statist)的意涵;他所提供的則是一種適用於政治與經濟的自由意志主義觀點,但不同於柯克,並不延伸到生活層面。
問:在我看來,梅耶在當代美國的學術界與公共論域中似乎已被遺忘。近幾十年來,美國是否仍有公共人物或政治家引用過梅耶的思想?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答:在里根總統刺殺未遂事件發生前十天,他在「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發表演說,向協助其當選總統的戰後保守主義運動之思想先驅致敬。在所列人物之中,里根花在梅耶身上的篇幅最長,稱讚他「塑造了一種充滿活力的傳統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之新綜合——此綜合,今日許多人已經等同現代保守主義。」這樣的致敬可以說恰如其分。早在1960年,梅耶已對里根的當選做了預言,他對《國家評論》的同事說,他們或許要等到1980年,才能選出一位「自己人」入主白宮。1964年巴里·戈德華特競選總統失敗後,梅耶便成為里根早期支持者。他播下了思想種子幫助里根當選,卻未能親眼見到這些種子開花結果。
問: 梅耶在二十世紀三○年代加入了共產黨。是什麼動機或思想因素促使他在那一階段走向共產主義?
答:梅耶的母親篤奉猶太教,而他的父親則全心投入企業經營。梅耶擁抱共產主義,則同時反叛了母親的宗教與父親的資本主義。和許多投身共產主義的年輕人一樣,梅耶成長期間與他試圖改造的社會高度隔絕:他住在高級旅館,就讀私立學校,並依賴父母提供的生活津貼。他對自己聲稱要「拯救」的工人階級,實在一無所知。就讀牛津大學期間,他創立了一個名為「十月俱樂部」(October Club)的馬克思主義組織,隨後加入英國共產黨;不久後,他便升進黨的領導層,且受任為學生事務負責人,。他的激進行徑導致英國情報單位甚至英國首相之女盯上了他。結果不出意料,英國人把這個鬧事的青年驅逐出境。
問: 哪些事件最終促使梅耶與共產黨決裂?這一決裂又如何影響了他後來對保守主義的論述?
答:梅耶曾經招募他人前往西班牙內戰作戰、甚至赴死之後,他自己也試圖參戰對抗希特勒;然而,共產黨卻告知他,需要他留在國內。他覺得十分荒謬:一個不斷號召他人對抗納粹的政黨,卻阻止他親自投入戰鬥。而最終入伍後,他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他意識形態中至上的「無產階級」,則發現他們與馬克思的描述大相逕庭,比如說,他們並非急於推翻政府的潛在革命者。訓練期間,他受了傷,被迫退役接受醫療,這是十多年來他首次脫離黨的控制獨立生活。在休養期間,他開始質疑,然而質疑與共產主義向來無法相容。他閱讀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質疑隨之加深。其後,一封名義上來自法國、實際上發自蘇聯的「杜克洛信件」(Duclos Letter)宣告了二戰結束後冷戰的開始。梅耶認為,在如此血腥的戰爭之後再打一場戰爭,幾近瘋狂。他公開反對這份信件,並於1945年底悄然退出共產黨。
問: 梅耶在批判二十世紀中期美國主流自由主義時,經常引用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及其著作《見證》(Witness),這一點可見於他的文章〈麥卡錫主義的意義〉。然而,大多數中文讀者對《見證》並不熟悉。錢伯斯是誰?《見證》在美國歷史上具有何種重要意義?在當今美國學界,錢伯斯仍然廣為人知嗎?
答:錢伯斯是在《希特勒—史達林條約》簽署後與共產黨決裂的;而導致梅耶離黨的,則是由克里姆林宮操作的「杜克洛信件」。梅耶在公開的黨內體系中活動,而錢伯斯則從事間諜工作,他與阿爾傑·希斯交涉也是以此身份。希斯是一名新政時期的官僚,後來升任國務院高層。錢伯斯曾向羅斯福政府警告希斯是蘇聯間諜,但政府未予理會。戰後,當蘇聯從盟友轉為敵人,美國政要才開始聽信錢伯斯。錢伯斯撰寫了一部極為動人的回憶錄《見證》(Witness),描述自己原來堅信共產主義必將戰勝西方。而後卻改弦易轍,從前者轉到後者。錢伯斯與梅耶曾在《國家評論》短暫共事過。雖然他們共享的經歷超過編輯部中的所有其他人,在世界觀上卻有很大隔閡。錢伯斯是主流共和黨視角,梅耶則是右翼純粹主義者,而且他們各自認為對方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殘餘思維。
問: 您在近期文章中提到,梅耶與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展開了一段持續數十年的書信往來。過去幾十年間,因劉小楓等知名中國學者的引介,施特勞斯在中文世界逐漸成為一個頗具爭議的名字。與美國學界相似,許多自稱為施特勞斯主義者的人圍繞施特勞斯思想的要義展開激烈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劉小楓及其學術圈內的其他學者很少談及施特勞斯與美國保守主義之間的交往。您認為梅耶—施特勞斯書信如何彌補了關於施特勞斯的流行敘述中的缺失?
答:施特勞斯對梅耶產生興趣,我認為來源於他書信中的那段坦白:他自己從未真正接觸過一位共產黨員。梅耶則極為敬重施特勞斯在《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思考》(Thoughts on Machiavelli)中對相對主義的反抗。在通信中,兩人都對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持有正面看法,對帕斯捷爾納克的《齊瓦哥醫生》不予「讚不絕口」的評價,並且論辯究竟是希特勒的思想取法了史達林與列寧(梅耶的看法),還是史達林借鑑了希特勒(施特勞斯的看法)。在目前研究過程中,我在倉庫中發現了一封施特勞斯1961年的信件。身為猶太人、施特勞斯在希特勒即將上台前離開德國並曾在以色列任教,在這份信中,他一如既往為以色列辯護,以回駁《國家評論》上一名評論者。他對麥卡錫的擁護、對聯合國的輕蔑,以及自稱「不認識任何共產黨員」,恐怕會讓些讀者感到意外吧。
問: 您提到曾在胡佛研究所發掘出與胡適相關的文獻。您能介紹這些材料的內容嗎?胡適在當今美國學界仍是一位廣為人知的人物嗎?據您所知,胡適是否曾與梅耶,或其他重要的二十世紀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有過通信往來?
答:直到2025年十一月初,我從未聽說過胡適。在胡佛研究所,我偶然發現了他在1920年代的大量書信,隨即為其才智所震撼,並決定抽出時間來關注他。隨後,我查閱了維基百科,才明白並不是只有我認為他卓越。之後,我曾向多位出身中國大陸、現居美國的人提起胡適;他們大多對胡適有所了解。胡適書信中呈現多面的智慧,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中國國力尚弱、愛國主義日盛的時代所提出的政治忠告。胡適認為,極端民族主義(jingoism)與弱國實情相結合,是極其危險的。他還討論了這個悖論:自認弱方實則需要強大力量。作為一名愛國者,他很清楚世界大戰之間中國在日本威逼下所處之險境,並擔憂那些在外交上堅持「討回公道」的激進人士,最終只會招來炸彈與子彈。他的許多預見後來不幸成真。我非常期待再次前往胡佛研究所去深入了解胡適。在我看來,他很像梅耶,是一位人們應該了解、而不曾了解的人物。(大多數美國人和曾經的我一樣,對胡適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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