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君 | 阿城点点

编者按：十五年前，独立学者赵国君写了12人，组成文集，没想到，直到15年后，这本书才得以在日本局外人书店出版，取名《勇敢的心——京华师友录》，《东京客文丛》之一。本文选自本书第八章《阿城点点》

阿城，原名钟阿城，作家。1984年发表处女作《棋王》，后有《树王》、《孩子王》、《文化制约着人类》等。出版《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后曾在央美讲座，担任过多部电影编剧，有《阿城文集》行世。

赵国君 | 阿城点点

他就觉得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在一起吃吃东西，海阔天空地聊天。

——王安忆

那时，阿城还在美国，遇到台湾作家陈映真。陈是著名左派，精英意识很强，阿城很尊重他。陈问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阿城随口说：我就是人民。陈不说话，据说大怒。

经历过严酷政治的阿城明白，人民被代表过多次，还是一种权力意识，不如做回自己比较真实，何必自诩精英呢。陈映真不明白的是，工人农民就是人民吗？人民的前提若有专政在，顺之者为人民，逆之专政者，就是敌人了。刘少奇是人民不？简直首席人民，结果呢，伟大领袖一念之转，首席敌人。人民没有标准，标准只在掌权者一喜一怒之间。左派总以俯身向下、拥抱底层自居，张口闭口人民，殊不知，人民并不与公民、国民通，实为臣民、顺民，所以，千万不要说人民。左派表达有些不知人间冷暖，确实有些精英了。 阿城的回答也不准确，你以为是人民就人民吗？那得看老大哥要不要专政你。

阿城政治贱民出身，工人农民堆里长大，不精英。尽管有个著名的父亲，很精英了，一旦右派，跌落尘埃，无足轻重，想做人民而不得了。包括人们大谈的《棋王》，不过一笔一笔落在稿纸上的习作，起初寄给纽约的陈丹青看，后来辗转于朋友间，经李陀热心鼓励拿去发表，才惊动了世间。他却直言“怀一种俗念，赚些稿费，买烟来吸”，远离大话空言，沉溺于日常，避开多年虚伪空洞的激情，世俗的智慧里是人性回归，回归正常。现在的作家，出手就是要给不认识的人看，心理的公共性令阿城吃惊，阿城很早就明白，创作从来是自由的，发表则未必。

一

“一会儿阿城来”，周舵老师说。

“真的吗？” 心里却模糊，并未太在意。

周舵是我尊敬的前辈，在八九大事件中与刘晓波、侯德健、高新维持局面，最后撤离广场，被誉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自此被抓捕、审查、监控，成为党国最严控防范的异己之一。他学养深厚，为人谦和，读过巨量的书，写过巨量不能发表的文字，集为《渐进民主文集》，对中国社会与政治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不咄咄逼人，特擅以理服人，微言大义，家国之忧，是我见过最有见识和情怀的人。他说“我是反革命”，反对暴力激进，主张“渐进民主”，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很不讨巧，因“嘉言论坛”结缘后，问道解惑之处甚多。我是刚入局中激情四射、不知深浅的小愤青，周老师则是历尽沧桑对政治有深刻观察的智者，可惜，如此理性温和、对民主有用的贵族，一直处在最严密的监控中，失去了各种生活权利，更不要说出版、演讲这些基本权利了。为国牺牲之人不见容于当局，却有百倍千倍的有心人支持他、接济他，围在他身边闻道解惑。更有许多闻人达人，理解他、爱惜他，喜欢听他讲政治、讲音乐和民主中国的可悲与可能。

那是2007年6月初的某天，近晚，我和周舵老师要去朋友家聚会，站在马路边等阿城。俄顷，阿城飘来，条绒裤，花格子长衫，装束简单随意。周老师介绍我，自己也跟着介绍，不知说了些什么，有些激动，寒暄没几句，钻进车，浩浩荡荡向朋友家杀去。

朋友是巨商，巨商就是巨有钱的商，别墅巍峨，院落草坪连着湖水，一派嚣张。大家先在厅堂，应该叫厅堂吧，不是巨商的都叫屋子，彼此点头，相互介绍。刚聊几句，不知谁说还是院子里好，一溜烟儿就飞到院子，赶紧拼桌子，搬东西，呼啦啦围作一团，继续聊。

慢慢地，话题聚拢，先说别墅。看主人在这里生活得津津有味，阿城说，不该叫别墅，分明是本宅啊，别墅只有与本宅相对才有效，你得先有个日常居所，偶尔下榻的是“别于本宅”之墅。想自己既无本宅也无别墅，凑着租子落脚的只能算容身的窝了，叫什么？不本宅，不别墅，也就一个住处，我等“处类”何时才能“升”到本宅啊。扯远了些，听阿城聊古典音乐，一水儿犹太人的天下，好像没有犹太人就没了古典音乐。谈到祖宾·梅塔、卡拉扬，隐约还有傅聪背离犹太人而声名不扬的八卦。此时的阿城、周老师与我这一边渐渐汇集一处，多音乐、文化。靠近王功权一边的则是另外的话题，好像是经济、政治，听不太清，看着热闹。

合个影，我站在周老师与阿城后面，打破尴尬气氛，唇脸一扯即告合成。阿城的表情平静，仿佛浸在原来的话头里没出来。

图片说明： 阿城、周舵和赵国君

最热闹属饭后，恰逢雨至，淅淅沥沥，大家赖着不走。一会儿冯仑进门，带了朋友，人也多了起来：巨商、学者、民权领袖与媒体人花团锦簇地围坐一起，历史掌故、社会风物、国家大事，无主题变奏，没主持人，发言者往往没几句就被打断，被迫岔了话题，或陷入争论。程潜先生的女儿程昱也在，她是“四五运动”时期的老革命，从1976年到1989年再到现在，做的都是公民社会的实事。据她说，现在的目标是争取教育经费能够达到GDP的4%左右，教育经费的比例到底该是多少、怎样达至目标，渐成大家热议的话题。

阿城照例不紧不慢、细声软语只讲他的故事，有大内秘闻，更有乡野传说：小时候吧，“军博”一带玩，抬头黑人的同志、低头南美弟兄，后来才知多是第三世界的领袖人物，原来，我们在帮着无产阶级弟兄做革命训练呢。

麝是什么？云南老林子里，熊瞎子一扑，屁股被抓俩大坑，把麝一抹，血止住了，肉也能长出来（真的假的？）还有那年月，中央开会，老人太多，一不小心就屎尿失禁，害得服务员总是忙于打扫，没关系，来上那么一点儿麝，就精神了……

“我习惯被打断”，没讲一会儿，他主动跳出圈外，故意提醒，笑声四起。对他的全部认识来自王朔的“妖魔化”吹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阿城的聊，不疾不徐的，仿佛都是铺垫，常常语出意外。在我们惯常的思路之外，你提一个字，一个事儿，他好像都有一个讲儿，野狐禅？又像大师布道，没有多少专业论证，自成一格，再看他的圆眼镜，圆眼镜后面的圆眼睛，滑稽多智，仙气十足。

这边厢聊的全是公民社会的话题，许志永成主角，如何关注在京打工子女的教育权，如何提高教育经费，还有“公盟”如何维权，我的“律师观察网”如何为律师权益谋划，阿城听得津津有味，马上打住话头，若有所思。就在这次聚会中，王功权认识了许志永，从此结缘，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支持公益的行动中。一个成功的商人心怀社会责任，和新公民运动领袖并肩战斗，就屡遭镇压打击，直至入狱。多年后，我亦进入他的公司，共同为文旅事业日思夜想，合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今日，他被限制出境，虽不能团圆，却彼此通气，相互问候，已是后话了。

雨声渐紧，屋内灯火幽明，处士横议、热血沸腾，赶巧跨了午夜就是六月四日，冥冥中自有天意。

二

不要以为阿城只聊闲篇儿，关于公民维权他可称得上先锋。1979年10月1日，国庆三十周年，马德升、王克平等一众星星画展成员高举“要艺术自由”的横幅到北京市政府游行抗议，这是第一次不为庆祝的游行，叫嚷的也是“取缔星星画展就是践踏宪法！”，要维护宪法云云，什么年月啊。

要知道，当年全国的民意表达不过北京半截破烂的西单民主墙，墙倒之后，竟有不怕死的江湖野种举着宪法不服。人们多知道北岛的《今天》，不知道还有一个孪生兄弟“星星画展”，阿城同时参与两个群体的活动。一方面，他为《今天》做评论，什么都评。一方面又被起事者黄锐拉来筹备星星画展，历史瞬间在阿城笔下写得生动：

“地点在东四十四条的一个大杂院儿里，西屋，墙壁斑驳。晚上，灯还没罩儿，映得人如木板画，越近灯下，越有木口板的精细。灯左马德升，灯右黄锐，两个发起人，都谦和，热情，声音中气足。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烟弥漫到屋外，屋外也有人，站着，凡遇到紧要处，就挤到门口。芒克，诗人，很英俊地问：“喝点茶吧？”里外忙着，把几摞油印好的单页，一张张折齐，钉起来，成为《今天》杂志。”

不久，冲破层层阻力，在美术馆外的铁栅栏上，一百多件作品悬起了星星画会的露天展，急不可耐，不管不顾。然而不到三天，警察没收了作品，取缔了画展，于是愤怒的艺术青年上街，美术史上多了个事件，公民抗命多了个先例。

游行的结果是，扣押作品返还，展览恢复，翌年居然注册了画会，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美术馆，正式地做了大展。后来的史家高度评价星星画会，称他们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原点。

就在阿城们啸聚京城之际，陈丹青恰在美院读研，不但目睹听闻着眼前的一切，闹事小子们还被请上讲台，大讲如何艺术造反。陈丹青说，那时的中央美院完全自主，不必申报，党员老师和部门领导也在座，与年轻人同样兴奋，灯光昏暗的现场挤满了人，简直狂欢。

“上世纪”学院讲台却坐着这样的乌合之众，当场叫嚣。 只听马德升扯着嗓子咆哮道：“官方画家彻底完蛋！搞什么艺术！就知道他妈挣稿费！”——那时哪来画廊和拍卖行呢，除了工资，穷画家确实接点连环画挣稿费……黄锐也句句不卖账，可惜远在“古代”，此刻记不确。王克平穿着才刚时兴的喇叭裤，坦然四顾，神色介于流氓和公子之间。阿城说话，镇定、清晰，南方不易见到这样无畏而老成的青年。不知为什么，初起我认定他是“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的讲演者，听他说下去，才知道他是远赴云南的老知青，泡了整整十二年。

这在已经规训完毕，利益化、官僚化充斥的今天简直神话，万不可能有的了。包括丹青取的“在野”，多下九流啊，现在流行的是主流、体制、圈子、业界，画地分金，权力通吃，你才“野”呢，局外人多落魄啊。唯1979年，“在野”二字确曾闪烁一时，获得真实的价值，那不是词语，而是活生生的人，陈丹青说。

栗宪庭是星星事件最早的亲历者和报道者，那时的他在《美术》做编辑，“代表”官家里应外合，认定星星画会打破了文化专制的思想禁锢，敢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苦闷和思索，袒露心灵创伤，栗宪庭看到了星星的价值，认定将是美术研究的对象。

也有人把阿城们的造反比作当年法国的印象派，法国小子反对的是沙龙，是体制，星星闹事则是对着美展系统和学院系统开炮，没有理论，只有行动，不管后果，豁出去再说。

图片说明：星星画会成员，前排右二为阿城

闹出动静的星星画会旋即偃旗息鼓，各路好汉旋即消失在异国的茫茫人海，再度无声。阿城也久居美国，不再艺术，而以写作闻名，他与星星画会的关系少有人知，更少知道他们还组织过游行示威。

十年后，有个星星纪念展，据说展览完毕，他们毁坏了部分作品，“把骨灰洒向大海”，作势自我了断，从此再也没有以星星之名聚合过。

十年纪念，阿城写了如下文字：

“我不知道历史要怎么写，尤其是那种具有判断的历史。古今中外在事实上几乎是没有判断就没有历史了，结果变为重要的是判断，可是十年前那盏昏黄的灯哪里去了？斑驳的墙壁哪里去了？当然，闪光灯过后，一排笑容可以固定在胶片上，可是某天中午大家去隆福寺吃芝麻酱面条，老马把拐杖靠在桌边儿，黄锐举着钱挤在窗口，大家把一碗一碗的面条从人头上传出来，有一碗撤了，王克平笑了：“我操！这些怎么判断呢？”

历史，对于某个人，某些人，也许是那些不能与他人共享的部分。”

三

陈丹青到美国比阿城早些，在异国常收到阿城的信，密密麻麻的，圆珠笔写成的习作、感想之类，包括那篇《棋王》，辗转于朋友间，并未太当真。阿城到美国，笔谈变面谈，一起看电影、听音乐，互通观点，把臂为友。两人于国内名声渐起，一般套路是借着名声“出口转内销”，在国内收割利益，若再浑不吝地喊几句东升西降、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向总书记效效忠，基本做院长局长了。阿城和丹青没有庸俗的势利，不但没有，还因开了眼界而羞耻，认为中国文化断了层，在西方很难找到位置，常为忧虑困扰。他俩没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彼此不谈这些，把名声还给祖国之后，在美国仿佛逃亡，主动出局，横竖变成海绵，始惊、次醉、愈发清醒。阿城冷静，大话不多，在美国像个隐士，只在一篇文章中偶露心迹：“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上话的。”

与阿城先生初识不久，就张罗着聚酒，约了陈丹青、贺卫方和周舵老师，地点在贺师家附近的五方院湘菜馆。席间落座，阿城还在打趣：“我习惯被打断”，又是娓娓道来。话题无非家国历史与时局乱象，具体谈什么，记不大清了。只记得丹青先生说他的画，画过三十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却被白蚁吃掉了。近旁万圣书园主人的刘苏里也是事件主角，是画中人物，这才想到苏里老师，电话邀约，不巧不在附近。“可惜，全吃掉了，”陈丹青还在遗憾。

贺卫方公共演讲光芒四射，私下交流却言语不多，一味听阿城、丹青聊，说什么记不大清，印象却留了下来。四位老师各有特色：丹青先生话语锋芒，机智率真，透着坦白，不遮不掩，但语气斯文。贺老师与周舵在表达上比较接近，无强制，不狰狞，体贴而尊重，如沐春风般优雅。阿城淡定，仿佛看透一切，通透，无傲慢，我们醒着，匆匆的，他好像刚醒，惺忪间放眼周边，出一句是一句的。公共演讲，贺卫方当拔头筹；围炉谈话，阿城魁首；指斥史世，丹青第一；评点时局，周师最佳。此等聚会百年不遇，“惨绝人寰”。

贺卫方在微博上曾这样描述过阿城：

“作家阿城叙事最生动。在国君主持的一次聚会上，他谈文革下乡滇边，劳作外还常陪公社和村干部接待上级领导。接待须饮酒，是那种近乎纯酒精略兑水者。醉。领导命再喝，曰真不行了。问咋个不行法？挎篮背心脱下，胸口汗漫，取火柴擦着，往胸口一碰，呼！一片火腾起！”

四

那时，博闻讲坛正在进行，自然约阿城先生开讲，竟爽快答应，他很少抛头露面，却肯到我这个小小的民间讲坛来。事情定下后，联系自然多了些。一次去他家，门口一立地雕塑作品：《中山装》，好奇。方知雕塑家隋建国与他比邻而居，《中山装》是隋的代表作。进得大院，引入屋中，好像刚苏醒，眼神发直，声音枯涩。

“还写什么？”我问。

“早不写了。写东西如果不能成为畅销书，跟要饭差不多。”

“何以为生？”

“喏”，他指屋子另一边，只见墙壁雪白，灯盘几盏。

“摄影。”

“喝酒不？”

“喝不了了。当年知青时在公社里做陪酒员，喝得都是工业酒精勾兑的劣质酒，喝坏了”，就此慨叹他的知青岁月。我张嘴舞爪地否定，他却说：“也好啊，没那么坏，时运不同，也学了很多东西，为什么把命扎到城里？”

“您是个顺势的人，不哀不痛，有点老庄的顺天而生。”

他默不作声。

据说他们是长在红旗下的“共和国人”，可这个共和国没有黄老道家的阴柔，用他的话说，“阳刚得邪性”。右派后代，天生野种，活下去最要紧，他应该很早就意识到整个文化其实是断了的。“中国文化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原因是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剩下的，其实叫文化知识。”

之后，演讲的时间一直定不下来，再电话，人已去香港，据说侯孝贤亦寻他不见，只得一个人在当时的“第三极书店”做了讲演，已是题外话。

春节将至，我们一起吃饭，席间讲时局变化，他很有兴趣，只听我讲，突然感觉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他却不知，怀疑是否上网。我说刚看了陈凯歌拍的《孩子王》，有那么一点感觉，但不如《霸王别姬》好。于是聊电影，说《孩子王》里的知青岁月，也说侯孝贤与香港电影。他不谈自己的电影，也没讲侯孝贤，只说香港有真正拍给蓝领人看的电影，或者，香港的电影就是拍给市民看的，针对底层人的平常、琐碎、虚荣、势利，有故事，很出彩。

听他一讲，就慨叹：“我们这儿确实分不清给谁拍的，面对市场吗？还是宣传得多。”

问他推荐几部好片子，他说：“近几年没好看的。”

问我喜欢哪部。

“《克莱默夫妇》。”

“为什么？”

“可能与我此刻的心情比较接近吧。”那时，我的婚姻也快克莱默了。

他默然颔首，若有所思。

随后敲定演讲题目，他给了两个：一个《文化不是味精》，一个《我们不是龙的传人》。我选择了前一个回复他。不期，演讲前又后悔，准备用后一个题目招人。他说我准备的是第一个呀，恐怕来不及了，原以为是一个内容的两个题目，却是不同内容，他也怪我粗心。

演讲前，短信群发：

王朔说：如果下令全国人必须追星，我追阿城。国君同学作证，阿城先生的表达好得“痛彻心肺”。

此正是：

嘉宾我请阿城

讲得实在好听

题目那个叫啥

文化不是味精

演讲那天，早早去接他，上得车来，他说，我开！略迟疑，突然想起王朔说他在美国攒过汽车，就放心地把钥匙给他。刚上路就看出是个老手，边开边提醒我，变道时，无论有人没人，一定要先打转向灯，养成习惯。我在副驾的位置上给他指路，起初还顺畅，谁知眼看快到万圣书园了，因我指挥“误入歧途”，耽搁了时间。到会场，已人山人海，有人以为阿城睡过了头，没起来，让他背了黑锅。

“文化不是武化，文是什么？什么是化？”细声细语中演讲开始了，大家屏住呼吸，恐怕漏掉一个字似的。人数之众，为开坛来仅有，于是问者滔滔，答者谆谆，场面雷动。

“我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只是提问者总不太知道有些问题不适合在公开场合回答”，众人会心大笑。问答中，并不觉得他有什么禁忌，来者不拒，照例讲得形象，也有耐心，比主讲时还要精彩，意犹未尽中大家慢慢散去。

晚饭后，受邀去了北大西门的《万象》编辑部。跟着听讲的传奇文人马建也来了。八十年代，马建一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引发的轩然大波，至今不忘。如今他已去国离乡，定居英伦多年了。在编辑部的小屋里，阿城继续刚才的话头，为什么我们不是龙的传人。“龙本是个负重的牲畜，是怪兽，它负载着的是人的愿望，怎么能够成为愿望本身？搞错对象了啦。”

文化不是味精也好，我们不是龙的传人也好，都不是多宏大的叙事，多是业余边缘的杂说。看他的《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包括手头正在读的这本《好说歹说》，阿城聊得多是边角碎料的“常识”，一地碎屑的文化知识。他从小就读杂七杂八的书，形成了对常识的重视，乃至写作、活着的方式都很“常识”。

五

那天场面太过火爆，听得并不仔细，待事后梳理，才发现阿城讲的实在有趣。

文化是什么？很大的话题，阿城从小处讲。文化起源于自然和人的动物性，要从动物的本能看人的文化。文化与自然有密切关系，不同的自然条件有着不同的文化。简单地说，文化的“文”是相对于“武”提出来的，“文”是文明状态，“武”是自然状态，文明状态是有序的，而自然状态是无序的。 “文”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阶级和阶级的关系、集团和集团的关系、民族和民族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有序的、文明的。人作为人，要讲文明，讲文明就是有序。把文化当做“关系”理解，是文化比较原汁原味的东西，还没有产生异化或者变异。后来，文人一直把文化往“知识”方面引，忘掉它本来是讲关系的，变为“有知识无关系”，但文化不是知识，而是关系，包含着一系列的礼仪知识。

先秦周公时，“文”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看得很清楚。武王伐纣建立周政权，不像秦政之后有四通八达的通讯和交通、统一的文字，周政权力量本来比较弱小，比较拿得出手的，就是天命，即一种道义性权威。所以，周政权只能对周边地区进行实际控制，而对边远的诸侯各国是一个弱势中央。于是，周政权就派跟自己有血脉关系的人去当王。天道最重要的就是保护生命，维护好的秩序，形成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阶级和阶级的关系，集团和集团的关系，民族和民族的关系，天命是一种文明状态，就是“文”。

图片说明： 阿城《文化不是味精》讲演现场

第一任周王是周文王。征伐也好，礼乐也好，就是要形成或者维护“文”，周公要变夷为夏，改变诸侯各国蛮族，改变人的状态，从自然状态或者准动物状态，通过征伐、礼乐进入“文”的状态，进入天下大统一秩序。“文”相对于“武”而言的，“武”是我们的本能或者动物性，一直到现在，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一直会有动物性，所以，说人之初，其实是性本恶，恶是什么？就是动物性。文在一个道德的价值上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动物性需要不断被克服，“一日三省吾身”。儒家说了，道德就是不做禽兽，无君无父就是没有伦理秩序，是动物，做人就是克服你的动物性。《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是个引导性的，说好听的话，让你变好，把你骗得好了，但不能把引导性当真实，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为什么要引导，是知道人之初、性本恶，有动物性。

“文”的概念是人性，形成了一次觉醒，中国的中央集权好像一个政治国家，其实是一个文化国家。华夏蛮夷之辨，什么是华夏，什么是蛮夷，标准就是遵守礼仪，也就是“文”的规定，凡不守这个或者没有达到这个层次的，叫做蛮夷，达到这个层次，就是华夏，并非是种族的定义，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民族认同，不管血缘，而是文化认同，认同“文”的关系。 历史上一个帝王死掉了，会给个谥号，最高级是“文”，若是“武”就相当低了。汉武大帝，是武，相当低，却有人拿来歌颂。文是第一位的，与“文”差不多的是“孝”，很多帝王都强调说，本朝以孝为本，汉代官吏是举荐孝廉，孝是孝敬父母，廉是不贪。尤其孝，说明对自身的动物性约束得相当好，才能孝顺，动物身上没有孝这件事。这样的如果来做官，大家知道不会很凶，所以，是从“文”的角度来谈“孝”的。 “文”是在先天动物性的基础上出来的一个对关系的规定，例如定分止争，不能因为你力气大就把资源都拿走，要坐下来谈，形成契约，坐下来谈就是文。

讲到这儿算是开题定调儿，听众愈发安静，听阿城继续：文化是有基因的，研究动物获诺贝尔奖的劳伦斯发现，社会性的动物当中，是有“礼仪”的。两只公鹅会出现羞涩，羞涩是什么？羞涩是抑制你的攻击性。我们常说这人特别老实，见面大红脸，害羞嘛，其实，这样的人攻击性非常强。羞涩是压抑攻击性的，时见到女孩就脸红，因为性欲非常强，但直接对女孩出击是有危险的，所以会压抑住，压抑住就会脸红脖子粗，所以，女孩对害羞的人要警惕一些。

礼仪是从社会性动物中延续过来的本能，是让种族能够延续下去的机制。劳伦斯指出，礼仪的基础是先天的，他观察到鹅长到一定时候形成了礼仪，就是它的攻击性够了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劳伦斯关于动物攻击性本能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对于人类的攻击性和性欲，很多人想把肾上腺的分泌堵住，就文化了，不武了，就天下太平了吗？劳伦斯的回答是，人类的创造力在于他的攻击性，去掉了，就没有创造力。太监没有了攻击性，就变态了，激励创造的正是动物性，要合适地去保护它，有一个非常难拿捏的度。

另外，要对文化的异化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如果光讲文化，光讲对自然本能的束缚，慢慢地，创造性就会枯萎，文化背离了原初的生命力，走向了异化。比如周公立法，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做的，往下走时具体情况消失了，立法变成了压迫人的东西，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最后变成它的奴隶，就是被创造物给异化了。

配图107 宋要武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来源：《人民日报》，1966年8月

1966年8月13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问一个女红卫兵叫什么，她说“宋彬彬”，怕毛主席不清楚，特别说了一句话，文质彬彬的“彬”。结果毛泽东说，要武嘛，不要文，马上流传全国，全世界都看到了，非常清晰地做出不成文规定，不能靠文化，讲阶级斗争，就是要“武”（据说此人从此改名为宋要武）。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文”，有事找律师就行。法律其实就是文化的积淀，文化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文化。法律制度建立，核心的理念就是人性和平等，就是“文”。为什么禁止私刑，就是没通过法律，不能直接动武。我高考政审不合格，老师让考中专技校，这种歧视性的规定，就是用国家暴力作后盾的“武”。

文化异化了，可以杀人。李世民是很彪悍的，说动武就动武。为什么成了好皇帝，是掌握了政权以后听魏征的话。《资治通鉴》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怕皇帝不听话，就说好皇帝唐太宗有多听话。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否则天下非丢不可，掌握了政权的李世民停止了武力，耳朵听进去魏征讲的话了。孔子总是说，我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因为周公制定了一个礼法秩序，孔子很认可这个礼法秩序。孔子很清楚，只要制度好了，很多问题就能解决，要有一个针对武、针对动物性的制度，我们民族的延续依赖于“文法”制度，全世界各民族都是这样，任何一个现存的民族没有一个“文”的制度的话，存活不到今天。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美国宪法，他们建国二三百多年，有没有异化，如果有的话，通过什么机制去把它克服？晚清民初的前辈、五四的前辈，面对的是我们祖先文化的异化，如何达成返本开源的根本使命，是个问题。

最后要强调的是，文化不是做菜撒上点就有鲜味的味精，它应该就是菜本身。别的东西来做文化的味精可以，文化不能做别的东西的味精，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

六

汉人是可疑的，可没人敢说，或者说不明白，常说“崖山之后无华夏”，好像华夏一直都在，是那么回事吗？阿城讲事实，不急着下结论。爱国爱国，你得知道国家是怎么来的，不少人认为，汉族人当皇帝才是中国，其他民族当皇帝就不是中国了，果真如此吗？

沏杯茶，叼上烟斗，听阿城慢慢道来：从周朝讲起，孟子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周之前的商朝，实行分封制，有“商君夷民”之说，即封一个商人当君王，去管理那里夷人的民。商君夷民，不是汉君夷民。“汉”作为一个民族概念是汉朝以后才有的，这可能是对的。可孔孟儒学推崇的是周礼，跟汉无关。再往下讲，秦被称为“戎狄”，唐朝姓李，是皇帝赐姓，李家人生“虬髯”，一脸卷毛连鬓胡子，不是蒙古人种。唐太宗死前嘱咐“丧葬当从汉制”，生怕把他当胡人埋了。李家王朝的民族观念比现在的有些糊涂人开放得多，“皇家重用的军事大员安禄山是突厥人，史思明是波斯人，安禄山当时镇守的河北，通行胡语”。唐以后，宋朝的赵家是汉人，再往后就没有汉人当皇上的份儿了，“明的朱家是回族，族谱保存在美国”，清就更不用说了。以此论历史，那中国历史在公元1279年农历二月初六崖山就中止了，1912年中华民国算重新接上，如此，“二十四史”得有一半要从“中国的历史”中剔除出去。所以，某种廉价、庸俗的伪“爱国主义”，不过伪“大汉族主义”。

伪爱国主义好理解，不就是大汉族主义吗，怎么叫伪“大汉族主义”呢？“由汉族人持有的大汉族主义才是真大汉族主义，不是汉族人却拼命鼓吹大汉族主义，只能是‘伪大汉族主义’。你能证明你是血统纯正的汉族人吗？你会说口音纯正的汉族话吗？所谓北方话，其实是鲜卑语的变化。汉族其实是杂种。” 阿城说。

图片说明： 阿城 作者摄

这天正赶9月10日，教师节，不免想起孔子。据阿城所讲，我想教师节向教师致敬，也向两千年来的至圣先师孔子致敬。可汉朝以后中国人才称汉人，孔子是汉之前的东周人，肯定不是汉人。而周是西夷之人，与汉无涉，孔子也是西夷人。孔子的目标是恢复周礼，周礼不是汉礼，相当于西方普世价值，或马列主义，纯属外来文化。众所周知，汉朝后独尊儒术，就是把西方普世价值或马列主义当成了自己的文化。我们的至圣先师是个西夷大胡子，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其实是西方文化，所以，哪有什么汉族、大汉文化，都是杂交的人、融合的文化。从古至今，将错就错，中国人的发展史和世界史一样不纯不粹，多元共生，挺好啊。

尤其单一的国家的民族叙事，包括华夏，包括中华民族，是不成立的。中华民族是梁启超抄日本陆羯南的，日本呢，抄德国，本来好好的国族，楞译成民族，国族还是国民之族，民族反而是国家的了，邪不？茨威格说，民族主义是比一切主义还邪恶的主义。民族主义纯属人类思想实验室自我提炼的超级病毒，民族在现实层面是不存在的，可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仇恨分裂国民、残酷对外，十分有效。其实，不只汉族是杂种，经由唾沫实验，几乎没有一个纯粹的族群，并且你的基因里会有你恨和不喜欢的族群，甚至占了很大比例，世界都是个杂种，美丽的杂种，否则，直通阿玛蒂亚·森所指的“身份与暴力”，身份越单一，暴力性越强，越强调民族国家属性，越封闭，越暴力，骄傲即自卑，自卑即力量？

七

图片说明： 贺卫方与阿城

贺卫方与阿城，一个君在太学，一个我居荒野，虽曾有过一面之缘，太不过瘾啦。眼见着“老鹤东南飞”（贺卫方当年拟离京赴浙江大学就教）的日子快到了，特别想让阿城先生见识下这位法律界的雅士，便蓄谋已久地促成好事。奈何贺老师自从成为著名“嘴力工作者”后，一言之辩说动人心的足迹走遍天下，一时对不上时间。“没事，我等，只要贺老师有时间”，电话里，阿城不紧不慢，透着尊敬。阿城先生守得住这个静，他话语惊人，灵光一闪后便遁迹世外，待识得妙趣，感受他的气场，激动时便眉飞色舞地语告吾师卫方先生：“你们一定要见见！”

贺老师离京的消息越来越近，见面的事也变得急促起来，待确定好见面日期后，马上电告阿城：“贺老师一直期待着能够见您，他对您非常敬重。”

“不，贺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人。”

谁知最能守得住的阿城先生去了美国，时间又对不上了。转眼过了一个多月，估摸着该回来了，一约即成！

见面的日期是个星期天，是日也，天阴地暗，风雨欲来，电闪雷鸣中撼天动地，武侠片里的双雄会也就这阵仗吧。阿城先生开门，嘿嘿笑着，延入客厅，并不怎么说话，但能感受到他的气场在。房子曲折多姿，盆盆罐罐东倒西歪，杂乱无章，看不大懂，嘴里只说好，感觉很艺术。贺老师谦恭语迟，有畏大人、敬先生的矜持，我照例充当设置话题、挑动冲突的“阴险”角色，阿城老师就语流湍湍地开讲起来。宾主双方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坦诚而不充分地（时间太紧啊）交流着，家国之忧、历史钩沉乃至吸烟癖好，言无不尽，且欢且喜。

不一会儿，午至，出门随机选定一家湘菜馆落座。又聊，多周舵老师的时局、政治。贺老师听得多，不怎么插话，阿城也跟着周老师谈，仿佛戏说，有周舵的严谨解释，愈发神奇有趣，阿城总是视角奇特。倒是后生小子的我总是评点提问，插话拦截，无知的挑动反见得“共和国青年”的无教养，反衬着阿城、周老师、贺老师的教养。谈到教养，阿城讲过一个故事：赵树理家有很多外文书，可他的小说文章丝毫不提外国。他后来发表小说，父亲钟惦棐看到了，批评他在小说里提到了巴尔扎克、杰克·伦敦。

知道而不显出，是一种修养。

八

《棋王》轰动文坛时我正念初中，刚到当代文学门口，真正开蒙也是四大名著之类。及至青年，才由《约翰·克里斯多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飘到了张贤亮、贾平凹、苏童、刘震云、莫言。恰值青春期发作，壮志豪情做掩护，利比多释放才是重点，读得活色生香又浮光掠影。阿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了解，肤浅得知道一点儿，并没读过，只觉得是文学神殿里的一个，犹如见到今天的徐星、刘索拉、查建英，成名作是知道的，具体文字内容，写得如何，都是无知。所以，今日的交游，文学探讨的东西很少，都是一些表面的八卦，但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现阿城先生亦关注时政、法律，起初以为是插队知青留下的“政治病”，时间久了，又不是那么回事。他讲美国的好玩儿，好玩儿的是“随时可以到法庭旁听”，阿城先生曾经听过很多这样的审判。他的讲政治，多故事、段子，结论在叙事中。讲文化，也是信手拈来，在人与动物的习性中发掘案例，以为讲古，听着听着就入迷、发笑，去看看那篇《艺术与催眠》，很耐看的家常话。

如此，是不是我一方无知的揣度？他是解冻初开时就举着大旗游行的维权英雄，那一代人的在野抗争早开过当头炮，如今，公民老前辈依旧看着我辈打打闹闹，不露声色而已。

那年，“油画暴徒”刘小东于新疆创作，又有摄像记录跟随，阿城是小东好友，也是纪录片监制，于创作中朝夕相处，合作了许多次。我也通过阿城先生认识了刘小东，约酒吃饭，长谈过多次，总算对他们的艺术起了点好奇，尤其感受着他们的人生态度。

这日，刘小东记录：“阿城回京了，我担心劫机事件太危险（暗指乌鲁木齐7.5事件临近），劝他过些天，“七五”后再说吧。他说没事的，他们今年的经费用完了，不会再出事啦。”

九

自此便分别了，断断续续听闻一点他的消息，出版了《洛书河图》，又到美院开课。遥想那些听课的孩子和未来艺术家们，竟能系统持续地熏染亲炙，比我这道听途说的，不知幸福多少。这些年，江河逆转，乾坤颠倒，当年的一点点盼望早被绝望湮灭，整个社会的死气打倒了硬气，权力在集中，权利在退场，好日子成为过去，除了官宣的莺歌燕舞，身边的自由知识人被噤声，人权律师被打倒，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失语的时代无复表达，当年请他讲座的日子也成绝响。 这天刷视频，看到阿城说：所有的写作都要面对人生的绝望。

再见阿城先生已是新冠疫情中。幸有周励女士热心牵线，她是美籍华人，当年一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风靡一时，如今往来于中美之间，热心于与我等牛鬼蛇神交往。做东的是张大中先生，他的大中电器是惠及国人的名企，母亲是在“文革”中与遇罗克先后被枪毙的王佩英。所邀之人首推阿城先生，其次是贺卫方、雷颐、周大伟、荣剑、马国川诸君，都是为民主自由而战的独立学人。正值疫情当头，肃杀压抑之气弥漫社会，亿万民众如橡皮泥一样被政府蹂躏于股掌，错误的防疫政策伤害着每一个人，每天都是生不如死的消息。各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蛮横让社会露出狰狞残酷的面相，上海一个小提琴家竟因病痛不能出户跳楼自杀了，网格化的监狱式管理伤害着愤懑而绝望的人，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出头，他们说，人民生命至上。

酒是茅台、清酒十四代，座中豪英的家国之忧化成即席发言，限定在两分钟内，分别讲讲对时局的看法及感想。贺老师一贯重申着法治的必要性，荣剑老师在批左，雷颐老师的历史之眼洞若观火，马国川兄热衷日本经验，现在的中国太像昭和时代前期了，大家几乎一致地认为看不到希望了。轮到阿城先生，又是另辟蹊径的跳脱，基本不在我等悲情叙事中，各种设问、比附，好像跑题了一样，又让我们笑出了声。怎么说呢，不好，也不那么坏，端赖个人的秉性吧，描绘不出的洒脱，成了压大轴的亮点。我再度跑过去合影，对比当年，感慨系之。

图片说明 去国前再见阿城

一点点的交往，阿城先生不再是云端里的名士，不再是传说中的好汉，而是可感可知的师长。尽管生活的交集不多，深度的交流也谈不上，作为一个愉快的旁观者，点滴的印象里，阿城先生的见识、趣味总是引人注目。他的“语出惊人”，源自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广博的识见，常常令我等惯常的思维短路，像被电了一下似的，然后会心微笑。

阿城说屈原是国家级巫师，说王朔是个颠覆者，是先锋作家里的“另开一桌”，而他自己呢，气质、行头不显山，不露水，仿佛隐身武林多年的江湖高手，貌不惊人，极易忽视，却一剑封喉，出手不凡。尤其那种看透一切的安静，乃至一点点名士闻人的脾气，炭火幽微，意味深长。其实，他才是不被驯服的局外人，汉语表达里的另开一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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