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YiXi

童姥，公众号「女孩别怕」主编。“我们所做的这些微小的努力，哪怕能帮到一个女孩免于危险，那就值得。”一个女孩想要平安长大有多不容易呢？越来越多关于女性安全的案例被曝出，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家对女性安全问题日益增长的担忧。「女孩别怕」是一个做女性安全科普的公号，有一个栏目叫“女性安全指南”，它是女性安全话题研究室，基于科普和实践分析女性安全问题，为女孩自我保护提供解决方案。女孩别怕做了一系列关于女性安全的的科普，比如：如何识别黑中介、被家暴后怎么申请人身保护令，被拖欠薪资该怎么申请劳动仲裁，被性侵后该怎么保留证据；被跟踪尾随怎么办？遇到危险该怎么求助？当我们在困惑“这个世界怎么了”的同时，也期待越多越多的问题能够找到应对和解决的方案。“直到后来，我慢慢收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通过我们的科普，真的有人从黑中介手中要回了钱、从老板那拿回被拖欠的工资、从传销中逃出来、少买了那些所谓的骗人的智商税的产品……包括前面那个女孩在危险到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及时地保留证据。这些反馈让我意识到，我们所做的这些微小的努力，哪怕能帮到一个女孩免于危险，那其实就是值得的。”

胡立德（David Hu）佐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与生物学系教授。“首先，你得有个大冰箱来装所有这些便便。”胡立德据说是全世界获得过最多幽默科学奖的科学家。他在美国长大，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26岁就两次登上Science杂志封面。从地下实验室到巴拿马的雨林，他研究动物们如何巧妙利用物理原理，在不同环境中适应并进化。 他研究的课题包括：松鼠和蜜蜂谁的毛更多？苍蝇为什么老在那儿搓手呢？狗甩干自己身体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为什么大象和狗尿尿的时间一样长？袋熊的便便是方的，但它的肛门不是方形的，这是为什么？”怎么才能炒出一盘完美蛋炒饭？等等……他说他被问过最多次的问题是“你最喜欢什么动物”“这些研究到底有啥用，是不是有点浪费钱？”这次在一席，他打算好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注：因为疫情，教授无法来到现场，他将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家中为大家演讲。本演讲为很努力练习但可能不太好懂的中文演讲。

侯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往前走、超过1978年，中国人和土地、和资源的关系，国家动员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大庆的影子一直都在。”“我们都认为，我们的事业在边疆。……如果能用我们的双手、我们的青春和热血，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平地建起一座城市，不是比在旧城中修修补补要有意思的多吗！” 这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华在1962年的日记，几个月后，带着平地建新城的豪情，她和男友、同班同学杨被分往大庆——一个想也想象不出的边疆。迎接他们的，是寒冷的松辽平原和“坚决不建大城市”的大庆矿区。 此后的十多年，这对设计师夫妇在大庆改良干打垒、组建家庭、养育后代，在政治飘摇和未来的不定中，远离了自己的专业，远离了现代化大城市，也远离了曾经火热的理想主义。 把他们的故事放在20世纪的中国，你应该能察觉到某些共通之处。个人命运与国家叙事如此复杂地掺杂在一起，个体选择与集体塑造充满张力的互相争夺，当它们交织在一场事关国家存亡与否的“石油会战”中，进而演变为一种典范模式时，向前迈进的每一步，“与其说是一场喜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 我们希望这个小众话题可以提供一种视角——如果人不是一颗螺丝钉，我们该如何理解所处的环境以及决定个体命运的那些庞大结构。 “追求平等，城乡的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但是最后平等却被演绎成了整整齐齐、一模一样，否定了个性和选择的可能。这种以追求社会更大的福祉的名义，要求每一个人为此不断地做出奉献、牺牲，是有它的压抑的一面的。”

我是白，漫画作者。我是白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画起了漫画。 在他的漫画世界中，人物有时在高塔上默默地收集流星，有时在认真记录石头的声音，有时把云朵塞进棉被，轻轻地飘来又飘走。 小白认为画漫画是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在相同尺寸的格子里创造一小片时空，在这里编织一个个事件。画画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不错的表达方式，但如果要是问他为什么这样画，他可能会苦思冥想很久，然后告诉你：“大概是直觉吧！”“想象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也许一厘米所代表的长度千奇百怪，说不定还会有不以效率和方便为优先的文明存在，里边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度量衡去量各种东西。像这样一个把自己造的标准，偷偷地放到社会标准中的行为，我觉得很有趣，就画了下来。”

吴心越，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才可以培育同情与关爱，这是最后留给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中国正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奔向老龄化社会，而且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老龄人口，其中失能与半失能老人已经超过4000万。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机构养老与专业化的照护已经是一种刚需，民办养老院因此成为养老服务供给的主力。 这些养老院中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象？老年人以怎样的身体与心理状态度过薄暮时光，谁在从事具体而微的照顾劳动，照顾过程中又将出现怎样的伦理困境和难题？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吴心越在苏南一个县级市的养老院中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通过描绘一家基层养老院中的照护故事来理解为什么照顾既可以是一种为善的工具，同时也蕴含着暴力和伤害的可能性。 关心养老院也是关心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都终将老去，还在于一旦我们接受了出于某些善意的理由就可以合理地剥夺老人的一部分自由和权利，养老院就将演化为全控机构的雏形。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都应到被视为完整和独立的，他们的主体性都需要被尊重。“我们可以从新闻媒体、社交网络上看到不少养老院看护虐待老人的新闻，国内有，国外也有。虽然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个案，但它至少说明，照顾既可以是一种为善的手段，但同时也蕴含着暴力和伤害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我们不再把被照顾者当成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

周子书，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地瓜社区创始人。“我不想让我的艺术只停留在美术馆，而是进入社会，进入普通人。”六年前，周子书住进了望京的地下室。通过扫地，他结识了住在地下室的北漂青年。他发现人们需要的不仅是改善潮湿的地下生活环境，更需要拓展职业发展的可能。一次技能交换，连结了地下和地上的青年，吸引更多生活在地面上的人关注地下空间。2015年，他成立地瓜社区，图书馆、私人影院、健身房、自习室……地下室从廉价的私人居住空间，逐渐演变成多功能的公共空间。在央美设计学院，周子书带领社会设计的学生“养猪”，给猪设计玩具，帮猪找到快乐；跟踪雾霾检测员，把监测到的雾霾数据编成音乐；进入偏远乡村，帮助下岗的洗煤工人找到新的职业可能；把青岛的海带到沙漠城市，让南疆的孩子听见海声。他认为，社会设计带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真实的社会在发生什么，我们通过微小的设计去认识社会，而不是道听途说做设计。

张潇，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主任。“让每一位露宿街头的朋友获得被尊重的力量。”2014年，张潇和另外几名社工成立了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开始关注北京市三环内的露宿者群体。和风把夜里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称为“露宿者”，他们中有绝症或传染病弃疗患者、拾荒者、外来务工滞留人员、精神障碍患者、无户籍人员、原生乞讨者等等。露宿者是最难走近的群体之一，几乎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五年多的帮扶过程中，张潇和机构的小伙伴才慢慢了解这个群体。用张潇的话说，他们是一群被困住的人，被自己的身体困住，被自己的社会角色困住，被自己的一个心结困住。和风通过“野宿”去体验和理解露宿者的生活；对露宿者进行四季访问，了解他们真正的困境和需求；开展各种活动，帮助露宿者与社会建立更多联系。每一位露宿者的生活都像是一部《等待戈多》，他们的等待在我们这些所谓的“社会人”看来卑微又毫无意义，没有人能记住他们，他们甚至不能记住自己。然而，这个世界里他们却真实地存在过。

华方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这些数字背后，其实是地球亿万年漫长历史演化而来的丰富多彩的生命形式，是它们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烟火气，是在人类视野内外无时不在上演的一出出生态大戏。”从森林中采伐木材，在森林被伐之后的土地上扩展农业耕作，生产出的林业和农业产品通过供应链运往世界各地——这些被接受为人类生产生活必要部分的场景，背后其实是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寻找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平衡，是生态学家、保护科学家努力解答的疑惑。  对于生活在森林中的鸟类而言，伐木对森林结构的破坏会怎么影响它们呢？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到美国佛罗里达的长叶松林，华方圆深入森林保护的前线，探究伐木对森林鸟类御敌行为的影响，也亲历自然保护工作的复杂和挑战。东蓝鸲的养娃策略、黑顶山雀的精细语言、群起攻击天敌领鸺鹠的各色小鸟……自然界多样的生态面貌和丝丝入扣的生态关系，人类还只是窥见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待疫情尘埃落定、世界恢复运转，我们将更有必要思考我们作为一个超级物种的价值选择：“人类要以怎样的一种关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共存下去。”

郝晓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想让病人走最短的路看完病。” 17年前SARS爆发时，郝晓赛在小汤山建筑设计一线工作，是黄锡璆博士率领的设计团队中的一员。在作为医疗建筑师设计了十几家医院之后，她对医疗建筑的困惑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在医院里总是要走很多路？总是找不到方向？为什么我们的医院越修越大？为什么医院越修越大却越来越拥挤？为什么医院会成为一个治安事件频发的场所？有没有可能通过设计来降低治安事件发生的概率？为什么很多医院被“正确设计、错误使用”？一家医院不仅仅是一件建筑设计作品，它还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无论采用何种建筑形式、何种空间组织方式，最终它都将由一群人运转，为另一群人提供服务。而且这接受服务的另一群人，多数还是身心虚弱的患者。因此，什么是好的医疗建筑，如何通过设计来营造一个更好的就医环境，我们对于医疗建筑还可以有哪些美好的愿景，是郝晓赛在她的研究中试图解答的问题。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玛雅科潘遗址考古队中方领队。“玛雅王和祭司们不但杀俘虏祭祀，对自己也绝不手软。” “在那微雨寒冷的清晨，我坐在废墟最高的石阶顶端，托着下巴，静静地看着脚下古时称为‘球场’，而今已被一片绿茵铺满的旷野，幻想一群高大身躯在玛雅人正在打美式橄榄球，口中狂啸着满场飞奔。” 这是作家三毛笔下的科潘城。三毛的脚步到达科潘河时，这座往日“玛雅世界的雅典城”已经在雨林里沉睡了一千年。自发现后的一百多年里，无数人寻找它，走近它，渴望听到它的声音。 李新伟和同事们是新加入的找寻者，在科潘的五年，他们参与发掘了一座贵族院落。玛雅文明的温度、科潘小城的秘密，深埋在那些散落的石块中。 雨林里的青苔正盛，科潘河千年不息，玛雅人的世界不再寂寞。

周翾，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医师。“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些小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一小时就有四名儿童被诊断为恶性肿瘤疾病。2015年去世的孩子中有三分之一都经受了严重疾病的痛苦，他们生前都需要舒缓治疗。可是在巨大的需求面前，只有零星几家机构。儿童临终关怀无法为医院带来收入，反而会消耗大量人力成本，三甲医院很难挤出资源提供给临终病人。而且，即使在医疗工作人员中，仍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对舒缓治疗这一概念和学科认知不足。“舒缓治疗不等于放弃治疗，也不仅仅是临终关怀。”2015年3月，周翾创建了儿童舒缓治疗活动中心，两年后，又与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合作，成立了北京第一家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雏菊之家。“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我真正理解了「尊重」这个词。我们要尊重患儿，无论他多大，无论他多小。”

Yuval Robichek，插画家。“人际关系并不容易，我试着用微笑来面对它。”人们总是迷恋不属于自己的鲜花，进入关系时习惯小心试探，承诺的桥梁由泡沫组成，爱情的过程和自动售货机没有两样……这是以色列插画家Yuval Robichek笔下的现代爱情。“我的工作来自于我的直觉。”在Yuval的插画里，人们似乎永远无法互相理解。但在戳穿人际关系中的无力与荒谬时，他总会留一些空间给幽默和善意，因为“人际关系并不容易，我试着用微笑来面对它”。Yuval年轻时从事的是平面设计，后来在纽约学习「幽默艺术」，转行做了插画师，因为这样可以百分之百地表达自己。“我一直记得我的老师和我说：你无法变得有钱，但你会热爱每一天的生活。”

Uma Wang（王汁），设计师。“十年了，每一次还是如履薄冰。”2018年，《邪不压正》的上映让王汁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旗袍的演变为灵感，为周韵设计了十几套服装。今年是王汁的个人品牌 UMA WANG 成立十周年。早在2011年，UMA WANG就成为第一个进入米兰时装周官方日程的中国品牌。如今 UMA WANG 在全球上百家店铺售卖，其中包括巴黎的L'Eclaireur、洛杉矶的 H. Lorenzo、米兰的 Daad Dantone 这些曾深刻影响世界时装格局的买手店。从僧侣、芭蕾舞者、游牧民族，到庞贝古城的末日狂欢，再到墨西哥女画家Frida Kahlo的传奇一生，王汁经常实验多样的材质和印染手法，用面料的纹理去表达抽象的情绪。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之前的许多工艺都在消失，当设备取代人工的同时，也取代了服装最珍贵的内在，我想延续一种适合当下的人工工艺。”

魏艳，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东方的故事也可以充满悬念。”拜影视剧所赐，你可能知道很多大名鼎鼎的侦探，比如狄仁杰、包拯、福尔摩斯，甚至工藤新一。他们游走于黑白之间，在一滴血和一瓶水中抽丝剥茧。如果把时间往回倒一倒，回到他们在小说中诞生的时刻，你也许根本想不到这些经典形象经历过怎样的“制造”、“包装”，甚至是“改头换面”。而推动小说家们拿起笔的力量，有时候是“创造一个世界”，有时候是为稻粱谋，还有些时候，是一些个人根本无法掌控的庞大风潮。魏艳的学术方向是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兴起与传播，但这次我们准备请她“不务正业”，讲一讲你关心的那些事儿，比如：狄仁杰是如何“红”遍中国的、为什么写侦探小说是一种新潮、是不是每位名侦探都有一位华生式的助手，以及侦探小说到底哪家强。

王放，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没有真正的荒野。”近二十年来，王放主要研究野生动物如何应对急速变化的生态系统，而其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城市里的野生动物。荒野里的动物来到城市，迅速学习融入人类的世界，体型、智力、生活史等等都一一发生了改变。为什么貉会成为人们口中的狸猫妖怪？浣熊是如何把人类聚居地当成新栖息地，迷恋上了城市生活？为什么说城市让浣熊更聪明？哪些小动物会研究下水管道和门把手，安全进出民舍，又不会发出声音？我们阳台下面的裂缝、墙体的空隙、储藏室、桥墩、煤气管道、废弃的下水道里，谁在那里安了家？如果给你一支笔，画一座城市，怎么画我们才能拥有一只刺猬？城市兽类的数量和活动频率远远高过我们的想象，但另一方面它们面临的威胁也比我们想象得多得多。王放团队联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起了“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项目，邀请市民加入到城市生态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之中，因为“有黄鼠狼的城市一定也是对人来说更舒服的城市。”

“小商业才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的活力。”盛强，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一个大中型的菜市场到底对城市居民意味着什么？”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盛强从2005年开始在北京进行地毯式的调研和访谈，走访了全北京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菜市场。 一个菜市场为什么可以持续地在一个地方野蛮生长，而有些菜市场却总是开不长久？盛强通过实地调研，收集数据，试图去发现这些市场消失的规律和原因。 找到菜市场背后的选址规律之后，盛强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比菜市场更微小的商业上——自行车修车点。跟修车大爷聊天、通过实景地图精确定位每个修车点的位置。这些修车点野生选址的背后又有什么科学规律？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小商业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我始终认为有数据空间分析支撑的人生才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人生。”

孙旻焱，摄影师。“对于99%的人来说，我们都是生活中的路人甲。”2012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曾在国企待了超过十年的孙旻焱进入剧组工作，成为一名剧照摄影师。7年间，他经历了影视圈完整的鄙视链，从网络大电影、网剧、电视剧到院线电影，拍过的演员从百亿影帝到老艺术家，从小鲜肉到一线大咖。 后来他将镜头对准了片场中沉默的大多数——群众演员与普通工作人员。他们中既有临时从片场附近村庄招募来的农民，也有“横漂”多年的职业群演。他说：“只有解读了这些普罗大众的生活状态，才能真正了解当下的中国片场。” 在进入剧组之前，孙旻焱曾拍摄北京这座中心之城多年。对他来说，城市是一个放大的舞台，而片场则是一个浓缩的现实。 “这是一个遛鸟的北京大妈，我刚刚偷偷地把她的背影拍完，她转过身来问了我一句很奇怪的话，她说：小伙子，你知道这是哪吗？我说：您家在哪儿？她说：我家就在附近，但是我就这一段时间没来，今天来遛遛鸟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吴迪，Neuni Group创始人，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教授。“在材料的世界里，废材也是英雄。”材料的故事，是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故事。树皮可以织成鞋子；大象便便能造纸；混凝土也能变身高定服饰；棕榈叶、蘑菇、细菌都可以成为皮革。咖啡渣、矿渣能砌成砖，染错色的布料能组合成充满生机的地毯。在材料的世界里，废材也是英雄，错误也能变成一个美丽的意外。 吴迪创立的Neuni集团，建立了亚洲最大的新材料库，拥有超过10000种来自不同领域的创新材料。他们跟全球的设计师和品牌合作，让更多新材料得以应用。他们也自己动手研发，为了研究生蚝壳，他们几乎吃遍了全上海的海鲜餐厅，之后每个星期，他们会把这些餐厅寄来的吃剩的壳子磨成石、磨成砖。 材料，需要触摸，需要用心感受，语言很难言说出它全部的动人之处。但他们还是打算把一部分故事讲给你听。“我们发现现在的市场、现在的社会都是很焦虑的，一方面我们不停地去消费一些很便宜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创新力是不足的。我刚刚说的很多，细菌便便也好，大象便便也好，虽然听上去很好笑，但是我相信是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启示的——就是我们现在要更慎重地去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来构建我们的社会。”

“没有鸟鸣，关上窗吧。”声音碎片是一支成立了17年的乐队。从2002年的第一张专辑《世界是噪音的花园》开始，声音碎片就透露出迷幻的艺术气质。从2002年到2008年，声音碎片一共发布了三张专辑。2008年《把光芒洒向更开阔的地方》之后，他们几乎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11年后，声音碎片归来，发布了新专辑《没有鸟鸣，关上窗吧》。这似乎是从青年向中年转换之后的一次回归。主唱马玉龙说：“三十多岁是人生最尴尬的阶段，青春岁月过去了，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写歌。”

冯梦波，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很多不了解的人觉得我用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设备，炫技。其实我是一个有古典情结的人。”冯梦波是中国最早运用电脑科技的艺术家，1996年，他创作了国内第一件多媒体互动作品《私人照相簿》，此后创作了一系列以电子游戏为媒介的互动艺术。近年来，他又有意识地和如日中天的新媒体保持距离，潜心研究那些被遗忘的文化资源，从中汲取养分进行新的创作。2017年，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开创了媒体考古研究室，今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连环画《童年》。冯梦波的兴趣极广，酷爱收藏的他认为艺术既生活，收藏也是创作。街机、模型、合成器、立体画片、黑胶唱片、古旧电脑……这些收藏和收藏背后的有趣故事像拼图一样，慢慢地呈现出一个艺术家的灵感来源和成长经历。

真·凤舞九天，《疯狂化学》《实验室的魔法日常》系列科普作品作者。“化学的核心是反应，我想让人们真正抛开一切公式，去直接面对化学最美的瞬间，从而对化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大多数人对化学的学习开始于初三，结束在高考。四年时间里，除了老师在课上演示一些温和的反应之外，主要都是在背元素周期表，配平化学式，解工业流程题。  2011年，真·凤舞九天以高考化学满分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系，想着把所有试剂捐给学校，同时再做一遍有趣的实验录个片子，来告别化学生涯。结果《疯狂化学》在网上火了，之后两年他又连续出了《疯狂化学1.5》和《疯狂化学2》。化学实验有时候就是简单地变个色、放个热、沉个淀，却有人为此着迷了一生。甚至有些实验仅包含两三种物质，其反映结果也至今未解。正是这些未解之谜推动着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去揭开这个世界运行的奥秘。“这个实验我做过好多次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以这个形态出现。这个像不像游戏里的所谓世界树一般的存在？我觉得在那一瞬间，我拍摄到了星空。”

翁昕煜，设计师。“当这些品牌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也是中国设计师的成长机会被蚕食的时候。”在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产品设计专业毕业后，2015年，翁昕煜和艺术家海悦共同在柏林成立了YUUE设计工作室，希望“通过设计重新想象日常”。 “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拥有经过精心设计的、标准极为统一的‘舒适度’，这样，10000个人可能共用一种规定的舒适。当然带来了一些便利，但仔细想想，真是无聊透顶。可不可以从相反的方向去想，做一些不那么好用的产品？它甚至需要每一个人主动去跟它互动，根据每个人的互动方式带来不同的思考？”Balance是一盏为沉迷手机的人设计的灯具，只有把手机放入灯杆尾部的凹槽里，灯泡才会自动点亮。人形落地灯Angry Lamp会“观察”人们怎么使用能源：如果环境太亮，或者人们忘记关了它，它就会“吧嗒”一下把自己关掉。还有一个试图“自杀”的悲剧的钟Time Killer，以及时间久了屏幕就会开始模糊、需要触摸才能恢复清晰的相框…… 这是YUUE最开始为人所知的“良药苦口”概念产品，像是下给生活的一剂“苦”药，却又埋藏着设计师的善意与温度。2017年他们被德国AD Germany杂志评为“Top 50德国设计师”。

王芳，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因为流动，我们被打碎成一颗颗原子，主动或者被动地投身于高歌猛进的时代激流中。”如果真有一种上帝视角，把现代社会每个个体一生的行动轨迹标记出来，那么将会看到一个个渺小的身影从一地到另一地，频繁更换住所，调换工作，寻找机会。据统计，在一线城市，平均有超过八成的人曾在过去一年内搬过家。如果将视角移远，全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人离开家乡，外出闯荡。居住流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不仅改写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重塑着我们周围的社区和环境。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再像上一辈人那样，在同一片土地上成长、求学、工作、生养后代。我们离开熟悉的邻里，住进邻居多半是陌生人的高楼里；隐藏起乡音，应对每日的工作生活，并遵守新的行为规则。 当这样的生活方式日渐普遍，居住流动会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哪些影响？曾引起广泛讨论的“道德危机”究竟和流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在一个高居住流动性的环境里，人们会如何权衡个人与公共利益、长期与短期利益？长此以往，如若信任瓦解、欺骗横行，会最终表现为特定的人格特质吗？一个频繁搬家的人如何看待制度与关系？放眼人类文明的浩荡进程，居住流动又意味着什么？ 王芳长期关注居住流动问题，通过调研和实验，尝试以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专业视角，探索居住流动的奥秘。“各种社会乱象，包括欺骗，包括暗黑人格，可能都和居住流动性有关。”

“如果你选出柜而不是骗婚，就会迎来出柜审判十二杀，游戏中最激动人心的环节。”黄高乐，独立游戏开发人。我们生活在由异性恋主导的社会中，异性恋的童话故事、动画片、影音作品充斥在主流媒体中。2000年前后，国内出现的同性游戏，大多将同性恋者视为戏谑的对象。青少年难以找到严肃的题材去了解他们并正视这个身份。基于这些现实，黄高乐和团队制作了一款游戏，在这款游戏中，玩家以凌浩（谐音“零号”）为第一视角去体验一个性少数者的一生。黄高乐在游戏里加入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真实遇到的情景：少年时期的自我认同、成年后向家人出柜、面对家人的质疑该如何作答、出柜后选择骗婚还是直婚……游戏里的理念和观点几乎全都来自社会学著作。在社会学的理论依据之下，他找到一种可以被公开表述和传播的方式，通过游戏的形式将他们的生存困境表达出来。他希望这款游戏能对迷茫中的青少年有一些指导意义。“希望能让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

“90%的罕见病无药可冶，我们能否用基因编辑做些什么？”杨辉，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唐氏综合症、渐冻症、地中海贫血、血友病、红绿色盲、白化病、侏儒症、早衰症、先天性失明、亨廷顿舞蹈……目前全球已知的罕见病有7000多种。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罕见病在中国其实并不算罕见。而真正罕见的，是能有效治疗罕见病的药物。目前，95%以上的罕见病没有任何治疗的药物，绝大部分的罕见病人和家属只能承受先天性疾病所带来的一切。超过80%的罕见病的都是单基因遗传病，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通过基因编辑手段研发出针对特定罕见病的基因药成了罕见病患者的希望。2017年，杨辉开展了一项研究，第一次证实了性染色体和常染色体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特异性消除，这个技术或许在未来有助于治疗唐氏综合症。也正是因为这项研究，之前专注于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的他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罕见病患者。“接触到罕见病患者前，科研对我来说只是兴趣，现在变成了我的使命。”

“我们能不能用人工智能去找到并帮助那些有自杀风险的人。”朱廷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2012年，一位微博名为“走饭”的网友自杀，在她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条微博下，每年都不断有人留言，到现在已经有了100万+的留言量。在中国，仅有7%的自杀者在其生前曾经求助过。而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死亡的首要原因之一。2013年，研究计算机网络心理的朱廷劭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不同自杀可能性的用户与其他用户在微博行为和语言表达上存在怎样的差异？有没有可能通过网络数据的分析，主动找到他们并对其干预？2017年，朱廷劭团队的在线自杀主动预防系统正式上线，通过微博网络数据的分析，计算机会自动识别出有自杀意念的人，并主动发送信息，告诉对方可以寻求帮助，如果有回复，后续再由志愿者与其沟通。“不可能靠我们解决自杀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给自杀者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尊重每个人对生命的选择，但是我们更敬畏生命。”

张克纯，摄影师。“我的摄影是想记录下变化的后果，再看一看渺小的个体在面对不安时，如何寻找自身的归宿。”十年前，张克纯背一台大画幅相机、骑一辆折叠自行车，开始拍摄黄河。他每日往返于城市与黄河岸边，以冷静的旁观者身份，疏离地凝视黄河两岸的人与风景：向沙漠抽水的人、站在广告牌上的人、粉刷河中房子的人、煤场里的佛像、冷却塔下的白鹿……在他的摄影作品中，黄河不再是被崇高化的符号，而是和周遭相关联的鲜活风景，以及个体生存瞬间的见证者。这组名为《北流活活》的摄影作品最终夺得法国阿尔勒发现奖。在此基础上，张克纯又创作了《山水之间》。在这个系列中，他将自己与被摄者做了“置换”，在每张照片中，都有他自己站在大背景中的渺小身影。平静的画面，看不清面孔的人，却始终流淌着一丝不安，犹如平静水面底下的暗流，像是一声诘问，又似自我安慰。张克纯从来不是热切的参与者，而始终选择站在远处，保持恰好的距离。记录的同时，他不止一次怀疑：现代艺术如此多样，却为什么总是在表达痛苦？他要完成的，无非是直面烈日一般的焦灼不安，把暗影留在身后。

李秀保，海南大学教授。“目前尚未找到一种能够大面积、快速修复退化珊瑚礁的方法，有些区域甚至根本无法人工修复。”全世界的珊瑚礁正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退化。2017年，澳大利亚海洋学家连续第二年在调查中对大堡礁做出了令人悲哀的观察结果：2300公里长的大堡礁中段部分许多单个珊瑚礁出现严重白化。我国广东、广西、海南等近岸珊瑚礁的珊瑚数量也减少了近80%。李秀保是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曾多次作为首席科学家带队参加南沙、西沙和海南岛的珊瑚礁调查和长期监测，也在无法自然恢复的珊瑚礁区域“种植”珊瑚。在整个南海海域，我国科学家移植培育的珊瑚面积已达10万多平方米。

郭敏，交通工程师。“我们的交通设计为什么会背离它的初衷，一步一步成为了老百姓的绊脚石呢？”一个人的一生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路上。我们在城市的马路上行走，乘坐各式交通工具，遵守交通规则，希望道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然而在我们行走其间的街道、转乘的地铁站、公交站、火车站、飞机场，在我们按照路牌的指示找路时，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扰：为什么行人过马路时明明是绿灯，却常被转弯的车辆阻挡？为什么有些城市的街道宽阔气派，行人却无法享受便利？为什么地铁站的转乘总是那么漫长？为什么一些道路成为事故多发区？怎样的道路设计才是合理安全的？除了设计原则和交通规则之外，设计者应该如何为使用者画像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科技除了帮助我们改善路况之外，又会增添哪些新的苦恼？ 在从事交通工程工作的25年时间里，工程师郭敏长期观察和实践城市道路设计，尤其致力于透过表象找到妨碍交通安全的本质原因。他希望在设计者、执行者、使用者多方合作互动的交通领域，让常识被了解，需求被听见。

殷越，手作艺术家。我们随时可以选择创作，拉近艺术的距离，拉近人的距离，拉近和自己的距离。从电影学院动画系毕业后，殷越没有成为一名动画从业者。临近毕业时，她偶然在网上看到日本艺术家制作的羊毛毡，被深深吸引。当时，国内几乎没有羊毛毡艺术，殷越便独自研究羊毛毡。她的作品主要以动植物为主题，其中最为出名的是蘑菇。2016年，她的个展“指尖的造物”在东京代官山画廊展出。蘑菇头、小胖腿，每只蘑菇小人都散发出独特的气质：怯懦的、勇敢的、自信的……这些也都是殷越自己内心的外化。今年是殷越用羊毛毡创作的第十个年头，她开始做一些大体积的动物。“白”是今年的个展主题，无助的象、不安的变形猫、骄傲的猴子、宁静的鹿……每件作品耗时两三个月不等。“投入时间慢慢把感受灌注在造型中，是最好的疏解。”

张剑，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教授。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痛点”成了流行词汇。生活设计工作室的指导教师张剑发现设计专业的学生也总是在找痛点。可是，为什么一定非要到产品让人“痛”的地步才能做设计呢？为什么不能让平淡、无痛的产品更舒适、更富有情感呢？生活设计工作室的志向，是着眼于小处。他们总是洞察身边那些最普通、最琐碎的日常，在司空见惯的地方做点不一样的事儿——让酒瓶能顺利平躺，让花盆能跟着花儿一起长大，让纽扣更贴合手指的弧度，让盲人阅读的时候也能划重点……成立九年来，工作室的师生囊括了德国红点奖、iF奖、博朗设计奖、美国 IDEA 奖等多项大奖。如果给酒瓶带上绅士的领结，如果掉落的花瓣都能被接住，如果日历上会留下像水流一样的痕迹，如果你能靠在墙上的云朵上看书，如果拨浪鼓被摇动成夜灯，如果牵线气球有手掌，如果你凝视时间的时候，时间也凝视着你，生活是不是会多点儿意思？

钟永丰，作词人、诗人。  “多么希望我那十八二十时的无聊青春是浸在唢呐、八音、北管，或泡在某个对着时间长倒刺的村落传统里。但一切晚了，现代化潮涨、摇滚乐像可口可乐，甜水里掺着毒药。”钟永丰出生于高雄美浓——台湾客家文化保存最完整的社区之一。1998年，他跟林生祥一起开始以概念专辑的方式进行创作，从交工乐队直到现在的生祥乐队，永丰用客家话写词，生祥谱曲，将社会议题融入音乐创作，一路延续至今。 在创作每张专辑的过程中，钟永丰都会进行大量的访谈、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你的第一首歌已经累积了20年，炉火纯青，很自然地就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好的方法，长不出新的翅膀，就没办法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他写外籍新娘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故事，“无根无底”，却要“像花生种土中”，让孩子生根又发芽；他写乡村的边缘人、到处游荡的精神病患者“无茶饮，邻家奉，无饭吃，讨饭食，父母没空，土地公疼”；他写农村青年在城市奋斗无望选择回乡时，请求土地公“把路灯都熄灭，让左邻右舍都入睡”。他写台风过后，一个骑着车、载着树苗，在九年间种下四千多棵树的种树人的故事。 他以《临暗》和《种树》两次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当巴黎、伦敦发生恐怖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哀吊这些去世的人，全世界的主要政治人物都站出来指责暴力。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更大的暴力，可能千百倍于前者的暴力，是发生在这些施暴者身边的人身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恐怕就是发生在他们的‘兄弟姐妹’身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明珂开始从事羌族的历史研究。「羌」存在于文献，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但一群人可以迁徙一千多年仍然是一个民族吗？他无法附和近代史家建立的绵延三千年的羌族史。1994年起，王明珂进入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在这里，他听到了有关「毒药猫」的传说。这一传说与欧洲女巫有着相同的主题：有毒的女人到处害人。王明珂借此研究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仇恨、偏见与猜忌。我们因何感到恐惧？我们为何施予暴力？今天，我们仍生活在封闭的群体认同下，「毒药猫」依然存在。孤立让我们畏惧外在世界，我们也想象毒药猫来孤立自己。“当人们处于封闭的群体认同中，因恐惧、猜疑而集体施暴于代罪羔羊的现象不会消失。”

“他们在贝加尔湖非常孤单地守望了两三万年，终于等来了谁呢？等来了我们的祖先。”王传超，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对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古人遗骸进行DNA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重溯祖先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末，遗传学家就提出“现代人晚近走出非洲”的学说，认为现代人是20多万年前在非洲进化而来，在5万多年前走出非洲、迁徙扩散到了世界各地。那么，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东亚人从哪里来？我们也是走出非洲的后裔吗？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在染色体上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是本土一直演化的，还是中间经历了很多变迁，发生过不同人群的大规模替换？ 现代人的DNA信息已经无法解答这些疑惑。而古DNA，作为人类尚在破解的神秘密码，记录下了历史时期古代人类的迁徙足迹。如何从考古材料中获取古代人群的DNA分子，就成了解析古今各大族群起源、迁徙、演化和混合的关键。王传超通过比对和搜集古今族群DNA样本，为我们解析东亚各个人群的遗传密码。“我们从几十万年前一直讲到几万年前，再讲到几千年前。这些例子其实都告诉我们，今天的我们是过去的人群不断混血的一个结果，过去的人群同样也是过去的过去的过去的人群，经过不断混血的一个结果。”

伊藤诗织，记者，《黑箱：日本之耻》作者。“在日本，女性公开承认遭受性侵不可想象，我并非勇敢，只是别无选择。”性侵的案发现场，隔绝的私密空间，被称为“黑箱”。当这个黑箱被放置在性别观念传统的社会当中，揭开黑箱之时所显现出的法律体系漏洞、社会认知的漠然就尤为惹人注目。伊藤诗织便是黑箱的挑战者，也是日本第一位公开长相及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对于伊藤诗织而言，遭受侵害时身体与精神的痛苦只是开始，之后漫长的问询、起诉、权力的介入、媒体公开报道之后公众的质疑、舆论的暴力与威胁，才是一连串无力阻挡的海啸。身为一名怀抱新闻理想的记者，伊藤诗织在经历了迷茫与挣扎之后，决定召开记者会发声，将自己的身份及掌握的信息公之于众，此举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关注。在她的推动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成立，日本全国增设41间强奸危机中心；时隔110年后，日本首次对刑法中关于强奸的部分进行了修改，法定最低刑期从3年增至5年，男性也可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在BBC拍摄伊藤诗织的纪录片《日本之耻》最后，诗织说：“我感受到了变化，这一切都是从人们的行动开始的。”

“过去认为这个鱼类3.6亿年前已经灭绝，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它的一支变成了人类。”朱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从鱼到人，是一个跨越数亿年漫长历史的生命故事。为了解开这道谜题，古生物学家们必须经年累月，在山岭之间、戈壁之上，寻找古代生命的证据——化石，以填补生命演化过程中“缺失的环节”。人类能够像今天这样直立行走，经过了哪些重要的演化事件？早期脊椎动物的起源和演化过程是怎样的？远古鱼类的登陆之途如何曲折？在人类的骨骼器官和鱼类的身体结构之间，存在着哪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能从古生代鱼类的化石中找到哪些演化证据？作为国际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朱敏的野外考察足迹遍及我国西南、西北各大省区，在不断发现新化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古生代鱼类的各大主要门类，填补了古生物学这一基础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我们说从鱼到人，这个生物演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历时长达5亿多年。”

“每个人都会找一座山去爬，你也需要找到这么一座山，哪怕是一座小山。”郭亮（小棉花），独立游戏制作人。从工科大学毕业的郭亮从小热爱绘画，他原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绘本画家，但画过的几本绘本都没能出版。2012，郭亮开始尝试自己制作FLASH，独自摸索出了《卡卡大冒险》和《反重力卡卡》这两个游戏，从此一只脚踏入独立游戏的圈子。 2013年，郭亮和朋友蛋蛋一起制作出解密游戏《南瓜先生大冒险》，获得了IGF CHINA独立游戏大赛的最佳美术奖，还获得了游戏开发平台UNITY举办的游戏创意大赛最佳2D美术银奖。同年，郭亮成立“胖布丁工作室”，制作了系列游戏《迷失岛》《迷失岛2时间的灰烬》《迷失岛3宇宙的尘埃》和《迷失岛前传》。这款游戏上线之后被众多玩家喜爱，苹果公司甚至在做户外广告时，把《迷失岛》的图标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有一天有个成员忍不住问我，棉花，为什么你以前一个人做游戏的时候就特别地顺利，一个人都能把游戏给做出来，我们现在一群人，已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了，这个游戏一点进展也没有？所以我回去就在反思，为什么呢？”

“ofo和摩拜陆续撤走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享单车时，我的第二次机会来了。”丹顿温（Than Tun Win）公益项目 LessWalk 发起人。 丹顿温出生于缅甸，从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缅甸创业。“缅甸现在有很多社会问题，民族武装、毒品……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教育，没知识是很恐怖的。缅甸农村的辍学率很高，一个原因就是步行太久，每天走路两三个小时，你想想看，谁想读书？如果有台单车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2018年共享单车热潮开始退去，大量自行车被废弃，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机会”——不会再有这么便宜的自行车了，如果能将这些单车捐赠给学生，不仅解决了他们上学难的问题，还可以把这些弃置的资源重新利用起来。 2019年6月，通过一部分捐赠，LessWalk以低价收购了1万辆废弃共享单车，经过改装的单车正在被陆续发放给缅甸乡村的学生。“1万辆自行车，说实话，像是往大海里撒盐，我们能做的太有限了，但是总要有人开始的。有人迈了第一步，就可能有人走第二步。” “现在荷兰、日本、中国，很多国家都想送我单车，他们想把车捐给柬埔寨，捐给孟加拉，捐给非洲，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最大的核心在于重新利用跟重新分配，这个课题未来能在很多方面发展，不单单是单车。”

“自从有了这些神仙的加持，我们这个桥的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邵长专，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博士生。2010年，邵长专在云南看到当地村民用竹子搭的简易桥梁，这次偶然启发了他：竹子能否作为一种现代建筑材料？ 在中国南方，竹材资源丰富，生长迅速，柔韧性好，但要想在现代建筑中派上用场，除了要克服耐久性差、易腐蚀虫蛀等天然不足，还要解决快速装配、工程造价、后期维护、融入当地环境等诸多难题。 近十年来，邵长专和团队一直在做这件事。无论是重庆的两座现代农村竹桥、北京世园会的“竹之眼”展馆，还是计划中的灾后临时避难场所，他们对竹结构的设计与改良，不仅是材料和结构本身的探索，也是提升农村活力、复兴农村经济的一种尝试和探讨。“它的受益人群，可能只有三五户，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三五户都已经搬出来了。所以对于这种只需要管个十年二十年的桥，是不是都修混凝土的桥、钢桥，是不是都要管五十年、一百年？我看也未必，竹子在这种区域也许是一种选择。”

“冰岛火山喷发三年后，后晋灭亡了，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非常有意思的因果关系。”费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大约两千年前，希腊的普鲁塔克等人发现，公元前44年的埃特纳火山引发了罗马、埃及的饥荒。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关注并记载了火山——自然界喷吐岩浆与浓雾的庞然大物在人类社会留下的痕迹。930年，冰岛埃尔加火山持续喷发，引起的气候异常在爱尔兰、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埃及等国均有记载。942—944年，一场空前的旱灾与蝗灾及其引发的灾荒席卷后晋王朝，可能也与此有关。946年前后，吉林长白山天池火山大规模喷发，但其确切喷发的年代和气候效应仍留有诸多未知。1600年，位于南美洲秘鲁南部的怀纳普第纳火山轰然喷发，导致秘鲁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在整个17世纪都没能恢复元气。随后几年内，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霜灾饥荒，长江中下游地区也经历了凉夏和寒冬。“如果仔细聆听，火山也会说话。”

罗朗（Michael D. Rosenblum），主厨、作家。“有一天，我在热菜厨房，就是炒菜的那个地方歇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一个小包子怎么会这么难做？结果那个大厨他就回过头说，因为你不是中国人，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国家的食物，你现在不会，你永远也不会。我就想，环境可能确实很重要，如果我想真正地去学习中国传统的东西，要理解这些概念，我还是要回到中国。”“我有意让自己深入偏远地区，去寻找那些不依赖现代科技和工具制作食物的人们，收集了大量的手工艺食谱……我所有学到的中国民间小吃的手艺都是普通人教给我的。他们都不是什么大厨，可能是一个老奶奶，也可能是一个孩子，但他们告诉了我什么是民间的味道。” 在随后的20多年里，罗朗走过6个国家，曾在纽约的米其林餐厅、中国顶级五星级酒店和美国驻华大使官邸担任主厨。 “在中国的十几年，最令我难忘的地方就要数逛过的菜市场了，无论是宁夏市场里宰羊的老回民，还是贵州韭菜坪赶集时见到的手工烟斗和烟叶。我至今都能随时回忆起四川内江菜市场上卤肉和豆瓣的香味。”

“我们吃辣的能力在全世界处在一个什么水平，大家心里有数了，那各个省吃辣的情况怎么样呢？”曹雨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辣味，作为一种痛感十足的风味，拥趸甚众，风靡世界。在中国，川菜、云贵菜、湖北菜、湘菜，更是以层次丰富的辣，火速占据各大城市的街巷。让人欲罢不能的辣椒有着古老的历史，美洲人将辣椒作为食物种植的历史可追溯至7500年以前。 辣椒是何时进入中国的？为什么食用辣椒首先发生在贵州？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中国人真的能吃辣吗？除了食用之外，辣椒又承载了哪些文化隐喻？它与阶层、饮食文化中的谱系有何关联？辣味流行背后，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辣椒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东南亚，一路来到中国——回溯漫长的辣椒传播史，可以一窥作为饮食文化的食辣开枝散叶的故事。

张普洪，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中国）副所长、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中国的调味品仍需11-17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英国调味品含盐量当前的水平，更确切地说，老抽需要2-3年，豆瓣酱和醋需要24-36年的时间。”百味盐为先。盐，这种被称作“细小却无暇”的白色颗粒，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紧勾连。受传统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食盐摄入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过去40年间，成年人平均每日盐摄入量持续在10克以上，高于世卫组织推荐量的两倍以上。过多摄入食盐会引起血压升高，导致中风和心脏病，而在中国，近40%的死亡是由中风和心脏病引起的。“中英减盐行动”是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和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等多家机构的合作项目，希望通过科学研究，针对家庭烹饪、外出就餐、预包装食品等食盐的主要来源，开发一系列减盐措施。据估算，我国因高盐饮食导致的死亡已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2.6%。减盐，已被全球公认为最具成本效益的慢病干预策略之一。研究显示，如果全球盐消费量减到建议水平，每年可以防止250万例死亡。“我们到很多地方做项目，接触过的区县一级的卫生局领导里，支持减盐的连一半都没有，很多人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减盐。可惜平时见面，局领导来了打个招呼，聊一聊就走了。我没有机会坐下来把盐的危害跟他们讲清楚。我希望这个演讲能传播出去，让局长们也有机会看到。”

Storm Xu（徐风暴），喜剧演员、喜剧联盒国创始人。“你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吗，你要很认真地做喜剧才能搞笑，这是最搞笑的部分。”Storm第一次接触单口喜剧是在十五年前，单口喜剧对于真实的表达抓住了他。“它鼓励你，有什么想法就去表达，只要是真实的，不是邪恶的。邪恶的也可以，主要是怎么去表达。有些大家认为三观正的并不是三观，是人云亦云，我把真实放在第一位，把大家认为的三观正不正放在很后面。”2012年，Storm 通过开放麦第一次登台表演。开放麦是一种对任何人开放的喜剧表演机会，只要报名就可以上台表演。直到今天，他线下表演超过了2000场。2014年，他创立“喜剧联盒国”，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把单口喜剧推广给更多的人。就在10月初，Storm成为第一位登上国际级喜剧舞台“Comedy Central”的中国演员。“单口喜剧既可以是 George Carlin 那样批判性的，也可以是像 Jeff Dunham 那样拿着木偶表演的，它有无限的可能。”

蒲慕州，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好的言语比宝石更难得。”对西方人来说，埃及是想象中的理想国度。拿破仑出征埃及时带上了一大批学者，这是他伟大计划中的重要筹码；柏拉图认为，埃及是最古老、与神最接近的国家；在希罗多德笔下，埃及人则是掌握了通往神秘国度之秘密的智者。我们都曾耳闻有关金字塔和木乃伊的传说，巴黎卢浮宫前、拉斯维加斯大道上，也盖起了金字塔造型的现代建筑，埃及似乎是一种极致的象征。真实的古埃及是怎样的？文明的遗迹可以告诉我们古人的生活与希望、快乐与苦痛吗？那些倾颓的还能复兴吗？文明真的会消亡吗？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今天，中国为何关心古埃及？19世纪，法国学者尚保荣第一次成功解读古埃及象形文，从此埃及学成为了一门庞大的学科。蒲慕州1984年获得埃及学博士，是少有的对古埃及和中国都有研究的历史学者，开创了比较古代史研究的先河。“在埃及文里，羽毛就是真理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的心和真理必须是同等的，这代表你没有说谎，没有做任何坏事。这样子你就可以通过审判，在那个死后世界过上所谓幸福的日子。”

宁卉，国际新闻记者。“屏蔽掉大人物，有时能帮助我来定义，我想要成为一名怎样的记者。”报道“不重要的人”，似乎一直是宁卉做跨境记者以来的主要命题。过去四五年的时间里，她去过三十多个国家——厄瓜多尔、刚果（金）、莫桑比克、保加利亚、波兰、波黑、捷克、墨西哥等等。在美墨边境的小城诺加莱斯，她记录那些每天穿“墙”而过的人们；她去非洲大陆莫桑比克的中国木材厂，采访那些一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却只拿最低工资的非洲工人；她走近“消失的”两百万卡塔尔外籍劳工，书写他们在石油大国的打工故事……当国际新闻记者涌向宏大的国际议题的时候，宁卉却另辟蹊径，选择报道边缘国家的小人物——“透过极小的团队合作，以个体记者的视角，用重现场、长特写的方法来写故事，并且能隐约指向更大的讨论。”“我们总是依赖有名和重要的人，来解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件，但明明他们口中的世界大势，都是会影响到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呀。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和他们故事——某个地方的某些人的生活，正在被一些看似抽象的、不可逆的并且远远大于他们个体生活范围的趋势裹挟着走。只是，他们是怎样被裹挟的呢？”

黄晓丹，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诗人用作品呈现自身的困境和绝望，同时也将他们抵御绝望的能力贯注在诗歌中。”黄晓丹在江南教中国古代文学。春夏之交，讲到陶渊明《停云》中的“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窗外，雨住了，两只白头翁在窗前的腊梅树上梳理羽毛。除了有如神助的“感应”瞬间，古典诗词中流淌的兴发感动让她确信：理想中的自由并非空中楼阁，它不仅真实存在于古人的日常坐卧，还能让后世与之偶遇的人不懈追寻。王维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兴起则独行，不强求理解。李商隐“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内心如秋水饱满，人不再如浮沉微小，而是可与宇宙相拥。辛弃疾“径须从此去，深入白云堆”不隐居并非留恋功名，只是太爱活色生香的人间。从古诗词的一字一句中，细心寻觅，或许能发现人之为人的悠然之趣。

楼庆西，建筑学家。“到现在还没有看完，越研究越发现不足。”1953年楼庆西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他早年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助手，受林徽因的影响，在青年时代就对古建筑的装饰产生了兴趣。80年代开始他去到乡村考察，一下子眼界大开。那时候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对乡土建筑的了解都十分匮乏，然而在广阔的乡土世界，留有大量的古建筑，宗祠、戏台、民居……楼庆西尤其对乡土建筑上的装饰感兴趣，从屋脊到房梁，从门窗到砖雕，皆有一片新天地。他开始了近三十年的探索，发现并挽救了一批乡土建筑。已90岁高龄的他近两年已不再方便去到乡间考察，不过他仍然热衷于古建筑历史文化的科普，向更多的人讲述他所熟知的那个世界。“前几年在我工作60年的时候，有记者来采访我，说楼老师，这60年你回想一下你做了什么？我说，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传统建筑文化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传承。这几十年又过去了，我今年89岁了，那我以后有什么打算？一句话：一息尚存，定当努力。”

王丰，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是生命，不是数字。”在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口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100年间，人口总量激增四倍，而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可能会减少三分之一。 根据人口学者的估算，未来二十年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总数将达到近4亿，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与此同时，20-24岁的年轻人口在持续下降。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社会变化，加上特有人口政策的影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加速、家庭功能弱化的新阶段。 在王丰看来，在没有战争、灾荒、瘟疫影响下的持久性人口减少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社会对此毫无经验，我们也只能想尽办法去适应它。但无论如何，人，不只是一个个抽象的数字，人口，也不只是决定人均收入高低的分母。“我从80年代开始进入对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习和研究，到现在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在我所知道的科学性学科中间，我想没有一个像人口学这样——你在开始的时候和还没结束的时候研究的问题是完全相反的。三十多年前，我们急于想如何把生育率降下来。现在，我们着急如何把生育率升上去。不是说三十多年前的处方我们现在把它反过来就可以生效，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口，不是简单的数字，这背后是一个个人。”

王盈发，设计师，台湾美可特品牌设计公司执行总监。“能够简单的不要复杂。”1988年，品牌设计团队美可特在台中创立。通过品牌形象的重塑，他们帮助当时默默无名的小林煎饼翻身成为台湾当红伴手礼，从此一战成名。三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台湾本土传统品牌改头换面，使老店获得新生。 美可特很少做单一的商品设计，而是以整体的品牌经营为目标，设计师走出工作室，接触产品的生产者，了解工厂的运作，聆听创办人的故事，不断尝试拓展食品包装设计的可能性。 “很多设计师在做平面设计或是包装设计时，常常都是客户给什么东西，就一直想着那个东西。但我们会去质疑，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些？你还有没有别的？若是客户有决心，准备好了，我们会跟着他，上山下海去了解产品背后的制造过程、材料的来源，从中挖掘设计可以发挥的那个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