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YiXi

汪剑钊，诗人、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如果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那么阿赫玛托娃就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歌聚焦于自己的生活，写得精致巧妙，表达出常人所有而不能言的隐秘内心。但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当时的一批诗人身上留下烙印，阿赫玛托娃的写作风格也逐渐发生了转变。苏联的大清洗时代，她的丈夫惨遭杀害，儿子被捕流放。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伍中度过了17个月，她把这份苦难写在了组诗《安魂曲》中。60多年后，汪剑钊来到阿赫玛托娃曾经忍辱负重生活过的地方，纪念馆工作人员为他播放了阿赫玛托娃自己朗读的《安魂曲》。她的声音是那么平静而高贵，仿佛死亡不是生命的中断，而是另一场生命的开始。那个曾经在失恋的沮丧不安中“把左手的手套/戴在自己的右手上”的抒情诗人，现在已经在史诗性的写作中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融为一体。在那个精神分裂的年代，有些人被迫流亡，有些人放弃了立场，而颠沛流离的阿赫玛托娃选择为民族留下自己的证词。为什么她可以如此从容地面对屈辱和死亡？【时间轴】01:43 阿赫玛托娃如何表达爱情与失恋？05:08 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07:19 十月革命以后，她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一些诗人一样离开自己的国家？09:27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阿赫玛托娃被剥夺了发表的权利12:25 “我在那里站了整整17个月”14:02 《安魂曲》不仅是个人苦难的书写，更成为时代的缩影18:18 她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也经历了人性的善良21:09 为什么她可以这么从容不迫地面对死亡？汪剑钊老师的书《没有主人公的抒情诗——阿赫玛托娃传》新近再版，欢迎大家关注。

六兽，单口喜剧演员，喜剧编剧。六兽刚到单立人喜剧时是行政岗位，下了班才去讲段子。一年多以后，他成了全职单口喜剧演员。在去年的综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他转入幕后做了一名编剧，创作了很多“含着说”的本子，好笑之余让人偷偷抹眼泪。在演讲开始，他借着30年前的经典小品《警察和小偷》抛出了一个概念——“怪人”。而看似难以被人理解的“怪人”也是六兽喜剧作品中的主角，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是怪人。“在我的作品里，我不想出现那种十恶不赦的脸谱化的坏人。我希望至少在我的作品里，每一个人物都是值得被拯救、被原谅的。既然喜剧讲的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故事，如果他们值得被拯救，那我们也是值得被拯救的。”【时间轴】01:45 穿制服的小偷04:26 怪人和直人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喜剧搭档07:11 “迎着屁股向前闯”12:33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怪人14:14 密室里的最后一课：我们开始尝试找冰山下的那部分18:33 喜剧是什么？喜剧讲的就是剩下的253个人的故事23:06 喜头可以悲尾吗？为什么非得“来这么一下子”？

杨岚和古琴的故事开始得并不十分顺理成章，年少时他因为叛逆而辍学，离开“正常”的轨道开启了一种“跑题”的人生。2003年他花4500块买了一张坏琴，而后又去洛阳看人弹琴、斫琴，最后也开始自己斫琴。在寻找诗意世界的横冲直撞中，在生离死别的人生遭遇中，古琴成为他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十几年来杨岚通过弹琴和斫琴认识自己，完成了一场自我教育。“无论什么艺术，重要的是人，人是大于这一切的，人不需要匍匐在任何一种伟大艺术前面。生活比艺术重要，现在比理想重要，人比这一切都重要。”【时间轴】01:51 2003年，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张古琴02:59 我要退学，学校里学不到我想要的东西8:46 我去了嵩山，因为觉得琴就应该在山里弹10:59 他看了看我的琴，说我被人骗了，我就跟他们学了做琴13:39 我爸特别喜欢音乐，他是我们家唱歌最好听的16:13 他让我学会去关心一些无用的事物15:23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自己开始做琴，但白天实在舍不得工作20:14 人就是一个人，他不必成为任何特定的人21:50 我们在一件事情中能获得的独特体验，多半是由绕弯路带来的25:18 如果要给自己贯之以一种身份的话，我想是琴人27:50 《流水》

朱宁，经济学家，行为金融学研究者。最近，动荡的市场给很多投资者再次上了一课。作为散户，我们如何减少投资中出现的失误？这是朱宁试图回答的问题。朱宁是行为金融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之一，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希勒。他的研究重点是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这十年来一直在做投资者教育。他看到股灾时有散户把毕生积蓄赔了进去，也观察到年轻投资者改买基金，但却把炒股票时犯的错误又全都照搬到炒基金里去。在投资中，我们经常会犯哪些错误？在半年前的演讲中，朱宁讲了最常见的四种——过度投资、听消息、追涨杀跌、不愿止损。市场变化莫测，我们可以怎么做？对此，朱宁也给出了一些小建议。️提示：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时间轴】01:26散户在股市上的体验和表现不尽如人意，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04:34为什么散户跑不赢大盘？10:53错误一：过度交易15:02错误二：听消息19:22错误三：追涨杀跌22:31错误四：不愿止损26:58一些给散户的小建议30:00散户是市场中的弱势者【参考资料】[1] Barber, Brad M., et al. "Just how much do individual investors lose by trading?."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2.2 (2009): 609-632.[2] Barber, Brad M., and Terrance Odean. "Trading is hazardous to your wealth: The common stock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5.2 (2000): 773-806.[3] Barber, Brad M., and Terrance Odean. "Boys will be boys: Gender, overconfidence, and common stock invest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1 (2001): 261-292.[4] Zhu, Ning. "The local bia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2002).

陈炳耀，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鲸类研究专家为什么鲸类搁浅和伤亡现象似乎越来越常见？今年春天，在宁波象山搁浅的一头抹香鲸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游向深海。8天后，人们在临近海域发现了一头抹香鲸的尸体，从位置和体型来看，很可能就是在象山获救的那头。这样的新闻并不是个例，陈炳耀说，“世界各国近年来鲸类搁浅的案例中，最终成功存活并回归海洋的案例非常稀少，绝大部分搁浅的鲸最终都没能存活。”过去18年，陈炳耀和团队从事布氏鲸、长江江豚、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也多次参与搁浅鲸豚的救助行动。调查过程中，他们目睹了鲸鱼所受到的伤害。人类活动威胁着鲸鱼的生存：繁忙的交通和近距离船只影响鲸豚行为、干扰个体间的交流联络；不断增多的人工岸线使种群分布越来越破碎化；围填海和养殖进一步侵占和破坏适宜栖息地······虽然有禁渔、设置保护区等措施，但鲸类近岸分布区与人类活动区重叠，很难完全规避人类影响。面对它们，我们是否真的无能为力？【时间轴】01:04 每一种鲸都有自己的特点05:37 第一天出海就幸运地看到了布氏鲸08:58 涠洲岛到底有多少头布氏鲸？10:53 这些鲸鱼之间的关系怎么样？14:17 鲸界“干饭王”——布氏鲸如何捕食17:29 它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20:10 触目惊心的伤害22:06 鲸为什么会搁浅？25:17 怎样救助搁浅的鲸？不能等到搁浅之后再行动

赵志磊，康奈尔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后蚊子有多烦人呢？试想夏日晚风，你躺在床上正要睡着，这时候传来“嗡～～～”，这恐怕是很多人的噩梦。它会嚣叫着飞到你身边，不经意地咬你一口，然后迅速躲闪。蚊子为什么这么爱咬人？为什么它们即使在黑夜里也能精准地识别到哪里有人？赵志磊研究了6年蚊子。他发现蚊子的大脑是靠气味区分人和其他动物的。那么人和动物的气味有什么不一样？蚊子如何分辨这些气味？世界上有3500多种蚊子， 专门咬人的蚊子其实不足10种，这些蚊子是怎么进化出对人类的“偏爱”呢？为什么有的人容易被蚊子咬？除此之外，蚊子还会传播病毒。新冠会通过蚊子传播吗？我们要不要消灭蚊子？一个没有蚊子的世界，真的会更好吗？赵志磊将带着他的研究为我们揭开这些问题的谜底。【时间轴】01:37不是所有蚊子都咬人03:59养蚊子和收集气味07:54人类的气味有什么秘密？10:12蚊子的大脑在想什么？给蚊子做开颅手术20:05为什么有的人特别招蚊子？21:20蚊子是慢慢进化成咬人专业户的24:18蚊子的存在有意义吗？【参考文献】[1] Zhao, Z., Zung, J.L., Hinze, A. et al. Mosquito brains encode unique features of human odour to drive host seeking. Nature (2022).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2-04675-4[2] Zhao Z, Tian D, McBride C S. Development of a pan-neuronal genetic driver in Aedes aegypti mosquitoes[J]. Cell reports methods, 2021, 1(3): 100042.[3] New York Post, http://www.statistica.com; [4] Fernández-Grandon G M, Gezan S A, Armour J A L, et al. Heritability of attractiveness to mosquitoes[J]. PloS one, 2015, 10(4): e0122716.[5] Prasadini M, Dayananda D, Fernando S, et al. Blood feeding preference of female Aedes aegypti mosquitoes for human blood group types and its impact on their fecundity: implications for vector control[J]. Am J Entomol, 2019, 3(2): 43-48.[6] Fukuda S, Fukuda Y, Ishitsuka M, et al. Determination of solar neutrino oscillation parameters using 1496 days of Super-Kamiokande-I data[J]. Physics Letters B, 2002, 539(3-4): 179-187.

张秋子，云南师范大学讲师张秋子在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外国文学，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她开始给学生远程上课。网课让一些原本被遮蔽的裂隙暴露出来，让张秋子不断地思考文学何为、意义何在。这期播客聊的话题跟“意义感”有关，换一种通俗的表述方式就是——活着图个啥？文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文学也无法回答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借由文学的隐喻，我们看到的生活可能更接近于：人们已经像哈姆雷特王子一样，不再相信古典时代的天经地义；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被裹在时代语境的洪流与迷雾里，接受了某种价值观，然后奋勇向前，一辈子就这么囫囵地过去了，像《醋栗》那样；有一些人可能隐隐觉得此刻的生活是不满意的，但又想不到更好的解决之道，像《幸福》那样；而如果要背对社会、发明意义，那么下场会很惨，要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像《局外人》那样。人的认知其实无法超越时代的框定，我们总是跟在时代塑造的意义感后面亦步亦趋，无法超前。米兰・昆德拉在小说《谁都笑不出来》中作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蒙住眼睛穿越现在”。我们对于现在做的任何事情的评估都有可能是错的，是被蒙着眼的状态。只有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才会明白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时间轴02:11有钱、生活富足就等于幸福吗？03:52《幸福》与梨树：很多人都处于这种顿悟的边缘，可是顿悟却迟迟不来06:39惘然是一个圆，曾经画满了，现在缺了一块补不回去了07:57凭什么要“天经地义”？12:31成为一个平庸之辈就该受到讽刺吗？14:28《醋栗》与壕沟：我们绝大多数人自以为非常有个性的选择，都是外在植入的15:36追求精神生活就一定更高级吗？17:52蒙住眼睛穿越现在19:41我们总是跟在时代塑造的意义感后面亦步亦趋，无法超前23:19《局外人》与莫尔索：发明“意义”的人27:20活着图个啥？文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播客中提到的书籍】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幸福》张爱玲 《半生缘》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契诃夫 《醋栗》米兰·昆德拉 《谁都笑不出来》阿尔贝·加缪《局外人》

2011年，北京十一学校被确定为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开始推行素质教育改革。从2012年起，纪录片《真实生长》开启了对这所学校三名学生的长期跟踪拍摄，记录了他们从高一到大学、再到步入社会的人生故事。三位主人公性格迥异，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周子其，一个喜欢历史、擅长思辨的学霸，但也是老师们眼中的“问题”学生：在军训动员会向历史老师质疑规则的合理性，组织学生“内阁”挑战学校的各项制度。陈楚乔，15岁的年纪有着成人都不及的冷静和沉着，对自我有着清晰的认识，热爱电影和文学创作。李文婷，来自山西县城的腼腆女孩，以优异的中考成绩从北京郊区考入十一学校，努力适应学校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那是一段“被扰乱的时光”，在升学压力和改革的夹缝之间，他们被鼓励问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以后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从一个好学生的视角出发，这十年里，张琳见证了他们对人生意义的寻找，也看到了他们中的一些遭遇挫折、幻灭甚至早早放弃了奋斗的动力。十年后，面对着主人公们的“真实生长”，张琳用手里的镜头提出更多的问题：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才能让学生不丧失对世界的热情、浪费自己的才华？“四集一共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并不能解决这样宏大的社会问题，但是我可以用手里的镜头去提出一个问题。”【时间轴】01:51一场教育改革的展开02:50三个性格鲜明的十五岁高中生05:48校园里的成长和烦恼10:59从“教育突围”到“真实生长”：纪录片视角的转换18:18关于“教育改革该如何执行”的讨论20:44张琳和项目的“真实生长”24:38十年后长大成人的主人公们28:56好学生的故事值得被讲述吗？

蔡蕾郑州管城区奇色花福利幼儿园创办人有人说，国家都没说这种孩子必须上幼儿园，你们为什么自讨苦吃？奇色花是一个融合教育幼儿园，在普通教学班里按7:1的比例接收特殊需要的孩子，让两类孩子在一起生活、学习。现在的奇色花有12个教学班、356名小朋友，其中特殊需要的小朋友有50名，主要是残障的孩子，包括自闭症、发育迟缓、唐氏综合征、脑损伤等等。扶着碗拿勺子吃饭、自己上厕所、系纽扣、跟人打招呼……对特殊儿童来说，这些看似简单的事也非常困难。特殊儿童和普通儿童如何在同一个班里学习？他们能和谐相处吗？闹矛盾了怎么办？从26年前第一次把7个有身心障碍的孩子接进幼儿园起，蔡蕾和同事们从零开始摸索如何为他们提供教育。融合教育最大的阻力是残障平等意识不够普及。残障平等意识决定了我们对残障者的教育安置模式。慈善模式认为残障孩子没有能力，不需要上学，我们捐赠、给补贴，让他待在家里，把他养得好好的。个人医疗模式把残障看作这些孩子自身的缺陷，认为他们需要治疗，治好了才能上学。而社会模式则认为残障是个人的身心障碍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障碍不是残障人本身，制度、环境和观念中的障碍才是最大的障碍，认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潜能，所以它的教育安置形式就是融合教育。他们最终发现，融合教育并不只是面向残障的教育，它将让我们思考教育的本质，以及如何看待有可能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障碍和差异。【时间轴】02:57 “不赶走他们，我们就转学。”07:39 怎么帮助特殊孩子，是走特教的路还是走普教的路？10:20 音乐是孩子的灵魂，游戏是孩子的生命，玩就是孩子的工作11:45 营造无障碍环境13:35 不同障碍特质的孩子有不同的康复需求，融合幼儿园会把康复融入到孩子的生活中15:53 特殊孩子进到幼儿园，我们会给他开一个新生欢迎会19:58 孩子看孩子和我们成人看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孩子的眼里没有障碍21:01 幼儿园的明星时刻22:01 普通孩子和特殊孩子发展速度的差别还是蛮大的，怎么来教学呢？23:56 孩子们闹矛盾了怎么办？26:45 不帮助她我还会这么快乐吗？28:30 融合教育开展起来不是那么顺利，它最大的阻力是残障平等意识不够普及。奇色花幼儿园正在进行募捐，欢迎了解并支持：腾讯公益-融合的美好时光。

罗木散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生罗木散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彝族人。2000年左右，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开始陆陆续续外出打工。童年时，同村去新疆务农的村民，让新疆在他的印象中留下了种子，而「打工」这个词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彝族人的记忆。2016年，他开始读人类学的研究生，重新关注起彝族人的流动情况。在搜集资料时他发现，关于彝族人去新疆的问题，几乎没有人研究，网上也很难搜索到他们的相关信息。为什么没有人关注这个群体？怀着这样的好奇，2017年7月，他踏上了去新疆的火车，开始了寻找新疆彝族人的旅途。从吐鲁番、乌鲁木齐这几个主要产棉城市，到相对偏北的克拉玛依市，在棉田深处，他找到了彝族人的踪迹。在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时候，新疆的棉花种植规模扩大，彝族人就是这个时候被招工代理人们带进新疆的。到今天，整个新疆的彝族分布已经非常广泛。为了真正了解彝族人在新疆的生活，他来到他们生活的地方，和他们一起劳作，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发现和问题：为什么要拖家带口来到新疆？ 为什么愿意去作为异乡人，忍受这些艰辛和边缘呢？新疆的棉田又是如何满足他们收入、住房等成家立业的需求，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的救赎和希望之地？而随着他自己完成「成家礼」，真正步入彝族社会，他才渐渐理解了新疆彝族人对荣誉、尊严的重视和对故土社会的留恋。80、90这两代彝族人，总是在异地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做着一些纠结、一些徘徊，然后妥协。他们把流动想象成暂时的，但实际上流动已经是永恒的生活。【时间轴】00:30这一代凉山彝族人的「打工」记忆02:26寻找新疆的彝族人06:43在新疆完成的「成家礼」12:40真空、暂时的新疆生活22:36面子和尊严：在流动过程当中所追求的人生意义26:23流动可能已经是永恒的生活� 如果想继续了解罗木散关于新疆彝族务工者的研究，可以读读他的书《春去冬回：凉山彝族农民的流动生活》或关注公众号「彝族务工者」。

郑宏彬 策展人，西三电影制片厂与西三歌队的联合发起人被臭水沟上的鸡档里的啼鸣叫醒，被隔壁高档小区排污的气味熏醒，暴雨天被路边的木板绊倒……2016年，策展人郑宏彬离开美术馆，来到广州番禺的城边村西三村开始社会实践。当时的西三村正在大拆大建，整个街巷到处都是建筑垃圾。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城市化进程里面，村庄都会必经一个这样的过程？带着这些困惑，郑宏彬与村里的艺术家们联合发起“西三电影制片厂”和“西三歌队”，同艺术家和村民一起发现身边的故事——独居老人、三轮车夫、河水污染……西三歌队有着独特的创作方法。这些非专业的音乐人将话筒和麦克风递向受访者，通过观察和访谈收集他们的问题、遭遇、诉求，将村民的口述改编成歌曲，用吉他弹唱的方式唱出了村民们的故事。西三歌队为村里的菜农发声，和村口的大排档老板一起歌唱他的人生。他们还走出西三村，寻找村子外的故事。在深圳举办“清水河演唱会”，邀请打工者一起演唱打工者之歌，跑到水污染的河边、面临拆迁的城中村里歌唱。“歌”只是一种形式。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实践来回应“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艺术家如何“回到地方，回到现场，让个体发声”。【时间轴】00:26广州西三村生活图景03:39“西三电影制片厂”的成立08:06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四条原则12:18“联合村民一起制片”：和村民在深圳白石洲共同拍摄纪录片《村民记者》16:37�《水流柴》：通过西三村民的口述制作22:30“西三歌队”的成立23:53在深圳清水河村的演唱会：从社会现场出发去工作28:44�《巢老板》：为广大底层而写35:55“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

王云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在动物的世界里，如何科学找对象？那些不交配的雄性是因为没机会交配，还是压根就不想交配？雌性又如何抵御强迫性行为？这是动物学博士王云珂研究的问题。2020年，王云珂从牛津大学动物学系毕业，在博士期间，她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研究公鸡的性经历会如何影响它的交配决策和精子分配决策。在研究中，她发现雌性并不总是理性，为了缓冲不正确择偶带来的弊端，雌性选择和不同雄性交配，这也促使雄性投入无尽的精子竞争。于是，在择偶竞争中失败的雄性中，有一部分采取了极端的做法：强迫性行为。而在性选择中，雌性并不是无法抗争的客体，她们以身体作为最后对抗的战场……经常会有人问王云珂，为什么会选择做动物性行为的研究？她的回答是，研究动物的性，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理解人。因为人最核心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和性有关的关系，是最小单元、最强有力的联结，比如家庭、社群、国家……我们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与性有关。【时间轴】01:32为什么要做动物性行为研究03:45动物如何科学找对象06:10动物中的“跟风择偶”现象08:32什么是“精子竞争”11:37那些被忽略的不渴望交配的大多数14:30动物中的强迫性行为17:03雌性的身体，性选择最后的战场20:06两性之间的其他可能23:12跳出进化论：生殖才是唯一的真理吗【演讲中提到的书籍】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豆瓣) (douban.com)王云珂《它们的性》它们的性 (豆瓣) (douban.com)

谢湜，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人类学研究者。研究地域包括长江三角洲、东南岛屿以及南岭山区。谢湜在演讲中分享的是一段与海岛有关的历史。海岛上的人是天生的商业民族，必须靠交换谋生。他们用从海洋中获得鱼、盐等物资，和外界进行交易。但这种行为并不总是为官方所允许。海岛的行政管理是一个从古至今的难题。为什么要封禁一个离海不远的岛？为什么要把东南沿海几十里内的居民全部搬到内陆去，在沿海制造一个无人区？从远观式的监视到直接控制，从强硬办法到柔性手段，面对广袤的海洋和众多的岛屿，历代王朝如何把流动性强的海岛社会纳入国家的统治秩序中？而随着国家政策的转换，以及中央王朝态度的变更，海上人的身份也从受政府依赖的特权者，变成防范对象甚至「盗寇」。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在海岛立足，岛上的人运用了各种各样灵活的办法，比如编一个族谱，立一个契约，或者写一份分家的文书，以此来适应不同国家和政府的法律和规定。而这些统治者也用务实灵活的政策，聪明地与他们达成默契。正是这样的默契使得人们在海岛和沿海的定居成为可能，从中也展现出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正是他们创造了海洋社会的历史，也很可能塑造了大地的历史。【时间轴】00:46流动的海岛社会：从一次惊险的出海经历谈起04:59从古到今，对海岛的行政管理都是一个难题08:16随着明朝国家政策的改变，他们的身份由「民」变成了「盗」16:46清朝如何重建海上统治秩序20:10为什么有很多讲闽南方言的人在浙江海岛定居？22:41民间和官方达成默契，解决了福建和广东人无法在浙江海岛垦种和居住的问题17:01官方的灵活行政策略和民间的生存策略【关于一席】如果你对本期节目感兴趣，或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

吴雨豪，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助理教，研究领域是刑法学和犯罪学。出现恶性犯罪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评论区看到“通通死刑”的提议。这背后的社会心理是，许多人希望用刑法严惩犯罪人，起到震慑作用，预防未来的犯罪。但是，重刑真的能阻止更多人犯罪吗？这就是吴雨豪要讲的「刑罚威慑」。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国家曾经实施过一个重要的刑事政策叫作“严打”，全称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为什么“严打”期间，社会治安反而没有变好？80年代，国家把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的恶性案件的死刑复核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因此，那段时间里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非常多。2007年1月1日起，死刑复核权正式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数量减少了，但并没有导致犯罪数量的反弹。上述例子证明，“乱世用重典”并不一定能够起到预期中的最优的犯罪治理效果。为什么呢？刑法威慑背后重要的前提，就是犯罪人会在刑罚面前做出利弊权衡。可是现代犯罪学的诞生，恰恰开始于对这些前提的质疑：所有的犯罪人都会在刑罚面前产生恐惧吗？刑罚越严厉，犯罪治理的效果就一定越好？答案并非如此。在严厉的刑罚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治理犯罪？目前，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都出现了转向，用刑罚的「及时性」和「确定性」代替「严厉性」。 实际上，提高刑罚的严厉性恰恰是最简单、最不需要技术含量的，而提高确定性和及时性是一个更加艰巨的系统性工程。【时间轴】00:25 什么是「刑罚威慑」？04:37犯罪人都是理性的吗？什么是「天生犯罪人」？06:23现代犯罪学的研究发现，刑法对非理性的犯罪人难以发挥作用9:09重刑主义真的能有效治理犯罪吗？10:16是不是实施严打之后社会治安就变好了？事后的犯罪统计数据发现恰恰相反16:01为什么要提高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18:28如果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没有立刻得到惩治，更多人会因为知道没有严重后果而加入犯罪。21:57用刑罚的及时性和确定性代替严厉性：「夏威夷缓刑措施试点计划」效果如何？25:24我们应该怎样治理犯罪？【关于一席】如果你对本期节目感兴趣，或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

马啸，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中国高铁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省份、不同城市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为什么条件相似的城市之间，有的较早建设高铁，拥有更多线路通过？政治学就是研究稀缺的公共资源是如何被分配的。政治学者马啸通过访谈大量的中央和地方官员，追踪高铁建设的案例，发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逻辑：“地方化博弈”。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受来自体制内和民意的双重压力，动用各种社会资源，发挥在制度内外的政治影响力。比如，很多地方都曾发起“高铁争夺战”，他们的博弈策略丰富多样，从“跑部钱进”、游说部委，到动员老革命家给中央写信，甚至会借助群众的自发行动。高铁只是马啸探究中国的官僚政治与分配政治的一扇窗口。地方化博弈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政策资源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虽然只是为本地争取利益，但却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他们不自觉地向中央政府输送了很多信息，包括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于不同类型政策的需求以及需求的强度等，这也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稳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时间轴】01:05 为什么有的地方更早建高铁、有更多高铁站？01:35 「无中生有」：盐城的“高铁争夺战”04:24 分配稀缺品：政治学的铁路研究07:50 中国高铁是如何被分配的？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向上争取政策资源？10:03 地方化博弈的宏观制度背景：是什么为高铁争夺战创造了可能13:43 全国各地怎样争夺高铁？18:40 怎样才能赢得高铁博弈？25:27 地方政府虽然只是为本地争取利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演讲中提到的书】马啸 Localized Bargaining 《地方化博弈：中国高铁项目的政治经济学》【关于一席】如果你对本期节目感兴趣，或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

肥宝KidGod，粤语说唱‍歌手、精气神创始人。瘦恒SoulHan，粤语说唱歌手、精气神成员。粤语中有很多俚语，比如便利店叫“士多”，感到害怕叫“蛇怪”……虽然粤语的俚语很精妙，但它们却在慢慢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粤语说唱也日渐消沉。肥宝和瘦恒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们有感于粤语说唱的式微，开始做自己的音乐。“我很心痛的是广东本土人玩说唱，如今却对自己的地域文化认可这么低。说唱就要是做自己的，你认可自己来自哪里这很重要。”从最早的噔哚乐队到精气神组合，广东文化是他们的灵感来源。在肥宝的作品中，你随时能找到来自cult文化、老港片的对白、中国传统乐器的运用。僵尸、面具、麻将、魑魅魍魉、仙气缥缈……它构建的是一个属于上世纪老广东的魔幻记忆，用粤语制作出一个个传统文化的子弹，再打进听者的血脉里。肥宝和瘦恒想鼓励更多年轻人一起玩粤语说唱。“每个人都要去寻找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态度，这样才可以走出来，让别人看到你。希望你们都能找到你们自己的精气神。”【时间轴】00:55 肥宝如何接触到说唱文化03:02 噔哚乐队和精气神08:35 瘦恒如何认识肥宝的09:52 粤语说唱的特点：发音和俚语13:58 �《一盅两件》现场版17:02 不乐观的粤语现状19:36 “希望你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精气神”21:12  这个专辑我们想表达的是，身为这个城市的人，我们看到的一些很真实的东西，我们是作为广东广州的陀地。22:46 �《陀地》现场版（第一次现在场演唱�）

凌越，诗人、评论家。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集中营······过去短短一百年时间里，人类经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灾难性事件。苦难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在克莱普勒看来，语言是行为的先导，贫瘠的语言产生暴力的行为。幸存者的样貌是怎样的？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告诉我们，所有的幸存者都拥有一个戴罪之身，真正善良正直的人成了集中营中第一批死去的人。 如何以书写见证灾难？如何书写灾难的见证？这是诗人、评论家凌越在《见证者之书》里不断的诘问。所谓的见证文学，是指亲身经历过浩劫性事件的人，他们以幸存者的身份去撰写的日记、小说、回忆录和诗歌等作品。凌越分享了两位奥斯维辛幸存者作家和他们书写的见证。第一位是犹太人普里莫·莱维，在他克制而有力的笔触下，纳粹和集中营的罪恶被一层层地揭开，他对自己在集中营里的忍辱偷生充满负罪感，从幸存之日起就自觉地去承担一个见证者的职责，并且把自己一生的文学创作视为证词。第二位是博罗夫斯基，一位雅利安人，在集中营里处在“中间阶层”——囚犯在集中营里是有等级的，犹太人是最低等的，中间阶层就是非犹太人。因为在小说里对自身所处的中间阶层毫不隐瞒的描述，战后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将博罗夫斯基押上被告席。但是博罗夫斯基的书写里藏着他与时代之恶展开斗争的特殊方式。苦难并不专属于过去，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苦难都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文学的最终意义不在于拯救，而是让我们直面整个俗世和心中的恶，它不提供解决方案，最好的时候不过提示了路径的可能，而路依旧漫长。”【时间轴】00:43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见证文学03:08 普里莫·莱维，奥斯威辛第174517号囚犯：“1943年12月13日我被法西斯保安队逮捕了。”09:33 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是见证，和这重要的使命相比，眼泪不值一提10:34那些顽强保存自身人性光芒的人，根本不可能挨过集中营地狱般的生存法则16:23“莱维的写作中没有怒号——一切情绪都是克制的——但是莱维却通过自己的死发出如此自由的怒吼。”18:13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奥斯威辛第119198号囚犯：你就在地狱中21:47集中营里人的道德困境25:04 复杂性本身是事物真正的原貌，它和堪称伟大的文学在道德上的复杂性相辅相成【演讲中提到的书籍和电影】电影：阿伦·雷乃《夜与雾》拉斯洛·奈迈施《索尔之子》书籍：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普里莫·莱维《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塔杜施·博罗夫斯基《这条路，那条路》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凌越《见证者之书》【关于一席】如果你对本期节目感兴趣，或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一席”关注我们，也可以在一席网站找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文字稿在微信公众号yixiclub获得。

严修鸿，方言研究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有关方言，很多人听过“十里不同音”的说法。但是，哪怕是百米，也有可能不同音。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没有山川阻隔的平原，依然存在很多方言差异，甚至出现了系统性的对立？这是方言研究者严修鸿关心的问题。约500年前，严修鸿的祖先从粤东梅县迁徙到闽西武平县的一个村子里，从小他就意识到，虽然同样是客家话，自己村子的口音跟县城甚至邻村都是不一样的。后来他成了方言研究者，闽西的连城和粤北的连城是他着力研究的地点，这两地算得上是福建、广东方言最复杂多变的地区。复杂的方言，调查方法是什么？他的调查深入到最微观的层面。他在这里布下了密密麻麻的调查网点，地毯式地调查了连城及邻县密切关联的151个地点，和连州市内161个地点的方言。恐怕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一个县内一百多个不同村子是怎么说“咬”“厨房”“蝌蚪”的，或者注意到各地蜻蜓的命名比蝴蝶更五花八门。在调研中，发音人分享的不止是语音语法，还有他们的生活，和与故乡、家族有关的记忆。研究语言，也是研究当地的经济状况、社区互动方式，要对当地人的交往和情感倾向投以关切。【时间轴】01:35 博士论文关于复杂的连城方言03:09 方言学是成熟的学科，有成熟的方法05:00 山川会造成语言的阻隔。但是连城城关周围地势平坦，却仍存在很大方言差异10:50 “为了对得起它，为了心里平安，为了晚上睡得着觉，2014年我就重返连城”12:51 如何知道语言在没有录音机年代的变化过程？17:47 ”百米不同音“，两个同姓临近村庄的语音差别21:55 语言中的“心墙”23:31 “发音老师”们的方言语音、词汇和生活【关于一席】如果你对本期节目感兴趣，或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一席”关注我们，也可以在一席网站找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文字稿在微信公众号yixiclub获得。

陈月龙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救护中心技术主管作为饲养员，陈月龙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救护经验。但是，在猫盟的野外调查经历让他意识到，相比于救助个体的动物，改变人类的行为才能真正为动物提供一个友好的生存空间。于是，他开始了在本土区的“实验”。在红山动物园的本土区物种保育区，陈月龙和同事们运营着一个小小的社区。他的日常工作由许多小事构成，比如在动物园建一片农田，给蚯蚓改造出廊道，给刺猬搭建可以冬眠的花园，给昆虫建“旅馆”······他发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不需要大兴土木，相比于“做什么”，“不做什么”反而更重要。【时间轴】01:00 野生动物救护，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野生动物调查方式：救助斑头鸺鹠、放归黑鸢的案例04:38 这在一些鸡汤故事里，可能会是“感恩的心”的情节。但在专业的野生动物救护者看来，这不算一个成功的救助。但是，野生动物与人类的距离到底要多远才是合理的呢？07:46 在红山动物园本土区，我们想要讨论——人类如何与野生动物、与自然环境共存。09:46 豹猫和亚洲小爪水獭都很可爱，大家一看都喜欢。但是我想讲一下灶台边展示的黑眉锦蛇12:43 我们在排水沟开放一个缓坡，青蛙就有机会沿着这个地方再爬上来。我们不希望它一直做沟底下的青蛙。13:21 昆虫旅馆：如果在成天打草、喷药、杀虫的草坪上立一个昆虫旅馆，怎么可能友好昆虫呢？就像在无人区盖一个酒店，怎么会有人去住。15:21 动物园为什么会有一片农田呢？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否有新的思路？18:37 经常会有人担心，结了的丝瓜就在路边，会不会被游客摘走？我一点也不介意丝瓜被游客摘走。他吃了我们的丝瓜，就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19:37 蚯蚓廊道：不仅蚯蚓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在这里踢落叶，游客说踩上去有一种“踩屎感”23:58 刺猬花园：我在很多小区的绿化里边几乎找不到刺猬可以冬眠的地方了，所以我现在很难想象到那些刺猬是如何过冬的了。27:05 北门湖：我们想让黑水鸡和小鷿鷈留在这繁殖，于是，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30:59 谁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动物？经常有人留言说我是渣男，因为“你说谁都是世上最好看的”。

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不仅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课题，而是与我们当下的处境和焦虑有关。所谓沦陷北平，是指1937到1945年间，处于日本军事占领状态下的北京。八年沦陷，对于历史中人来说，是漫长而绝望的等待。假如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7月，你身处即将沦陷的北平，是选择离开，还是留下来？知识分子面临着道德的焦虑。离开北平的学者成立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而故事的另一面，留在沦陷区的文人学者，他们是怎么撑过这八年的，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留在沦陷区的普通人又是怎么把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的？回到当下，把视角拉远拉大，危机时刻一次次来，受苦的人一次次卷进长河。对于普通人，什么才是切身的历史？作为大历史的亲历者，我们到底见证了什么，理解了多少？【时间轴】04:47 沦陷在即，知识分子的道德焦虑来自何方？07:20 西南联大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在沦陷区的文人学者，他们是怎么撑过这八年的？08:30 周作人的去与留13:58 不仅是知识精英，小人物也有类似的苦恼16:33 北平的沦陷对于普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生活秩序的瓦解，生活在各种谣言中。18:40 北平沦陷的瞬间是什么样的？20:54 “普通人只有当最基本的生活秩序维持不下去了，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才会猛然意识到异族支配的存在，意识到战争与我的关系，进而锁定个人和国家主权的关系。”23:14 战争中的女性25:57 一种新的道德观念？“道德固然好，但要以生活做背景。”29:13 今天我们一起回到沦陷北平，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现实处境，或许能提供某种历史参照。29:59 对于普通人，什么才是切身的历史？一则《齿痛》的隐喻【演讲中提到的书籍和电影】袁一丹《此时怀抱向谁开》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安特莱夫《齿痛》（译：周作人）董毅《北平日记》林徽因《微光》电影《四世同堂》

林惠义 艺术家组合赵与林（Chow and Lin）成员，研究员穷在哪里比较好，或者在哪里比较苦。2013年，华裔艺术家组合赵与林(Chow and Lin)从加尔各答辗转纽约，两座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里的穷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不同国家的穷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区别？不同的社会又是如何定义贫困的？按照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标准，穷人有多少选择？赵与林决定从食物入手。他们根据不同国家定义的贫困线标准算出每日可供采购食物的预算，然后从当地菜市场购买食材，并为它们郑重地拍下一张张照片。▲中国｜北京｜2016｜8.22元▲法国｜巴黎｜2015｜5.99欧元▲美国｜纽约｜2019｜5.46美元▲南非｜开普敦｜2019｜27南非元（1.8美元）随着拍摄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们发现，不同社会面临着不同的贫困问题。生活在巴西贫民窟的穷人开支有限，由于当地黑帮控制了小卖部，他们反而要承受比其他地方更贵的食物，穷人被卡在一个既没有选择又买不到便宜食材的处境。而发达国家的穷人更加“隐形”，他们或许受过教育，有工作甚至有房有车，但也挣扎在贫困的边缘。“绝对贫困解决之后，下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拍完了36个国家和地区之后，他们发现创作开始那个关于“穷在哪里比较好，或者在哪里比较苦”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回答，但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至少可以“激起观看者对社会问题的追问”。——时间轴——00:40 我们为什么会对贫困线感兴趣呢？02:24 《贫困线》：我们想看看根据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能在北京买到什么食物。08:55 十年，我们用同样的工作方法去了3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贫困线》的拍摄。10:58 去了这么多地方后，我们发现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13:22 为什么贫民窟里卖的食物反而更贵？17:12 在一些国家，很多穷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人，Ta可能是白领，可能受过教育，甚至有房有车，但Ta还是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上。18:20 这10年来，我们也记录了一些贫困线跨时间的变化。19:19 绝对贫困解决了之后，下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是贫富差距。21:23 《大黄鱼》：如果我们的消费习惯和趋势一直往上升，想要吃更多的鱼和肉，而养殖方式没有发生改变的话，那未来大海的生态系统又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呢？23:06 《等值 100:1》系列25:13 《等值——分散的价值体系》NFT系列：如果把放到虚拟的元宇宙，又会是怎样的呢？

黎紫书，马来西亚华语作家你在这些普通的女人身上看到的生命力，你看到她们的可怕的力量，其实常常是胜过男人的。在面对困难，在面对困境，在面对人生还有命运给她们的各种考验的时候，这些平凡不过的女性，她们展现出来的光芒，我觉得是很吓人的。上世纪70年代，黎紫书出生时，马来西亚曾繁荣一时、盛产锡矿的怡保城已经没落。自此以后，她的大半人生都在这座小城度过。近半个世纪后，在一部名为《流俗地》的小说中，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几十年的人事变迁、市井浮世、细民众生尽数复活，蓬勃而生。对于读者而言，在如此细腻持重的文字之间，与马来西亚这片湿热的陌生天地、与一个个人物的跌宕命运迎头相撞，无疑是一种奇异的阅读体验。然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多年来支撑在作家背后、驱动她不停书写和创造的，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城镇和两个平凡的女人。“以一幅充满市井气俚俗味的长卷描绘马华社会这几十年的风雨悲欢和人事流变，舍我其谁？”相比这股横冲直撞的气势，黎紫书立志要讲述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心动魄的恢弘故事，而是她自己——被时间推至局外，旁观生命过往的自己。——时间轴——04:26 我人生中认识的第一个女人07:48 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个没有见识、有点无能，很胆怯、很自卑的妇人。中学时，我不想让母亲来家长会。12:04 “你跟我真像”13:34 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我出道 20 年了，从来没有一次想过要把妈妈带过去看我领奖？16:46 我的人生过成这样子，一生这么倔强，这么好胜，这么任性，正是因为我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19:14 可是在那一刻，我推开了那道记忆的门以后，想起来了很多事情。23:16 我突然有了一种力量，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一个角度去看像母亲这样普通的、平凡的女人。23:35 另一个女人的故事，戴妈妈的一生。28:30 这个画面，拍成电影都要嫌它狗血，可是现实就是这样子。31:27 那些微小而普通的女性。33:27 我用了大半生想要逃离，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可是就像绕了一个大圈以后，我突然就在新加坡酒店的这张梳妆镜里面，跟母亲相遇，我们重叠了，我们看出了彼此之间的共性。

张洪，登山者2021年5月24日，46岁的张洪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登顶珠峰的盲人攀登者。这是张洪在黑暗中度过的第25年。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登山，开始梦想着自己也能登一次珠峰。这是旁人眼中不可能的事，体能、经费、团队，一系列问题等着解决。陷入瓶颈的时候，他就凌晨起床，负重循环爬楼梯，那是他唯一能做的、接近愿望的事情。在珠峰上，虽有向导指引方向，但百分之七十的路段都要靠他独自通过。经过了刀刃般的山脊、暴风雪和冰裂缝，穿过生命的禁区，他最终圆梦。登山带给张洪久违的自由。在珠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登山者，不需要被照顾，也不会被歧视。珠峰没有因为我是盲人给我更多仁慈，也没有因为他是社会精英给予更好的资源，我们必须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向上攀登。时间轴02:28 去年，我成为中国首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盲人。05:38  我是如何接触到登山这项运动的？07:43 一直以来，我都在寻找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向快满十岁的儿子证明，爸爸虽然看不见，但还是很厉害。登珠峰就是这个机会。09:15 第一次登雪山，一种极度美妙的感觉14:58 一次与死神的亲密接触17:27 “珠峰真的不是其他山峰所能比的，你不要以为自己能爬六七千米的雪山就能登珠峰”20:01 深夜，我问自己：你这样苦兮兮地坚持有用吗？资金没有着落，你会有结果吗？21:41 到达珠峰大本营，可是，我却等到了气候异常和登山者遇难的消息。最终，我们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24:23 进入四号营地，真正的生命禁区，但我们的氧气泄漏了……29:02 “张洪，you summit！”这一刻，我没有兴奋，也没有激动。29:40 登珠峰大部分的死亡事故都发生在下山途中32:50  大自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公正的。珠穆朗玛峰没有因为我是盲人而格外仁慈，也没有因为他人是富豪，是精英，提供更多的便利和资源。

朱刚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尽管刚刚遭受过“乌台诗案”，尽管朋友们多善意地提示苏轼不要再随便作诗，尽管他本人也时而表示要慎言避祸，但“诗可以怨”是诗歌的基本功能之一，作为诗人的苏轼从没有放弃他正当的表达权力。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与杭州的相遇意义非凡。千姿百态的西湖、惊心动魄的钱塘观潮和江南城乡的风光，都是造物对诗人的馈赠，而苏轼也无负于这些馈赠。无论是「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还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都是流传了将近千年的名句。这个历史上钱粮盐布的都会，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苏轼，开始成为艺术和美的栖息地。苏轼在杭州的作品，被当时的出版商雕印成了诗集——这部诗集后来成了「乌台诗案」的主要罪证。因为写诗讥讽朝政、反对「新法」，当朝第一诗人苏轼被捕入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桩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文字狱。史料记载，苏轼被审讯的时候，很多人为他求情——包括「新法」的制定者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还有苏轼往后人生里最大的政敌章惇。朱刚在《苏轼十讲》里写道：「历史上凡是被否定的事往往如此，史料记载了许多人曾为阻止其恶化付出努力，但就是不说元凶是谁。」这次，朱刚想讲讲苏轼入狱的13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乌台诗案」中北宋的司法系统如何运行，和那些被卷入诗案中的具体的人。

小龙花，艺术家一个人的房间反映了他的全部。小龙花的工作室在上海巨鹿路的一条巷子里，这里也是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走进他的工作室像走进了一个宝藏屋，会看到五花八门的收藏，有他从日本背回来的绝版玩具，有从古董市场淘到的老物件，也有他在家门口遛弯时捡回来的宝贝。很多旧物现在已经不再被使用，失去了它原有的属性，但是小龙花喜欢收集和观察这些物件，并且会产生很多奇妙的想象，从而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小龙花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比如漫画、雕塑、装置等，他不会拘泥于创作的材料，也不会受限于创作的形式。他喜欢即兴创作，也喜欢和不同领域的人合作产生更多新的碰撞，你很难猜到他下次会将哪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组合在一起。2016年小龙花开始了“大迁徙”这个项目，他让这些已经被人们渐渐遗忘的物件有了自己的身体和性格。▲  小龙花艺术作品“大迁徙”“我喜欢与这些带有强烈个性的物件对话，我想绘制一场壮丽的大迁徙图景，来表现那些逐渐消逝的空间和记忆。我试图模糊人、动物和物件形态之间的边界，让它们在遗忘的鼓点里蹦蹦跳跳、一瘸一拐、成群结队地走向一片五彩的沙漠。” 

而立计划，视频博主你所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是别人所精心构建的？你在互联网上、朋友圈里包装一个精美的人设，到底有没有人关注？实际上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并没有很多人关注你。如果你在今年四月打开亚马逊日本哲学类畅销书榜单，会看到一本中文书霸占榜首——《峰论：一位浴室哲学家的朋友圈》。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什么大作家，也不是知名人士，就是一个生活在成都的普通青年，他叫潘阿峰。他的朋友土子和阳子，为了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把他九年来的朋友圈打包出版成电子书，卖成了畅销书。三兄弟一起做过许多“离谱”的事情。他们在重庆开车连续右拐一百个弯，只为看看能到哪里；把贵州的一只乌金鸡打造成ins南极第一网红……成为“而立计划”之前，他们都曾经是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过腻了早八晚十的生活，决定在30岁之前一起辞职，做点好玩的事情，并把过程记录下来，发到了网上。有人觉得他们在搞“行为艺术”，也有人从中看出了“社会实验”的意味。而对他们自己来说，上述种种都不是他们的初衷，相比于“无厘头”和大冒险，他们更想当中国的“凯鲁亚克”。

于晓丹，内衣设计师、内衣品牌EMILYYU创始人很多时候当我面对她们的伤疤，尤其是看到她们的眼泪时，我都不忍心责备她们的委曲求全，也更没有办法站在任何制高点上，批评她们的不勇敢、不抗争。 与其那样，我觉得我更应该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她们多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成全她们的那些体谅之心。根据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0年发布的数据，乳腺癌首次超越肺癌，成为全球新诊断人数最多的癌症，在中国，2020年乳腺癌新发病例是42万。对没有更好治疗方案的女性患者来说，为了活下去，她们不得不接受乳房切除术。这些乳房被切除的女性，穿什么内衣？即使做了二十多年内衣设计，于晓丹也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直到两年前，一位专做乳腺癌手术的美国医生找到她，希望她可以为这些女性设计一款在术后日常穿着的内衣。她由此踏上了和从前完全不同的设计之路。当时市面上的选择不多，在找不到合适的内衣的情况下，很多患者会把以前的文胸拿出来，自己DIY，缝一个夹层，放菜籽、绿豆、草纸、纱布、纱巾、手绢这样的填充物进去。“术后女性实际上是被现代工艺和审美忽略的一群人。”她决定做一些改变。

蛙池，乐队。有一次去排练的路上，我在地铁里看到了这样一个搭配：孔雀蓝坡跟凉鞋，搭一双大红色的袜子。我被这样一个搭配惊艳到了，你说不上这是精致还是随意，总之，它比我的白色帆布鞋要精致，也比我的白色帆布鞋更肆意大胆。下午到了排练房，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来写一首跟松糕鞋有关的歌吧。”2017年，在东莞市虎门博涌物流中心，蛙池乐队成立，排练的时候，“旁边车间也在开工，噪音互不相让”。鼓手浩仔说，取名蛙池是因为以前的排练室外有一个废弃的池塘，有一年春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里的小蝌蚪一夜之间长大，全部变成青蛙呱呱叫着跳了出来。主唱依依，初中毕业的暑假在爸爸工厂的流水线上打工，为了挣到1200块买一把自己的吉他。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也在工厂，虽然身份是白领，但有机会以更近距离去看看这些工人的生活状态：“鼻子里闻到的是那种浓度很高的人味，看到的是满眼厂服形状的人……他们使用手机的原则和习惯可以概括为：超级大声，外放超大声，对手机那头的人也喊超大声，他们的生活也因此超大声地渗透进我的。”她开始观察他们的生活，写进歌里。

李腾，蓝晶微生物联合创始人、总裁。过去的五年，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路以后就开始在这个路上往前探索，虽然它很慢，但是它非常坚实。2016年，李腾和他的合伙人张浩千分别从清华和北大博士毕业后开始在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创业。这个领域叫作合成生物学，简单来说，就是修改微生物的DNA后让它们执行新的功能。这个学科特别新，大概从2000年开始，学术界才认为这是一个成型的学科。  大约在2015年的时候，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也出现了许多在该领域创业的公司——有用微生物生产超轻但结构超强的新材料的、也有用微生物创造世界上本不存在的小分子来制造香水的。 李腾和张浩千选择的方向是用微生物细胞工厂生产一种在性能上可以替代传统塑料的新材料——PHA。PHA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自发降解，但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应用一直有限。 作为国内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最早的创业公司之一，蓝晶微生物花了5年时间，当然也花了许多钱，越过了许多坎儿，完成了将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转变，成为全球第三家显著降低PHA成本并可规模化生产的企业。 李腾说他们目前产线的产量供不应求，如果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还能够继续降低成本，逼近聚乙烯等常用塑料。

朱虹璇，编剧、导演。于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一群人都喝得有点大，又想到马上就要毕业了，推杯换盏间就有人说：“现在我们二十多岁，演这样一个关于陪审员的戏，演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所以演得不好。要不我们连演十年吧，演到我们都三十来岁，正好是剧里面人物的年龄，再去演绎哀乐中年。” 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最先提出这个提议，因为大家喝得都有点高，就很高兴地说“好啊好啊，连演十年”，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2011年10月，北大剧星风采大赛初赛在即，朋友却迟迟没能交出剧本，朱虹璇替朋友两肋插刀，担下了编剧的任务，正是这次尝试让朱虹璇发现了自己对戏剧的兴趣。第二年剧星比赛，朱虹璇和朋友们一起将电影《十二怒汉》改编成了话剧《九人》，搬上舞台。《九人》在比赛中惜败给了当年的冠军队伍，一起排话剧的朋友们也都面临着毕业。就在剧团朋友们散伙饭吃得酒酣耳热的时刻，不知是谁提了一句：“我们为什么不把《九人》演下去，再演十年？”话剧九人就这样从北大走了出来，开始了原创话剧公演的道路，十年来持续地以话剧形式重现那些被人们遗忘或被现实遮蔽的公共议题：集体决策、新媒体革命、医患纠纷、女性主义、教育公平……2019年，话剧九人开始初涉民国知识分子题材。《四张机》展现了民国时期老北大的一场关于“大学何以存乎”的辩论。这部充满理想主义的文人戏上演之后，成了当年的票房黑马。此后，话剧九人又继续推出了两部民国知识分子话剧——《春逝》和《双枰记》。目前这三部民国系列作品，都斩获了口碑与票房上的高度认可，甚至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朱虹璇很喜欢的一句话，来自一位《四张机》观众的repo：“赤子之心，万般慎重。”她希望九人的作品能够始终真诚地去思考和表达。“如果问我，为什么观众看九人的戏剧会感动，我想大家并不是因为什么学术上的共鸣，或者所谓的北大情结，而是因为我们剧中的人物，作为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个人，他们在面对人生抉择时的那一点坚持，让观众看见了自己。”

茅明睿，“城市象限”创始人。比如说这条1.6公里的道路，一个肢体健全没有视障的人去走的话，只需要拐7个弯，但是平均每一个盲人要拐73个弯，这一条路真正的距离只有1.6公里，但是盲人走下来平均要走2650米，所以他们要比我们消耗更多的体能。2010年开始，茅明睿和同事们开始运用大数据分析公共政策和城市开发对人群活动的影响，于是2017年我们邀请他来一席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有趣案例：比如南锣鼓巷的游客什么时候最高兴，比如家住回龙观为何会感到身体被掏空，比如雾霾天气为何不同地铁站戴口罩人数不同等等。几年过去了，茅明睿依然在观察着北京这座城市，观测着城里大大小小社区的变化，他们不断地为社区改善提出建议，也同时发现更多新的问题。比如无障碍环境真的无障碍吗？盲人出行一趟会在哪些路口遇到哪些障碍？比如共享单车乱放乱停是谁的锅？比如在综合执法车上安装一个白盒子对于改善街道环境有用吗？……他们综合大数据的分析，绘制了关于这座城市的知识图谱，努力用数据帮助改善社区和服务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茅明睿所理解的城市的正义，是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一起完成的。

陈传兴摄影家、文学纪录片导演、学者饥荒、瘟疫、战争、社会之中彼此的撕裂，人不断地要去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不断地不能把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幸福放在第一位。近两年来，陈传兴一直在读和病毒有关的书。他急切想了解病毒到底是什么，能把人类社会搅得天翻地覆。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前夕，他感染了一种叫“恙虫”的病，一度被下了病危通知。出院半个月，武汉封城当天，母亲离世。大众熟知陈传兴，缘起于撼动两岸的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以及去年上映的电影《掬水月在手》。似乎他自始至终都在追问同一件事：在芜杂世界、喧闹众生之间，追寻诗意是有可能的吗？如今，站在七十岁的关口，病与死的纠缠之下，他想把这件事想得再透彻一点。于是他逐渐回想起80年代初，巴黎和纽约肆虐的艾滋病是恐怖，是暗影，是苦痛，却也曾一度点燃思想和艺术的炬火。从黑死病到西班牙大流感，从艾滋病再到新冠，透过一代代艺术家留下的符号，他看到了更光明、更澄亮的东西：“终结并不是像我们所有人讲的，所有东西都断裂，所有东西都结束，所有东西都取消，并不是。终结是所有间接的开始，基础的开始，希望的开始。”

李井奎  经济学者经济学不能丧失对社会的考察。李井奎在计量经济学及经济思想史领域探索多年，但是如果你问他中美经贸的未来如何？该买哪一支股票更好？很抱歉他都不能够回答。经济学一方面研究财富的生成，另一方面研究的是人类本身。中国北方冬季供暖会令多少人死于由此带来的心肺疾病？上名校能否增加收入？美国的就业市场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黑人犯罪后更容易被判处死刑吗？这些其实都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问题。李井奎认为因果推断是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数据及统计学工具来分析经济事件背后的因果效应，以此来剖析各类争辩性的议题。他们像侦探一样，在人们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时，用严谨的经济学工具帮助解开谜团。

郭初阳语文教师，教育研究者让2.5亿人，让这些青少年，让这些儿童在最迫切求知的黄金阶段，让他们游荡在一个语言的假货市场，意味着什么？郭初阳已经教了25年书。 刚做语文老师的时候，他常常觉得刻板的语文课堂让这个职业“了无生趣”，总想着有朝一日能给学生们上一节“心目中理想的语文课”。几经挫败之后，他在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的书中读到了一句话，激动得汗毛倒竖。这句话后来成了他25年来信守的教育理念：“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都可以用某种形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 于是郭初阳的语文课堂变成了远航，他带着学生们一起“造船”，进入一个又一个文本内部，层层剥开虚饰的成分，试图航行到更远的地方——莫泊桑的《项链》不再是对虚荣的批判，而是对《灰姑娘》传统的颠覆；《狼来了》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不要说谎”，而要继续追问：要不要给喊“狼来了”的孩子戴口罩？从讲美国总统林肯的《鞋匠的儿子》延伸到引入虚构/非虚构的概念，从冯内古特的《哈里森·伯杰隆》讲到平等、权利和差异的社会观念……理想的语文课应该是怎样的，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回答。但或许可以从现在开始，备好船桨。

王暾，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有研究表明，三秒钟的预警时间可以减少人员伤亡的比例是14%，十秒钟是39%，二十秒是63%。在汶川地震时如果有预警系统，就可以给北川31秒的预警时间，因为它离震中140公里，可以给青川55秒的预警时间，也可以给成都18秒和汶川县7秒钟的预警时间。有了这些时间，可以减少两到三万的人员死亡，避免两到三万个家庭的生死离别。在过去十三年里，王暾一直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灾害预警。汶川地震发生时，王暾正在奥地利做博士后研究。看到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他决定放弃所学专业，提前回国研究和开发地震预警。地震预警研发的难点一方面在于地震本身无法在实验室中模拟，只有真正发生地震时才能监测到可靠的数据；另一方面，监测到地震后，如何能让更多人收到预警信息？经过十二年的尝试和努力，王暾带领的成都高新减灾所研发出了大陆地震预警网，迄今为止已成功预警了57次破坏性地震。有人会问，地震预警只能提前几秒，有用吗？王暾说：“几秒钟确实很短，但总比没有好。我们测算过，如果汶川地震时有预警，可以减少大约2-3万人的死亡。”

黄雪涛，律师。一个成年公民，一旦进入精神病医院，就成了一个说什么都可以被忽略的人。我这么熟悉的一个客户、一个朋友，突然之间就被推进了一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状态，她说什么都不做数。邹宜均的遭遇，让当时的我感到非常愤怒和恐怖。在精神病院，我的眼泪「哗」一下流了下来。也是当时的这种情绪，让我在这个领域持续工作了15年，直到现在。有一个在网络上流行了很多年的问题：如果一个“正常人”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了，该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从法律上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有些过时了。2012年《精神卫生法》出台以后，确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精神病已经不再是被抓的合法理由。有病没病，是一个人自己的事。如果一个病人没有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危险，法律也不应该干预。律师黄雪涛从15年前开始关注精神障碍群体。2006年，深圳女孩邹宜均，因为与家人意见不合、有利益冲突，被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当时，邹宜均的代理律师黄雪涛仔细研究了各地的《精神卫生条例》，发现强行收治没有法定程序，跟邹宜均有相同遭遇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从那以后，她开始介入这一领域，关注个案，推动立法，支持精神障碍者发出自己的声音。2010年，她创立了深圳衡平机构并担任精神卫生项目负责人，并在同年主笔了中国民间第一份精神病人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她接触过上千个相关案件，关注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的权利边界。“我们要走的路依然很长。法治不是空洞的概念，社会制度的设计是最精细的技术活。”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们讲中国的史学传统的时候，常常说我们有一个秉笔直书的传统，历史记载之所以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漏略，是因为统治者、当权者的干预。但我想说的是，「恶不可书」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的选择。孙抃，作为一个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史官，他也认为「国恶不可书」。不仅仅是国家的恶，父祖的恶、尊者的恶、死者的恶，其实都不可书。这就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至上的、功利主义的真实观。为了善和美，可以隐藏真实，牺牲真实；这再往前一步，就是「制造事实」。”赵冬梅在北大开的一门课叫作《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她希望学生能把注意力放到物质生活的演变和个体的人身上——像历史学者孙机先生那样，通过帽子的变迁看到中华民族如何吸收游牧民族的文化，从普通人的日常中钻研历史。她研究宋代制度、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题材，写出过不少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的通俗历史读物。她关注制度的变迁，也关心生活在制度中的人。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反抗制度？ 在《法度与人心》里，她写“历史并不一直向前”，写北宋曾达到了儒家政治的理想生态，写这种生态的逐渐消逝。在《大宋之变》里，她写北宋如何由盛转衰，写皇帝与大臣是如何集体迷失方向、言论自由如何破坏殆尽、祖宗之法如何分崩离析，写每个人都怀着美好的夙愿，到最后却走向了分裂与衰败。“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至于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结尾的，中间过程如何，‘相关各方’的选择如何，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她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想要做的，就是进入细节，勘破文字的谎言，排除书写的偏见，不断接近真实。

胡源  医生、“爱未来”公益创始人这样一个听起来简单明了的事情，解决方案应该是很简单的。那怎么解决呢？其实有几个利益相关方：针头的生产厂商，出售针头的药店药房，处方注射药物的医疗机构，还有使用针头的患者。究竟谁要来担这个责任？谁要具体来做这件事情？谁应该为此买单？不知道。我国约有一亿糖尿病患者，那些被他们带回家注射的针头，使用过后都去哪儿了？主治糖尿病多年，胡源发现，被糖尿病人带回家注射后的废弃针头不知去向，这些在医院被谨慎处理的医疗废物，被患者带回家后大多被当作生活垃圾随意丢弃。这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对拾荒者、环卫工人造成误伤。他查阅相关法规，发现“家庭废弃针头”至今定位模糊，也未有明确的处理规定。四年前，胡源利用业余时间，自掏腰包定制锐器回收盒，给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鼓励他们主动将废弃针头回收，并成立公益机构“爱未来公益”。他游走于环保局和各大医院，说服医院同仁一同加入废弃针头回收的阵营。经过四年多的行动教育，患者们已逐渐拥有环保意识。胡源希望能将回收站点设立在社区，带动社区民众一起加入到废弃针头回收的行动中来。他说：“做了这几年，我又想再提一些未来的愿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环保网或者是政府网站上能有显著的位置，告诉民众哪些是危险废物，哪些是可以做分类的；应该到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到这些容纳危险废物的容器，应该把这些容器放置到什么地方。这样我们做了分类，最终就能按危险废物去处理，那我们这件事情就圆满了。”

James Danckert，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神经科学教授。不久前，我们调查了大家在新冠期间会有多无聊。结论是那些自控力低且无聊倾向性高的人，更容易违反「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毫无疑问，这些人也更容易感染新冠。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有的人会打游戏，有的人会试图睡觉，有的人变成了王村村，有的人开始研究“无聊”这种行为。因为以前经常感到无聊，加拿大的Danckert开始投入到“无聊”的研究中，他和团队想方设法设计各种实验，比如让人们观看晾衣服的影片、抄写混凝土相关的科学文献，给参与者营造无聊的氛围，进而对无聊者的大脑状态、生活方式进行分析。人们为什么会感到无聊？经常感到无聊的人会有怎样的特征？疫情中人们是否更无聊了？James Danckert认为，无聊与人的自控力、行为习惯、内心情感等都有关系。感到无聊可能不一定是坏事，但是长期感到无聊应该也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他本人并不无聊。

陈忱，建筑师。在建筑业里，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特别无解的问题，对于年轻建筑师来说尤其如此。当你没有建成过一个学校，别人就不会请你去建一个学校，然后你就永远都没有机会去建一个学校。这样一个怪圈在“8+1”这次竞赛中被彻底打破了。未来，深圳计划提供74万个学位，新建约250所学校，如此惊人的数量需要在5年内完成。其中， 福田中学项目因为极度复杂的限制最受瞩目。作为深圳规模最大的中学之一，学校周边高层紧贴环绕，不仅将在原校址扩充到3000人的规模，还要增加住宿空间，容积率接近普通中学的3倍，设计难度极大。在如此高密度的城市地段内，如何营造充满想象力的校园空间？设计一所学校究竟有多复杂？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校园都长一个样？在严苛的设计规范之下，建筑师是否还有突破创新的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reMIX团队凭借出色的设计方案，作为独立事务所脱颖而出，最终获得设计委托。清华建筑系周榕教授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励志、非常传奇的故事”。“为什么校园建筑让我们着迷？因为我们感兴趣学校的密度。学生真实的生活就是被困在里面。我们做寄宿学校，他/她的24小时、3年或者6年的时间，能被建筑师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深刻影响……福田中学这个项目很特殊，它几乎可以容纳我们对建筑与城市空间的所有想象。”

潘柏林，跨性别医疗先行者、国内首个针对跨性别关怀公益基金栢林基金发起人跨性别者每个个体都有一段坎坷的历史。很多人会先入为主地将性少数群体理解成“不良癖好”或“心理疾病”，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从事跨性别医疗的这五年，潘柏林日常工作中最常面对的，就是崩溃的家长和压抑的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才能治好我的孩子？”一个个问题砸向他的时候，安抚和劝慰是不够的，身为医护工作者，潘柏林想为性少数群体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科学的医疗服务。从幼年时性别不一致的感受开始，青春期被性别焦虑困扰，到成年后无法接纳自己的性别和身体——每个跨性别者都要走过漫长无涯的人生——屡次陷入家庭的冲突与不解、周围人的偏见和歧视，捱过难如登天的求学和求职之路，抑郁焦虑缠身。跨性别群体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现状？又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什么样的医疗方案才能让他们完成自我接纳的过程？为什么目前提供跨性别医疗的资源这么少？潘柏林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不再只是我们这一小撮的人。当然我们更期待的，还是跨性别医疗长期的健康发展。”

林小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也许不应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应该越给人以希望。中国2000 多个县容纳了全国 50% 以上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未来社会的面貌。而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教育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域学校正在遭遇“塌陷”，逐渐成为被改造、帮扶或淘汰的对象。林小英常年关注县域教育的发展，在她看来，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县域的孩子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匮乏的，学校并没有起到基本的庇护所的功能。同时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之下，不同地域和层级不断上演的大鱼吃小鱼的生源争夺，导致了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在精英教育的标准下，县域里的学生被认为是“不被期待”和“不值得投入”的，然而这一部分人的命运可能才是当下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这些复杂而又具体的现实都在提醒我们思考：县域教育发展失衡背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哪些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了县域教育困境的出现？以教育扶贫的名义进入县域教育，应该如何适应县域的情境？以及什么才是回归本真的教育？

姜斌，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独立设计师。研究调查发现，在每一百块钱的利润里，只有1.5%到2%分给了一线工厂，可想而知有多少能被投入到改善工人的状况呢？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批评某一个企业，而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是每一个行业都需要看到的问题。作为环境心理学者和设计师，姜斌带着学生们造访了深圳的大型工厂，F厂。他想知道：生活环境对工人的影响有多大。学生与工人组织建立合作，和工人同吃同住，追踪记录工人一天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兴趣，理清生活线索。通过巧妙而谨慎的改造，加强工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同时，姜斌也持续关注城市环境与心理健康，倡导“健康城市、健康景观”，希望通过对城市功能、空间和景观的规划，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经过数十年粗放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城市自然遭到了严重的肢解和破坏。人们的健康状况正因环境质量降低、社会竞争加剧、不健康生活方式盛行而逐步恶化。针对这些问题，作为规划设计者应该做些什么？

开开，《变成种子的小孩》编著者七年来，开开一直带着不同的孩子在“做书”。虽然是以绘画和视觉的形式进行创作，但她从来不以造型、色彩、构图去定义孩子们作品的好坏，更多是去激励孩子们思考，鼓励孩子们用画画的语言叙述自己的生活。在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中，孩子们表达了自己对陪伴的渴望、对友谊的珍惜、对灾难的恐惧、对暴力的控诉以及对偏见的痛恨。很多读者看到孩子们关于暴力和偏见的作品后会非常诧异：为什么孩子会画这么沉重的东西？其实年龄并不是暴力或偏见的护身符，成年人总是用“你太小，还不懂”来搪塞孩子，拒绝以理性、平等的方式对话。但是世界并非只属于成年人，孩子们也是世界的参与者、旁观者，他们无可避免地要带着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去见证、亲历这个世界。开开觉得她并不是在教孩子们画画或美术，她只是赋予了孩子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她和孩子们是工作伙伴的关系，孩子们是作者，而她是编辑。七年来她所做的事情就是，用“书”来引导孩子们清晰和丰富地表达，来展现孩子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她总会对孩子们说：“这些具有创造力的作品，是在你想要表达的时刻出现的，要珍惜并记住这些时刻。”

张维敬，口袋花园建造者。张维敬是一家IT公司的普通员工。他所居住的回龙观某小区是一个大型社区，物业费低廉，小区内多块绿地都疏于管理。因为受不了家门外那块一到夏天就充斥着蚊子和狗屎味的荒地，2016年他决定建造一座社区花园。对植物原本一窍不通的他开始学习植物知识，到各地旅行参观园林景观。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设计并建造了一座花园。花园里种植了绣球、铁线莲等近100种植物。花园没有门，从建成之初就对所有人开放。每到花季花团锦簇，这座花园便成为小区居民喜爱光顾的场所；也吸引了回龙观其他小区，甚至更远地方的花友前来观赏。但是近两年，花园两次被列为拆违建筑，面临被拆的境遇；在社区居民和一些专家的极力挽留下，才保留住了主体，未被完全拆除。张维敬所面对的是当下社区管理者的难题，也是社区治理研究者们感兴趣的话题。许多老旧小区不一定有能力维护好小区环境，新建小区则往往维护成本高昂。居民参与是一直得到鼓励却推行困难的模糊地带，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同时让城市生活环境更加美好？演讲结尾，张维敬说：“故事到这，我所建造并希望捐给社区的口袋花园还没有最终的定论。对于我来说，如果它终将消亡，我仍感激通过它认识那么多的朋友，通过这个花园也让我看到了在善良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美好。它是一座桥，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系，桥虽有可能断，但我们终将会再建立另外一种形式的桥梁。”

杨潇，记者、作家。想象一下，你生活在1937年的北平。平津相继沦陷，大批知识分子南下，你几经周折到达长沙，加入临时大学。可是第二年，战争逼近湖南，需要撤退到更安全的大后方。你面临的选择是，去不去昆明？去的话，怎么去？11名教师、近300名学生的选择是徒步，他们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走到了昆明。这个旅行团里有闻一多、任继愈，有后来的诗人穆旦，还有数位后来的院士、教授和工程师。旅行团出发80年后，杨潇用41天时间重走了这条路。杨潇曾是一名记者，重走前，他从媒体辞职一年多，生活陷入了某种失重状态。在这条路上，他一面闯入历史的谜语，一面解决自己的存在主义危机。当理想主义青年们不再年轻，他们面对的将是更复杂的世界。“在不确定的年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这一次，杨潇想讲讲与旅行团有关的两位老人的故事。“我是一个特稿记者，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都在寻找故事，就是那种惯常意义上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自己这趟旅行，包括湘黔滇旅行团80年前的旅行，都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是当我开始采访联大的后人，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最终我要处理的是一个时间的故事：当你把旅行拉长到一个人一生的长度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挺惊心动魄的，或者说「惊心动魄」已经不再重要了。”

张兵，哈佛大学干细胞与再生生物学系博士后，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导。“为什么人会一夜白头？”春秋时期伍子胥被楚王追杀，在过昭关时因为犯愁如何过关，一夜之间黑发变成了白发；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法国大革命被捕后，头发一夜之间变白……我们听过许多 一夜白头的故事，人体为何会有这种反应机制？压力是如何催生白发的？变白的头发还能再黑回来吗？压力使头发变白的机制是张兵实验室的研究内容之一，2020年这一研究被Nature评为年度十大科学发现和年度最受欢迎的突破性发现。“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些机制，然后去设计新方法减缓皮肤和毛发的衰老，或者加快皮肤和毛发的再生。”精神压力是加速人体衰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人体衰老的过程中，伤口愈合速度变慢，头发变白掉落，都与皮肤系统里的成体干细胞相关。“压力其实是人感知层面上的东西，了解它是如何影响干细胞的活动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就好比去了解精神跟身体这两条平行线是如何交汇的。”

孙海霆，建筑师。“这也是北京有意思的地方，计划经济时代大板楼跟最时髦的商业bang沾一起了。”从2019年的冬天到2021年的春天，许多个工作之余的周末，孙海霆会扛着大画幅相机在北京的街头拍板楼，期间无数次被围观的大爷大妈和小朋友们问：这有啥好拍的？这些临街的板楼大多诞生于80年代，有的长度可达百米以上。但它们往往看上去面无表情、缺乏个性，虽然体型巨大，最终却成为城市的背景布。在孙海霆看来，正是这类存在感极低的“ 背景建筑”，塑造了我们心中对于北京城街道空间的基本印象，也反应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城市生活。与这些无表情的大板楼相反，孙海霆此前还在北京西四环外的城中村里拍摄了一系列民间自发建造、任性生猛的房子，它们如同雨林里的真菌与藤蔓，为了获取更多的居住空间，加建的铁皮盒子与外挂的交通系统寄生在原有的建筑上，使原本平淡无奇的砖混民宅变为了独特的建筑奇观。

梁希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脑研究所博士后。“不要再问我乌贼好不好吃，我舍不得吃。”海洋中有很多拥有特殊技能的神奇生物，它们拥有的智慧可能远超人类的想象，比如章鱼和乌贼。虽然它们从外形到生活方式、结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拥有一项特殊技能—— 变色！为了应对在海洋中生存的各种状况，它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外表，快速变成环境中的样子，来隐蔽自己。梁希同所在的实验室就针对乌贼变色这一行为展开了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乌贼是如何快速识别周围的环境，又是如何快速在皮肤上生成与环境相似的图案的呢？乌贼是可以随心所欲用大脑控制自己变成各种样子吗？研究乌贼的大脑对人类有怎样的帮助呢？“我们很难知道动物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有什么不同，研究乌贼变色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难得可以窥探动物内心世界的机会。”

程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这样一些农家子弟，他们的求学经历可以被形容为一种苦读。可是在这种苦读背后，有怎样一个没有被看见的内心世界呢？”程猛的研究对象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通过努力学习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们，他把他们叫作“读书的料”。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成长，在教育阶梯上逐级攀升，最终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工作，变成“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美谈。然而，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就，却不清楚这样一场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漫长之旅中特殊的内心体验。他们为何能够突破种种不利处境，取得高学业成就？因为他们真的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吗？这样一场“教育改变命运”的向上流动之旅还伴随着哪些意外的结果和代价？今天，关于“内卷”“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讨论此起彼伏。如果普通城市家庭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有一种被欺骗感和无力感，那么农家子弟就更是如此，相比于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子弟，农家子弟身上交汇着地域、身份和阶层三种结构性力量。关于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不只是一种个人叙事，更是一种社会叙事。这是一类人的生命印痕，远非教育二字所能涵盖，背后的城乡差异和教育承载的社会功能问题，牵动着国家和社会的敏感神经，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程猛的研究里所记录的“读书的料”的故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宏观社会结构在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