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YiXi

张东菊，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这是令人振奋的发现，它证明在16万年前，青藏高原地区就有人类活动。”1980年代，在甘肃省夏河县的白石崖溶洞，一位僧人捡到了一块看起来像人类下颌骨的骨头，骨头上面还有两颗牙齿。僧人把这块骨头交给了六世贡唐活佛，后来活佛又将这块化石交给了兰州大学从事古人类研究的科学家。随着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在2010年前后正式对这块化石和白石崖溶洞遗址展开研究。研究确定了在青藏高原白石崖溶洞发现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至少形成于16万年以前，与在西伯利亚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化石具有最紧密的基因关系。以张东菊为共同通讯作者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和Science上，并入选Science杂志评选的 「2019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韩寒，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人。“让中国的江河湖海年年有‘渔’。”2019年12月23日，“长江白鲟已灭绝”的消息冲上热搜；2020年1月1日0时，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长江十年禁渔计划”。长江本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孕育了424种鱼类，然而近几十年来，物种多样性受到来自人类活动的各种干扰而锐减。人们常把物种减少、生态破坏的矛头指向渔民，可是过度捕捞、盲目养殖、过量用药这些看似个体的主观选择背后，其实有很多被动行为。2010年，韩寒加入了一家国际渔业公益组织，主要跟罗非鱼打交道，她发现国际组织常用的“从供应链末端倒逼生产端改变”的方法论，在中国行不通。带着怀疑与困惑，韩寒在海南成立了智渔——中国第一家专注可持续渔业的本土NGO。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方法，而这个答案，我们需要在本土寻找。

孙雪梅，“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负责人。“其实我们讲的全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以往就是没有人教。”2013年5月，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6名女生开房”案曝光后，分布在各地的百位女性记者联合发起了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她们希望通过知识的普及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让性侵儿童案不只是在热点新闻出现时才被社会大众关注。他们联络儿童心理学、性教育学、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制作了一套儿童防性侵课程的教案。最初的志愿者老师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各地小学去上这堂儿童防性侵的课。经过7年多的发展，“女童保护”项目已经培训了1万多名志愿者讲师，为400多万名儿童上过防性侵教育的课程。不过相对于中国2亿多的儿童来说，这还是太少了。孙雪梅是“女童保护”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她说她老了肯定还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越往深里做，发现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李东来，东莞图书馆馆长。“对于很多都市中的边缘人、失落者来说，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精神的、还是身体的避难所。”2020年6月，湖北农民工吴桂春受疫情影响失去工作，在离开东莞前写了一段感谢东莞图书馆的文字：“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留言被发到网上，成为了这魔幻动荡的一年里为数不多让人觉得感动和温暖的新闻。在这座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城市，图书馆成了一位民工无法割舍的存在，这与东莞图书馆多年来为公共图书馆价值最大化付出的努力密不可分。有年轻人说，要是图书馆有漫画看就好了，一番调研后东莞图书馆设立了大陆首个漫画图书馆。东莞气候温暖，大量工人需要24小时倒班工作，李东来和同事成立了国内第一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为了让读者通过图书馆了解城市的历史与人文，国内第一个粤剧图书馆、东莞书屋、台湾书屋等也出现在这里。此外，定期举办培训讲座，开展粤语培训班、计算机培训班，图书流动车开到工厂、军营和监狱等，关于图书馆公共服务的每一次实践，都来源于李东来和同事们对「人」的需求的洞察。如何让图书馆和每个人发生联系，让他们对图书馆感兴趣？是李东来和他的同事们经常思考的问题。要 让更多市民进入图书馆，无论他们是否看书、看什么书，只有他们走了进来，图书馆的公共性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杨小峰，昆虫观察者。“自然并非仅存于远在天边的高山和雨林，自然就在脚下。”杨小峰是法布尔的忠实粉丝，他在博客里写：“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生活在19世纪末的普罗旺斯。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可以整天跟在一位老人的身后，借自己明亮的眼睛给他观察昆虫的生活，并且不知疲倦的为他在田野里搜集圣甲虫的粪球。”现实生活中的杨小峰是浙江理工大学建筑系的一名设计课老师，他在学校开了一门昆虫选修课，吸引了超多同学。他最大的爱好是观察昆虫，因为工作和家庭事务繁忙，大部分的观察都发生在学校的绿化带里，偶尔也会远足去更野的自然。他观察昆虫的外貌和身体细节，观察它们交配、产卵、捕食、打架，观察它们建屋筑巢——在他看来是昆虫所创造的建筑美学；识破它们的伪装和拟态：那些长的像枯枝败叶、像其他虫子、甚至像一坨鸟粪的昆虫；寻找它们留下的痕迹，推测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哇， 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

周雯静，青年艺术家。“没有一个女性受苦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真实、具体的人。”2011年，周雯静陪母亲去医院，取下佩戴了二十多年的节育环。术后母亲出现大出血并引发一系列并发症，给家庭造成了很大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世界佩戴节育环的女性中，有2/3在中国。周雯静于是创作了 《女人系列·节育环》。她将300多个不同形状的铜环按照原比例大小，参照历史真实形状制作出来，一排排放置在质地精美的蓝丝绒上。美丽和精致背后，是女性身体的受难史。历史社会因素究竟给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带去了怎样的创伤？文化惯习又在女性身上增添了多少道德重压？周雯静开始关注女性身体、 疾病和权力问题。之后又陆续将质询的触角伸向了妇科手术刀、孕妇的身体、避孕药、乳腺增生等命题。在周雯静的作品中，常常能看见流血的意象、受伤的身体、与病痛不协调的极致美感，以及无法融入热烈现实的冷酷与疏离。种种矛盾，源自于她对艺术的理解：“艺术作品不应该像一篇社会报道，艺术应该是暧昧的，模凌两可的，带着某种挑衅意味的。”

黄正骊，同济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后。“贫民窟的总体社会价值远超过与之房租总和相同的富人社区。”贫民窟是什么？是极度贫困、条件恶劣的绝望之地，还是充满冒险与反抗的异域？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之一，被称为“东非小巴黎”，在这里有2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其中生活着100万人的基贝拉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2011年，作为联合国人居署的项目成员，黄正骊来到内罗毕，此后在这里工作、研究和生活了多年。最初她负责设计了一个贫民窟的道路改造，满怀着帮助贫民窟完成升级的使命感，但现在，她已经不愿再流露出这种浪漫化的情感，因为她对贫民窟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大多数城市研究中，贫民窟意味着极高的居住密度和非常差的居住条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贫民窟已经成为了世界南方城市化的主旋律。在为马萨雷谷贫民窟建造小学的过程中，黄正骊开始意识到贫民窟有自己的一套住房体系，也有自己内在的管理和秩序逻辑。贫民窟有独特的内部通行的土地证，一场火灾过后很快会有一栋新的房子拔地而起，水电没有接入城市管网，但借助帮派和社会团体依然可以自主运行……贫民窟是一种非正规的聚居现象，同时也只是 另一种类型的普通社区。“我接触和研究贫民窟已经有10年了，说句实话，我所做的这些研究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具体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非常羞愧地讲，没有。但是我想它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改变了对社区和城市的看法。”

新垣平，写作者。“我曾经到过的许多地方，某种意义上都是金庸世界的一部分。”哲学系毕业的李俊有过很多网名，其中最为人知的两个是 「宝树」和「新垣平」。宝树是一位科幻作家，他写的短篇、中篇和长篇都拿过华语科幻星云奖，也翻译过哲学科普书籍。在BBS时代，他看着杨过、令狐冲等金庸小说主角的名字都被别人注册成了ID，就郁闷地从小说的角落里找了一个叫「宝树」的坏家伙作自己的网名。新垣平则自称骨灰级金庸迷和历史爱好者。他把金庸武侠当作真实历史的一部分，用《剑桥中国史》的翻译腔写下了《剑桥倚天屠龙史》和《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考察了武术、江湖和门派等在历史上的起源、发展和嬗变，探讨了少林、武当、丐帮、明教、天地会等武术组织的由来和兴衰，试图为金庸武侠修一部通史。在书中，他把 庙堂和金庸的江湖世界叠加在一起，让武侠世界变得更真实，让历史世界变得更有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宝树和新垣平是同一个人，两个名字像两条没有交点的线，出版了风格迥异的作品，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自得其乐。如你所见，这次，他打算用新垣平的身份站在一席的讲台上。「关于金庸小说我写过许多文字，还有很多想写的东西。……这些并不只是文本上的咬文嚼字，而可以追溯到许许多多年以前，在南方海岸一个陌生的大都市中，一个飞速转动的大脑深处所涌现的一道道绚丽的脑电波。那个大脑瑰丽无伦的生物电波绵延了超过半个世纪，在其他亿万个大脑都激发出无尽的波澜。」

烟囱，画家。“我已经忘记当时画这些画的情景了。不过无所谓，因为这就是我要传达的「能带来陌生感的环境和氛围」。在我画到有点在乎故事走向的时候，我就不再画了。因为我要享受的就是这种不在乎表达什么、不在乎故事在哪儿结束的自由感。如果我那么在乎的话，就不好玩了。”烟囱的漫画，都是从他自己的生活里长出来的。他画自己，画老婆和家里的猫，画街头巷尾，画自己画画的样子和画不出来画的时刻。 起初，他画一个又一个的短篇故事。后来他发现，很多漫画根本不在乎主人公这个人，只在乎他又和谁打架了。于是，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关心漫画里的人，画一个人尝到的味道，路过的那些树和电线杆，还有某一刻风吹过的触感。他想画一些不刻意去表达什么的漫画，而故事的结构就像随手画在纸上的线，没有固定的起点，也没有明确的终点。 烟囱做了独立出版物“叙事癖”和“乞丐漫画”，号召大家像给乞丐钱一样不求回报地赞助艺术家来做书。他还用布面丙烯和拼贴的方式来画大尺寸的漫画，在画廊和艺术博览会上展示。对于烟囱来说，漫画有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也是他最大的理想。

罗翔，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所所长。“法律是平衡的艺术。”网络上流传着一位法外狂徒张三，他屡犯奇案，用自己传奇的一生牵动着网友们一起学习法考知识，“捧红”他的幕后推手就是研究刑法学多年的罗翔。 关于刑法，罗翔说：“刑罚是对犯罪的惩罚，刑法是对刑罚的约束。”法律所追求的是公平与正义，刑法更是如此。虽然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法律所追求的正义是有瑕疵的，但这也并非代表正义不存在。我们不可能靠法律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法律对客观真理的持守，对客观存在的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依然让人们心向往之。“我想表达的是，所有的法律概念都是存在价值判断的，同意也是一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要承载体现我们法律要倡导的公平和正义。”

易莉，北京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希望有一天，每个孤独症儿童都能得到针对性的训练，不被偏见和标签捆绑，成长在更友好的社会环境里。”接触的孤独症儿童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知道得太少。每个孤独症儿童都不同。有的对数字敏感，可以答出历史上的某一天是星期几；有的着迷某一路公交车，可以报出首发站到终点站的站名；有的对旋转的物体或规则的几何图形着迷；有的会因为周围的光线、常人捕捉不到的声响而崩溃大哭……时至今日，关于孤独症儿童为什么会有上述行为，何时发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依然是医学、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界未解的难题。而近20年来，孤独症患病率逐年攀升；因病程漫长，约90%的患者病情持续终生，半数以上需要终生养护，给无数家庭带来巨大压力。过去十年间，易莉和她的团队接触了几百个孤独症孩子和家庭，致力于揭示孤独症的社会认知障碍机制，为早期筛查、辅助诊断、精准治疗提供干预和康复的科学依据。她认为，偏见或浪漫化都不利于对这个群体的理解，客观、接纳、尊重才能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宽松、更友好的社会环境。“有一天这个妈妈忽然想起来，就问她的孩子说，你知道什么是‘normal’（正常）吗？这个孩子说，我知道的，‘正常’就是洗衣机左起的第二个按钮。”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过去有一句话说‘真理越辩越明’，不一定是这样的，真理有时候越辩越糊涂。一般来说，争论你说服不了对方，或者至少在言辞上说服不了对方，他可能要过后，甚至过了一些年才会明白，可能是影响听众，影响旁观者。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地卷入这样一种有些时候相当无谓的争论。”在诸如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公共讨论环境在变得恶劣。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的分歧日益加剧，甚至演变为不同观点的口诛笔伐，站队、对骂、拉黑等在常态化。在另一些舆论场域，被“算法”和“圈”主导，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空间，不同圈子之间的差异之大常常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何怀宏认为，现代社会由于平等的观念和信仰的自由，价值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歧异了，在终极信仰甚或价值追求方面的共识很难普遍地在全社会达成。这是主流趋势，无论是享受还是忍受，你都不得不接受价值的分化和多元。既然存在意见分歧，就要考虑到底还有没有普遍的对行为的道德判断，如果有的话，这种判断的根据是什么。他用“底线伦理”来描述现代社会伦理的基本性。一是说这种伦理是基础，但又极其重要。二是说它还是一种人们行为的最起码、最低限度的界限，人不能完全为所欲为，而是总要有所不为。

李翔伟，行为艺术家。很多人听说李翔伟可能是他宣称自己把杨永信家的电闸给拉了，因为他和杨永信是老乡，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也可能是因为他给工地里的管道喷上“Youtube”，这些“油管”第二天被埋到了地下，他希望有一天，“油管”能再次被我们看到。这样看来，他似乎是个挺愤怒的人。李翔伟在废弃沙发上写“我在这里等你”，把标语“带走你的垃圾”改成了“带走你的爱”。他用《波西米亚狂想曲》混剪的快手视频，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互联网对所谓土味视频的观看方式，“如果你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看土味视频就像是在看笑话。”当洒水车喷出的彩虹翱翔天际，当bgm反复唱到“Is this the real life”， 他和视频里的主人公们都选择了一种方式， 用浪漫与荒诞反抗现实。他的第一个行为作品叫“我不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李翔伟在一切的开端就问出了这个问题。不过答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时代“不能搞艺术，所以有必要”。“大家会说我很感动，但是为什么感动，眼泪从哪里来，大家懒得追问，也不敢追问。大家很享受这种一直被感动的状态，而不愿意再往前迈进一步。”

许慧晶，纪录片导演。“我想以纪录片搭建一个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获得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组委会的颁奖词写道：“流畅的剪辑、超越线性的时间叙事、与完备的电影技术的高水平融合，在动人又诚挚的成长故事中，彰显了人性的温存与希望。”许慧晶一直关注乡村题材，他拍过与生育相关的妈妈们，与信仰相关的奶奶们，与爱相关的年轻男人，与房子相关的中年人。《棒！少年》是许慧晶个人创作停滞几年后的作品。北京市郊，有一支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少年棒球队——强棒天使队。棒球场上每一个活蹦乱跳的少年背后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经历，有的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有的双亲一方患重病，另一方离家出走杳无音信。许慧晶用摄影机记录下了这群少年在棒球的陪伴下成长的故事，拍摄过程中他也开始反思纪录片到底能做什么，也许除了呈现问题之外，纪录片还可以成为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去呈现希望，哪怕是一丝渺茫的希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把他们拍成一个传奇。可能很多人会说传奇故事会落入俗套没什么新意，但我那会儿就是这样想的。我非常期待孩子们能有所成就，希望他们被认同从而产生希望，希望棒球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

程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单一故事的危险性不在于它们是假的，而在于它们是不完整的。”程莹的研究对象是尼日利亚贫民窟里的剧团，她也想过研究宏大的戏剧传统和世界级的剧作家，但在参观了剧团排练后，她意识到自己真正关心的是贫民窟里普通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生活？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剧团成员们大多没有固定的工作，上午排练，下午和晚上各自打些零工，维持生计，过着一种“悬浮”的生活。可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边缘人，年轻人们并没有选择撤退。他们的戏剧作品大多是讽喻性的，融入了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与批判。演出大多在热闹的集市、小巴车站进行，有时也会跑到金融区，给打扮精致的银行家们演一出讽刺中产阶级的经典剧目。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旅行者和研究人员来到非洲，我们早该放弃那些部族的、传统的、与现代对立的陈词滥调，看到更多样的、有想象力的非洲故事。“当他们说，‘坚持，是因为我们无法承担沉默的代价’，他们是在坚持自我表达和公共表达的传统。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No condition is permanent’，不是在进行自我麻痹，他们是说永远不把不公正、不合理视作理所当然，应该相信表达的力量，相信行动的意义，相信竭尽全力的表演能打乱既有的议程，带来切实的社会变革。”

吴翼，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人工智能很多时候其实是人工智障。”吴翼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Stuart Russell教授从事AI研究——利用深度强化学习使智能体在物理环境下可以学会与人类行为相似的策略和技能。他说训练AI的过程其实就像是教它们打游戏，它们有时显得很聪明，似乎可以去解决很多突破人类认知的难题，但是有时它们又不按常理出牌，显得十分智障。 人工智能真的如同我们想象的一样无所不能吗？我们真的可以信任AI吗？未来人类会被智能体取代吗？

王飞，律师。“在司法的谬误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参与平反冤案，看似是解决陈年旧案，实际上是面向未来的工作。我们是为了整个社会，包括你我这种普通人，让每一个尚未面对的人免于这种遭遇。”今年8月，被羁押27年的张玉环改判无罪，王飞是他的辩护律师。这些年王飞代理了多起冤假错案，“有太多绝望的人，我想拉他们一把” 。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一天变成蒙冤者。这些被卷入冤案的人，有贫穷的、富有的，有农民，也有警察、法官。在法庭上，王飞说：“我不是在为张玉环一个人辩护，是为了你和我，为了我们所有人。”当司法不能为某个人提供保障，就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保障。虽不能决定成果，至少可以尽最大努力影响进程，他认为这是律师的职责。“悲剧总在我们的放任自流中发生，且反复发生。既然从事了一项参与他人生死的职业，就不能对他们的生死置之度外。”一个卷宗背后，可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原老未，独立摄影师，撰稿人。“罩袍遮住的不仅是阿富汗女性，还有我们的眼睛。”原老未是一个世界游民，以拍照和写稿为生。这些年她跑遍了大半个地球，在非洲的莫桑比克、北欧的瑞典和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都住过半年。 因为一张照片，她踏上了前往我们的近邻阿富汗的旅途，翻山越岭穿越塔利班控制区之后，她终于看到了至今难忘的班达米尔湖。让原老未留恋的不只是美丽的风景，还有那些热情、勇敢但又蒙受污名的 阿富汗女性。此后她三次重返阿富汗，与这些她关心的人一起生活，聆听她们的声音。 最终在《罩袍之刺》这本书中，她写下了六位阿富汗女性的故事，有小镇上第一个走进武馆的女学员卡瓦利，生在伊朗的难民姑娘热扎依，为女性尤其是寡妇提供就业机会的绣坊老板瑞吉娜……面对着家庭暴力、童婚和种种压迫，有些阿富汗女性活得小心翼翼，也有一些依旧勇敢。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阿富汗女性没有更高尚，也没有更卑微。 这本书承载了一份简单的希望，希望我们在探察了这些阿富汗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之后，与她们产生某种联结，让这片土地不再是某个遥远的国家，这些女性也不再是远方的陌生人。“最后，虽然我知道不可能，但我依然希望这个世界没有战争，遍地和平。”

臧寅垠，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把创伤的经历直接写下来，同时将与之相关的负面情绪写下来，可以有效地减轻PTSD的症状。”汶川地震过后，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个词逐渐进入了大众视野。亲历了对生命产生威胁的事件——自然灾害、暴力、车祸、战争，或者目睹了亲人、朋友生命受到威胁的事件，都可能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 臧寅垠在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干预领域研究多年，她曾在四川地震灾区开展PTSD的临床研究，在美国工作期间也深度参与了对现役军人的PTSD干预研究。针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次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医护人员、患者及患者家属，可能是疫情结束后患PTSD的高危人群，臧寅垠也在逐步开展研究。“面对经历过重大创伤以及躯体损害的人，我就觉得当时学到的许多心理咨询技巧和支持性的方法显得非常苍白和无力。我当时非常想知道，什么样的技术和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缓解他们心理上的痛苦。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我在博士期间就把对我国地震PTSD患者的治疗作为主要的研究项目。”

陈宁生，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大概有多少呢？我上午问了应急部的同志，我们国家目前有泥石流灾害隐患点3.35万余处，泥石流影响90%以上的水电基地，还有170多座县城、1300多个乡镇也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影响。”1991年硕士毕业后，陈宁生就到地处“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的云南蒋家沟泥石流观测站，开始了和泥石流治理打交道的生涯。泥石流研究的核心难点是建立一套科学的预测方法，为居住在泥石流隐患点的居民争取到足够的应对时间。除了利用监测点的仪器和实验室模拟的数据外，为了采集一手资料和数据，陈宁生总是努力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害现场，他常常需要跑遍整个流域去还原泥石流发生时的场景——泥石流跑得多快、浓度是多少、流量是多少、有多大的冲击力、松散固体物质有多少、从哪里来的。陈宁生团队的“泥石流灾害预判与综合防控关键技术”入选2019年度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十大科技进展。

李骁健，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研究员。“这样看来好像这项技术还是有点儿风险的，那么大家就要问了，发展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对人类有什么帮助吗？”从《攻壳机动队》到《阿凡达》，人们从很久以前就在科幻片中设想，或许意念可以控制机器，或许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可以被改造成机器，从而获得超出常人的战斗能力。 前些日子，马斯克用三只小猪展现了Neuralink公司的最新技术，让 “脑机接口” 这个带着科幻色彩的名词再度走进公众视野。脑机接口会怎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未来是否真的会有脑机融合的一天？人类又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李骁健认为脑机接口其实就是一种信息沟通的技术方式，“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只是从科研到产业领域推，才走进大众视野。如果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并加入到脑机接口的研究中来，对大脑的理解或者脑疾病的治疗会有很大帮助。”

彭华茂，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发展心理学关注从儿童到老年人的一生的发展，但是一直以来，大家的关注度是随着年龄降低的。”一方面，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对年龄的焦虑当中，另一方面，许多人对老年期的认识是偏消极的，抠门、大妈审美、爱转发谣言贴、买保健品受骗……这些标签形成的消极刻板印象越来越固化。 彭华茂的研究方向是认知老化及老年人的决策行为。有关老年人一系列决策行为的研究改变了她对老去的一些认识。和实验前的预期相反，老年人的一些决策能力并没有像认知功能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在心理学界还有一个有名的现象叫老化悖论 ——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生理功能在下降，但他们的情绪体验、幸福感却在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些对老年人的消极印象之外，还伴随着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老年人，怎么样和他们相处，怎么样去解决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矛盾冲突。”

李一凡，艺术家、纪录片导演。从2016年开始，李一凡在广东、贵州、云南等地，完成“杀马特”青年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同时，通过在快手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九百多段，最终制作成纪录长片《杀马特，我爱你》。这是一次详实且残酷的调查梳理行动，五颜六色的头发下面，李一凡重新检讨了城乡关系里社会底层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根源。   在拍摄过程中，李一凡发现“杀马特”的主体是90后、95后的农民工，几乎都是农民工二代。他们都有留守儿童经历，相当多的人有中小学辍学的经历，初次进厂打工年龄都非常小。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只有三四千块钱。在李一凡看来，这三四千块钱不仅是冷漠的数字，还是工人所经历的极度的疲劳和生命的贫乏，以及面对阶级固化后的无望。“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端。”

岳毅桦，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副总干事。“让孩子随父母一起流动，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流动儿童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在谈？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数量高达1.02亿，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三千万是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近两三年，随着大城市控制人口政策、改造计划的出台与推进，流动儿童想上学变得愈发艰难。在一些城市中，低收费的民办学校在开办、招生上受到限制，还会因为拆迁、房租到期等各种原因被迫关闭。流动儿童如果无法进入公立学校，也没有民办学校可以选择，最终只能离开父母，回老家“留守”。很多孩子都在 “流动”和“留守” 的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动与留守的是同一批孩子，同一个问题。今年是岳毅桦全职做公益的第十六年，她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喜欢的项目，准备“把余生都托付给这件事”。她所在的新公民计划是一家关注流动儿童的民间公益机构，他们希望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都能和父母一起，在城市上学。“捐书这种事儿听得还少吗？图书馆这种公益概念有什么稀奇的呢？稀奇。我们在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工作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活的图书馆，能够持续开放，让孩子去借书，而且有足够多好书的图书馆，一个都没有。”

“我想让各位猜猜，异性婚姻、男同婚姻、女同婚姻，哪个离婚率最高？”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从早年的成都同志公共空间研究，到近年关注同志的身份展演、同志情侣的亲密关系和生育规划，魏伟多年来聚焦于性少数群体，一直在践行“将主流酷儿化”的研究理念，关注同志社群，同时以此为透镜揭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与十几年前相比，现在很多“同志”也想尝试着和自己的伴侣组建家庭。那么这样的家庭会与主流家庭有何不同之处呢？同志亲密关系与异性恋有没有差异？他们是否可以在制度、伦理和家庭的夹缝中实现生儿育女梦想呢？“人们普遍拥有了自我身份认同，使得长期伴侣的关系变得可能，对于同志家庭的建立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同志家庭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友谊及承诺等超血缘的关系之上，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这样选择的家庭，它挑战了基因在界定亲属关系和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创造出了另类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态。”

“你能想象到的事件，你想象不到的事件，可以说从生到死，这两者之间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出现在911应急电话里面。”王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篪在美国东部某城市的 911应急中心做了三年的田野研究。那时候她对在复杂情况下需要迅速做判断的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美国911应急中心是消防、警务和医疗的报案电话统一号码，接线员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判断案件的性质，短的十几秒，长的几分钟，而且他们的判断常常是生死攸关的，因为派遣部门是根据他们的判断派遣相应的救护力量。接线员如何在只有语音信息情况下做出准确判断，应急工作的困境有哪些？社会生活中的小概率事件却是应急工作人员的日常，这种状态对他们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影响？

“宋诗就不一样了，不但表现吃喝，它还表现拉撒。”侯体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侯体健是中国诗歌史和宋代文学的研究者。比起唐诗和宋词，他更喜欢和学生讲宋诗——目前，我们已知范围内的宋诗就有28万首，在数量上是全唐诗的5倍，有许多丰富的值得研究的话题。 比起过去的诗，宋诗与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过去的诗人所忽视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都被宋人写成了诗。“日常不能径直变为诗，但诗可以表现日常，从而具有了动人心弦的力量，超越了琐碎凡庸的现实，直指人们的情感与精神世界。”“梅尧臣这个诗人非常有意思，他还写过打喷嚏，闹肚子。还有一次他身上很痒，觉得是虱子咬了自己，就去捉虱子，结果虱子没捉到，捉到一只跳蚤。他也写了一首诗，就叫《扪虱得蚤》。宋人对于日常的书写，从梅尧臣开始越来越多，而且越写越可爱。”

沈志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我们谈什么物种保护、动物福利，其实都要体现在动物个体身上。比如我们用3D打印技术，给一只缺了门牙的猴子装上了大金牙。有一只丹顶鹤打架打断了嘴，我们也给它装上了假喙。这样能提高它们的生活质量，也让它们在同类面前更有自信了。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一只小猩猩送回它的家庭里，送回它的妈妈身边。”许多熟悉动物园行业的人都说，红山动物园是中国近些年来最锐意进取的动物园，在场馆设计、动物福利、饲养水平、野生动物救助方面都可圈可点。今年，是沈志军在红山动物园做园长的第12年。这些年里，这个团队做了很多国内动物园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这里有大陆地区第一只 享受美甲服务的大象，还让繁殖记录断档多年的鹤鸵重新开始了繁殖。这里有动物园爱好者口中全国最好的灵长类展馆，展区的通道设计、材料选择、植物配置都用了许多国内没有用过的方法和工艺。而熊猫、老虎、大象的便便也被开发成了环保的生物有机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抬高了中国动物园行业的天花板。这一切有一个背景：红山动物园是全国所有省会动物园中唯一一个自收自支型的动物园，改建场馆、饲养动物的费用主要都靠自筹。但他们没有因为财力有限就放弃动物福利的提升。对沈志军来说，动物园是一个“生命和生命对话的地方”。在他们的故事里，你能看到一所动物园的良心，和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的尊重。

刘佳，重庆洞穴探险队副队长。“其实像红军洞这样的竖洞，有一些是被用来当作杀人抛尸的场所，但是不要因此就给竖洞蒙上恐怖的色彩。竖洞还是有独特的地质特点和魅力的。作为天然的喀斯特漏斗形态，竖洞被探险者称作地球上最后一块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它不像雪山那样明明白白地矗立在那里，只有深入其中才能一探究竟。”刘佳，外号「小葱」，从2004年至今的16年间，一直潜行在恍若隔世的世界，探索过的大小洞穴已经超过1000个。2007至2009年间，刘佳和其所在的重庆洞穴探险队对重庆涪陵区的万丈坑进行了历时三年共4次的探测。测得其垂直深度为841米，跻身中国竖洞深度第二位，结束了中国竖洞前几名多年来被外国人主导探测的历史。刘佳觉得探洞弥补了她在城市中所迷失的东西：挑战、队友情谊和责任感。比起其他地方，探洞更像是在另一个星球进行的迷失艺术。这样的探险能让内心成长，突破自己的极限，到达那些本来到不了的地方。探洞已经成为刘佳生命中最需要的理由，探洞带给她的是心与身契合的自由，是孑然独立，不依附，不恐惧。正如她所相信的：“我随时都在准备投身于这个充满诱惑和男性化的游戏中去，想象着置身于冰冷岩石中，从容不迫地去拥抱地层之下的黑暗，亲身体会其中难以预料和惊险刺激的感觉，应该算是一种享受吧！”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可以说从中唐以后到宋代，‘忠’的观念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个观念变化的核心就是大臣的责任越来越多，皇帝的责任越来越少。而且‘忠’变成了一项无限的义务，或者说变成了衡量一个大臣好坏的最高道德品质。”青年历史学者仇鹿鸣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获得专业领域的肯定之外，他的两部学术著作在豆瓣上获得几千名大众读者评出的9.2和9.5分的高分。我们邀请他来分享一个历史上的“无名者”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伷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时期，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他先后效力于五个政权，叛唐以后每每逢凶化吉、官运亨通，成为安史政权的重要人物。回归唐廷后仍然官运亨通，并没有因为曾经“附逆”而遭到严厉制裁。和王伷同时期的这批“贰臣”的经历与后来明清易代之际官员殉难以示“忠”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仇鹿鸣从这些士人的经历中探讨 “忠”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

徐奥林，奥秘之家创始人。“一切皆可游戏。”法学院毕业的徐奥林在律所待了几年后，选择投身自己热爱的解谜游戏行业，创立了奥秘之家。早年的奥秘之家带动了真人密室逃脱行业的发展，而随着越来越多密室的出现，创造力成了解密游戏得以生存的关键，奥秘之家也一直在寻找着新的方向。 2018年年末，故宫出版社上线了一本互动解谜游戏书《谜宫·如意琳琅图集》，主创之一就是徐奥林。与普通的游戏不同，如果你想通关这本解谜书，获得完整故事，一定需要线上线下的的配合才行。 这让人不禁想到奥秘之家的另一款解谜书《奥秘地铁逃脱》，这本谜题将密室的概念扩大到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就像是每一间密室的格局与细节都可能暗藏玄机，书本的每一个环节和涉及的每一条线路设计也都颇为考究，人们在游戏探秘的同时，不知不觉对自己平时生活的地方有了更多观察和了解。 每个游戏设计者都希望玩家可以在自己构造的游戏世界中获得享受，徐奥林也是这样。他相信游戏是一件有力量的事情，这份力量或许可以改变世界。“做律师你永远会面临社会的各种麻烦，而做游戏可以给人快乐。我觉得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那就是做游戏。于是我就找了三个合作伙伴——一个律师，一个搞咨询的，还有一个搞刑法研究的。”（本演讲是一个解谜游戏，线索就藏在演讲中，祝大家解谜成功！）

祁海，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免疫力似乎很容易理解，其实很难用科学的语言来定义。”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球陷入恐慌。病毒将自己进行巧妙的伪装后潜入人体，利用宿主细胞进行成千上万次的自我复制，从而使得机体功能紊乱，威胁着人类的健康。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我们的身体会做出怎样的自我防御？不同人抵抗病毒的能力是否与个体的年龄、性别等因素有关系？相关的疫苗研制还需要多久？与新冠病毒的这场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让人类对很多与之相关的学科都提高了关注，其中就包括免疫学。 祁海教授专注于免疫学研究，在如何让免疫系统产生有效应答的同时避免自身反应、中枢系统神经回路对免疫应答的调控机制等相关领域，他和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在资源足以支持现代人类生活的情况下，政治家比科学家对生活影响要大太多。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与技术在不断的发展，科学家的所作所为对未来进一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潜在能力，恐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刘子超，作家。著有《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他的中亚系列作品在2019年获得“全球真实故事奖”（The Story Award）特别关注奖。刘子超喜欢在路上。像精神上的游牧民族，他总是从世界上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在雨林深处的遗迹和火山，在荒凉如月球表面的咸海边，在雕像倒下的地方，他行走、游荡、沉浸、抽离、写作，并试图超越偏见地记录那些他到过的远方和遇见的人们。 这些年，他写过三本非虚构作品，最近的一本《失落的卫星》关于中亚。如今的中亚，依然深陷宗教传统、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徘徊在全球化的边缘和大国夹缝中，始终遥远、暧昧而神秘。当下的中亚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历史和未来有怎样的认识？这些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过去十年间，作为一个自由人，刘子超几乎去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他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一个城市的历史、性格与态度，像捡起被遗忘在历史河床上的贝壳一样，打捞起那些夹缝中的生命故事。他书写那些被潮流裹挟而无所适从的人，那些困守期间却渴望逃离的人，那些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内核的人，还有那背后的游移与撕扯、荒凉与美丽、失落与希冀。 在他看来，真正的旅行绝不仅是为了见证美妙的奇观，同样也应该见证沉闷与苦难——“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正这样地生活。”“我问他，在这种地方崩溃是什么感觉？他说，怎么形容呢？就是心特别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时他就会骑上四轮摩托，在荒无人迹的丘陵上狂飙。冲上高处，再冲下来，让飙升的肾上腺素麻痹自己。他说，附近有一只母狼。他们经常互相对视，然后他突然加大油门冲过去，把母狼吓得转身就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这样折腾一个多小时，脸被风吹麻木了，心里才好受一些。”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从1999年到深圳的红灯区调研开始，黄盈盈的小姐研究已经走过了20年，她在大江南北的十多个红灯区蹲过点，田野足迹遍及广东、云南、新疆、山东等多个省份。 在黄盈盈和她的老师潘绥铭的践行和推广下，性学或者性社会学已经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中国社会关于性的论述和文化，以及性产业的变迁。 与20年前相比，很难断定关于性与性别的道德准则是否更宽松了，但性议题辐射的面无疑更广了，与政治、经济等社会议题的连接也更明显了。仅就小姐群体而言，也仍然有许多新的变化与悬而未决的争论。 黄盈盈说，要“自甘堕落”、放低身板，才能进入小姐的生活世界。她们的故事里有生活的复杂性和暧昧之处，有对阶层化的道德秩序的颠覆，还有那些没被正视和认可的“生活之道”。“边缘的议题，往往反映的是主流的问题。小姐身处边缘，但她们处在被讨论、被治理的中心。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迁、社会问题层出的时代，小姐常常成为替罪羊和出气口，这样的议题也特别容易挑战人们的神经。Rubin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性的议题上，经常是魔鬼学的成分大于性社会学的成分。换句话说，我们缺乏的是睁眼看现实的态度和勇气。”

何袜皮，公众号「没药花园」创始人。“通过残忍，凶手们是在‘错误地’寻找力量，试图建立一个人和人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他们把自己放在其他动物，甚至其他人类之上。”从小喜欢推理和侦探的何袜皮，曾出版过几部长篇悬疑推理小说。在美国读文化人类学博士期间，研究过空间安全、都市犯罪、恐惧感等课题。她被越来越多人知道是因为在「没药花园」上写了大量的犯罪案件。她写的大部分是悬案，因而在准备的过程中要花大量时间整理资料、讨论推理，最后呈现的是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揭开谜底的故事。虽然写犯罪，但她的初衷并不是要渲染猎奇和恐怖，更多是在写人性和欲望。“优雅与粗鄙，邪恶与纯情，暴力与温柔，疯癫与冷淡，正是这些人性中不可剥离的对立面构成了人生的诗意。”

王小萍，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使用摩托车、烧秸秆、排放污染物，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污染物沉降到冰川上会加速冰川的消融；我们使用很多杀虫剂来保证粮食和蔬菜产量，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它会毒害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藏的野生鱼类。”

汪天艾，《世界文学》编辑，西班牙语文学译者、研究者。像恒久的否定里一句微不足道的肯定像冻结的高山里一星火花“船在海上，你在梦里”，这是西班牙“二七年代”代表诗人赫拉尔多·迭戈的诗。多年以前，汪天艾读到了它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没有诗歌不成活”。 此后的十年，她以诗歌翻译为志业，研究那些用西班牙语写诗的人，名字通常都很长，比如路易斯·塞尔努达、吉尔·德·别德马、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关于他们，我们推荐你读已经翻译出版的诗集和传记，因为这次的时间要留给两位几乎没有机会出现在中文语境的西班牙人。 他们的一生，都被战争打破，不得不在动荡中度尽荒芜岁月。但触动我们的，不只是曾经跋涉苦难，而是在流亡与静默里，仍然向更大的“公共溃败”争夺自我。这些故事，也许只是往昔和异乡，也许是你我要经受的当下和未来。

李涵，青少年司法社工。“我很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离开这里，因为我们这里都是专业人士，而真实的社会不是这样的。”2019年，电影《少年的你》热映，第一次隆重地把“未成年人犯罪”与“校园暴力”引入公共讨论的话题；大连十三岁男生奸杀十一岁小女孩事件更是将刑事责任年龄顶上热搜。有的人开始不满，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不是保护了原本不该被宽恕的“恶魔”，但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就可以使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吗？严厉的惩戒就可以让世界好起来吗？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社工，李涵的工作是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与帮教服务，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救助与保护服务。在十余年的社工实践中，李涵服务过580多个涉罪未成年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在她看来，他们只是一群行为出现偏差的孩子，导致这种偏差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一关了之和一放了之都无法改变其中任何的因素。对每一个孩子的帮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以年为计时单位的，他们比正常的孩子更加需要理解与尊重。不被尊重的孩子也不会尊重他人，不被社会理解的孩子也会做出不被理解的行为。

童姥，公众号「女孩别怕」主编。“我们所做的这些微小的努力，哪怕能帮到一个女孩免于危险，那就值得。”一个女孩想要平安长大有多不容易呢？越来越多关于女性安全的案例被曝出，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家对女性安全问题日益增长的担忧。「女孩别怕」是一个做女性安全科普的公号，有一个栏目叫“女性安全指南”，它是女性安全话题研究室，基于科普和实践分析女性安全问题，为女孩自我保护提供解决方案。女孩别怕做了一系列关于女性安全的的科普，比如：如何识别黑中介、被家暴后怎么申请人身保护令，被拖欠薪资该怎么申请劳动仲裁，被性侵后该怎么保留证据；被跟踪尾随怎么办？遇到危险该怎么求助？当我们在困惑“这个世界怎么了”的同时，也期待越多越多的问题能够找到应对和解决的方案。“直到后来，我慢慢收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通过我们的科普，真的有人从黑中介手中要回了钱、从老板那拿回被拖欠的工资、从传销中逃出来、少买了那些所谓的骗人的智商税的产品……包括前面那个女孩在危险到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及时地保留证据。这些反馈让我意识到，我们所做的这些微小的努力，哪怕能帮到一个女孩免于危险，那其实就是值得的。”

胡立德（David Hu）佐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与生物学系教授。“首先，你得有个大冰箱来装所有这些便便。”胡立德据说是全世界获得过最多幽默科学奖的科学家。他在美国长大，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26岁就两次登上Science杂志封面。从地下实验室到巴拿马的雨林，他研究动物们如何巧妙利用物理原理，在不同环境中适应并进化。 他研究的课题包括：松鼠和蜜蜂谁的毛更多？苍蝇为什么老在那儿搓手呢？狗甩干自己身体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为什么大象和狗尿尿的时间一样长？袋熊的便便是方的，但它的肛门不是方形的，这是为什么？”怎么才能炒出一盘完美蛋炒饭？等等……他说他被问过最多次的问题是“你最喜欢什么动物”“这些研究到底有啥用，是不是有点浪费钱？”这次在一席，他打算好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注：因为疫情，教授无法来到现场，他将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家中为大家演讲。本演讲为很努力练习但可能不太好懂的中文演讲。

侯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往前走、超过1978年，中国人和土地、和资源的关系，国家动员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大庆的影子一直都在。”“我们都认为，我们的事业在边疆。……如果能用我们的双手、我们的青春和热血，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平地建起一座城市，不是比在旧城中修修补补要有意思的多吗！” 这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华在1962年的日记，几个月后，带着平地建新城的豪情，她和男友、同班同学杨被分往大庆——一个想也想象不出的边疆。迎接他们的，是寒冷的松辽平原和“坚决不建大城市”的大庆矿区。 此后的十多年，这对设计师夫妇在大庆改良干打垒、组建家庭、养育后代，在政治飘摇和未来的不定中，远离了自己的专业，远离了现代化大城市，也远离了曾经火热的理想主义。 把他们的故事放在20世纪的中国，你应该能察觉到某些共通之处。个人命运与国家叙事如此复杂地掺杂在一起，个体选择与集体塑造充满张力的互相争夺，当它们交织在一场事关国家存亡与否的“石油会战”中，进而演变为一种典范模式时，向前迈进的每一步，“与其说是一场喜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 我们希望这个小众话题可以提供一种视角——如果人不是一颗螺丝钉，我们该如何理解所处的环境以及决定个体命运的那些庞大结构。 “追求平等，城乡的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但是最后平等却被演绎成了整整齐齐、一模一样，否定了个性和选择的可能。这种以追求社会更大的福祉的名义，要求每一个人为此不断地做出奉献、牺牲，是有它的压抑的一面的。”

我是白，漫画作者。我是白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画起了漫画。 在他的漫画世界中，人物有时在高塔上默默地收集流星，有时在认真记录石头的声音，有时把云朵塞进棉被，轻轻地飘来又飘走。 小白认为画漫画是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在相同尺寸的格子里创造一小片时空，在这里编织一个个事件。画画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不错的表达方式，但如果要是问他为什么这样画，他可能会苦思冥想很久，然后告诉你：“大概是直觉吧！”“想象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也许一厘米所代表的长度千奇百怪，说不定还会有不以效率和方便为优先的文明存在，里边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度量衡去量各种东西。像这样一个把自己造的标准，偷偷地放到社会标准中的行为，我觉得很有趣，就画了下来。”

吴心越，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才可以培育同情与关爱，这是最后留给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中国正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奔向老龄化社会，而且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老龄人口，其中失能与半失能老人已经超过4000万。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机构养老与专业化的照护已经是一种刚需，民办养老院因此成为养老服务供给的主力。 这些养老院中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象？老年人以怎样的身体与心理状态度过薄暮时光，谁在从事具体而微的照顾劳动，照顾过程中又将出现怎样的伦理困境和难题？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吴心越在苏南一个县级市的养老院中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通过描绘一家基层养老院中的照护故事来理解为什么照顾既可以是一种为善的工具，同时也蕴含着暴力和伤害的可能性。 关心养老院也是关心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都终将老去，还在于一旦我们接受了出于某些善意的理由就可以合理地剥夺老人的一部分自由和权利，养老院就将演化为全控机构的雏形。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都应到被视为完整和独立的，他们的主体性都需要被尊重。“我们可以从新闻媒体、社交网络上看到不少养老院看护虐待老人的新闻，国内有，国外也有。虽然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个案，但它至少说明，照顾既可以是一种为善的手段，但同时也蕴含着暴力和伤害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我们不再把被照顾者当成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

周子书，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地瓜社区创始人。“我不想让我的艺术只停留在美术馆，而是进入社会，进入普通人。”六年前，周子书住进了望京的地下室。通过扫地，他结识了住在地下室的北漂青年。他发现人们需要的不仅是改善潮湿的地下生活环境，更需要拓展职业发展的可能。一次技能交换，连结了地下和地上的青年，吸引更多生活在地面上的人关注地下空间。2015年，他成立地瓜社区，图书馆、私人影院、健身房、自习室……地下室从廉价的私人居住空间，逐渐演变成多功能的公共空间。在央美设计学院，周子书带领社会设计的学生“养猪”，给猪设计玩具，帮猪找到快乐；跟踪雾霾检测员，把监测到的雾霾数据编成音乐；进入偏远乡村，帮助下岗的洗煤工人找到新的职业可能；把青岛的海带到沙漠城市，让南疆的孩子听见海声。他认为，社会设计带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真实的社会在发生什么，我们通过微小的设计去认识社会，而不是道听途说做设计。

张潇，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主任。“让每一位露宿街头的朋友获得被尊重的力量。”2014年，张潇和另外几名社工成立了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开始关注北京市三环内的露宿者群体。和风把夜里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称为“露宿者”，他们中有绝症或传染病弃疗患者、拾荒者、外来务工滞留人员、精神障碍患者、无户籍人员、原生乞讨者等等。露宿者是最难走近的群体之一，几乎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五年多的帮扶过程中，张潇和机构的小伙伴才慢慢了解这个群体。用张潇的话说，他们是一群被困住的人，被自己的身体困住，被自己的社会角色困住，被自己的一个心结困住。和风通过“野宿”去体验和理解露宿者的生活；对露宿者进行四季访问，了解他们真正的困境和需求；开展各种活动，帮助露宿者与社会建立更多联系。每一位露宿者的生活都像是一部《等待戈多》，他们的等待在我们这些所谓的“社会人”看来卑微又毫无意义，没有人能记住他们，他们甚至不能记住自己。然而，这个世界里他们却真实地存在过。

华方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这些数字背后，其实是地球亿万年漫长历史演化而来的丰富多彩的生命形式，是它们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烟火气，是在人类视野内外无时不在上演的一出出生态大戏。”从森林中采伐木材，在森林被伐之后的土地上扩展农业耕作，生产出的林业和农业产品通过供应链运往世界各地——这些被接受为人类生产生活必要部分的场景，背后其实是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寻找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平衡，是生态学家、保护科学家努力解答的疑惑。  对于生活在森林中的鸟类而言，伐木对森林结构的破坏会怎么影响它们呢？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到美国佛罗里达的长叶松林，华方圆深入森林保护的前线，探究伐木对森林鸟类御敌行为的影响，也亲历自然保护工作的复杂和挑战。东蓝鸲的养娃策略、黑顶山雀的精细语言、群起攻击天敌领鸺鹠的各色小鸟……自然界多样的生态面貌和丝丝入扣的生态关系，人类还只是窥见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待疫情尘埃落定、世界恢复运转，我们将更有必要思考我们作为一个超级物种的价值选择：“人类要以怎样的一种关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共存下去。”

郝晓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想让病人走最短的路看完病。” 17年前SARS爆发时，郝晓赛在小汤山建筑设计一线工作，是黄锡璆博士率领的设计团队中的一员。在作为医疗建筑师设计了十几家医院之后，她对医疗建筑的困惑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在医院里总是要走很多路？总是找不到方向？为什么我们的医院越修越大？为什么医院越修越大却越来越拥挤？为什么医院会成为一个治安事件频发的场所？有没有可能通过设计来降低治安事件发生的概率？为什么很多医院被“正确设计、错误使用”？一家医院不仅仅是一件建筑设计作品，它还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无论采用何种建筑形式、何种空间组织方式，最终它都将由一群人运转，为另一群人提供服务。而且这接受服务的另一群人，多数还是身心虚弱的患者。因此，什么是好的医疗建筑，如何通过设计来营造一个更好的就医环境，我们对于医疗建筑还可以有哪些美好的愿景，是郝晓赛在她的研究中试图解答的问题。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玛雅科潘遗址考古队中方领队。“玛雅王和祭司们不但杀俘虏祭祀，对自己也绝不手软。” “在那微雨寒冷的清晨，我坐在废墟最高的石阶顶端，托着下巴，静静地看着脚下古时称为‘球场’，而今已被一片绿茵铺满的旷野，幻想一群高大身躯在玛雅人正在打美式橄榄球，口中狂啸着满场飞奔。” 这是作家三毛笔下的科潘城。三毛的脚步到达科潘河时，这座往日“玛雅世界的雅典城”已经在雨林里沉睡了一千年。自发现后的一百多年里，无数人寻找它，走近它，渴望听到它的声音。 李新伟和同事们是新加入的找寻者，在科潘的五年，他们参与发掘了一座贵族院落。玛雅文明的温度、科潘小城的秘密，深埋在那些散落的石块中。 雨林里的青苔正盛，科潘河千年不息，玛雅人的世界不再寂寞。

周翾，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医师。“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些小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一小时就有四名儿童被诊断为恶性肿瘤疾病。2015年去世的孩子中有三分之一都经受了严重疾病的痛苦，他们生前都需要舒缓治疗。可是在巨大的需求面前，只有零星几家机构。儿童临终关怀无法为医院带来收入，反而会消耗大量人力成本，三甲医院很难挤出资源提供给临终病人。而且，即使在医疗工作人员中，仍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对舒缓治疗这一概念和学科认知不足。“舒缓治疗不等于放弃治疗，也不仅仅是临终关怀。”2015年3月，周翾创建了儿童舒缓治疗活动中心，两年后，又与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合作，成立了北京第一家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雏菊之家。“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我真正理解了「尊重」这个词。我们要尊重患儿，无论他多大，无论他多小。”

Yuval Robichek，插画家。“人际关系并不容易，我试着用微笑来面对它。”人们总是迷恋不属于自己的鲜花，进入关系时习惯小心试探，承诺的桥梁由泡沫组成，爱情的过程和自动售货机没有两样……这是以色列插画家Yuval Robichek笔下的现代爱情。“我的工作来自于我的直觉。”在Yuval的插画里，人们似乎永远无法互相理解。但在戳穿人际关系中的无力与荒谬时，他总会留一些空间给幽默和善意，因为“人际关系并不容易，我试着用微笑来面对它”。Yuval年轻时从事的是平面设计，后来在纽约学习「幽默艺术」，转行做了插画师，因为这样可以百分之百地表达自己。“我一直记得我的老师和我说：你无法变得有钱，但你会热爱每一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