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YiXi

James Danckert，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神经科学教授。不久前，我们调查了大家在新冠期间会有多无聊。结论是那些自控力低且无聊倾向性高的人，更容易违反「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毫无疑问，这些人也更容易感染新冠。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有的人会打游戏，有的人会试图睡觉，有的人变成了王村村，有的人开始研究“无聊”这种行为。因为以前经常感到无聊，加拿大的Danckert开始投入到“无聊”的研究中，他和团队想方设法设计各种实验，比如让人们观看晾衣服的影片、抄写混凝土相关的科学文献，给参与者营造无聊的氛围，进而对无聊者的大脑状态、生活方式进行分析。人们为什么会感到无聊？经常感到无聊的人会有怎样的特征？疫情中人们是否更无聊了？James Danckert认为，无聊与人的自控力、行为习惯、内心情感等都有关系。感到无聊可能不一定是坏事，但是长期感到无聊应该也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他本人并不无聊。

陈忱，建筑师。在建筑业里，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特别无解的问题，对于年轻建筑师来说尤其如此。当你没有建成过一个学校，别人就不会请你去建一个学校，然后你就永远都没有机会去建一个学校。这样一个怪圈在“8+1”这次竞赛中被彻底打破了。未来，深圳计划提供74万个学位，新建约250所学校，如此惊人的数量需要在5年内完成。其中， 福田中学项目因为极度复杂的限制最受瞩目。作为深圳规模最大的中学之一，学校周边高层紧贴环绕，不仅将在原校址扩充到3000人的规模，还要增加住宿空间，容积率接近普通中学的3倍，设计难度极大。在如此高密度的城市地段内，如何营造充满想象力的校园空间？设计一所学校究竟有多复杂？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校园都长一个样？在严苛的设计规范之下，建筑师是否还有突破创新的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reMIX团队凭借出色的设计方案，作为独立事务所脱颖而出，最终获得设计委托。清华建筑系周榕教授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励志、非常传奇的故事”。“为什么校园建筑让我们着迷？因为我们感兴趣学校的密度。学生真实的生活就是被困在里面。我们做寄宿学校，他/她的24小时、3年或者6年的时间，能被建筑师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深刻影响……福田中学这个项目很特殊，它几乎可以容纳我们对建筑与城市空间的所有想象。”

潘柏林，跨性别医疗先行者、国内首个针对跨性别关怀公益基金栢林基金发起人跨性别者每个个体都有一段坎坷的历史。很多人会先入为主地将性少数群体理解成“不良癖好”或“心理疾病”，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从事跨性别医疗的这五年，潘柏林日常工作中最常面对的，就是崩溃的家长和压抑的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才能治好我的孩子？”一个个问题砸向他的时候，安抚和劝慰是不够的，身为医护工作者，潘柏林想为性少数群体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科学的医疗服务。从幼年时性别不一致的感受开始，青春期被性别焦虑困扰，到成年后无法接纳自己的性别和身体——每个跨性别者都要走过漫长无涯的人生——屡次陷入家庭的冲突与不解、周围人的偏见和歧视，捱过难如登天的求学和求职之路，抑郁焦虑缠身。跨性别群体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现状？又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什么样的医疗方案才能让他们完成自我接纳的过程？为什么目前提供跨性别医疗的资源这么少？潘柏林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不再只是我们这一小撮的人。当然我们更期待的，还是跨性别医疗长期的健康发展。”

林小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也许不应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应该越给人以希望。中国2000 多个县容纳了全国 50% 以上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未来社会的面貌。而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教育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域学校正在遭遇“塌陷”，逐渐成为被改造、帮扶或淘汰的对象。林小英常年关注县域教育的发展，在她看来，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县域的孩子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匮乏的，学校并没有起到基本的庇护所的功能。同时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之下，不同地域和层级不断上演的大鱼吃小鱼的生源争夺，导致了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在精英教育的标准下，县域里的学生被认为是“不被期待”和“不值得投入”的，然而这一部分人的命运可能才是当下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这些复杂而又具体的现实都在提醒我们思考：县域教育发展失衡背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哪些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了县域教育困境的出现？以教育扶贫的名义进入县域教育，应该如何适应县域的情境？以及什么才是回归本真的教育？

姜斌，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独立设计师。研究调查发现，在每一百块钱的利润里，只有1.5%到2%分给了一线工厂，可想而知有多少能被投入到改善工人的状况呢？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批评某一个企业，而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是每一个行业都需要看到的问题。作为环境心理学者和设计师，姜斌带着学生们造访了深圳的大型工厂，F厂。他想知道：生活环境对工人的影响有多大。学生与工人组织建立合作，和工人同吃同住，追踪记录工人一天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兴趣，理清生活线索。通过巧妙而谨慎的改造，加强工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同时，姜斌也持续关注城市环境与心理健康，倡导“健康城市、健康景观”，希望通过对城市功能、空间和景观的规划，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经过数十年粗放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城市自然遭到了严重的肢解和破坏。人们的健康状况正因环境质量降低、社会竞争加剧、不健康生活方式盛行而逐步恶化。针对这些问题，作为规划设计者应该做些什么？

开开，《变成种子的小孩》编著者七年来，开开一直带着不同的孩子在“做书”。虽然是以绘画和视觉的形式进行创作，但她从来不以造型、色彩、构图去定义孩子们作品的好坏，更多是去激励孩子们思考，鼓励孩子们用画画的语言叙述自己的生活。在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中，孩子们表达了自己对陪伴的渴望、对友谊的珍惜、对灾难的恐惧、对暴力的控诉以及对偏见的痛恨。很多读者看到孩子们关于暴力和偏见的作品后会非常诧异：为什么孩子会画这么沉重的东西？其实年龄并不是暴力或偏见的护身符，成年人总是用“你太小，还不懂”来搪塞孩子，拒绝以理性、平等的方式对话。但是世界并非只属于成年人，孩子们也是世界的参与者、旁观者，他们无可避免地要带着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去见证、亲历这个世界。开开觉得她并不是在教孩子们画画或美术，她只是赋予了孩子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她和孩子们是工作伙伴的关系，孩子们是作者，而她是编辑。七年来她所做的事情就是，用“书”来引导孩子们清晰和丰富地表达，来展现孩子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她总会对孩子们说：“这些具有创造力的作品，是在你想要表达的时刻出现的，要珍惜并记住这些时刻。”

张维敬，口袋花园建造者。张维敬是一家IT公司的普通员工。他所居住的回龙观某小区是一个大型社区，物业费低廉，小区内多块绿地都疏于管理。因为受不了家门外那块一到夏天就充斥着蚊子和狗屎味的荒地，2016年他决定建造一座社区花园。对植物原本一窍不通的他开始学习植物知识，到各地旅行参观园林景观。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设计并建造了一座花园。花园里种植了绣球、铁线莲等近100种植物。花园没有门，从建成之初就对所有人开放。每到花季花团锦簇，这座花园便成为小区居民喜爱光顾的场所；也吸引了回龙观其他小区，甚至更远地方的花友前来观赏。但是近两年，花园两次被列为拆违建筑，面临被拆的境遇；在社区居民和一些专家的极力挽留下，才保留住了主体，未被完全拆除。张维敬所面对的是当下社区管理者的难题，也是社区治理研究者们感兴趣的话题。许多老旧小区不一定有能力维护好小区环境，新建小区则往往维护成本高昂。居民参与是一直得到鼓励却推行困难的模糊地带，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同时让城市生活环境更加美好？演讲结尾，张维敬说：“故事到这，我所建造并希望捐给社区的口袋花园还没有最终的定论。对于我来说，如果它终将消亡，我仍感激通过它认识那么多的朋友，通过这个花园也让我看到了在善良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美好。它是一座桥，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系，桥虽有可能断，但我们终将会再建立另外一种形式的桥梁。”

杨潇，记者、作家。想象一下，你生活在1937年的北平。平津相继沦陷，大批知识分子南下，你几经周折到达长沙，加入临时大学。可是第二年，战争逼近湖南，需要撤退到更安全的大后方。你面临的选择是，去不去昆明？去的话，怎么去？11名教师、近300名学生的选择是徒步，他们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走到了昆明。这个旅行团里有闻一多、任继愈，有后来的诗人穆旦，还有数位后来的院士、教授和工程师。旅行团出发80年后，杨潇用41天时间重走了这条路。杨潇曾是一名记者，重走前，他从媒体辞职一年多，生活陷入了某种失重状态。在这条路上，他一面闯入历史的谜语，一面解决自己的存在主义危机。当理想主义青年们不再年轻，他们面对的将是更复杂的世界。“在不确定的年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这一次，杨潇想讲讲与旅行团有关的两位老人的故事。“我是一个特稿记者，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都在寻找故事，就是那种惯常意义上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自己这趟旅行，包括湘黔滇旅行团80年前的旅行，都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是当我开始采访联大的后人，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最终我要处理的是一个时间的故事：当你把旅行拉长到一个人一生的长度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挺惊心动魄的，或者说「惊心动魄」已经不再重要了。”

张兵，哈佛大学干细胞与再生生物学系博士后，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导。“为什么人会一夜白头？”春秋时期伍子胥被楚王追杀，在过昭关时因为犯愁如何过关，一夜之间黑发变成了白发；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法国大革命被捕后，头发一夜之间变白……我们听过许多 一夜白头的故事，人体为何会有这种反应机制？压力是如何催生白发的？变白的头发还能再黑回来吗？压力使头发变白的机制是张兵实验室的研究内容之一，2020年这一研究被Nature评为年度十大科学发现和年度最受欢迎的突破性发现。“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些机制，然后去设计新方法减缓皮肤和毛发的衰老，或者加快皮肤和毛发的再生。”精神压力是加速人体衰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人体衰老的过程中，伤口愈合速度变慢，头发变白掉落，都与皮肤系统里的成体干细胞相关。“压力其实是人感知层面上的东西，了解它是如何影响干细胞的活动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就好比去了解精神跟身体这两条平行线是如何交汇的。”

孙海霆，建筑师。“这也是北京有意思的地方，计划经济时代大板楼跟最时髦的商业bang沾一起了。”从2019年的冬天到2021年的春天，许多个工作之余的周末，孙海霆会扛着大画幅相机在北京的街头拍板楼，期间无数次被围观的大爷大妈和小朋友们问：这有啥好拍的？这些临街的板楼大多诞生于80年代，有的长度可达百米以上。但它们往往看上去面无表情、缺乏个性，虽然体型巨大，最终却成为城市的背景布。在孙海霆看来，正是这类存在感极低的“ 背景建筑”，塑造了我们心中对于北京城街道空间的基本印象，也反应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城市生活。与这些无表情的大板楼相反，孙海霆此前还在北京西四环外的城中村里拍摄了一系列民间自发建造、任性生猛的房子，它们如同雨林里的真菌与藤蔓，为了获取更多的居住空间，加建的铁皮盒子与外挂的交通系统寄生在原有的建筑上，使原本平淡无奇的砖混民宅变为了独特的建筑奇观。

梁希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脑研究所博士后。“不要再问我乌贼好不好吃，我舍不得吃。”海洋中有很多拥有特殊技能的神奇生物，它们拥有的智慧可能远超人类的想象，比如章鱼和乌贼。虽然它们从外形到生活方式、结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拥有一项特殊技能—— 变色！为了应对在海洋中生存的各种状况，它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外表，快速变成环境中的样子，来隐蔽自己。梁希同所在的实验室就针对乌贼变色这一行为展开了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乌贼是如何快速识别周围的环境，又是如何快速在皮肤上生成与环境相似的图案的呢？乌贼是可以随心所欲用大脑控制自己变成各种样子吗？研究乌贼的大脑对人类有怎样的帮助呢？“我们很难知道动物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有什么不同，研究乌贼变色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难得可以窥探动物内心世界的机会。”

程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这样一些农家子弟，他们的求学经历可以被形容为一种苦读。可是在这种苦读背后，有怎样一个没有被看见的内心世界呢？”程猛的研究对象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通过努力学习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们，他把他们叫作“读书的料”。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成长，在教育阶梯上逐级攀升，最终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工作，变成“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美谈。然而，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就，却不清楚这样一场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漫长之旅中特殊的内心体验。他们为何能够突破种种不利处境，取得高学业成就？因为他们真的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吗？这样一场“教育改变命运”的向上流动之旅还伴随着哪些意外的结果和代价？今天，关于“内卷”“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讨论此起彼伏。如果普通城市家庭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有一种被欺骗感和无力感，那么农家子弟就更是如此，相比于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子弟，农家子弟身上交汇着地域、身份和阶层三种结构性力量。关于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不只是一种个人叙事，更是一种社会叙事。这是一类人的生命印痕，远非教育二字所能涵盖，背后的城乡差异和教育承载的社会功能问题，牵动着国家和社会的敏感神经，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程猛的研究里所记录的“读书的料”的故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宏观社会结构在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影。

张东菊，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这是令人振奋的发现，它证明在16万年前，青藏高原地区就有人类活动。”1980年代，在甘肃省夏河县的白石崖溶洞，一位僧人捡到了一块看起来像人类下颌骨的骨头，骨头上面还有两颗牙齿。僧人把这块骨头交给了六世贡唐活佛，后来活佛又将这块化石交给了兰州大学从事古人类研究的科学家。随着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在2010年前后正式对这块化石和白石崖溶洞遗址展开研究。研究确定了在青藏高原白石崖溶洞发现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至少形成于16万年以前，与在西伯利亚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化石具有最紧密的基因关系。以张东菊为共同通讯作者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和Science上，并入选Science杂志评选的 「2019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韩寒，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人。“让中国的江河湖海年年有‘渔’。”2019年12月23日，“长江白鲟已灭绝”的消息冲上热搜；2020年1月1日0时，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长江十年禁渔计划”。长江本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孕育了424种鱼类，然而近几十年来，物种多样性受到来自人类活动的各种干扰而锐减。人们常把物种减少、生态破坏的矛头指向渔民，可是过度捕捞、盲目养殖、过量用药这些看似个体的主观选择背后，其实有很多被动行为。2010年，韩寒加入了一家国际渔业公益组织，主要跟罗非鱼打交道，她发现国际组织常用的“从供应链末端倒逼生产端改变”的方法论，在中国行不通。带着怀疑与困惑，韩寒在海南成立了智渔——中国第一家专注可持续渔业的本土NGO。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方法，而这个答案，我们需要在本土寻找。

孙雪梅，“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负责人。“其实我们讲的全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以往就是没有人教。”2013年5月，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6名女生开房”案曝光后，分布在各地的百位女性记者联合发起了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她们希望通过知识的普及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让性侵儿童案不只是在热点新闻出现时才被社会大众关注。他们联络儿童心理学、性教育学、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制作了一套儿童防性侵课程的教案。最初的志愿者老师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各地小学去上这堂儿童防性侵的课。经过7年多的发展，“女童保护”项目已经培训了1万多名志愿者讲师，为400多万名儿童上过防性侵教育的课程。不过相对于中国2亿多的儿童来说，这还是太少了。孙雪梅是“女童保护”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她说她老了肯定还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越往深里做，发现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李东来，东莞图书馆馆长。“对于很多都市中的边缘人、失落者来说，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精神的、还是身体的避难所。”2020年6月，湖北农民工吴桂春受疫情影响失去工作，在离开东莞前写了一段感谢东莞图书馆的文字：“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留言被发到网上，成为了这魔幻动荡的一年里为数不多让人觉得感动和温暖的新闻。在这座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城市，图书馆成了一位民工无法割舍的存在，这与东莞图书馆多年来为公共图书馆价值最大化付出的努力密不可分。有年轻人说，要是图书馆有漫画看就好了，一番调研后东莞图书馆设立了大陆首个漫画图书馆。东莞气候温暖，大量工人需要24小时倒班工作，李东来和同事成立了国内第一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为了让读者通过图书馆了解城市的历史与人文，国内第一个粤剧图书馆、东莞书屋、台湾书屋等也出现在这里。此外，定期举办培训讲座，开展粤语培训班、计算机培训班，图书流动车开到工厂、军营和监狱等，关于图书馆公共服务的每一次实践，都来源于李东来和同事们对「人」的需求的洞察。如何让图书馆和每个人发生联系，让他们对图书馆感兴趣？是李东来和他的同事们经常思考的问题。要 让更多市民进入图书馆，无论他们是否看书、看什么书，只有他们走了进来，图书馆的公共性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杨小峰，昆虫观察者。“自然并非仅存于远在天边的高山和雨林，自然就在脚下。”杨小峰是法布尔的忠实粉丝，他在博客里写：“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生活在19世纪末的普罗旺斯。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可以整天跟在一位老人的身后，借自己明亮的眼睛给他观察昆虫的生活，并且不知疲倦的为他在田野里搜集圣甲虫的粪球。”现实生活中的杨小峰是浙江理工大学建筑系的一名设计课老师，他在学校开了一门昆虫选修课，吸引了超多同学。他最大的爱好是观察昆虫，因为工作和家庭事务繁忙，大部分的观察都发生在学校的绿化带里，偶尔也会远足去更野的自然。他观察昆虫的外貌和身体细节，观察它们交配、产卵、捕食、打架，观察它们建屋筑巢——在他看来是昆虫所创造的建筑美学；识破它们的伪装和拟态：那些长的像枯枝败叶、像其他虫子、甚至像一坨鸟粪的昆虫；寻找它们留下的痕迹，推测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哇， 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

周雯静，青年艺术家。“没有一个女性受苦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真实、具体的人。”2011年，周雯静陪母亲去医院，取下佩戴了二十多年的节育环。术后母亲出现大出血并引发一系列并发症，给家庭造成了很大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世界佩戴节育环的女性中，有2/3在中国。周雯静于是创作了 《女人系列·节育环》。她将300多个不同形状的铜环按照原比例大小，参照历史真实形状制作出来，一排排放置在质地精美的蓝丝绒上。美丽和精致背后，是女性身体的受难史。历史社会因素究竟给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带去了怎样的创伤？文化惯习又在女性身上增添了多少道德重压？周雯静开始关注女性身体、 疾病和权力问题。之后又陆续将质询的触角伸向了妇科手术刀、孕妇的身体、避孕药、乳腺增生等命题。在周雯静的作品中，常常能看见流血的意象、受伤的身体、与病痛不协调的极致美感，以及无法融入热烈现实的冷酷与疏离。种种矛盾，源自于她对艺术的理解：“艺术作品不应该像一篇社会报道，艺术应该是暧昧的，模凌两可的，带着某种挑衅意味的。”

黄正骊，同济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后。“贫民窟的总体社会价值远超过与之房租总和相同的富人社区。”贫民窟是什么？是极度贫困、条件恶劣的绝望之地，还是充满冒险与反抗的异域？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之一，被称为“东非小巴黎”，在这里有2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其中生活着100万人的基贝拉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2011年，作为联合国人居署的项目成员，黄正骊来到内罗毕，此后在这里工作、研究和生活了多年。最初她负责设计了一个贫民窟的道路改造，满怀着帮助贫民窟完成升级的使命感，但现在，她已经不愿再流露出这种浪漫化的情感，因为她对贫民窟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大多数城市研究中，贫民窟意味着极高的居住密度和非常差的居住条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贫民窟已经成为了世界南方城市化的主旋律。在为马萨雷谷贫民窟建造小学的过程中，黄正骊开始意识到贫民窟有自己的一套住房体系，也有自己内在的管理和秩序逻辑。贫民窟有独特的内部通行的土地证，一场火灾过后很快会有一栋新的房子拔地而起，水电没有接入城市管网，但借助帮派和社会团体依然可以自主运行……贫民窟是一种非正规的聚居现象，同时也只是 另一种类型的普通社区。“我接触和研究贫民窟已经有10年了，说句实话，我所做的这些研究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具体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非常羞愧地讲，没有。但是我想它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改变了对社区和城市的看法。”

新垣平，写作者。“我曾经到过的许多地方，某种意义上都是金庸世界的一部分。”哲学系毕业的李俊有过很多网名，其中最为人知的两个是 「宝树」和「新垣平」。宝树是一位科幻作家，他写的短篇、中篇和长篇都拿过华语科幻星云奖，也翻译过哲学科普书籍。在BBS时代，他看着杨过、令狐冲等金庸小说主角的名字都被别人注册成了ID，就郁闷地从小说的角落里找了一个叫「宝树」的坏家伙作自己的网名。新垣平则自称骨灰级金庸迷和历史爱好者。他把金庸武侠当作真实历史的一部分，用《剑桥中国史》的翻译腔写下了《剑桥倚天屠龙史》和《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考察了武术、江湖和门派等在历史上的起源、发展和嬗变，探讨了少林、武当、丐帮、明教、天地会等武术组织的由来和兴衰，试图为金庸武侠修一部通史。在书中，他把 庙堂和金庸的江湖世界叠加在一起，让武侠世界变得更真实，让历史世界变得更有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宝树和新垣平是同一个人，两个名字像两条没有交点的线，出版了风格迥异的作品，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自得其乐。如你所见，这次，他打算用新垣平的身份站在一席的讲台上。「关于金庸小说我写过许多文字，还有很多想写的东西。……这些并不只是文本上的咬文嚼字，而可以追溯到许许多多年以前，在南方海岸一个陌生的大都市中，一个飞速转动的大脑深处所涌现的一道道绚丽的脑电波。那个大脑瑰丽无伦的生物电波绵延了超过半个世纪，在其他亿万个大脑都激发出无尽的波澜。」

烟囱，画家。“我已经忘记当时画这些画的情景了。不过无所谓，因为这就是我要传达的「能带来陌生感的环境和氛围」。在我画到有点在乎故事走向的时候，我就不再画了。因为我要享受的就是这种不在乎表达什么、不在乎故事在哪儿结束的自由感。如果我那么在乎的话，就不好玩了。”烟囱的漫画，都是从他自己的生活里长出来的。他画自己，画老婆和家里的猫，画街头巷尾，画自己画画的样子和画不出来画的时刻。 起初，他画一个又一个的短篇故事。后来他发现，很多漫画根本不在乎主人公这个人，只在乎他又和谁打架了。于是，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关心漫画里的人，画一个人尝到的味道，路过的那些树和电线杆，还有某一刻风吹过的触感。他想画一些不刻意去表达什么的漫画，而故事的结构就像随手画在纸上的线，没有固定的起点，也没有明确的终点。 烟囱做了独立出版物“叙事癖”和“乞丐漫画”，号召大家像给乞丐钱一样不求回报地赞助艺术家来做书。他还用布面丙烯和拼贴的方式来画大尺寸的漫画，在画廊和艺术博览会上展示。对于烟囱来说，漫画有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也是他最大的理想。

罗翔，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所所长。“法律是平衡的艺术。”网络上流传着一位法外狂徒张三，他屡犯奇案，用自己传奇的一生牵动着网友们一起学习法考知识，“捧红”他的幕后推手就是研究刑法学多年的罗翔。 关于刑法，罗翔说：“刑罚是对犯罪的惩罚，刑法是对刑罚的约束。”法律所追求的是公平与正义，刑法更是如此。虽然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法律所追求的正义是有瑕疵的，但这也并非代表正义不存在。我们不可能靠法律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法律对客观真理的持守，对客观存在的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依然让人们心向往之。“我想表达的是，所有的法律概念都是存在价值判断的，同意也是一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要承载体现我们法律要倡导的公平和正义。”

易莉，北京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希望有一天，每个孤独症儿童都能得到针对性的训练，不被偏见和标签捆绑，成长在更友好的社会环境里。”接触的孤独症儿童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知道得太少。每个孤独症儿童都不同。有的对数字敏感，可以答出历史上的某一天是星期几；有的着迷某一路公交车，可以报出首发站到终点站的站名；有的对旋转的物体或规则的几何图形着迷；有的会因为周围的光线、常人捕捉不到的声响而崩溃大哭……时至今日，关于孤独症儿童为什么会有上述行为，何时发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依然是医学、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界未解的难题。而近20年来，孤独症患病率逐年攀升；因病程漫长，约90%的患者病情持续终生，半数以上需要终生养护，给无数家庭带来巨大压力。过去十年间，易莉和她的团队接触了几百个孤独症孩子和家庭，致力于揭示孤独症的社会认知障碍机制，为早期筛查、辅助诊断、精准治疗提供干预和康复的科学依据。她认为，偏见或浪漫化都不利于对这个群体的理解，客观、接纳、尊重才能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宽松、更友好的社会环境。“有一天这个妈妈忽然想起来，就问她的孩子说，你知道什么是‘normal’（正常）吗？这个孩子说，我知道的，‘正常’就是洗衣机左起的第二个按钮。”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过去有一句话说‘真理越辩越明’，不一定是这样的，真理有时候越辩越糊涂。一般来说，争论你说服不了对方，或者至少在言辞上说服不了对方，他可能要过后，甚至过了一些年才会明白，可能是影响听众，影响旁观者。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地卷入这样一种有些时候相当无谓的争论。”在诸如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公共讨论环境在变得恶劣。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的分歧日益加剧，甚至演变为不同观点的口诛笔伐，站队、对骂、拉黑等在常态化。在另一些舆论场域，被“算法”和“圈”主导，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空间，不同圈子之间的差异之大常常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何怀宏认为，现代社会由于平等的观念和信仰的自由，价值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歧异了，在终极信仰甚或价值追求方面的共识很难普遍地在全社会达成。这是主流趋势，无论是享受还是忍受，你都不得不接受价值的分化和多元。既然存在意见分歧，就要考虑到底还有没有普遍的对行为的道德判断，如果有的话，这种判断的根据是什么。他用“底线伦理”来描述现代社会伦理的基本性。一是说这种伦理是基础，但又极其重要。二是说它还是一种人们行为的最起码、最低限度的界限，人不能完全为所欲为，而是总要有所不为。

李翔伟，行为艺术家。很多人听说李翔伟可能是他宣称自己把杨永信家的电闸给拉了，因为他和杨永信是老乡，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也可能是因为他给工地里的管道喷上“Youtube”，这些“油管”第二天被埋到了地下，他希望有一天，“油管”能再次被我们看到。这样看来，他似乎是个挺愤怒的人。李翔伟在废弃沙发上写“我在这里等你”，把标语“带走你的垃圾”改成了“带走你的爱”。他用《波西米亚狂想曲》混剪的快手视频，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互联网对所谓土味视频的观看方式，“如果你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看土味视频就像是在看笑话。”当洒水车喷出的彩虹翱翔天际，当bgm反复唱到“Is this the real life”， 他和视频里的主人公们都选择了一种方式， 用浪漫与荒诞反抗现实。他的第一个行为作品叫“我不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李翔伟在一切的开端就问出了这个问题。不过答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时代“不能搞艺术，所以有必要”。“大家会说我很感动，但是为什么感动，眼泪从哪里来，大家懒得追问，也不敢追问。大家很享受这种一直被感动的状态，而不愿意再往前迈进一步。”

许慧晶，纪录片导演。“我想以纪录片搭建一个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获得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组委会的颁奖词写道：“流畅的剪辑、超越线性的时间叙事、与完备的电影技术的高水平融合，在动人又诚挚的成长故事中，彰显了人性的温存与希望。”许慧晶一直关注乡村题材，他拍过与生育相关的妈妈们，与信仰相关的奶奶们，与爱相关的年轻男人，与房子相关的中年人。《棒！少年》是许慧晶个人创作停滞几年后的作品。北京市郊，有一支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少年棒球队——强棒天使队。棒球场上每一个活蹦乱跳的少年背后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经历，有的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有的双亲一方患重病，另一方离家出走杳无音信。许慧晶用摄影机记录下了这群少年在棒球的陪伴下成长的故事，拍摄过程中他也开始反思纪录片到底能做什么，也许除了呈现问题之外，纪录片还可以成为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去呈现希望，哪怕是一丝渺茫的希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把他们拍成一个传奇。可能很多人会说传奇故事会落入俗套没什么新意，但我那会儿就是这样想的。我非常期待孩子们能有所成就，希望他们被认同从而产生希望，希望棒球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

程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单一故事的危险性不在于它们是假的，而在于它们是不完整的。”程莹的研究对象是尼日利亚贫民窟里的剧团，她也想过研究宏大的戏剧传统和世界级的剧作家，但在参观了剧团排练后，她意识到自己真正关心的是贫民窟里普通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生活？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剧团成员们大多没有固定的工作，上午排练，下午和晚上各自打些零工，维持生计，过着一种“悬浮”的生活。可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边缘人，年轻人们并没有选择撤退。他们的戏剧作品大多是讽喻性的，融入了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与批判。演出大多在热闹的集市、小巴车站进行，有时也会跑到金融区，给打扮精致的银行家们演一出讽刺中产阶级的经典剧目。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旅行者和研究人员来到非洲，我们早该放弃那些部族的、传统的、与现代对立的陈词滥调，看到更多样的、有想象力的非洲故事。“当他们说，‘坚持，是因为我们无法承担沉默的代价’，他们是在坚持自我表达和公共表达的传统。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No condition is permanent’，不是在进行自我麻痹，他们是说永远不把不公正、不合理视作理所当然，应该相信表达的力量，相信行动的意义，相信竭尽全力的表演能打乱既有的议程，带来切实的社会变革。”

吴翼，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人工智能很多时候其实是人工智障。”吴翼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Stuart Russell教授从事AI研究——利用深度强化学习使智能体在物理环境下可以学会与人类行为相似的策略和技能。他说训练AI的过程其实就像是教它们打游戏，它们有时显得很聪明，似乎可以去解决很多突破人类认知的难题，但是有时它们又不按常理出牌，显得十分智障。 人工智能真的如同我们想象的一样无所不能吗？我们真的可以信任AI吗？未来人类会被智能体取代吗？

王飞，律师。“在司法的谬误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参与平反冤案，看似是解决陈年旧案，实际上是面向未来的工作。我们是为了整个社会，包括你我这种普通人，让每一个尚未面对的人免于这种遭遇。”今年8月，被羁押27年的张玉环改判无罪，王飞是他的辩护律师。这些年王飞代理了多起冤假错案，“有太多绝望的人，我想拉他们一把” 。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一天变成蒙冤者。这些被卷入冤案的人，有贫穷的、富有的，有农民，也有警察、法官。在法庭上，王飞说：“我不是在为张玉环一个人辩护，是为了你和我，为了我们所有人。”当司法不能为某个人提供保障，就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保障。虽不能决定成果，至少可以尽最大努力影响进程，他认为这是律师的职责。“悲剧总在我们的放任自流中发生，且反复发生。既然从事了一项参与他人生死的职业，就不能对他们的生死置之度外。”一个卷宗背后，可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原老未，独立摄影师，撰稿人。“罩袍遮住的不仅是阿富汗女性，还有我们的眼睛。”原老未是一个世界游民，以拍照和写稿为生。这些年她跑遍了大半个地球，在非洲的莫桑比克、北欧的瑞典和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都住过半年。 因为一张照片，她踏上了前往我们的近邻阿富汗的旅途，翻山越岭穿越塔利班控制区之后，她终于看到了至今难忘的班达米尔湖。让原老未留恋的不只是美丽的风景，还有那些热情、勇敢但又蒙受污名的 阿富汗女性。此后她三次重返阿富汗，与这些她关心的人一起生活，聆听她们的声音。 最终在《罩袍之刺》这本书中，她写下了六位阿富汗女性的故事，有小镇上第一个走进武馆的女学员卡瓦利，生在伊朗的难民姑娘热扎依，为女性尤其是寡妇提供就业机会的绣坊老板瑞吉娜……面对着家庭暴力、童婚和种种压迫，有些阿富汗女性活得小心翼翼，也有一些依旧勇敢。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阿富汗女性没有更高尚，也没有更卑微。 这本书承载了一份简单的希望，希望我们在探察了这些阿富汗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之后，与她们产生某种联结，让这片土地不再是某个遥远的国家，这些女性也不再是远方的陌生人。“最后，虽然我知道不可能，但我依然希望这个世界没有战争，遍地和平。”

臧寅垠，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把创伤的经历直接写下来，同时将与之相关的负面情绪写下来，可以有效地减轻PTSD的症状。”汶川地震过后，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个词逐渐进入了大众视野。亲历了对生命产生威胁的事件——自然灾害、暴力、车祸、战争，或者目睹了亲人、朋友生命受到威胁的事件，都可能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 臧寅垠在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干预领域研究多年，她曾在四川地震灾区开展PTSD的临床研究，在美国工作期间也深度参与了对现役军人的PTSD干预研究。针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次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医护人员、患者及患者家属，可能是疫情结束后患PTSD的高危人群，臧寅垠也在逐步开展研究。“面对经历过重大创伤以及躯体损害的人，我就觉得当时学到的许多心理咨询技巧和支持性的方法显得非常苍白和无力。我当时非常想知道，什么样的技术和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缓解他们心理上的痛苦。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我在博士期间就把对我国地震PTSD患者的治疗作为主要的研究项目。”

陈宁生，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大概有多少呢？我上午问了应急部的同志，我们国家目前有泥石流灾害隐患点3.35万余处，泥石流影响90%以上的水电基地，还有170多座县城、1300多个乡镇也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影响。”1991年硕士毕业后，陈宁生就到地处“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的云南蒋家沟泥石流观测站，开始了和泥石流治理打交道的生涯。泥石流研究的核心难点是建立一套科学的预测方法，为居住在泥石流隐患点的居民争取到足够的应对时间。除了利用监测点的仪器和实验室模拟的数据外，为了采集一手资料和数据，陈宁生总是努力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害现场，他常常需要跑遍整个流域去还原泥石流发生时的场景——泥石流跑得多快、浓度是多少、流量是多少、有多大的冲击力、松散固体物质有多少、从哪里来的。陈宁生团队的“泥石流灾害预判与综合防控关键技术”入选2019年度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十大科技进展。

李骁健，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研究员。“这样看来好像这项技术还是有点儿风险的，那么大家就要问了，发展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对人类有什么帮助吗？”从《攻壳机动队》到《阿凡达》，人们从很久以前就在科幻片中设想，或许意念可以控制机器，或许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可以被改造成机器，从而获得超出常人的战斗能力。 前些日子，马斯克用三只小猪展现了Neuralink公司的最新技术，让 “脑机接口” 这个带着科幻色彩的名词再度走进公众视野。脑机接口会怎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未来是否真的会有脑机融合的一天？人类又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李骁健认为脑机接口其实就是一种信息沟通的技术方式，“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只是从科研到产业领域推，才走进大众视野。如果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并加入到脑机接口的研究中来，对大脑的理解或者脑疾病的治疗会有很大帮助。”

彭华茂，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发展心理学关注从儿童到老年人的一生的发展，但是一直以来，大家的关注度是随着年龄降低的。”一方面，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对年龄的焦虑当中，另一方面，许多人对老年期的认识是偏消极的，抠门、大妈审美、爱转发谣言贴、买保健品受骗……这些标签形成的消极刻板印象越来越固化。 彭华茂的研究方向是认知老化及老年人的决策行为。有关老年人一系列决策行为的研究改变了她对老去的一些认识。和实验前的预期相反，老年人的一些决策能力并没有像认知功能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在心理学界还有一个有名的现象叫老化悖论 ——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生理功能在下降，但他们的情绪体验、幸福感却在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些对老年人的消极印象之外，还伴随着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老年人，怎么样和他们相处，怎么样去解决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矛盾冲突。”

李一凡，艺术家、纪录片导演。从2016年开始，李一凡在广东、贵州、云南等地，完成“杀马特”青年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同时，通过在快手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九百多段，最终制作成纪录长片《杀马特，我爱你》。这是一次详实且残酷的调查梳理行动，五颜六色的头发下面，李一凡重新检讨了城乡关系里社会底层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根源。   在拍摄过程中，李一凡发现“杀马特”的主体是90后、95后的农民工，几乎都是农民工二代。他们都有留守儿童经历，相当多的人有中小学辍学的经历，初次进厂打工年龄都非常小。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只有三四千块钱。在李一凡看来，这三四千块钱不仅是冷漠的数字，还是工人所经历的极度的疲劳和生命的贫乏，以及面对阶级固化后的无望。“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端。”

岳毅桦，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副总干事。“让孩子随父母一起流动，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流动儿童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在谈？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数量高达1.02亿，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三千万是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近两三年，随着大城市控制人口政策、改造计划的出台与推进，流动儿童想上学变得愈发艰难。在一些城市中，低收费的民办学校在开办、招生上受到限制，还会因为拆迁、房租到期等各种原因被迫关闭。流动儿童如果无法进入公立学校，也没有民办学校可以选择，最终只能离开父母，回老家“留守”。很多孩子都在 “流动”和“留守” 的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动与留守的是同一批孩子，同一个问题。今年是岳毅桦全职做公益的第十六年，她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喜欢的项目，准备“把余生都托付给这件事”。她所在的新公民计划是一家关注流动儿童的民间公益机构，他们希望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都能和父母一起，在城市上学。“捐书这种事儿听得还少吗？图书馆这种公益概念有什么稀奇的呢？稀奇。我们在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工作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活的图书馆，能够持续开放，让孩子去借书，而且有足够多好书的图书馆，一个都没有。”

“我想让各位猜猜，异性婚姻、男同婚姻、女同婚姻，哪个离婚率最高？”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从早年的成都同志公共空间研究，到近年关注同志的身份展演、同志情侣的亲密关系和生育规划，魏伟多年来聚焦于性少数群体，一直在践行“将主流酷儿化”的研究理念，关注同志社群，同时以此为透镜揭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与十几年前相比，现在很多“同志”也想尝试着和自己的伴侣组建家庭。那么这样的家庭会与主流家庭有何不同之处呢？同志亲密关系与异性恋有没有差异？他们是否可以在制度、伦理和家庭的夹缝中实现生儿育女梦想呢？“人们普遍拥有了自我身份认同，使得长期伴侣的关系变得可能，对于同志家庭的建立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同志家庭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友谊及承诺等超血缘的关系之上，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这样选择的家庭，它挑战了基因在界定亲属关系和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创造出了另类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态。”

“你能想象到的事件，你想象不到的事件，可以说从生到死，这两者之间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出现在911应急电话里面。”王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篪在美国东部某城市的 911应急中心做了三年的田野研究。那时候她对在复杂情况下需要迅速做判断的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美国911应急中心是消防、警务和医疗的报案电话统一号码，接线员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判断案件的性质，短的十几秒，长的几分钟，而且他们的判断常常是生死攸关的，因为派遣部门是根据他们的判断派遣相应的救护力量。接线员如何在只有语音信息情况下做出准确判断，应急工作的困境有哪些？社会生活中的小概率事件却是应急工作人员的日常，这种状态对他们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影响？

“宋诗就不一样了，不但表现吃喝，它还表现拉撒。”侯体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侯体健是中国诗歌史和宋代文学的研究者。比起唐诗和宋词，他更喜欢和学生讲宋诗——目前，我们已知范围内的宋诗就有28万首，在数量上是全唐诗的5倍，有许多丰富的值得研究的话题。 比起过去的诗，宋诗与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过去的诗人所忽视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都被宋人写成了诗。“日常不能径直变为诗，但诗可以表现日常，从而具有了动人心弦的力量，超越了琐碎凡庸的现实，直指人们的情感与精神世界。”“梅尧臣这个诗人非常有意思，他还写过打喷嚏，闹肚子。还有一次他身上很痒，觉得是虱子咬了自己，就去捉虱子，结果虱子没捉到，捉到一只跳蚤。他也写了一首诗，就叫《扪虱得蚤》。宋人对于日常的书写，从梅尧臣开始越来越多，而且越写越可爱。”

沈志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我们谈什么物种保护、动物福利，其实都要体现在动物个体身上。比如我们用3D打印技术，给一只缺了门牙的猴子装上了大金牙。有一只丹顶鹤打架打断了嘴，我们也给它装上了假喙。这样能提高它们的生活质量，也让它们在同类面前更有自信了。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一只小猩猩送回它的家庭里，送回它的妈妈身边。”许多熟悉动物园行业的人都说，红山动物园是中国近些年来最锐意进取的动物园，在场馆设计、动物福利、饲养水平、野生动物救助方面都可圈可点。今年，是沈志军在红山动物园做园长的第12年。这些年里，这个团队做了很多国内动物园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这里有大陆地区第一只 享受美甲服务的大象，还让繁殖记录断档多年的鹤鸵重新开始了繁殖。这里有动物园爱好者口中全国最好的灵长类展馆，展区的通道设计、材料选择、植物配置都用了许多国内没有用过的方法和工艺。而熊猫、老虎、大象的便便也被开发成了环保的生物有机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抬高了中国动物园行业的天花板。这一切有一个背景：红山动物园是全国所有省会动物园中唯一一个自收自支型的动物园，改建场馆、饲养动物的费用主要都靠自筹。但他们没有因为财力有限就放弃动物福利的提升。对沈志军来说，动物园是一个“生命和生命对话的地方”。在他们的故事里，你能看到一所动物园的良心，和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的尊重。

刘佳，重庆洞穴探险队副队长。“其实像红军洞这样的竖洞，有一些是被用来当作杀人抛尸的场所，但是不要因此就给竖洞蒙上恐怖的色彩。竖洞还是有独特的地质特点和魅力的。作为天然的喀斯特漏斗形态，竖洞被探险者称作地球上最后一块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它不像雪山那样明明白白地矗立在那里，只有深入其中才能一探究竟。”刘佳，外号「小葱」，从2004年至今的16年间，一直潜行在恍若隔世的世界，探索过的大小洞穴已经超过1000个。2007至2009年间，刘佳和其所在的重庆洞穴探险队对重庆涪陵区的万丈坑进行了历时三年共4次的探测。测得其垂直深度为841米，跻身中国竖洞深度第二位，结束了中国竖洞前几名多年来被外国人主导探测的历史。刘佳觉得探洞弥补了她在城市中所迷失的东西：挑战、队友情谊和责任感。比起其他地方，探洞更像是在另一个星球进行的迷失艺术。这样的探险能让内心成长，突破自己的极限，到达那些本来到不了的地方。探洞已经成为刘佳生命中最需要的理由，探洞带给她的是心与身契合的自由，是孑然独立，不依附，不恐惧。正如她所相信的：“我随时都在准备投身于这个充满诱惑和男性化的游戏中去，想象着置身于冰冷岩石中，从容不迫地去拥抱地层之下的黑暗，亲身体会其中难以预料和惊险刺激的感觉，应该算是一种享受吧！”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可以说从中唐以后到宋代，‘忠’的观念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个观念变化的核心就是大臣的责任越来越多，皇帝的责任越来越少。而且‘忠’变成了一项无限的义务，或者说变成了衡量一个大臣好坏的最高道德品质。”青年历史学者仇鹿鸣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获得专业领域的肯定之外，他的两部学术著作在豆瓣上获得几千名大众读者评出的9.2和9.5分的高分。我们邀请他来分享一个历史上的“无名者”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伷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时期，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他先后效力于五个政权，叛唐以后每每逢凶化吉、官运亨通，成为安史政权的重要人物。回归唐廷后仍然官运亨通，并没有因为曾经“附逆”而遭到严厉制裁。和王伷同时期的这批“贰臣”的经历与后来明清易代之际官员殉难以示“忠”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仇鹿鸣从这些士人的经历中探讨 “忠”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

徐奥林，奥秘之家创始人。“一切皆可游戏。”法学院毕业的徐奥林在律所待了几年后，选择投身自己热爱的解谜游戏行业，创立了奥秘之家。早年的奥秘之家带动了真人密室逃脱行业的发展，而随着越来越多密室的出现，创造力成了解密游戏得以生存的关键，奥秘之家也一直在寻找着新的方向。 2018年年末，故宫出版社上线了一本互动解谜游戏书《谜宫·如意琳琅图集》，主创之一就是徐奥林。与普通的游戏不同，如果你想通关这本解谜书，获得完整故事，一定需要线上线下的的配合才行。 这让人不禁想到奥秘之家的另一款解谜书《奥秘地铁逃脱》，这本谜题将密室的概念扩大到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就像是每一间密室的格局与细节都可能暗藏玄机，书本的每一个环节和涉及的每一条线路设计也都颇为考究，人们在游戏探秘的同时，不知不觉对自己平时生活的地方有了更多观察和了解。 每个游戏设计者都希望玩家可以在自己构造的游戏世界中获得享受，徐奥林也是这样。他相信游戏是一件有力量的事情，这份力量或许可以改变世界。“做律师你永远会面临社会的各种麻烦，而做游戏可以给人快乐。我觉得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那就是做游戏。于是我就找了三个合作伙伴——一个律师，一个搞咨询的，还有一个搞刑法研究的。”（本演讲是一个解谜游戏，线索就藏在演讲中，祝大家解谜成功！）

祁海，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免疫力似乎很容易理解，其实很难用科学的语言来定义。”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球陷入恐慌。病毒将自己进行巧妙的伪装后潜入人体，利用宿主细胞进行成千上万次的自我复制，从而使得机体功能紊乱，威胁着人类的健康。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我们的身体会做出怎样的自我防御？不同人抵抗病毒的能力是否与个体的年龄、性别等因素有关系？相关的疫苗研制还需要多久？与新冠病毒的这场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让人类对很多与之相关的学科都提高了关注，其中就包括免疫学。 祁海教授专注于免疫学研究，在如何让免疫系统产生有效应答的同时避免自身反应、中枢系统神经回路对免疫应答的调控机制等相关领域，他和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在资源足以支持现代人类生活的情况下，政治家比科学家对生活影响要大太多。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与技术在不断的发展，科学家的所作所为对未来进一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潜在能力，恐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刘子超，作家。著有《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他的中亚系列作品在2019年获得“全球真实故事奖”（The Story Award）特别关注奖。刘子超喜欢在路上。像精神上的游牧民族，他总是从世界上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在雨林深处的遗迹和火山，在荒凉如月球表面的咸海边，在雕像倒下的地方，他行走、游荡、沉浸、抽离、写作，并试图超越偏见地记录那些他到过的远方和遇见的人们。 这些年，他写过三本非虚构作品，最近的一本《失落的卫星》关于中亚。如今的中亚，依然深陷宗教传统、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徘徊在全球化的边缘和大国夹缝中，始终遥远、暧昧而神秘。当下的中亚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历史和未来有怎样的认识？这些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过去十年间，作为一个自由人，刘子超几乎去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他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一个城市的历史、性格与态度，像捡起被遗忘在历史河床上的贝壳一样，打捞起那些夹缝中的生命故事。他书写那些被潮流裹挟而无所适从的人，那些困守期间却渴望逃离的人，那些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内核的人，还有那背后的游移与撕扯、荒凉与美丽、失落与希冀。 在他看来，真正的旅行绝不仅是为了见证美妙的奇观，同样也应该见证沉闷与苦难——“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正这样地生活。”“我问他，在这种地方崩溃是什么感觉？他说，怎么形容呢？就是心特别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时他就会骑上四轮摩托，在荒无人迹的丘陵上狂飙。冲上高处，再冲下来，让飙升的肾上腺素麻痹自己。他说，附近有一只母狼。他们经常互相对视，然后他突然加大油门冲过去，把母狼吓得转身就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这样折腾一个多小时，脸被风吹麻木了，心里才好受一些。”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从1999年到深圳的红灯区调研开始，黄盈盈的小姐研究已经走过了20年，她在大江南北的十多个红灯区蹲过点，田野足迹遍及广东、云南、新疆、山东等多个省份。 在黄盈盈和她的老师潘绥铭的践行和推广下，性学或者性社会学已经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中国社会关于性的论述和文化，以及性产业的变迁。 与20年前相比，很难断定关于性与性别的道德准则是否更宽松了，但性议题辐射的面无疑更广了，与政治、经济等社会议题的连接也更明显了。仅就小姐群体而言，也仍然有许多新的变化与悬而未决的争论。 黄盈盈说，要“自甘堕落”、放低身板，才能进入小姐的生活世界。她们的故事里有生活的复杂性和暧昧之处，有对阶层化的道德秩序的颠覆，还有那些没被正视和认可的“生活之道”。“边缘的议题，往往反映的是主流的问题。小姐身处边缘，但她们处在被讨论、被治理的中心。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迁、社会问题层出的时代，小姐常常成为替罪羊和出气口，这样的议题也特别容易挑战人们的神经。Rubin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性的议题上，经常是魔鬼学的成分大于性社会学的成分。换句话说，我们缺乏的是睁眼看现实的态度和勇气。”

何袜皮，公众号「没药花园」创始人。“通过残忍，凶手们是在‘错误地’寻找力量，试图建立一个人和人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他们把自己放在其他动物，甚至其他人类之上。”从小喜欢推理和侦探的何袜皮，曾出版过几部长篇悬疑推理小说。在美国读文化人类学博士期间，研究过空间安全、都市犯罪、恐惧感等课题。她被越来越多人知道是因为在「没药花园」上写了大量的犯罪案件。她写的大部分是悬案，因而在准备的过程中要花大量时间整理资料、讨论推理，最后呈现的是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揭开谜底的故事。虽然写犯罪，但她的初衷并不是要渲染猎奇和恐怖，更多是在写人性和欲望。“优雅与粗鄙，邪恶与纯情，暴力与温柔，疯癫与冷淡，正是这些人性中不可剥离的对立面构成了人生的诗意。”

王小萍，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使用摩托车、烧秸秆、排放污染物，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污染物沉降到冰川上会加速冰川的消融；我们使用很多杀虫剂来保证粮食和蔬菜产量，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它会毒害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藏的野生鱼类。”

汪天艾，《世界文学》编辑，西班牙语文学译者、研究者。像恒久的否定里一句微不足道的肯定像冻结的高山里一星火花“船在海上，你在梦里”，这是西班牙“二七年代”代表诗人赫拉尔多·迭戈的诗。多年以前，汪天艾读到了它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没有诗歌不成活”。 此后的十年，她以诗歌翻译为志业，研究那些用西班牙语写诗的人，名字通常都很长，比如路易斯·塞尔努达、吉尔·德·别德马、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关于他们，我们推荐你读已经翻译出版的诗集和传记，因为这次的时间要留给两位几乎没有机会出现在中文语境的西班牙人。 他们的一生，都被战争打破，不得不在动荡中度尽荒芜岁月。但触动我们的，不只是曾经跋涉苦难，而是在流亡与静默里，仍然向更大的“公共溃败”争夺自我。这些故事，也许只是往昔和异乡，也许是你我要经受的当下和未来。

李涵，青少年司法社工。“我很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离开这里，因为我们这里都是专业人士，而真实的社会不是这样的。”2019年，电影《少年的你》热映，第一次隆重地把“未成年人犯罪”与“校园暴力”引入公共讨论的话题；大连十三岁男生奸杀十一岁小女孩事件更是将刑事责任年龄顶上热搜。有的人开始不满，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不是保护了原本不该被宽恕的“恶魔”，但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就可以使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吗？严厉的惩戒就可以让世界好起来吗？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社工，李涵的工作是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与帮教服务，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救助与保护服务。在十余年的社工实践中，李涵服务过580多个涉罪未成年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在她看来，他们只是一群行为出现偏差的孩子，导致这种偏差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一关了之和一放了之都无法改变其中任何的因素。对每一个孩子的帮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以年为计时单位的，他们比正常的孩子更加需要理解与尊重。不被尊重的孩子也不会尊重他人，不被社会理解的孩子也会做出不被理解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