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YiXi

雪竹，科普作者医学的进步让死亡变成了一连串的选择题，从一个点变成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站着医生、护士、家属，还有制度和机器，当然还有当事人自己。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想象一下，假如即将走到人生终点，你希望谁陪在身边？如果可以跟TA说三句话，你会说什么？这是临终关怀常用的“三句话”练习。雪竹开始思考这些时35岁，父母衰老，自己独身，按照互联网说法，“将来会在养老院受尽虐待后孤独惨死”。为了提前做准备，她开始采访和写作，试图弄清楚：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究竟该怎样面对生命的终点。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医学越进步，死亡越复杂”，临终路途上不仅站着医生护士、伴侣子女，甚至还有机器和制度，死亡由此变成了一连串选择题：开不开刀、插不插管、做不做心肺复苏、住不住安宁病房……这一系列决定的背后，意味着观念、博弈，更意味着金钱、资源和权利。直到今天，雪竹也没有完全找到答案，甚至生出了更多犹疑和不安——到底谁有资格“好好死去”。写作和讲述并不意味着回答，至少我们应该提供故事的多个角度。【时间轴】00:10 我花了四年，想要弄明白：当死亡来敲门，我该怎么办？02:33 死亡不是一个精确的时间点，更像是一个「被拖延的决定」07:06 「我的五个愿望」就是给不愿意用痛苦交换时间的人一个选择的机会12:36 采访前，我从没想过大家描述死亡时会出现幸福、快乐这样的字眼16:25 放弃使用心肺复苏的人是最少的，因为大家都误以为心肺复苏存活率很高18:16 抢救等于努力，放弃等于不孝？爱真的需要痛来盖章吗？23:09 「好死」到底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特权？28:55 死亡引起的不同思考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我的五个愿望》�第二个愿望：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让死亡回到生命里》，欢迎移步一席公众号选购

李治霖，益盒 Charity Box 联合创始人、CEO也许你会想，公益不是最富裕的1%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我也曾如此困惑，直到发现税后月收入1.5万元人民币就已位列全球最富裕前2.2%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比想象中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社会，也有义务，用自己的幸运去补偿那些被不公和厄运伤害的人。五年前，李治霖与伙伴们一起创立了益盒CharityBox，致力于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公益资源如此稀缺的今天，如何确保每一分善意都能转化为真实、有效的改变？在捐赠方面，我们常常依赖直觉与感动。据统计，全球有75%的公益项目在接受评估后显示弱效、无效或有害，在备受关注的教育领域更是只有10%的项目显示有效。这正是益盒工作的起点。李治霖希望益盒像「公益侦探」一样，通过系统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经科学验证的高效干预——比如，为农村老人换一包低钠盐，就能把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12%；投资1000元在留守儿童的早期养育上，未来能获得17倍的社会回报。 李治霖相信，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通过理性的选择，用微小但真实有效的行动一点点地改变世界。【时间轴】00:10 火灾是有形的，但无数个体每天经历的病痛困苦是无形的03:36 税后月收入达到1.5万元，你就是全球最富裕的前2.2%04:47 我们捐赠的钱最终起到了多大帮助？08:33 直接给钱能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吗？11:45 有效干预+成本效益：花小钱，办大事16:59 每天少一点盐，每年挽救50万条生命19:55 我们不该认为，公益组织员工拿的钱越少，就能把社会问题解决得越好23:04 一些无聊老套的手段，就能解决那些很难的社会问题25:24 尽管面对愚陋不堪的世界，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特雷弗·菲尔德与「玩耍泵」（PlayPump）�低收入国家的疾病负担分布，来源：GBD，2024�中国高成本效益卫生健康干预措施排名�农村白内障老人不接受白内障手术的原因分布，数据来源：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2024

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别人的生活，将他人的生活片段当做一个理想化的景观去观看。于是，我们看到屏幕中远处的光点、熠熠生辉的东西，而回看自己的时候，看到的永远只是缺陷、错误、只是那个焦虑的充满着内心惶恐的自我。在当下生活中，我们时常不自觉地沉沦比较——比较成就、比较状态、比较人生进度。这种比较往往带来持续的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不够」，不够好、不够酷、不够有趣、不够有钱......在程乐松看来，这种否定往往来自于「自我理解的偏移」。我们永远向往着远方和他人，而忽略日常生活的具体与琐碎，抽象地理解他人生活，也抽象地评价自己。同时，高度竞争的效率社会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不进步就会被淘汰。我们困于其中，习惯用一个精确的未来指导当下的生活，常常想象出一个未来更成功、更好、更值得的自我，而后急不可耐地否定当下的自己。但最起码的道理是，所有未来的自我都是由当下自我积累起来，善待自己是一种责任。�2025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或许正想象着来年的奋发进取，又或仍在苛责自己今年的懒散怠惰。但在又努力撑过一年的当下，我们更该做的可能是以一种更友善的目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大家新年快乐！记得给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时间轴】00:08 「善待自己」可能是一个药方，但不一定有效02:19 我们都是「从不入局的局中人」，三心二意地面对生活07:06 人生剧本在「同质化抽象」之后，又陷入了「典型性陷阱」11:35 清晰的远方 vs 暗淡的周遭 = 具体且真实的消亡15:28 在不容有失、不能懈怠的日常生活里，平和和稳定成为原罪19:22 我们特别不想成为自己，都希望成为抽象的他人21:48 如何才能真正理解所谓的「善待自己」？24:10 「另一种观看的视角」：我不行，但我要知道还有行的可能性27:03 我的口号：浸入生活吧，躬身入局，有限自省29:55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淡地过这一生

赵玉顺，B站up主「遇真纪事」的主创之一他们都还是在自己原有的田地里劳作，但是一切却都奇异地改变了：原来的耕地变成了工地、农民变成了工人。2021年，赵玉顺和袁真真离开了影视媒体行业，在B站开了自己的纪录片频道“遇真纪事”，拍摄他们在乎的小地方和小人物。从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开始，他们实地走访了全国各地超过1000个村镇，在水田、旱地和果园，跟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对话。作为农村留守儿童，赵玉顺“好像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离开村镇，但从未想过我为什么要这样”。这四年，他感觉自己不仅理解了我之为我的缘由，也理解了爷爷奶奶那一代中国农民：他们生于 1940-60年代，青壮年时进城务工，六十岁之后又返乡务农。现在，他们要退场了。这可能是最后一代中国小农。遇真纪事所记录的一切，就是要为这个时代的交接处留下存证。【时间轴】00:07 「钉子田」：当一个村子里只剩四道田埂02:15 他们还在自己的田里劳作，但耕地变工地，农民变工人07:02 土地被承包之后，生活质量最先受影响的是家禽10:03 种地究竟能挣多少钱？14:33 经济作物的收购价像股价一样波动19:24 这批农村老人曾是当年修水库、修运河的年轻人23:30 「创作母题」：村镇青年要把学到的本事用到最关心的人和土地上 �福建莆田土地平整现场的“钉子田”�摘猕猴桃的阿姐们坐在老板会客室门口吃疙瘩汤�80多岁的老人在挖番薯�云南嵩明县蔬菜工厂，村民拿着蛇皮袋来捡菜叶�种荔枝树的山坡四五十度，需要用简易的滑轨运荔枝�赵玉顺的奶奶刘晚秀

陈宇慧（田螺姑娘），美食作家我们被通勤距离、周边配套设施、社会结构和生活节奏局限，不知道该吃什么。出门吃饭的时候，面临越来越像的菜单和预制菜的漩涡。看似对于食物的选择越来越多了，但是实际上，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你有多久没有走进过厨房了？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地在餐桌前吃过一顿饭了？当吃饭成为一件可以被牺牲的事，生活的价值感也随之丢失。“吃饭还是一件重要的事吗？”从小跟着父母在厨房打下手的陈宇慧感到困惑。成为美食博主十年，她发现我们好像很难再将做饭视作日常的一部分了。工作压力、合租环境、标准化生产和运输……种种因素正在让做饭失去乐趣。陈宇慧没有找到答案，她只希望用自己的视频和文字告诉大家：做饭不难、也可以很快乐。【时间轴】00:09 从产品经理到田螺姑娘：写菜谱比写产品需求文档有意思02:13 邪修菜谱是做饭的捷径吗？06:46 当社会让生活品质与琐碎的劳作相区隔，生活真的会更好吗？14:36 做饭令年轻人手足无措：生抽和老抽有什么区别？19:15 买菜做饭就是会出错，这种偶然性也是乐趣22:01 做一次饭就会一直做饭吗？23:56 看似对食物的选择越来越多，其实吃到喜欢的东西的机会越来越少�“花开富贵”�干烧胡萝卜

叶晓阳，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过去十几年，我们试图用各种方法来推动重大教育政策的变革。它是可能的，但它是漫长的。所以我不断在想，能不能在政策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去寻找一些缝隙？我们可以修补这些缝隙，做一点小的事情，或许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如何让读书变得有用，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核心问题之一。2016年夏天，叶晓阳和团队研究发现，因信息缺失，高分低录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考生中。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他们设计了详细的信息干预方式，最终帮助受干预的考生获得了22.7分的加分效应，上了更好的学校和专业。这件事给了叶晓阳极大的信心，他开始做更多类似的教育行动研究实践。在复杂而宏大的教育问题里，他希望找到那道可以改变的缝隙，做一点小事，改变一些人的教育命运。【时间轴】00:12 读书有没有用？怎么让更多的人上大学？03:25 「高分低录」：高考志愿系统将制度风险转嫁给了个人05:40 如何通过改革高考录取制度，让录取结果变得更公平？08:07 生成式人工智能鼎盛的今天，信息缺失仍然普遍11:22 展示专业大类的平均工资数据后，超过20%的学生要改变专业选择16:01 我不愿意做算命先生，我更愿意教授方法22:24 为什么顶尖大学大一上期的高等数学有超过25%的学生不及格？24:57 目前有超过20%的临床医学本科生毕业后不愿从医，怎么办？26:30 继续向前，寻找更多缝隙，做更多小事�左侧是最初选择的专业分布，右侧是得知专业平均工资之后的选择分布�2017年团队发给宁夏学生的小册子�团队为学生展示的AI志愿分析提示词�用成绩预测结果和学生自己的预测做对比，区分出过度自信和过度不自信的学生�激励医学生的材料�中国教育经济学家陈友松的话

晋美，半素人艺术家我做过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是没有和任何人说，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我应该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也没有找对表达的方法，所以把这种表达的欲望寄托在了羽辰爸爸和羽辰身上。我相信我是一直不死心的。晋美重新拿起画笔是在50岁。此前二十年，她一直沉在生活里，托举丈夫和女儿的艺术梦想。她认为，他们是天才，自己能做的就是尽力支持。直到生活得闲，被抑制的表达欲开始以一种难以预料的形式自然流淌。无意识的线条和色彩在纸张上铺展开，看似随意却蕴藏着难以名状的力量。女儿常羽辰被母亲画中陌生的力量撼动，决定为这些画做一本书。2024年10月，63岁的晋美在香港马凌画廊办了自己的第一次个人展。创作的欲望没有退潮，生活也在继续。她仍旧在买菜做饭的琐事里见缝插针地画画，仍旧为远方的女儿默默鼓掌，却也学会看见自己过去所忽视的才华。生命的力量蕴藏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里，总能期待新的枝桠。今天是重阳节，愿大家安康自在️【时间轴】00:12 这个名字冥冥之中就要做关于美的事01:14 我在我们家是抓物质文明建设的03:48 查出肾癌，不想哭，就想画画09:11 我不喜欢有棱有角的东西，但生活总有条条框框12:54 我平时画画都是即兴的，想法也抽象，但这两幅画是有目的的14:47 我小时候牵引着女儿，现在是她牵引着我19:19 原来放在鞋盒子里的画，在明亮宽敞的画廊里也不会逊色21:48 「失落的表达欲」：这些尝试连我自己都忘记了24:07 我对未来没有规划，只要还能画画，生活就是充实的�晋美依据照片画的雨中街景�油画底子�第一幅纸上画�手术后第一幅画�由刀口图案生发出的一系列图画�小点表达无限的空间，那黑点红点可能就是生命中的苦痛和残酷�用钢尺刮刀在看起来像自然痕迹的画面上划过，留下有力量的直线�纪念一只流浪猫�“天使狗蛋，去往自由新世界”�《晋美》中留下的箭头印记

何彬，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同样是汉族，为什么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墓葬非常不一样？北方多是简单的坟堆，南方则会修很大很豪华的墓，而且还有很独特的捡骨改葬习俗，这是为什么？”从1991年至今，何彬走过了浙江、福建、安徽、江苏等省份的几十个县市，观察各地的葬礼，拍摄和测量山林间的坟墓，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墓制和墓葬文化。在30年的田野行走中，既有遭遇眼镜蛇的生死瞬间，也有因长途车抛锚夏夜坐在路边数星星的旅途记忆。更重要的是，她深深地感受到被村民们理解和接受的愉快，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民间丧葬习俗背后民众的情感和传统礼俗文化的厚重。【时间轴】00:08 偶然的开始：一个墓坑里为什么埋葬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06:04 灵骨分离：日本人觉得一定期限之后灵魂会离开遗骨09:31 「椅子坟」：没有自然的背山面水的宝地，就自己创造15:13 为什么是椅子形？“找个靠山”19:46 「龟壳墓」：把象征美好富贵长久的龟延伸到坟墓上22:15 灵骨一致：祖先的灵魂不怕热，可以耐2000度高温24:03 追墓三十年，笨鸟久飞必入�日本近畿地区滋贺县一个村庄的公共墓地，每个木柱下面都埋了一个人�除了埋葬墓之外，村子后面还有一个祭祀之墓�温州的一座太师椅坟，又名椅子坟。�椅子坟的结构图�严复先生的墓�泉州的龟壳墓�大部分新修的豪华的椅子坟和龟壳墓放的都是这种骨瓮，也叫金瓮�墓式分布图

姚灏，精神科医生、心声公益创始人精神疾病的复元，不只是病症的痊愈，更要从疾病所导致的病耻感中痊愈，从失业、失学的负面影响中痊愈，从梦想的破碎中痊愈。从选择成为精神科医生的那天起，姚灏就感受着社会对于“精神障碍”的偏见与污名。即便症状得到控制，被医院判定可以回归社会，患者也难以被真的接纳和信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一起，被社会区隔开。2017年，姚灏创办心声公益，致力于精神健康科普，也试图搭建临床治疗和社会服务之间的桥梁。精神障碍患者到底在经历什么？他们的家庭照护者又承受了什么？到底怎样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支持？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的关照，其实是对精神健康友好社会的一种想象。我们都曾经历创伤与挫折，都或将面临自我的残缺与重建，我们又能否真的接纳不够完满的自己？�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愿大家健康，关照世界的同时记得关照自己�【时间轴】00:07 最早去精神科实习，就把自己关在医生办公室01:43 每个人的易感性不同，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也不同03:42 精神疾病病史，是患者和他家庭的血泪08:28 新闻从业者应该如何报道精神疾病？09:20 仅仅治疗病症，真的足够吗？17:03 72.9%的照顾者社会支持差，半数照顾者自身存在中度以上的抑郁症状21:04 社工也不懂该怎么和精神障碍患者沟通 22:59 没有我们的参与，任何事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姚灏写的英文诗《最后两英寸》�压力-易感性模型�《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不同照顾任务的频率，出自《中国精神障碍人士照顾者现况及需求调查报告》�不同来源为照顾者提供的社会支持，出自《中国精神障碍人士照顾者现况及需求调查报告》

张赛，工人我也算是活明白了，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2003年，初中毕业的张赛开始打工。他待过好几家卫生厂，进过漂染厂，当过保安，也送过快递。进工厂之前，他对工厂生活有巨大的想象，觉得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女朋友。但二十二年里他从没遇到过和他一样的文学爱好者，工友叫他书呆子，嘲弄他是大学生。结婚生子后，为了支撑家庭，他开始送外卖。疫情期间，在武汉送外卖的经历让他重新拿起笔，写同事、领导、客户和家人，写下了一整年的武汉日记。从工厂跳到外卖，现在又想跳回工厂，如此打工二十年，他已经参透：反复横跳才是生活的对策。【时间轴】00:09 不读书的人不迷糊，我迷糊，干不了这个05:12 我以为工厂里会有徐志摩和林徽因06:40 我鄙视工友，又臣服于他们10:58 打包盒歪了，是不是地球歪了？14:40 看书影响我的名声，影响我谈恋爱，我决定痛改前非18:18 以前我写很多漂亮句子，但没有人24:13 重回工厂，我开始写工厂日记，但工厂变了26:37 工厂和外卖真是一种互补关系�做卫生巾的机器�张赛与小胡打架后写下的诗歌�张赛写的工厂日记，把手机里的关键词还原成句子

赵宏，北京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如果一个国家惩罚机制的目标是为了“杀鸡儆猴”，那跟它相伴相生的一定是重罚和重刑。而重罚重刑或者过度预防，最终导致的一定是国家惩罚权的泛滥、惩罚权约束机制的松弛和个人权利保障的弱化。作为行政法研究者，赵宏收到过许多当事人的邮件，述说他们被违法记录改变的人生：或是误入赌球App，或是一时冲动与人打架，行政违法记录就像刻在他们脸上的红字，让他们无处遁形。而一旦被拘留，就不能考研、考公、评优，甚至影响三代。过去几年里，赵宏一直呼吁治安管理处罚记录消除制度。她多次撰文，提醒警惕公权力不受约束的扩张而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吞噬。今年6月27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时间轴】02:07 犯罪是违法当中最严重的类型，违法则很平常，闯红灯也是违法03:45 行政违法记录几乎相当于现代墨刑，持续影响日常生活06:29 分隔善恶的高墙并不存在，打破制度不公需要放下道德优越感12:56 一不留神就违法了16:30 “株连制度”下悔过的父母与无辜受牵连的子女18:10 为什么这些人已经受过处罚，却还要对他们进行特别标记？23:22 比起构筑恢弘的语词体系，法律工作者更该让法律配得上普通人的信赖28:12 法治进步背后是很多人的努力，而法律最终影响到的也是每个具体的人法律的最终目标是打破偏见、克服歧视，法律的修订也依赖于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平和的思想流动，和理性的碰撞，也许能消溶部分偏见，促使我们更加靠近公正。法律制度之下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处境，欢迎大家怀抱着体谅和关怀的心各抒己见，理性探讨 �️

岜農，音乐人从自然农法中我感受到，大自然繁荣的关键不是竞争，而是相互滋养和共生，是爱。所以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岜農是瓦依那乐队的主唱，他曾形容自己像鸟儿一样，不适合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更信任泥土的质感。如今，他在家乡广西过着半农半歌的生活——种田、养鱼、采药，同时用壮语创作音乐。2010年前后，岜農开始带着村子里的小孩们唱歌。他从不“教育”，也不问“今天学了什么”。孩子是他的伙伴，他们一起在田间地头的各个角落，以农具的敲打为节奏，一把琴，一些童声，就是音乐的全部。这个没有编制、随来随去的音乐团体就是「土人合唱团」。泥土不脏，农民也不卑微，就像他们的音乐一样，不精致，但有生命。在这场演讲里，岜農会和土人合唱团一起唱快乐的歌，也会分享歌曲背后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故事。【时间轴】00:05 �《谁会飞》：谁在唱歌 我们在唱 在唱什么歌 我们在唱快乐的歌03:01 我是「失败之王」，失败让我成功放下远大抱负08:18 自己创造并不断调整的农耕生活方式：半农半歌11:07 �《四季歌》：未来一代缺土，学的都是人造知识21:12 我不和小孩讲「环保」这种大概念，我只是带他们玩24:23 �《白色海洋》：嘿不不不不 不要苍白的家乡27:50 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31:57 �《美丽山坡》： 风的妈妈 没有告诉它 长大后要成为一阵有意义的风�来一席演讲前，岜農插完的最后一块田�土人合唱团�海滩上成片的白色塑料泡沫�自己在海边搭的舞台�岜農的农舍

柱子哥，一个在互联网上真实完整记录自己从28岁到35岁人生的普通人去年8月确诊的时候，医生跟我的家属说，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柱子哥这个情况最多也就折腾一年，要好好珍惜时间。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工作、旅行、写作、录播客、上节目，正常地过日子。我觉得也还行。从2018年确诊血液肿瘤晚期，到2024年8月又确诊原发印戒细胞胃癌晚期，柱子哥与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迫切地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过去，柱子哥是一个被社会时钟推着走的人，每一分钟，好像都必须有产出、有进步。确诊癌症后，“病人”的身份成为一条隐形的分界线，将她与不断向前的社会生产区隔开。没有人告诉她，癌症病人除了焦虑地等待死亡还能做什么？她一边探索，一边记录，袒露因病症造成的生理和心理感受，也重新思考安宁疗护的价值与困境，不断为自己争取生存时间的同时也试图改善同处境病人的主观时间。“正是因为记录和探索作为普通人的抗癌经历，个人的痛苦经验才成为了也许可以被参考借鉴的公共认知。”她只身趟过疾病与死亡，投下石子，期待能让后来人摸着过河。【时间轴】00:07 28岁，如何活下去和如何死亡都成为问题12:23 如果终生都要与不确定性共处，我该等在原地吗？ 14:59 死亡太近了，我又回到熟悉的时空黑洞18:42 原来我是别人幸福的参照系21:05 一个终末期病人如何洗澡23:08 有没有针对癌痛病人友好方便的止痛形式？24:36 现在才知道症状控制也是难以实现的26:12 人为什么一定要体面啊？我要真实33:32 在继续正常生活的过程中，我重新定义了我的一分钟�《魔都28岁金融女思维导图自救指南》�2024年12月31日，经历了4个月的治疗和2次不成功的开腹手术，柱子哥坐在病房晒太阳�重新梳理上海部分安宁疗护病房的信息�抗癌博主木豆豆鱼去世，最后一条微博转发了柱子哥的视频：人到底有没有优死的权利，以及肿瘤末期病人面临的困境

王佳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教师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竞争加剧、就业前景不明的环境下，想要分辨“我想成为的样子”和“他人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变得愈发困难。有学生告诉我，他们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呈现不同的自我。在朋友圈里独立自信、充满活力，在小红书上热爱生活、岁月静好，但在微博上则脆弱敏感、暴躁易怒、天天发疯。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心理老师，王佳莹在工作的10年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大学生。他们大部分被困住了：困于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出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困于孤独，不敢轻易走进亲密关系；困于情绪的重担，难以向他者倾诉；困于外界的标准，不断贬低自己。与此同时，批评接踵而至：“这一代人没有吃过苦”“这一代人不够坚强”“年轻人就是矫情”……可是，把一切问题推给学生或者他们的学校和家庭就结束了吗？每一张年轻的脸庞背后，都有一段隐秘幽微的心事，对于那些具体真实的困境，王佳莹也无法给出“该怎么做”的标准答案。但感受到每个人的无助、困境和生命力，是看见他人的第一步。【时间轴】00:08 大学生为什么来做心理咨询？01:08 自我的混乱，使得年轻人很难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11:51 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感到抱歉？ 15:07 “老鼠人”是一种自嘲，但也包含了他们的自我攻击18:55 以前大家不喜欢自私的人，现在大家不喜欢没有边界感的人21:51 我们假设别人的想法，把这当作事实，带着滤镜看待这个世界26:59 心理咨询室是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间的过渡空间�王佳莹工作的心理咨询室�大学生来做心理咨询的主诉原因统计�埃里克森提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分成八个发展阶段�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邓巴数：人类大脑皮层的认知能力只能让我们与大约150个人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这150个人会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分成不同的圈层

朱矛矛，全职妈妈、写作者养育树儿的过程有点像西西弗推巨石，一个刻板行为消除了，另一个刻板行为又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树儿的生命都得到了野蛮生长。朱矛矛有两个身份：她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是一位全职母亲。女儿树儿五岁时，一纸自闭症诊断书划破了安稳的愿景。曾经像天使一样明媚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标签——智力障碍、拖油瓶、残次品。面对这样一个女儿，身为母亲要如何去爱？当自己的孩子不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上学、就业、成家，又要陪她迈向怎样的未来？朱矛矛带着女儿参加康复治疗，并且在小学阶段申请陪读。她在普通孩子对树儿的好奇反应中获得了看待女儿的新鲜视角，也在与其他家长的交流中感受到难以想象的鸡娃焦虑。如今树儿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以自己的方式为她分摊情绪与生活上的负担。十年的全职母亲生涯也让朱矛矛学会以平常心看待无常：自闭症不是精神癌症，它不会让生活变得黯淡无光。【时间轴】00:07 孩子生来不同，我必须在这个特殊的赛道上陪跑04:06 为了争取补助，我甚至要表演“精神残疾”07:02 同学和我说：“树儿最大的问题就是她太快乐了。”17:47 为了提升数学能力，别人家的孩子挑灯练口算，我们家集体打麻将21:02 她可能永远不明白孝顺、家庭责任感，但她已经在为这个家做贡献了23:07 我们之间不仅仅是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还是互相帮助的关系26:03 我是全职妈妈，但我不想以孩子为事业�树儿小时候�“通过谈判，我争取到了陪读的资格。一年级上学期，树儿被允许在我的陪读下，每天下午来上半天课。”�树儿考了4分，班主任还夸她字写得不错。�为了提升一点数学能力，树儿爸决定教她打麻将。�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树儿学会了扫地、收拾碗筷、洗衣服，下楼取快递、倒垃圾，还有跟着我们一起去买菜。�“我们的关系更像两个有缺陷的朋友，合在一起才会功能正常。”�树儿的画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中国，即便5天8小时工作制也是到1995年才确立的，它的历史并不长。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工作法则。面对当下的工作危机，在落实5天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关于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一百年后的人将生活在高度富足的社会中，每天3小时的轮班就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到那时，他们最大的困扰将是如何享受充足的闲暇时光。历史即将走完一个世纪，凯恩斯的预言不幸成为了泡影：8小时工作制在世界范围内被无下限地突破，技术性失业无法解决、大量拿到大学文凭的学生走上了考研考公的道路，社交媒体上人们或因为失业焦虑、或因为工作烦躁，享受闲暇的权力依旧只属于少数人……从小被教育要“热爱劳动”的我们发现工作实在是很难热爱的模样。工作是如何诞生的，又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狗屁模样”？这个班我们难道非上不可吗？属于我们的闲暇去哪了？王行坤一直关注着这些与工作相关的讨论。在长期研究相关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王行坤想要告诉大家：工作从来没有什么永恒的人类法则，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时间轴】00:10 虽然我们经常说中国人非常勤劳，但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的敬业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03:00 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作社会。06:28 “要热爱工作”的打工人觉悟是如何产生的？——用规训和惩罚“向懒惰开战”。11:55 一种病态的激情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那热爱工作的工人们得到了什么？14:01 如今“劳动者没力量”，制度底线被不断突破，劳动者没有任何话语权。工作不值得我们热爱。19:51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吗？ 22:19 我们可不可以不工作？25:09 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让我们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更少但更有意义的工作，更多且更丰富的生活。

梁君健，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位于城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创办的中学。在这个由废弃车间改造的校园里，音乐老师袁小燕带着孩子们组建了一支合唱团。2017年，梁君健关注到了这群合唱团的孩子们，他带着纪录片拍摄团队来到学校，开始跟拍孩子们的歌唱、学习与日常生活。在梁君健最初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底层孩子通过音乐“逆袭”的故事。而随着纪录的逐渐深入，音乐之外更为复杂动人的面向也在他眼前逐渐展开。在这个合唱团里，流动与离别是不可忽视的音符：有的孩子刚刚学会唱第一首歌，就不得不转学回户籍地准备中考；有孩子在合唱团找到了自信，却在升学压力和家长的反对中放弃；有孩子尝试报考了音乐项目，却在筛选过程中提前面对了社会的残酷……人来人往间，合唱教室中的歌声，见证了他们的青春成长，也陪伴着他们的欢笑和泪水、相遇与离别。在镜头中，这些孩子身上展现出一种柔软而坚韧的生命力。他们是如何成长的？他们如何度过困难，又如何面对愿望被打碎后的境况？拍摄过程中，梁君健反复追问着这些问题，同时也不断思考着纪录的意义，思考社会、时代和个体的生命经历之间的关联。【时间轴】00:09 我想象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校园，里面有一群初中的孩子在歌唱。03:26 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北京，或出生不久就被带来了北京，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长大，但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感受和我们又不太一样。08:40 该如何去面对希望破灭这件事，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13:40 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好，也不是她专业不行，而是因为她在一项与专业无关但和社会性规则有关的得分上得了很低的评价。当时的小云作为一个天真的孩子，并没有习得这样的社会规则。16:21 愿望被打碎之后，他们要如何面对？18:12 孩子们关心的事情和我们关心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意义、问题，好像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并不是如此。21:48 苦乐参半的生活不仅属于合唱团的孩子们，也属于我们每个人。�蒲公英中学校门外的马路挤满了等公交车的人�蒲公英中学以前是老三余村的村办工厂，教学楼由老厂房改造而成。�学校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墙上画了各种各样的壁画，尤其是进到跨院里，迎面的墙上画着一幅巨大的蒲公英，特别生动，特别生机勃勃。�袁小燕老师与蒲公英合唱团�权煜飞�张展豪�张展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但他又在这三行字上划了一条横线。�王路遥�冯小云�2018年中网比赛开幕式上，蒲公英合唱团演唱《北京欢迎你》�慈善晚宴上，路遥邀请黄晓明和同学们一起合影�史甜雨（左起第二个女生），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她是蒲公英合唱团的团长，但开始拍摄两三个月之后，为了更好地适应老家的教学体系，史甜雨转学回到淮安。�2018年年底学校搬到新校区之后，老校区的房子就开始拆除，对面的老三余村也完成了搬迁。

金子，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每当我拎着我的小裙子像老鼠一样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在门外等着我的不是南瓜马车，而是我叫的特惠快车。我报上手机尾号，司机一脚油门，电机轰然旋转，我的后脑壳轰地一声撞在座椅靠背上。这熟悉的推背感，就像大哥车里的烟味一样令人微醺。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里，却显得笨拙、不入流。她需要适应一套以“体面”为核心的新规则，努力让自己得以应付各种场面。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骑在墙上的人”，流窜于小镇和名利场之间，既因故作体面的人造景观感到疲惫，又为自己在名利场上学到的东西沾沾自喜。她短暂地产生过阶级跃升的幻觉，却又在下一秒清醒地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里，再次与自己积年累月形成的“做题家”习性缠斗。“小镇做题家”以一种笼统的标签式话语概括了太多人的成长路径，好像成长中那些别扭的心绪因为留在了大城市就变得理所应当、不言自明，但正是这些曾经的痛苦、纠结塑造着人本身。金子选择诚实地面对过去的自己，以一种轻巧的姿态书写那些幽微难言但不该被略去的情绪。而现在，她正努力用做题家刻苦钻研的精神，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不做题。【时间轴】00:10 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南，不论是当做题家还是在名利场，我都觉得我不入流。01:56 感受到快乐说明我正在堕落。只有痛苦，啊，那高尚的痛苦，证明我走在一条正确的奋进的道路上。11:41 妈妈，人生是旷野，但是旷野上的垃圾咱没资格捡。 13:11 原来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努力方式，它不需要灰头土脸、蓬头垢面，只需要一点脑筋、一点信息差、一点眼界，就可以得到一个还不错的结果。18:19 “阶级叛逃者”比“小镇做题家”更适合用来描述我们的处境 19:44 有时我也在犹豫，我应该把自己真实的自我藏起来吗，我是不是应该拥抱这种虚荣，踮脚够一够这光鲜亮丽的生活？24:48 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我需要克服一下的东西。27:40 正如牡蛎给芝加哥带来了海，我给北京带来了一所河南的高中。30:50 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最后一次做关于高考的梦�“我出生在河南濮阳北部的一个采油厂家属区。它其实就是一片农田之中，用砖墙围出来的，里面有一个学校、一个超市、一个医院，一家大单位，然后就没有了。”�“这是高考结束时，我所有的课本、试卷和练习题，以及用空的所有笔芯。准备卖破烂的前一秒，我把它们堆在这里拍了一张大合照留念。”�“每当我有一段空闲的时间需要度过，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道数学题”�温哥华的海滩

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那么多，也是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地归责于父母，认为如果父母好一点，我就会好一点。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这其实反映了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妈宝”“全职儿女”“不婚不育保平安”等等，年轻人们或主动或被动贴上的标签越来越多。流行的话语，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真实的生活。青年人到底在面对着怎样的生活？家庭在他们的生活中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刘汶蓉从不认为年轻人在各项人生选择上的状态是消极被动的。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代际关系的处理，还是婚恋与否的抉择，年轻人除了情感维度的衡量，还会进行理性的计算。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年轻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性，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也使得他们缺少除了家庭以外的社会正式支持资源，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真正的“避风港”。与之相对的，婚姻成为一项风险投资，他们谨慎地计算着成本和可能的回报，不敢轻易投身其中。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旧紧密的代际纽带影响着青年生活的不同侧面。随着研究的展开，刘汶蓉也开始好奇，青年人的婚恋趋势又将给中国的代际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时间轴】00:09 把婚姻关系放在家庭的场域中，重新看待青年人结婚难、结婚焦虑和晚婚不婚等现象。00:51 中国人结婚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是在2010年后。结婚年龄的推迟，是导致终身不婚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05:15 “如果对方符合您的择偶要求，但您还没有爱上他，您是否会和他结婚？”06:50 “新包办婚姻”——中国9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青年人的婚恋自主，但21世纪，父母的介入似乎又在上升。11:53 “以前是一个人过日子难，现在是一家子过日子难。”16:41 隐秘的爱的操控，让孩子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没有动力走出家庭。19:52 当无条件接纳的爱在婚恋关系中得不到的时候，青年人似乎把对这份爱的期待又转向了父母。23:24 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提供了紧密的代际支持，但青年人也因此面临更严峻的“关系贫困”。�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上涨了近4岁，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上扬。�二孩政策的三次调整都伴随着后一年生育率的上扬，但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的时候，生育率不仅没有上扬，反而一直下滑。�2023年，男女都有超出两成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会和不爱但符合标准的人结婚，远远高于2001年的数据。�2023年，认同“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这个观点的比例已经上扬到了40%以上，女性达到了46.5%。�“新包办婚姻”�2023年在上海的调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的未婚青年，特别是未婚女性，有五成左右都没有信心能自己找到满意的结婚对象。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在今天新技术的万丈光芒下，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时代在不断加速，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生产并无限放大欲望，知识和思维被外包给人工智能，碎片化信息取代了专注的洞察，搭子文化取代了稳定的共同体……从19世纪开始，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还原主义就为当下这个技术时代定下了基调：客观的真理、被动的自然、无限进步的科学。与之相应的是个体生活中意义的匮乏，单一的价值标准和优绩主义的社会。如此境况下，我们原本具身的、具体的、丰富的、质性的日常经验被不断抽象和贫瘠化，生命力被掏空，精神危机降临。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危机感，它有永不遗忘的知识、出色的逻辑推理，它不知疲倦地学习，甚至能模仿人类的心灵。但王俊则在危机中看到了更多反思的可能——当人类的体力和智力都不再被社会发展所急迫需要时，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人的生存意义何在？我们如何用哲学来观察和描述我们的生存境况，又如何寻找摆脱时代困境的出路？【时间轴】00:07 生命力被掏空、充满塑料感的共同体、孤独感，数字时代在提供给我们全新生活经验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幸的生存经验。01:36 科学成为我们看待世界和理解自身的意义框架，而“无限进步”是科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仰，我们当下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上。06:13 意义不断被抽空，生活不断去神圣化。 人无非是一堆脱氧核糖核酸，是一堆分子和原子的集合，人类被降低了。08:35 优绩主义变成唯一的价值标准，如果达不到优绩的顶端，就不配享有任何愉悦感和成就感。10:02 所有事物的时效性变得越来越短，当下在不断萎缩。我们不仅没有了可以终身受用的价值和理想，也没有了可以维系一生的职业、家庭和爱情。14:53 “漠无差别的领会”：我们今天很容易就可以结成一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非常之脆弱，没有真正的稳定的共识和共同价值。20:40 面对人工智能体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观念性危机：“心灵的迷失”。 25:30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鲁雯泋，建筑师北京真的无聊吗？我既不想轻易赞同，也带着点怒其不争的心情。北京似乎在变得无聊，因为它在拒绝一切失控混杂的东西；北京也是有趣的，因为能够调动感官的事物尚未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下，记录它比以往更有意义。你印象里的胡同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胡同居民怎么晾衣服，在哪里养花，临街住户如何防止路人偷窥吗？你也许不知道，寸土寸金的胡同里，鸽子住进了让人羡慕的豪宅，流浪猫肥润自在，这话可千万别让住宅小区里的猫听见了。2019年，从外企辞职后，鲁雯泋与朋友一起在北京的胡同里开了一家建筑工作室。在走出办公室、穿过大街小巷时，她发现了摊开在公共空间里的野生设计：空调外挂、缝中停车位、能屈能伸的雨棚……比起标准化的设计方案，这些未经规训的芜杂生态表达了更加真实立体的使用需求。胡同居民在局促的空间里寻求开拓，也与街道一同维系着价廉但高效、粗野而有序的生长。凭着建筑设计的专业嗅觉和分析图的解剖术，她识别出材料与构造、节点和连接处所透露的曲折心思。那些叫人不敢轻慢的日常，原来就藏在街角、门前和窗边。2024年，工作室所在的整条胡同都被“腾退”，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离北京，但鲁雯泋的野生设计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记忆得到彻底的更新改造以前，她还想再多走几条胡同。听完这场演讲，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北京超无聊」，你觉得呢？【时间轴】00:10 坐在办公室里画图、开会、打电话，房子就一点点盖起来了，根本不需要跟真正的使用者沟通，这让我感觉非常悬浮。我更喜欢看真实的人和具体的生活。03:08 从CBD牛马化身胡同串子，发现居民把生活碎片都延伸到大街上。咱们胡同大爷的包裹艺术，可能离包裹巴黎凯旋门也没多远了。05:55 公与私的边界相对暧昧，规则也模糊，就催生了很多巧解问题的野生设计。比如：这个人为什么要在水泥楼梯旁边再加一节钢楼梯？07:52 空间利用：大爷把代步车严丝合缝地卡进墙的夹缝里，要出来就得翻越车内的空间，从后门爬出来。10:39 废物利用：矿泉水桶和废弃椅子是胡同居民的两大明星单品。14:40 防走光：有了大罩子，再也不用担心开关门会走光。无论街上怎么熙熙攘攘，主人依然可以坐在黑布后面喝茶。16:51 治疗颈椎小卖部、大疆总部同款卖鸟车和大号糖葫芦自行车。22:36 当真实的生活不存在，野生设计也就消失了，但千篇一律的舒适整洁不会刺激和调动人的感官，我们向往的其实是更丰富多样更有生命力的城市空间。�菜场中心之庙�公寓山寺�瑞士猫梯�围观剧组在胡同拍戏，这可能是在拍一个科幻片�屋脊上的鸽子笼超过了主人自己的家�胡同里的摩托车vs美国包裹艺术家克里斯托和克劳德的早期作品《包裹摩托车》�包裹巴黎凯旋门vs包裹胡同里的房子�为什么要在水泥楼梯旁边再加一节钢楼梯�窄巷里的收纳网�电线杆里的卡座�“卡车”�悬挂烟灰缸�窗户上插着汽车后视镜�治疗颈椎小卖部�大疆总部vs超载卖鸟车�大号糖葫芦自行车vs20世纪30年代的糖葫芦摊�给泰迪剪指甲的塑料袋 * 如果出现图片加载问题，可以移步一席公众号查看全部内容

熊景明，民间历史写作推动者，主持港中大「民间历史档案库」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再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的尖头皮鞋。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很久之前，熊景明就在想找一件退休后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最后她选择了收集和推动民间历史写作。2007年，熊景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退休，开始写下长辈的故事，写完了父母，接着写从曾祖父到众位姨妈、干爹……好像是“请君入瓮”。熊家可谓云南的名门望族，曾祖父熊廷权是晚清进士、民国初年的丽江知府，曾进藏协同平叛；祖父熊光琦担任过云南六县的县长，推动地方发展。外公苏涤新则是云南第一代留日学生，回国后助力教育革新。除了这些“大人物”，还有更多平凡的长辈：四姑奶奶在指腹为婚的丈夫去世之后，北上读书，后留学斯坦福大学；大姑姑爱上了国民党员，两党斗争延烧进家庭；还有在提笔之前就清楚地知道必须要写的人——妈妈苏尔端。虽然因病卧床十八载，但妈妈的病榻有着魔术般的力量，令家人、亲友都乐意来向她述说心事，她像一个“箍桶索”维系着小家庭、大家族。熊景明希望有更多人拿起笔，做这件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世间无人能代替你写下对往事的回忆，记下先辈的人生故事。」【时间轴】00:07 人一定要找到一件可以做到老死的事，民间历史可能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04:10 我妈妈是昆明市第一届进入大学念书的女性，但她考进去第二年就辍学了。12:18 我的父亲是生逢其时，那个年代大量的新思潮、新玩意涌向中国。18:56 让我觉得必须要写一本完整的家族故事的书，是我的祖父熊光琦。他在民国时做过好几任县长，又抽鸦片，在我这样受新的教育长大的人看来，他就是典型的“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人”。23:52 我妈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其实这个老狗是经常回忆才会让她记得。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妈妈、熊景明和弟弟 1955年�妈妈 1934年�熊家花园 1934年�妈妈的工作证照片 1953年�妈妈和我 1967年�妈妈的信 1969年�爸爸在熊家大宅 1934年�父亲与好友 1930年�昆明黑龙潭公园 1943年�昆明翠湖南路 1975年�1937年�1939年�老婆婆背着她的全部家财，步行300余里来到开远（县），找她被征（兵）的儿子，可是儿子（所在的部队）已开走了。她欲哭无泪，虽然今天的晚饭还不知有没有吃，她也想不到了�熊家全家福�苏家全家福�二舅 1940年�妈妈和我 1946年

杨青风，金盲杖视障人自主生活品牌发起人。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冒着家人的反对、冒着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走出来的，但是有时老百姓看到视障者自己出来，觉得挺担心的，马上就下意识地说：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这话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很可能把他好不容易立了出来的志又给推回去了。中国有1700万视障者，需要靠盲杖出门的有几百万，但大部分视障者无法独立出行。他们能在自己熟悉的小环境中独自行走，也不需要盲杖；但无法在开放、陌生的环境里行走，不得不完全依赖他人的引领。无法独立出行，严重影响视障群体的生活质量、社交圈子、教育水平和工作机会。作为一位完全失明、却能自如行走的盲人，杨青风认为，比起无障碍设施的不完善，更大的障碍来自观念。家长、学校、社会的过度保护虽然出自善意，却让视障者失去了锻炼的机会。2018年，杨青风和同事们创办了“金盲杖”沉浸式独立出行训练营，让视障导师带领视障营员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探索。从如何使用盲杖、借助非视觉的路标和线索、过马路，到用导航、乘坐公交地铁，以及如何有效求助，帮助视障者迈出独立出行第一步。视障者不能等无障碍设施完善了才出门，就像不能因为空气不好就不呼吸。改进设施的同时，社会观念也需要更新。有时视障者好不容易克服心理障碍走出家门，“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又把他们重新推了回去，问“需不需要帮忙”才是支持和促进。【时间轴】00:05 像我们这样看不到、拿着盲杖到处跑的视障者的确不多，在陌生环境里能独立出行的更是寥寥无几。04:10 一旦一个人看不见了，他就会受到周围的人的格外的关心和照顾，这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也可能限制一个视障者自我能力的发展。12:18 其实很多视障者是不怎么用盲杖的，甚至都没用过。他们的家人、朋友宁可花时间带着他们走，也不愿意让他们拿盲杖，时间一长，我们自己也觉得拿盲杖是一个不太好意思、甚至是有点羞耻感的事儿。15:42 走到地铁站附近，高峰的时候会打到很多共享单车，会听到广播的声音、自动扶梯转动的声音，还能闻到一种来自地下潮湿的味道。18:16 如果没有提示音，你们觉得我们过马路是车多点好、还是车少点好？21:18 导航说“到了”，通常来说是把目的地导到你视线内了，明眼人可能觉得已经很近了，但是视障者还不知道在哪儿。22:38 好多人没接触过视障人，突然一个盲人站在他面前问，你能帮我一下吗，他这想法会非常复杂：他要让我帮他什么？他要让我送他回家，我有没有时间带他去？他会不会让我给他钱？我给不给、给多少？29:53 如果我们不出来，不但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好，无障碍设施也没机会变得更好。�杨青风所在机构视障者们在做音视频剪辑�杨青风带领营员做回声定位联系�《小腿的情人》梁奕轩（全盲）

秦潇越，纪录片导演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过去十年，秦潇越扛着摄像机穿梭在不同的人生故事里，试图汲取力量和勇气，解答自己的人生困惑，却被迫重新思考“理想”的意义。她曾经笃信，不论身在怎样的处境下，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样的向往会引领着人脚踏实地地向前走。但房君睿的出现，击溃了她的信念。断断续续跟拍了他四五年，这个梦想做文物修复师的青年仍旧被困在自己的“巢穴”里，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一直到拍摄结束，想象中的励志情节也并未发生。秦潇越这才发现，在真实的生活里，现实是一堵又一堵的高墙，即使怀抱理想，也可能会被困在原地，失去继续向前的力气。在新的创作中，她不再鼓吹理想的力量，只想呈现更丰富的生命状态。【时间轴】00:08 世界末日，我在上海的街头问陌生人：你的人生有什么遗憾？01:56 相信理想的信念被不断地提起、放大，有一次我甚至看到我的海报和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我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07:56 老天好像在跟我开玩笑：你这么喜欢鼓舞人家去追求理想，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个被困在极度现实里的人，让你知道理想的背面是什么。11:10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那么是否还有记录的必要？17:45 当生活中多了一个镜头，多多少少都会让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两年过去了，那个碗还在那里。20:52 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最大的意义，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24:08 逃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但是真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建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需要面临更大的挑战。26:50 拍纪录片对自己的意义永远要大于对他人的意义，是这些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告诉我，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与我》里秦潇越遇到的乞丐�吴卓渊在火车站门口与金牛的合影�《世界与我》的海报和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房君睿修到一半的碗�房君睿父亲在作画�房君睿和杨光在家中聊天�《去哪安家》中沙溪的树屋

麻杰夫，观鸟爱好者、听音辨鸟达人。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但实际上鸟叫是无处不在的。和很多人一样，麻杰夫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观鸟的。虽然生长在北京，但直到那时他才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热情去到北京的各个公园和景点，解锁这个城市的另一面。观鸟不久，麻杰夫便对鸟类的叫声产生了兴趣，开始琢磨怎么听音辨鸟。几年下来，他已经可以通过声音辨别大约100种北京常见的鸟类。他发现自己熟悉的这个世界中其实藏着另一个世界。比如常听到但没留意的“咕咕咕～”原来是珠颈斑鸠；北京的白头鹎爱唱“遵守纪律”；擅长模仿的乌鸫会发出猫叫、狗叫、电话铃声、电动车警报，可以想象它都经历了什么；再过几天，从南方飞来的黄腰柳莺就会占领北京的行道树，这种无敌可爱的小鸟唱的是成龙打醉拳一样的歌……如果说观鸟是打开了世界的另一个图层，听鸟则给这个图层又添了一个维度。在平凡如自家小区的地方，只要推开窗户，也能别有一番天地。【时间轴】00:09 麻雀+Jeff：希望成为像麻雀一样低调但成功的生物02:20 入坑观鸟之后，我发现上班前也可以观鸟，只要你早起一点点，再早起一点点。幸好我们单位当时效益已经不是很好了，活也不是很多。05:35 描述鸟的叫声，需要一些生活经验和想象力：如果你曾经很努力地想把一块玻璃擦干净，但怎么也擦不干，你就get到了一个斑头鸺鹠 xiū liú——一种中型猫头鹰的叫声。10:27 一只鸟很可能成为一只狗、一只羊、一只猫，从空中飞过。13:12 当鸟鸣被翻译成人话：一只鸟从上海到了北京，就开始说“遵守纪律”。20:46 如果你在北京走进一个灰喜鹊的领地，它们就会这样骂你25:12 “处处闻啼鸟”：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入坑观鸟都怪河边一只好看的鸟——北红尾鸲qú�左图为奥森公园，右图为麻杰夫在奥森的观鸟记录�6种不同的柳莺�麻杰夫做的《华北常见柳莺叫声速查表》�星头啄木鸟錾（zàn）木�大斑啄木鸟錾（zàn）木�斑头鸺鹠（xiū liú）�中华短翅莺，图by JiaHY�夜鹭�白眉朱雀，图by三石�黄腹山鹪莺�凤头麦鸡�白头鹎bēi�黑尾蜡嘴雀，图by Link�灰喜鹊�蹲在草里试图录叫声的麻杰夫�一只上海的乌鸫的效鸣对象�左图为大山雀，右图为暗绿绣眼（by 鲤鱼）

宋明蔚，记者、作家。当选择自由攀登者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注定选择与风险，甚至与死亡并存。这似乎成了他们内心中最挣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 但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或漠视这种原罪的存在。他们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它去攀登。2012年，中国传奇攀登者严冬冬跌落暗冰裂缝中意外身亡。那时，宋明蔚刚加入大学登山队不久，事故传出的那天下午，他呆坐在宿舍的电脑前，长久地沉默。这个攀登界的“自由之魂”，陨落时只有28岁。严冬冬是中国阿式自由攀登的领军人物之一。与喜马拉雅式攀登不同，自由攀登者并不追求高度功利主义的登顶，而是在攀登过程中获得快乐，并从中提炼出生命的存在感。他们大多是世俗生活中的“失败者”，却拥有一份最纯粹极致的理想主义，徘徊在死亡边缘，寻找自由与自我。在严冬冬去世后的数年，宋明蔚开始走进这群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生命世界，在历史中打捞往事。他想知道，他们年少时如何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热爱的事情付出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凝结在《比山更高》一书中，长久地回响。每个人的故事都写满了悲情与荣耀，又最终化作一声叹息。【时间轴】00:10 我心目中真正的中国登山者，却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00:57 除了“征服”之外，登山还有什么？“自由攀登者”不为崇高的国家荣誉而攀登，不为个人利益而攀登，只为自己的内心感受而攀登。08:41 “高考状元”“清华学子”的身份无法让严冬冬感受到存在的价值，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对他来说是一种生活漩涡，他只想通过攀登来获得自由。但自由也有代价。14:31 死亡的责任与《免责宣言》18:45 两种人生观的博弈，对自由攀登者来说，没有中间地带。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就像背负荆棘攀登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与自由相随的风险带来的原罪。27:55 写作《比山更高》的精神源头，是一种夹杂着好奇之心、悲悯之心与孤高之心的倾诉欲。喜马拉雅式攀登营地里一个公共的厨房帐篷，在这里能吃到热乎的食物，这在雪山上是一件非常奢侈、非常幸福的事情。阿尔卑斯式攀登，没有厨房帐篷和卧室帐篷，可能很多天都吃不到热乎的食物，甚至像图片里这样，必须要在雪山上露宿。中国阿式攀登的代表型山峰——位于四川的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海拔只有6247米，但是殿堂级的技术型山峰，有极高的攀登难度。严冬冬严冬冬和周鹏经过三次尝试后，终于登顶幺妹峰南壁的一个中央路线，他把这条只属于他们俩的路线命名为“自由之魂”。严冬冬和周鹏2011年开辟四川贡嘎山域嘉子峰西壁的一条高难度路线“自由之舞”严冬冬（右）和周鹏（左）2012年，严冬冬发布《免责宣言》攀登中的宋明蔚王茁（左）与伍鹏（右）

张沁文，ED Healer发起人从一些数据中也能看到，进食障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2021年，中青报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超过八成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体型不满意，超过六成的大学生存在身材焦虑。进一步关注女大学生群体，可以看到有超过四成的女大学生出现过限制性的进食行为，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节食行为。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张沁文是ED Healer的发起人，也是一位曾与进食障碍交手六年的患者。进食障碍，是精神科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并非简单的挑食或偏食，而是一组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疾病，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等。在康复的过程中，张沁文发现互联网上还有很多同样饱受进食障碍折磨的女生。ED Healer由此而生，组织不只是张沁文和同伴们抱团取暖的渠道，也承担着向外界科普进食障碍的职责，与高校、学者合作，希望帮助进食障碍患者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干预措施。传统的科普方式之外，张沁文和同伴们发现艺术更能触及人心。2024年7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600号画廊举办了一场名为“爱，食物与生命”的新展，每一件作品都由进食障碍患者或艺术家创作，背后都是一个进食障碍患者的真实故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自我接纳的叙述。只不过，想要进食障碍患者更好地被看见，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时间轴】00:09 与进食障碍抗争的第十年，在中国最有名的精神病院当画廊主。00:59 “你足够漂亮、足够瘦，才可以生活得更顺利”，但生活正随着越来越瘦而变得越来越失控。03:12 进食障碍是中国人群常被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06:35 我到底是在哪个时候发现自己好像康复了？08:16 一方面，我不是一线的医生，无法直接帮助他们， 另一方面，我也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好像不被允许病情复发。11:26 当艺术成为破圈的方式，“谢谢你们让疾病变得温柔”。18:44 “虽然忙了这么久，但我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够了”，整个旅程本身是治愈和完善自我的过程。爱青《疑似进食障碍》：用画笔探索营养不良的大脑、异样的内感受与行为的相互联系阿凉《食物之森》：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四五次，画中是一条与食物相关的道路，她需要不断打怪、克服困难，才能和爸爸拥抱。爬墙媛小菜《瓷盘、木、枣木刺》，“第一次，我真切地感受到进食障碍是一种痛觉，是一种普通人也能感受到的恐惧”。牛奶侦探《在精神科住院的22天》

陈小雨，编剧、导演过去一直马不停蹄地拍，好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变成是较劲，让创作这件本来很自然的事情，变成了和父母的比赛。因为父母觉得你这条路不行，你要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你就觉得我就行，我一定可以做好我这件事，然后就急着输出，急着拍。自以为是自由，反而是被困住了。先后经历家庭破产、父母离异等变故，2008年，14岁的陈小雨随父亲迁往阿联酋。语言和文化的壁垒，又令他陷入孤独与困惑。生活时常处于动荡之中，创作是他唯一能够抓住的绳索，也成为他寻找答案的路径。到底要追求世俗的成功，还是心灵的自由？长久以来，陈小雨徘徊在价值光谱的两端，找不到平衡。他曾在迪拜和大理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共享“失败者的天堂”名号的两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迪拜为失败者打造“东山再起”的财富幻梦，大理则以自然山野的质朴无华吸引着从城市逃离的疲倦者。陈小雨用镜头记录下两种人生选择，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享受乡村生活的平静，却也不甘被这样的平静束缚住。陈小雨将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都融入到《乘船而去》的创作中。2024年，这部影片上映，借由一位老人即将到来的死亡引发的家庭震荡和观念碰撞，他试图探讨：在充满分歧的世界里，我们该怎么找到生活当中的安定和自由？【时间轴】00:07 “有记忆的是故乡，没有记忆的是废墟。”而想逃离故乡，恰恰是因为有太多复杂的记忆。01:13 我的人生开局是一个富二代，但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就知道，从生老病死到婚姻财富，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什么都留不住。06:48 迪拜被称为“失败者的天堂”，“人傻、钱多、速来”的六字箴言在华商圈子里迅速传开，破产者联盟聚集在这里。10:30 “其实我来大理寻找的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故乡的感觉。”12:44 钱没有留住，作品也失败了。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才病急乱投医地找了梦想这样一个东西，好在变化得那么快的世界里，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笃定？16:43 非洲的Hadzabe人没有历史观，不计算时间，也不知道自己今年到底几岁，不存在“梦想”“成功”“赚钱”这些定义。20:16 外婆身上同样有Hadzabe式的原始生命力，让我很快写出了《乘船而去》20:51 梦想对我而言祛魅的原因是，它只是众多追求当中的一种。过去，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小船。人们靠船运输重物，在船上出嫁、远行。迪拜的国际城在迪拜开灯店的小郑下班后回到宿舍在大理花6000块租了一个老院子，生活了三年，交到了很多朋友，在那里形成了很好的氛围。《乘船而去》分镜图。“学会拆分自己的每一种感觉，拆成一个又一个的分镜图、分镜表和拍摄计划。”陈小雨和外婆在老家合影“外婆对拍死亡话题的电影并不忌讳，还主动开玩笑说，村里人都以为她死掉了，因为有好多车停在她家门前，以为大家是来吊唁的。”“在生命这条河流中，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到底是顺流还是逆流，或者会飘向哪里。但是，只要找到自己的节奏，找到自己的确定性，找到自己的那条船，你就至少不会溺水，不会在其中迷失，就终于可以收拾起来一些心情，去看一看沿途的风景。”

李昀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后在我的研究中，很难说有谁真的找到了回答为什么的答案，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想通了”。慢慢地我意识到，对年轻子女来说，父母为什么会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无解的。很多苦难之所以苦，也正是因为无解。2014年，母亲因病突然离世，李昀鋆的人生像被按下了暂停键，陷入沉重的昏暗。她没有一天不会想起母亲，但却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份伤痛，身边的人似乎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直到后来到港中大读书，她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这种情绪和伤痛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叫作“哀伤”，而且它是一门被认真研究的学问。从那时起，她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下定决心做一个关于丧亲和哀伤的研究。她想知道，死亡和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他经历丧亲的人又是怎样处理自己的哀伤？经过了重重波折，她招募到了44位经历过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倾听他们几乎从未向人诉说的哀伤故事。她看到，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在青少年或成年初期失去父母，是一场足以改变人生的巨变。哀伤并不会随着时间消退，甚至十年之后，那份痛楚依然清晰如初。她也意识到，哀伤并非仅由“父母离世”这一死亡事件永久地决定，而是被家庭互动、社会环境、文化禁忌、生命历程等多重因素持续地塑造着。但无论哀伤呈现怎样的形态和变化，所有的感受都是正常的。哀伤不是病，不需要被“治愈”。哀伤是爱，是我们想要继续爱她/他，即使她/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时间轴】00:07 有人曾和我说过一个比喻：“父亲去世后，我的人生就像变成了一个城中村。”02:57 这其实是一个被整个社会遗忘的人生第一次。09:21 绝大多数年轻子女告诉我，在父母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多年里，他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激烈的哀伤情绪充斥着。13:29 “节哀顺变”究竟是什么意思？年轻子女真的会像文化期待和教导那样“节哀顺变”吗？20:08 年轻子女们并不会被动接受一个突然混乱的世界，而是会拼命想得到一个回答“为什么”的答案。中国人常说的“想通了”，在年轻子女的经验里很少出现。28:39 哀伤不是病，不需要被“治愈”。哀伤是爱，是我们想要继续爱她/他，即使她/他已经去世了。旁听香港中文大学陈智豪教授的课程《与哀伤共存》，李昀鋆写下的课程期待。第16位研究参与者杨小姐形容自己经历丧亲之后的三年生活正常哀伤和延长哀伤障碍的区别第10位研究参与者陈小姐为了照顾母亲，刻意隐藏自己的哀伤，却被母亲误解。不幸但又无法逃避的一个生命真相是，我们所有人都将是、正是或曾经是与哀伤共处的人。愿您平安，与您拥抱。

周轶君，纪录片导演、写作者。走过那么多国家，我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都是适合自己的土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教育的改变，同样从具体的细节开始。2019年和2024年，周轶君用两季《他乡的童年》带我们前往世界诸国，探访当地的家庭、学校和公共空间，希望了解不同的教育形态。在德国和法国，孩子们早早地接触到了古典音乐和哲学；在日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被不断教导集体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新加坡，学生们面临的是更早的分流和激烈的竞争。成为母亲之后，周轶君开始不自觉地为孩子的教育而焦虑，她希望通过这趟旅程，给自己一个答案。在看到不同社会塑造的不同教育模式后，周轶君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人。或许并不存在理想的教育，但或许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理想的答案。【时间轴】00:07 我们的上一代人的教育方式似乎已经不合时宜，轮到我跟孩子交流时，似乎也找不到新的方式。我决定到更大的世界里找答案。03:19 芬兰的中小学竟然没有考试、没有排名，也没有标准答案。而地球另一端的新加坡，很多孩子从5岁到考大学之前每天都要补课。06:17 法国的哲学课上，不超过10岁的孩子讨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09:16 在以色列和德国，人们都告诉我，失败和犯错是教育中特别重要的部分。11:09“尊重”“保护”“竞争”“自由”，理念的边界在细节处体现出差异。18:19 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21:01 当教育的大框架没有改变时，能够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具体的人，和他们带来的细节的改变。27:02 教育到底是旷野，还是轨道？ 34:16 观察他乡的意义是什么？我教好自己的孩子了吗？芬兰的森林课，老师让学生闻各种植物的味道、观察各种树木的样子，用想象力给这些植物命名。新加坡的孩子展示他们的书包法国哲学课的橡皮泥道具柏林性教育课程的教学工具新加坡的“怕输先生”

蒋政宇，麻醉医生不同于专注于某一个疾病的内外科医生，或者关注某一类人群的儿科、妇产科医生，麻醉医生的工作贯穿了从婴幼儿到中老年的生命历程。我在手术室里听到过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也送走过器官捐献患者的最后一声心跳。从这个角度来说，麻醉医生守护了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麻醉医生并不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他们在手术室中默默地关注着病人的每一项指标变化，为手术保驾护航。他们不直接治疗特定疾病、不关注单一器官部位，但从一个婴儿的呱呱坠地，到生命的尽头，麻醉医生参与了人生全程的守护。伴随着“舒适化医疗”的提出，麻醉医生开始走出手术室，参与到无痛分娩、无痛胃镜、麻醉门诊等更加日常化的场景中，每个人都越来越多地开始与麻醉医生打交道。为了揭开麻醉医生的面纱，蒋政宇开始了他的科普之路，讲述麻醉医生与患者的互动，也思考医生的职责、生命的意义。【时间轴】00:10 很少有人真正知道麻醉医生在手术中到底负责什么，“麻醉医生为什么会猝死？麻醉医生不是打一针就走了吗？”01:09 刚工作第一年，经历胰腺手术中的大出血。03:51 输血补液不是简单的出水口和进水口的问题。07:01 在危机状态下，麻醉医生做一个决策的平均时间只有10秒——要在一些不太对的答案里，找到最对的那个。麻醉医生有终止手术的权力，进还是退，怎么抉择？13:28 是什么让麻醉医生成为麻醉医生？18:14 “忍痛”的文化，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技术和理念的进步，麻醉医生不再局限在手术室。23:15 与学科进步、业务增加相对的，是麻醉医生的减少。1000毫升库存血输进去，手术出血量已经到了3000毫升。这里每一块纱布代表50毫升的血液，引流瓶里还有两升。援藏期间，抢救呛奶诱发哮喘进而导致哮喘“静默肺”的婴儿临床上有疼痛评分，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评价指标，需要患者自己描述他的疼痛，但也有一些客观的参照。

姚璐，摄影师，自由撰稿人。旅行不仅让我看见了中东女性，也让中东女性看见了我，看见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性。在那些保守地区，我的女性沙发主对我的经历和见闻很感兴趣。我作为一个大活人出现在她们眼前，让她们真实地看到了女性未必只能过一种被禁锢在家庭中的生活。女性可以去登山、去徒步、去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在做风光摄影师时，姚璐经常被问到“你一个女生，怎么一个人出来旅游呢？”性别成了左右生活方式和评判能力的标准，这令她十分费解。她决定去性别极度不平等的国度，看看那里的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普通人的命运如何被时代和战争左右。2016年到2020年，姚璐去了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她采用“沙发客”的旅行方式，住进了31个陌生的中东人的家里，深入体验和感受当地的生活。在伊拉克巴格达，她看到沙发主姐妹精心装扮罩袍下的自己；在大马士革，她听到一位男青年讲述在袭击频发的时期，去剧院听音乐会的经历。她遇上了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第一个安全感满满的圣诞节，也赶上了沙特阿拉伯的变革期，在大街上亲眼看见了首批女司机。新闻之外，存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中东。国境线、语言、文化隔绝了天南海北的人们，但即使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也有机会打破人为划定的界限，互相交流，修正偏见。【时间轴】00:08 沙发客旅行的五年间，我住进了31位陌生中东人的家里：中东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动荡之中维系日常生活的？他们的命运如何被时代所左右？他们又如何看待那些改变命运的重大事件？02:45 伊朗：伊朗人民的热情、友好、对外部世界充沛的好奇心、极强的思辨性和批判精神完全颠覆了我对伊朗的看法和我的中东想象。05:58 叙利亚：我心想叙利亚的生活怎么可能是“正常”的呢？——我们对战乱之地的想象通常很贫瘠，很容易把战争跟日常生活对立起来，但其实战乱和生活是可以共存的。11:13 巴勒斯坦：因为片面的报道，他人对我们、我们对他人都存在很多误解；我们时常以为看见了对方，但看到的却只是被媒体放大的偏见。12:52 伊拉克：新闻和想象之外的、真实的中东女性——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却是他人生来就被剥夺的：对于一个18岁的女孩来说，爱美、跟远道而来的朋友合影留念，这些对我们来说微不足道的愿望，对她们来说却是一种奢望。21:02 旅行不仅让我看见了中东女性，也让中东女性看见了我，看见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性。人虽然是渺小的，但人并非什么都做不了；当你相信你可以做到，并勇敢地付诸实践后，你或许就真的可以做到。�在2016年以前，姚璐是一名风光摄影师，经常去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徒步、扎营、拍摄自然风光。这张照片是她拍摄的峨眉山金顶。�姚璐的中东之行�有一次，姚璐去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拍摄落日，才刚刚在广场站定，就有四个伊朗人排着队要跟她聊天。�“有时在伊朗能看到一些禁忌的画面。夜幕降临后，在一些地方情侣们会依靠在一起。”�“伊朗政府不允许人们在公共场合唱歌，可是在夜晚的桥洞下，我会看到一些伊朗青年边弹吉他边唱歌。这样的画面在我看来充满了反抗性，而且很温暖。”�大马士革古城的生活非常接地气，每天清晨，卖馕的店门口都挤满了人。�到了七八点钟，卖蔬菜、水果的店纷纷开门营业，学生们背着书包鱼贯而入。�大马士革古城中央的倭马亚清真寺美轮美奂，保存得非常完好�夜幕降临后，古城的主干道上非常热闹，人们会在鸡肉卷店和披萨店门口排很长的队。还能看到很多披头散发、穿着非常时髦的女性。周末的夜晚，酒吧里全是喝酒跳舞的年轻人。�“小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一样，对未来有很多规划和想象，但一长大，内战就爆发了。他们突然被困在了原地，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什么都做不了。在本该憧憬未来的年纪，他们却不得不面对很多窘迫的状况，比如停电、停水、物资匮乏，还有亲友的离开和没有希望的未来。”�“去叙利亚之前，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想跟我倾诉战争带来的伤痛，但事实上他们更愿意跟我分享日常生活。他们会带我看演出、参加订婚宴、吃喝玩乐、过战后第一个可以大肆庆祝的圣诞节。我发现，当宏大的局势完全不可控时，似乎每个人都更渴望紧紧抓住日常生活，以此来维系生活的秩序，获得心灵的安宁。”�“在巴勒斯坦的纳布卢斯，我的沙发主有一个正在念小学的妹妹，听说我来自上海，她拿来了作业本，用磕磕巴巴的英文告诉我，她写过一篇关于上海的作文：在中国上海，有一个奇怪的挑选新娘的市场，它每周末开放两天，所有父母都会去这个市场为儿子挑选一位新娘。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像是在写沙漠里一个野蛮的人口买卖市场。可是我们都知道，她写的其实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相亲角。”�“我们只能通过这张衣柜的照片，去想象一个巴格达18岁女孩的青春容貌。可以想见，她这辈子大概率会是别人的女儿，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却唯独不是她自己。”

郝南，卓明信援创始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主任委员。能够亲手影响到一个生命的生还，是很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来从事这项事业的目标，但在这么多次的灾害当中，我们很少明确地知道，某个人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得到拯救的。我们希望的不是说大家被困了，然后我们把他救出来，显现了某种英雄事迹。更成功的救援是，大家提前就转移走了，不要被困在那。卓明信援是一家致力于解决灾害援助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公益组织。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卓明已响应了200多次灾害，几乎参与了中国所有大型灾害的救援。卓明的线上志愿者团队通过给受灾村组打电话、发布紧急求助表单等方式，了解受灾情况和需求，进行核实、回访，区分紧急度和救援难度，为一线队救援队、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减少救援扎堆、捐赠与需求不匹配等问题。随着极端天气频发，卓明响应的主要灾害类型从地震转变为洪涝、台风等气象灾害，包括2021年河南水灾、2023年京津冀水灾、今年的梅州龙岩洪灾等。目前国内大多数机构仍遵循地震灾害的响应模式，灾害发生后才行动，而洪涝灾害具有一定可预测性，洪水有演进过程，更应做好预判和提前响应。为此，卓明专门设立志愿小组24小时监测降水量和水文站水位数据，研判雨水流向、预测洪水地点，在近年的洪涝灾害中实现了预先响应。今年是近十年里重大气象灾害次数最多的一年，但大规模洪涝灾害的应急响应，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还是一个新课题。“以前经常有洪水的地方，可能以后要面对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超常的洪水，需要所有人一起来探索，超出经验的洪水灾害该如何准备和应对。”【时间轴】00:08 我国十年来气象灾害发生的趋势上升；卓明信援的创立04:33 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是我们的眼睛10:06 2024年：编号洪水最多、但缺乏关注度的一年11:53 梅州龙岩暴雨洪灾时发现一片新的极端降水区16:00 启动响应：和时间抢跑18:58 分析、预测灾情的模型20:25 救援队应该去哪？不同的救援需求38:48 没有英雄的救援�卓明的十五年�2010-2024年间，卓明的灾害响应次数�卓明的HEINA模型

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包产到户政策当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全国范围来看，用一刀切的方式制度化之后权力关系会被固化，出现的问题在短期内就很难纠正，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有学者说，中国的小土地所有制可以保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但我个人认为保护农民生存权最重要的方式，是赋予他们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叙述中存在一个“小岗村神话”——1978年底的一个冬夜，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秘密地分田到户，实行农业“大包干”，第二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1982年，国家顺应民意，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拉开农业改革的序幕。但是，郦菁的研究发现，在1978-82年的关键“政策制定时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并不是改革的方向，当时至少有三种政策方案进入了角逐，包括依靠财政投入的投资方案、允许各地灵活选择的生产责任制多样化方案和最终在全国推广的包产到户。每种方案背后都有支持和反对者，比如当时上海、江苏、黑龙江等富裕或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反对拆除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框架，江苏甚至在苏皖两省边界用高音喇叭抵制“单干风”。那么，包产到户这一最为激进的方案为何最终成为全国性的政策？郦菁根据最新的回忆录，并采访了参与决策的当事人，回溯了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详细过程，分析了主要行动者如何在结构性和偶然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改变各自对于利益的认知，最终达成了“激进的共识”。�本期演讲推荐大家前往一席公众号或app观看演讲视频，配合ppt观看体验更佳。【时间轴】00:08 我国农村经济组织方式改变过程的一些背景介绍02:49 1978年改革时的三种主要方案-农业投资方案、谁在支持投资方案？08:01 1978年改革时的三种主要方案-以承包制为核心的多样化方案、几种流行的承包方式及多样化方案的启示19:52 1978年改革时的三种主要方案-农业包产到户方案，谁支持、谁反对？包产到户方案为什么胜出？34:54 反思农业改革的当下与未来�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村地区的比例�1978 年底，中央还没有将包产到户合法化时，安徽滁州小岗村的 18 户农民私下搞分田时签的协议，每个人都在上面按了红手印。�70年代之后，中央发动地方推动农业机械化，进行了很多农田水利的建设。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第一次农村水利建设的高潮发生在大跃进时期，后面一次高潮就是在70年代中后期。图源：朱晓明等《天水飞渡》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在传统故事里，路人都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短视频里的男主人公都叫大壮、小帅、阿强，女主人公叫小美、翠花，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叫作女人。黑社会叫丧彪，小喽啰是卡拉米，所有的理发师都叫托尼，隔壁住的那个人永远姓王。施爱东本科毕业于大气科学专业，却机缘巧合地走上了民俗与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最近20年中，他一直耕耘在故事学领域，关注民间故事的发生、传播与变异。他总是像一位侦探，发掘那些故事背后的故事。他曾从一个贵县乡绅曾国光的诗集中抽丝剥茧，分析出歌仙刘三妹最初的记载源头；也曾辨析南宋末年温州的一座土地庙中，当地人何以让杜甫嫁给了伍子胥。2010年代初期那个网络谣言翻陈出新的阶段，也是施爱东眼中谣言研究的黄金时代。他将谣言视为民间文学的分支，深入细致地追踪了数十则不同类型的谣言，探索背后的传播路径、文本语法和传谣心态。他也运用故事学理论分析金庸作品和当下喧嚣的网络短视频和短剧，解释其人物和情节设置。施爱东甚至将田野的眼光对准了民俗学界本身，对学界生态运作进行了深切观察与精辟总结，被誉为学术圈“葵花宝典”。但是在他眼中，立偶像、攀学缘、混圈子、建学派，只不过是学术这个特殊行业的民俗，是受到传统生活伦理深刻影响的典型世俗生活。【时间轴】00:08 故事的预设-固定角色与结局：密闭时空中的语言游戏/四种主要角色/所有故事都是难题型故事12:13 故事情节-制造冲突，推动转折：在元情节内出题、解题/出题、解题都有游戏规则/打破规则，把故事讲下去29:10 出题和解题之外的叙事技巧：俭省/时间和空间上的就近原则/极化原则32:23 不懂套路比全靠套路更可怕�故事千变万化，总有最优策略；学术丛林生存，也有葵花宝典。可前往“一席商店”小程序购买施爱东老师签名版《故事法则》。

牛童，摄影师。他们来到城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只要能赚到钱，可以没有社保，可以没有补贴，可以没有假期，可以一年四季到处漂泊。每当春节来临，他们就带着这笔钱回家，修楼、买家电、发红包、和朋友气派地打牌。那一两个星期的日子，仿佛要把在城市里生活的压力全部发泄出去。春节结束，他们又回到城市生活中。2020年开始，牛童用了3年拍摄了一组名为《快递》的照片。这组照片开始于母亲成为一名快递员。牛童不希望母亲从事快递工作，他觉得这份工作以消耗身体作代价。一次接母亲下班后，他拍下了第一张照片。牛童想知道，工厂背后的快递员们拥有怎样的人生。他进入工厂，跟随扫件员和派送员，倾听他们的故事。有人送外卖掉落水塘后，找到了有社保的快递工作；有人60岁离开农村成为快递员，为了帮失业的儿子还房贷。有人抱怨快递工作，有人依靠快递工作。在各种各样的故事里，牛童经历着他者的人生。2022年，母亲查出癌症。手术恢复后，她回到安徽老家。牛童的镜头随之拉远，他跟随母亲和其他快递员们返回家乡，记录下了这群流动中的人回到农村的时刻。【时间轴】00:10 成长中的公式03:10 围墙内的世界：快递厂里的善意是微小却直接的05:55 别人的故事08:40 瞥见死亡的那一刻10:22 流动中的人15:44 我的故事19:05 隐匿在城市之后的群体21:11 长江：在历史长河里，长江也能从一个位置慢慢迁移到现在的位置。时间会慢慢过去，人也会慢慢成长。23:00 快递员们的家乡：他们陷入两难境地，不断地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26:29 错位的关心�快递工厂内�牛童的母亲�“我感觉远处的城市就像一种召唤，而我站在暗处静静地等待。那种光亮和空间上的体验，让我久久不能畅怀。”�牛童摄影作品，更多作品可前往牛童老师小红书主页观看～

宗树人（David A. Palmer），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现代的自我可以说是分裂的，是受伤的、遭受挫折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化苦难，它激发了一种疗愈文化、灵性修养的文化：各种各样的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生活导师、身心灵的整个产业……看起来五花八门，但其实都比较相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北美出现了一批道教养生团体和企业，提供付费课程、书籍、精油，也组织来中国的旅行团，在五花八门的灵性市场上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而在研究道教的西方学者看来，大多数所谓美国修道者跟真正的道教没什么关系。这些学者有的自己也修行甚至皈依道教，跟商业化的修道团体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当这两类外国修道者同时来到中国道士面前，会发生什么？谁掌握真正的“道”？2004到2016年间，加拿大学者宗树人和史来家追踪这三个群体的人生轨迹和他们之间的互动，揭示出在高度现代性的今天，个体在追求灵性时面临的困境。印度瑜伽、道家气功等修行文化资源脱离了原本的语境，被打包成简单实用的灵性技术，训练修行者深入自我、探索“真正的自我”。但是，自我的根基能在自我内部找到吗？如果说贩卖灵性的企业家和速食的消费者太肤浅，那么发源地的传统宗教人士是否掌握着“更正宗”的灵性答案？原子化的自我在一个祛魅的世界渴望赋魅，但当传统和现代所提供的确定性都解体时，还有哪里可以安放人的心灵？【时间轴】00:06 修道洋人：他们主要目的也不是看风景，而是感受这些圣山的“气”，它的气场、能量。06:56 有误会的相遇：他们修的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道”？11:36 道家在西方的影响：1960年代的“婴儿潮”和反文化运动前后17:44 身心灵和疗愈文化：没有一个领域是管我们整体的人，没有一个专门制度聚焦于“支持运行这些制度的人的整体生命”23:00 现代灵性困境：最开始是拒绝外在的权威，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某种外在的权威和根源。27:49 语境中的连接点：修行既是自我的净化，也是连接的净化、各个语境的净化。自我的提升其实是语境的改进。�华山青龙背�中国梦道之旅的广告�华山脚底，中国人听着西方的音乐跳广场舞不过只要稍微走两步，走到旁边这个道观里头，就会看到这些外国人在练功、打坐、站桩。�碰老树来“摘气”，摘山的气、洞的气�2012年，一对新人在华山南峰举行了“道家婚礼”�组织中国梦道之旅的麦考文在华山静坐�荣格给一本很有名的道家内丹修炼的书《太乙金华宗旨》的德译本写了序，他认为道教的内丹修炼对人的心理转变和提升极为重要，把丹道的理念引进到他自己的心理学体系里边。�福瑞特季夫·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认为量子物理学的宇宙观和道家以及亚洲其他灵性传统是很相似的。�最开始他们对道家的历史文化没兴趣，但慢慢地，麦克文其实还是在学越来越多的历史，想构建一个脉络来证明他的东西是有根源的，而不只是存在于他自己内心的一种主观感受。甚至，其他的一些修道团体开始要度戒、出家，加入正规的道教宗教体系。

战洋，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北京郊区的农民们，以及重庆的安置社区里的人们，慢慢地变成了为发展让路的人。让路并不意味着他们跟城市化无关，他们往往会拼尽全力参与到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但最终会发现，因为自己的弱势，他们很容易成为承担高风险后果的那群人。过去十五六年间，战洋的研究一直围绕中国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流动人群，关注他们为什么来，又为什么走，还有在来和走之间如何生活。2013年，战洋开始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做长期的田野调查。这里居住着数万名外来工人，他们都知道村子终将被拆除，因此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中。他们必须直面这种暂时性，不断地更换工作，走一步看一步，不做过于长远的打算。在重庆，战洋关注了另一群被城市化裹挟的人——因开发计划失去土地的安置农民。成为新城市人并不能给他们稳定的生活，他们被排除在技术型工作之外，一些年轻人试图利用安置房从金融市场获利，最后却成为风险的受害者。虽然同处于高速的城市发展进程中，但人们对时间和未来的感知有很大不同。在城中村里闯荡的打工者依然相信，努力工作时间最终会转化为金钱。对于安置社区中的年轻人来说，时间则是机会性的，他们要做的就是选准时机跳入市场。城市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和经济事件，它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事件。城市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参照系，也塑造了我们对自我、欲望和未来的想象。【时间轴】00:07 为城市化让路的人和地方02:54 在等待拆迁的村庄“种房子”09:34 城中村里的三代出租房12:29 越买房越回不去16:28 搬进安置社区的农民20:12 激进的投资与烂尾的承诺24:03 从积累性时间到机会性时间26:02 城市奇迹中的农民故事�这张照片拍摄于10年前的北京，照片中就是我们说的农民房，也就是农民开发的房地产。�大家都很焦急，不知道什么时候拆迁就要来了，在那天到来之前，大家要好好利用这个时机。所以村里会出现建设的热潮，就像这张图片所呈现的那样。�2019年，村庄被拆除了一半，但是人们还是在废墟上做着生意。当时是下午5点左右，天色还很亮，被拆除的空地上，阳光照着沙土闪出了金光。我深刻地感觉到，他们在此时直面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2022年的冬天我又回到这里，村庄已经被完全拆除了。大雪覆盖了地面，掩埋了人们生活过的所有痕迹，以及关于这里的记忆。�2023年的秋天，那个大家都在等待的项目还没有发生，但是为这个巨型项目让路的人们却已经没有了踪影。我走在这里惊奇地发现，经过了18年，我可能反而成了这个村庄里待得最长的人。�重庆的一个安置社区。这个区域从2009年开始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园，大量的农地变成了工业用地，农民被搬迁进了安置社区，这张图就是安置社区的样子。�很多老年人都在社区里种菜，甚至有些老年人会把多余的蔬菜拿到社区里销售，补贴家用。�参与投资的不只是年轻人，也有老人。这张图片中有三个建筑物，最新最高的是售楼处，旁边还没有完成的砖楼是已经烂尾的商品房，最前面的简易帐篷是曾阿姨的居所。曾阿姨把自己和老伴攒了多年的30万积蓄，交给了一个亲戚。亲戚告诉她因为房地产开发有时候需要资金周转，所以这样的借贷很普遍，这30万过两年回到她手里，可能就变成了40万甚至50万。显然房子烂尾之后，事情就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这个房子烂尾了七年，曾阿姨和老伴也就在这个工地上的帐篷里居住了七年。

陈东楠，纪录片导演。有时候我在想，其实小水井村的挣扎特别像我自己的挣扎。或者也许，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挣扎。在平庸世俗的生活里莫名地觉得悲伤，在一些看似是蒸蒸日上的时刻里却感受到灵魂的失落，或者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要不断地调试自己的身份去迎合，在平静的日子里就意识到其中孕育着很多的危险和复杂。2008年夏天，读大三的陈东楠在实习时看到了人生第一部独立纪录片。主人公不那么光鲜的侧面，在纪录片镜头的包容下却成为了他独特的光芒。一直想要创作的陈东楠，在那年夏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偷》是她的毕业作品，也是她的第一部作品，讲述了几个在河南安阳以偷东西为生的流浪青年的故事。对大城市的向往驱使他们在少年时就逃离了闭塞贫困的故乡，但经历被拐、被骗后，他们陷入了更难以挣脱的漩涡。24岁的陈东楠，独自扛着摄像机、三脚架，走近他们的生活，也试着走近他们的内心，却避无可避地看着他们走向无法转圜的结局。之后六年，陈东楠又投入到了《旷野歌声》的拍摄，记录了云南一个苗族村寨小水井村因合唱团的走红，逐渐从边缘向社会主流迈进的尝试。她看着村民们生活条件一点点变好，却也感受着他们在自由和规训之间的挣扎。记录他们的生命的同时，陈东楠自己也在重新感悟自由的含义。有局限，才有自由，人是在各种局限中形成自己。而在她看来，纪录片也是因为小众，站在行业边缘，才拥有了更多诠释和探索的自由。【时间轴】00:07 做纪录片就是用摄影机留存住生活，然后又让这些生活在大大小小的荧幕上再次地循环，不断地重现。02:27 我的第一部片子《偷》：好像我拿不拿摄影机，这会儿是不是开机了，他们完全不在乎，根本没有人去问我这个事情。就像其中一个人说的，“我们本身就一无所有，还在乎这个吗？”16:01 《旷野歌声》：苗族人在历史里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千万不要种地种得好，因为一旦种好了，这个地方就不再是他们的了。贫穷守护了他们的家园，在富裕和自由之间，他们选择了站在边缘上的自由。那么，一个逆流而上的人，会被所有的东西挤压、被这个世界所抛弃吗？32:41 生活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次就过去了。我们每个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们的面庞也从来都不是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面庞，而是包括了无数个曾经穿越过我们生命的人们的面庞。�陈东楠工作室墙面上贴着的影片截图�纪录片《偷》海报�部分素材画面�《旷野歌声》海报�小水井村和村民们�小水井村合唱团在纽约林肯中心�影片中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建生。“我当时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唱歌特别地投入，整个身体在唱歌的时候都在颤抖，他的眼神非常地坚韧又有一些脆弱。”

李纪，香港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读到高神父的这些记录，我常常会有一种抽离感。在我们的主流叙述中，20世纪上半叶，东北和整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人们焦虑不安，到处都有死亡、瘟疫、土匪肆虐、政权更迭。可是在高神父的家书中，他的情绪是平稳的，日常生活仍在继续。2004年，李纪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搜集资料时，在卷帙浩繁的法文、拉丁文档案中，偶然发现了三封中文书信。写信的三个女孩姓杜，来自东北一个名叫杜家庄的村子。其中一封提到收信人为“林神父”，另一封则记录了写信的日期，“救世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五月初一日”，此时正值清朝的同治十年。在信中，她们自称“小神女”，情真意切地祈求林神父早日回到杜家庄。这引起了李纪的好奇，这些中国的底层女性是怎样学会读写的？她们为什么要给远在欧洲的神父写信？从发现杜氏书信起，此后十余年间，李纪不断寻访档案，其中最大的收获是高德神父的手稿。1899年，23岁的高德来到中国，在东北生活了半个世纪，直到1948年死于海城。在他留下的手稿中，有233封写于杜家庄的家书，还有十三册村民日常对话记录，以及一百余幅在家书中随手绘制的乡村生活图景。这些珍贵的手稿呈现了一个立体的历史现场，里面不仅有文字、图画，甚至还可以听到声音，让我们看到冻土之下，一个鲜活的、深沉的、复杂的，也是世界的东北。【时间轴】00:09 发现杜家书信：新的名字给了她们新的身份，也为她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08:35 寻访杜家庄13:09 神父的家书：用法语拼音拼写的东北方言19:30 高神父的东北生活：看到东北这片冻土之下，一个更为鲜活的、深沉的、复杂的，也是世界的东北�李纪老师第一次到访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一座17世纪的修道院）时拍的照片�几封中文书写的书信。发黄的毛边纸被小心地折起来，展开后有半米长，信件的内容是从右向左用笔墨竖行书写的。�杜家庄这样一个小村庄在中国的地图上是很难找到的，没想到在19世纪一张教会的地图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中还保存了杜家庄教堂的照片，一张是1900年前后的杜家庄教堂，一张是1935年左右。1900年的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毁了，后来重建了一个更加宏大的教堂。�巴外方所存的一张中国守贞女的照片，这两个女性手里拿着书，对于当时中国的女性来说，这是很特别的，她们拿的可能是经书或者《要理问答》。�“杜家的后人里最有趣的是这位杜奶奶，我早在第一次到访杜家庄的时候，就听村里的杜家人跟我提起过她。这张照片是2012年10月我去台湾拜访她的时候拍的。杜奶奶在门口迎接我，还给我包了饺子，说这是她家乡的味道。杜奶奶告诉我，她出生在1934年，1948年时她14岁，家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可是她不想结婚。在当时不结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跟姑奶奶们一样。所以杜奶奶离开了杜家庄，来到了沈阳，进了一个修会。1948年东北解放，法国神父说我们得走，杜奶奶和其他的小姑娘一起，跟着神父辗转几个城市，最后在台中定居。”�巴外方还存有一组文献叫作《说中文：杜家庄的纪念》，一共有13册，像笔记本一样，上面记录了用法语拼音拼写的东北方言。�高德神父1876年出生在法国西北部瑟堡的一个天主教商人家庭，他1899年从马赛上船来到中国，一直到1948年去世，他在中国东北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其中在杜家庄生活了27年。他一生留下了将近700封家书，其中有600多封写于东北，有233封就写于杜家庄。家书中还有100多幅他描绘的东北农村生活的场景。（图为高德神父与弟弟）�高神父的东北生活，更多照片可前往一席公众号或app观看原演讲视频�

吴昊，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在我调研的这个村庄，老人们每月只能拿到80到160元的养老金，这个数量平均起来只有城镇职工养老金的3.5%。所以我们遗憾地看到，在这种巨大的结构性压力之下，家庭往往只能从内部协调资源。在这种状况下，老人就变成了被牺牲，或者是主动牺牲、自愿牺牲的部分。当代年轻人谈到父母对他们的教育时，吃苦文化常常作为过时的价值被列为吐槽对象。吴昊的博士研究项目关注的群体，就是一群看起来不合时宜、似乎非要“没苦硬吃”的老年人。这群老人年龄都在60岁以上，大都有慢性病，没有退休的概念，只要还能干得动，基本上每天都还在干着体力活儿。他们把生活成本压到极低，不舍得开灯，有的老人为了省七八元的公交车费，宁愿走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吴昊出生在鄂西的农村，目睹了农村老人的生活现状后她产生了一个困惑，为什么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今天，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非常艰苦。她回到家乡的村子里，住在老人们家里，跟他们聊天、与他们朝夕相处，希望探究为什么吃苦精神在这代农村老人的情感需求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当时代的价值取向更新之后，除了执着地坚守旧有的习惯以外，他们的生命能否找到新的意义附着点。【时间轴】00:08 苦尽甘不来03:35 他们是不是没苦硬吃？07:16 苦不再是公共领域中被推崇的美德，也很难在人与人之间分担和倾诉，好像变成了一种只能独自承担的东西13:23 残酷的乐观主义�“无论多大年龄，他们好像有干不完的活，有时候还生着病。比如有一位爷爷73岁了，在我调研期间，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来，步行两三个小时去另一个村子，给那儿的承包户背烟叶，可能要太阳下山了才能回来，就这样一天80块钱。”�“比如我到访的这些家庭，大多数都会修建这种两三层的楼房，通常是给儿子结婚用的。无一例外的是，没有老人住在上面。他们仍然住在非常破旧的老屋里面，或者就在楼房旁边搭一个小偏屋。因为他们的子女都在外面打工，所以其实这些楼房修好了也没有人住。”�“其实我在村里的时候发现，老人特别喜欢看一些苦情剧，或者这种山歌短视频，用方言改编后经过重新填词，这些短视频的内容大概就是通过体谅父母的付出，来表达儿女对他们的爱。我们村里面有一个老爷爷，他的手机内存很小，他让我帮他把其他的应用给删了，但是说这个你留着，这个App就是用来看这种视频的。”

林大海，社区营造团队“未来奇遇FATURE”创始人。不管是我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老校长的帮助，还是华都作为一个外来务工者在古城得到了房东的照顾，为什么我们的问题能够很快得到回应，是因为城中村中的温情一直存在，长辈对于后辈的支持一直存在。当我们打开了彼此联系的通道之后，温情的力量就能重新生成。有着1700年历史的南头古城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是一片城中村。2019年，南头古城的保护与利用工作成为南山区“三大战役”之一。2020年重新开放后，主街变成一条创意街区，其他地方则依然保留着城中村的生态。2022年4月，「未来奇遇 FATURE」城中村营造小组入驻南头古城，开启属于这片土地的社区营造陪伴之旅。在南头古城，居民中有90%的流动人口。因此，社区的营造需要考虑如何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去关注潜在的社会问题，如邻里关系的重塑、多元群体的沟通、社区议题的参与、地方文化的构建。林大海的团队改造了街区里的一所老宅，将其命名为「奇庙」，这一临街的公共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交流、讨论、娱乐的场所。通过开展“小巷点亮计划”“主街温度释放行动”“社区议题主理人行动”等，团队组织社区居民从在地问题和需求出发，发现、讨论各类议题，在参与中形成社区的力量。在这两年的营造过程中，弥合、再造、改变，在南头古城发生着，大海也逐渐收获了属于深圳这个快节奏城市下的答案。【时间轴】00:28 城中村改造原本是一件造福于民的行动，为什么在项目落地的时候，大多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看上去很好看的硬件空间，却丢失了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留下的痕迹和故事？02:57 古城改造带来的隔阂04:22 开展社区营造：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很多故事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13:19 “我可以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吗？”：社区议题主理人培育计划20:08 打开了彼此联系的通道之后，温情的力量就能重新生长�改造前的南头古城主街�改造后的南头古城主街�位于古城东街的临街空间，有时候可以做共创展览，有时候可以变成街坊的社区客厅，有时候可以变成快闪空间。�有街坊提到，在改造过程中，社区中的很多记忆和痕迹消失了。于是，我们发起了“家在古城”影像共创计划。我们鼓励大家通过手机，将他们在意的社区痕迹、社区记忆拍下来，分享给新来的居民，或者作为礼物送给老街坊。�我们发起了“小巷点亮计划”，选了5个具有代表性的店铺，帮助他们进行空间改造和店面设计。�老的街坊，像照片里的这些奶奶，有空的话，也会相约下午3点，一起坐在便利店门口，聊一聊最近的身体状态。�团队的设计师收集了关于廖阿姨的故事，和她在古城的生活脉络，做成了一个小册子，布置在她的冰箱上。新居民来的时候，可以通过这本小册子，了解廖阿姨的故事。�我们还用廖阿姨家的啤酒箱做了很多展示台，既可以给奶奶们当作凳子，也可以把杂货堆放在上面。�廖阿姨的旧店面�团队给廖阿姨做了一个新的侧招�2023年，团队发起了“社区议题主理人培育计划”，并收到了18个议题。我们将这18个议题分成四个维度，贯穿着整个社区营造的行动逻辑。�古城货运难题和“好运来”搬运队

周慧，写作者。人是渴望被认可的生物，这当然是件相当荣耀的事，不过我没有这个本事，就像斗地主一样，到我这，我都要不起。我可以不需要外界的认可，可是，我怎么看待自己，难道，我辞职就为过上贫穷的生活吗？那个小我，一个我想成为的自我，到底是什么？三十九岁那年，周慧辞去工作，搬离市区，一个人，一间房，面朝大海，不用上班。自由也像大海一样拥抱了她，不用社交，不必提供情绪价值，时间无限，都归自己，除了没钱，堪称完美。这份甜蜜的自由并没有持续太久，反而在几年后危机四伏，因为“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责。全责。”一棵树可以只活着，但人是一棵会思考的芦苇。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过去这些哲学命题只是偶尔出现，如今变成了她的生活日常。当自由像海一样无穷无尽，问题也像海一样扑面而来。写作像一只锚，托住了漂浮不定的自我。从身边开始，她写邻居、写山、写日出日落，直到写作触碰记忆和秘密，最后长出一个想要的自我。挣扎到五十岁，她已全然领受这份没有观众的生活；假如这一切没能如愿，也不必伤心，因为“徒劳的激情”，“重点不是徒劳，而是激情”。【时间轴】01:34 在车间里，她们就是我03:57 我能买榨菜，我就能留在深圳06:38 “喂？你好”和我的人性高光时刻10:34 我要为周慧做牛做马吗？13:17 母亲活得很痛快，我也要活得痛快16:39 自由很棘手、生活很沉重、写作很艰难24:30 没有读者的文字，我跟自己说了不起25:00 也许是徒劳的激情，重点不是徒劳，而是激情�1993年，初到深圳（左一为周慧）�胡晓梅《夜空不寂寞》�影像资料 1990年代深圳工厂 ©️casperhong�大专生周慧�自制员工工作状态调查表�十七岁的全家福�洞背村的景色，“大家挣那么多钱，累得要死，不就是为了到这样的地方买一个房，天天看这样的景色吗？我们现在只用花几百块钱的房租，而且整栋楼都是朋友。”

张钊维，纪录片导演，CNEX联合创始人暨制作总监。当他们跟我讲年轻时的故事时，我感觉我跟他们之间隔着一个生命阶段，是我这一辈子永远都跨不过去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从来世来的人，在讲他前世的故事，给现世的我听。张钊维出生于台南，是泉州移民第七代。从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他读了历史研究所，做过报纸编辑、记者，90年代他决定再次转向，用摄像机和纪录片表达自己对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的关注。此后二十余年，他一直行走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2015 年，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张钊维拍摄了纪录电影《冲天》，讲述了抗战期间从杭州笕桥中央航校走出的1700 余名飞行军官的故事，其中有接近四分之一在战争中阵亡。张钊维认为他们是一群真正具有贵族精神的人，因为他们本可以有其他选择，但他们毅然决定冲上青天，“誓死报国不生还”。五年后，张钊维又拍摄了纪录电影《本来面目》，主人公是享誉全球的宗教领袖圣严法师。这不是一部励志电影，也不是宣教影片，他想让普通观众认识一位真正的出家人，了解圣严法师清澈而又伟岸的心灵。二十几年前，张钊维在刚进入行业时，就认为纪录片是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希望通过影片对社会产生一些影响和改变。他说这可能是年轻时比较天真的想法，但直到今天这个想法还没有改变。【时间轴】00:10 “轻渡关山千万里”02:19 让他们在影片中再活一次06:35 刘粹刚与许希麟12:12 战争中的潇洒18:32 在天空中只能专注于当下24:12 螺旋桨时代的现代贵族27:36 以共情理解、抚平创伤�张老师在台湾的空军博物馆里收集到的材料《阵中日记》，记载了每一个大队、中队每一天出勤务时做了些什么。�以前的战斗机�电影《冲天》海报�刘粹刚与许希麟�刘粹刚写给许希麟的第一封情书�陈炳靖�“这件衣服是当年的一个飞行员留下的，现在还保存在台湾高雄的空军博物馆里。这个飞行员在湖南上空作战时被日军击中，子弹打中了他的下巴，血就流到了衣服上面。”�金士杰老师的父亲金英�金士杰老师，《冲天》的主诉旁白�“陈炳靖跟我说，如果他不是探头去看敌机的话，那颗子弹大概就直接打穿他的脑袋了，我就没办法在10年前的今天跟他做访问了。飞行员面对的所谓命悬一线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人不太容易会碰到这种情况，可是对他们来讲，这就是日常。”�他们踏入航校的第一天，就会看到大门口的石碑上刻着：“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索廷，音乐人。后来过了好长时间，黎婆从越南寻亲回来了，在树下跟我们一群小孩声泪俱下地说，她爸爸已经不认她了。爸说，出走的那一天就已经当她是死掉了，消失的人永远消失就好了，反正都已经伤心过了。索廷出生于广东吴川的一个村庄，他的祖辈是土生土长的俚人，世代生活在鉴江流域。15岁之前，他没有出过村子，这为他日后的创作种下了根基。2007 年的春天，索廷攥着手里的 20 块压岁钱，在当地的小卖部购买了一台信号不佳的小收音机。三个月后，这台收音机坏了，他把收音机埋在了村庄路旁，插上小野菊，直到新农村道路硬底化那年，挖掘机把它挖走。音乐换了一种方式在索廷生命中继续存在着。2023 年初，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首张原创专辑——《俚人往事》。这张融合了多种音乐风格的专辑讲述了鉴江流域边，一个冼姓村庄曾经的生活和故事。在这里，贪玩的小孩会不顾妈妈劝阻去江边玩水；一对智障兄弟虽然生活艰苦却努力活着；赌气离家的妇女去越南寻亲；因时代变革而造就的浩浩荡荡的离乡大军正被记述…… 这些生动的具体都是我们能在《俚人往事》里听到的真实。【时间轴】00:05 �《黎家》03:27 俚人往事09:51 �《塘上两兄弟》17:00 �《南宫渡美遇》21:18 �《挣脱》26:23 �《鱼虾蟹斗》30:47 �《往》36:06 �《森林里的大傻》42:50 �《卬》47:48 尾声：一个村庄的挽歌�处于鉴江流域的马兆村�索廷的首张吴川话专辑《俚人往事》�《黎家》绘画�吴川木偶戏�《塘上两兄弟》绘画�《南宫渡美遇》绘画�《往》绘画�《森林里的大傻》绘画�《卬》绘画（在各地做工的吴川人）

史秀莲，南京市养老服务平台“时间银行”负责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发现，原来“时间银行”除了解决生活急需的事务外，也能够为老人解决情绪问题。真正的幸福感不仅仅是生活里的柴米油盐，还有情绪上的满足和记忆的一次次被重启。2013年，史秀莲在参与一项老年项目调研中发现，中国约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却严重缺乏养老照护。老人们坚决拒绝养老院，他们不仅担心失去自由和尊严，还害怕被外人觉得“儿女不孝”。如何填补大量居家养老中的照护缺口？查阅资料时，史秀莲看到了国外学者提出的“时间银行”概念——将为他人服务的时间存储起来，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获得相等时长的服务。在充分调研和实践后，她提出“以时间换时间，以服务换服务”的理念，并基于此探索互助养老的发展路径。在史秀莲和团队的努力下，2019年南京市政府率先建立起市级层面的“时间银行”，操作平台类似于外卖系统，由志愿者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的“五助”服务。老人们在平台上下单，政府负责数据监管。如今，南京市每天都有上千个老人在平台发布订单。而在太多的互助故事中，史秀莲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养老模式，更是一个传递爱与希望的桥梁。【时间轴】00:09 一块砖头、一份打翻的饭菜04:11 “时间银行”从零到一09:39 “我一生中用于服务他人的时间，能够写在墓碑上，我就很骄傲了。”14:16 保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19:05 时间银行的延伸——机构养老的前端�“时间银行”的创立者埃德加·卡恩（Edgar S. Cahn）�史秀莲在社区走访�最开始，团队用手工的方式来记录每个志愿者的服务时长�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内嵌于“我爱南京”App）�老人和志愿者的评价界面�柏自诚爷爷（左）和时间银行志愿者�连锁理发店老板王跃�“共享女儿”梁宝琴�团队为老人播放夜场电影�很多老人也会在家里组局一起下棋、打麻将�保险公司赞助保险�南京时间银行志愿者身着的黄色马甲�南京市的志愿者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