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庆远 | 明代的相权与党争

编者按：明代既是皇权高度专制，摧残士大夫的时代，也是罕见地形成了士大夫集团并有着激烈的党争的朝代。某种程度上，士大夫党争源自皇权的衰落抑或皇权的变态，但是这种士大夫政治依旧属于专制政治的变体。这种现象并未形成某种的机制，形成某种共赢和平衡，而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全能政治。失败者往往身败名裂，政治遗产被全盘改写。比如我们熟悉的张居正与东林党、复社。明代的士大夫一方面希望寄身于皇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又前所未有惨烈地被皇权与政治斗争的逻辑所碾压。这也使得明代的党争，晕染上了一层血腥与压抑的气氛，彻底改写了明代知识人的精神气质：或者是彻底的犬儒，或者是至死不休的抗争。而这种悲壮的情绪，在晚明的朝代更迭中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本文选择韦庆远《享乐的明君：隆庆帝》，标题为编者所加。出版社授权刊发。

在隆庆时期，内阁“九相”中，有显赫功业可纪的，必推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平心而论，此三人基本上不失为正面人物，且亦足称为当时的大政治家，但三人亦各有其偏颇，都各曾为保持和攫取更大的权力而施展权谋术数，“阶、拱、居正更用事，交相轧” 。隆庆一朝的政治史与这三个人物分不开，亦与他们之间的融洽与对立、恩仇中变分不开。

权力使人陶醉。

对权位的追求往往使人利令智昏，置一切师弟、同僚、契友之谊于不顾，各怀拳经，各结内援，各蓄党羽，不择手段，以合纵连横之术，行倾轧排陷之计。而且，因不同阶段的利害发展，会不断地将亲疏敌友的关系迅速变位。徐、高、张三人间的是非恩怨，所使用过的谋略手段，为隆庆时期上层官僚错综复杂的关系勾勒出一轴惊心动魄的写实图卷。

徐、高的矛盾揭开了嘉靖、隆庆二朝之交内阁内讧的序幕。徐阶自挤迫严嵩下台后继为首辅，一反严嵩的作为，举措以宽大为主，对嘉靖皇帝厌恶的言官，如对海瑞等，莫不委曲调剂，设法缓解杀机。他标榜三句话，谓“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其精髓在于协调好皇帝、诸职能衙署官吏以及言官舆论的关系，将长时期被颠倒打乱的朝政秩序在可能范围内部分恢复正常。“阶当国后，缇骑省减，诏狱渐虚，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终。”由于当时嘉靖皇帝抱病渐入膏肓，对政务的干预较为放松，而朝野人心所向，皆热盼宽缓安定，故此，徐阶的主张受到普遍欢迎和支持，“朝士侃侃，得行其意” ，徐阶一时被称誉为“ 良相”。

高拱“负经济才”，“英锐勃发” 。自严嵩败后，其地位亦逐步上升。嘉靖四十一年（ 1562 ），他以礼部左侍郎的身份，偕同国子监司业张居正等主持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担任史官之职，既可适当地与实际政治保持距离，更可静心观察时局，预测世变，且对挽回颓局应兴应革之事做出周详的考虑。嘉靖四十二年（ 1563 ），高拱迁转为吏部左侍郎；嘉靖四十三年（ 1564 ）诏授为礼部尚书；嘉靖四十五年（ 1566 ）三月，由徐阶推荐，与郭朴同时入阁，时距嘉靖皇帝去世仅剩九个月。

徐阶之所以推荐高拱入阁，基本上是从两方面考虑的：第一，高拱自在礼部和吏部任职后，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吏事精核”，对“科场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尽”，“每出一语，奸吏股栗，俗弊以清”。徐阶欣赏其才干，有意延纳之以为臂助。第二，当时嘉靖皇帝病势沉重，裕王朱载垕作为唯一的皇位待位人，其继统登极仅为旦夕间事。高拱与朱载垕间的长远渊源和深厚情谊，是众所周知的。及时延用高拱，亦为结好于储君，有利于不久之后到来的新旧帝交替和衔接。

徐阶以晚辈视高拱。以科举言，徐阶为嘉靖二年（ 1523 ）癸未科一甲第三名，即俗说的探花；高拱则为嘉靖二十年（ 1541 ）进士。以资历言，徐阶早在嘉靖三十一年（ 1552 ）即入阁，比高拱早十四年，且已晋任首辅数年，声名卓著。但是，两人关系却一直存在不协调的因素。嘉靖晚期，原与徐阶同在内阁的李春芳和严讷二人，“事阶谨，侧行伛偻若属吏”1，而高拱则为人骄亢，自视甚高，且秉性直爽，对人对事自有主见，而且经常出言不逊，入阁后既不屑师事徐阶，又不肯如李春芳、严讷等一样唯唯诺诺，反而诸多议论，“每谓阶太假言路，为非大臣体，言路亦闻之” 。在一些微妙而关键的问题上，高拱亦有使徐阶尴尬之处，如：

阁臣入直西苑， 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无事在阁。世皇谕阁臣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徐文贞（徐阶谥号）竟不往，曰：“不能离陛下也。”袁文荣（袁炜谥号）亦不往，曰：“不能离陛下也。”公正色问文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文贞拂然不乐。

为什么徐阶和袁炜均借口“不能离陛下”而赖在西苑御前呢？这是在一种反常政治状况下，为保宠固位和必要的自我防卫而采取的行动。早在夏言与严嵩斗争激烈之时，其后在严嵩、徐阶相猜若水火之际，其胜败关键之一，就是谁仍能经常亲近在皇帝左右，既保持便于窥测喜怒、随时进言的地位，又便于封杀对己攻讦弹劾的反对意见。严嵩、徐阶、袁炜三人都非常重视在西苑值班，正因为它与本人的政治命运密切相关。李春芳较少树敌，且无大野心，故未因在直抑或在阁问题过分系怀。而高拱与郭朴是内阁新人，且仅居群辅之位，与历史上的恩怨是非关联不大，无虞因未在直而受摧覆，是以并未以“离陛下”为忧。问题在于，似高拱这样锋芒毕露，并不回避徐阶深层心理中敏感之处，反而当面抢白，当然令徐阶“拂然不乐”。

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促使徐阶、高拱关系急剧恶化，“阶独柄国，拱心不平”1 。而每逢主要大臣闹大矛盾时，例必有一些嗅觉灵敏而图借此以谋侥幸的人活动煽动于其间。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十一月，即在嘉靖皇帝去世前不久，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劾高拱不忠二事：

一，拜命之初，隘其直庐，携家西安门外潜归；

一，皇上小违豫，私 运直庐器具于外，为无君”。

根据以上两事，而加以“不忠”和“无君”的大罪名，显然是小题大做，别有用心。对于此一事件，《明史》的 作者认为是出于胡应嘉本人，因“晌阶方与拱却”，企图借此以媚徐阶。而曾为高拱作传的郭正域则认为胡应嘉劾高，是“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盖以此激怒世皇，为倾公计” 。“有所授旨”的当然是隐指徐阶，并咬定此乃嘉靖末期政治阴谋的一部分。对此两说，我们似不必过费笔墨以加辨析，但可肯定一点，即“应嘉本倾危之士”，“倾险好讦”，起码是利用了徐阶、高拱二人间的矛盾。不论是否出于徐阶的授意，胡应嘉劾高一事，虽并未给高拱造成实质性损害，但对徐阶、高拱关系实已布上一重大阴影，两人的嫌隙更深。

嘉靖皇帝去世，徐阶起草《遗诏》，只请其门生、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张居正密商计议，而内阁阁员们却未得与闻，高拱及郭朴对此的反感特甚。公平地说，《遗诏》的内容是正确而且符合舆情的，但高、郭却将《遗诏》尽反先政与徐阶在嘉靖末期的表现联系起来，谓：“紫皇殿事谁为之？而皆为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视方略，而尽为先帝罪乎？诡随于生前而诋詈于身后，吾不忍也。” 二人“相视泪下，语稍闻外廷，而忌者侧目矣”。这是指徐阶在嘉靖四十年（ 1561 ）十二月因迎合嘉靖皇帝而力主修建宫殿，并由其子徐璠参与工程事，因而有利于夺严嵩宠的事。 但将这些问题与否定《遗诏》混淆在一起，高、郭确有借题发挥、意气用事之处。

隆庆改元，高拱因与新帝渊源深远，实际的影响力更有提高，甚至连年号“隆庆”两字，也是采纳他拟定的建议。在一些政见问题上，他和郭朴联合起来，数与徐阶对抗。隆庆初元头几天，双方矛盾急遽激化。

……议登极赏军事，公曰：“祖宗无此， 自正统元年始也。先帝以亲藩入继，时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统事行，则四百万之中可省二百万矣。” 当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农苦不支。会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实有望，不当拟去，而首揆重违言者意，乃以揭请上裁。公曰：“此端不可开。先帝历年多，通达国体，故请上裁，今上即位甫数 日，安得遍知群下贤否？ 而使上自裁，上或难于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请上裁，两人嫌益开。

可见，在对待财政经费以及人事等问题上，因徐阶拒不采纳高拱的意见，两方关系更是火上浇油。当此之时，又发生了胡应嘉作为吏科都给事中，与吏部、都察院官员一起考察众官，事将结案，而胡应嘉又提出异议，攻击吏部尚书杨博考察失公，但查无实据，因而受到隆庆皇帝斥责并议罚之事。高拱与郭朴均主重罚，给事中欧阳一敬、辛自修、御史陈联芳等俱交章论救胡应嘉，有些奏章直接点名攻击高拱，言：“今辅臣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将来必为国巨蠹。”语极尖刻。高拱、郭朴等认为，这些奏疏的背后指使人乃是徐阶。高拱的门生、御史齐康遂亦上疏指徐阶“专权蠹国”，并指控其诸子在京干请及横行乡里，大肆聚敛等事。 对方的御史庞尚鹏、凌儒等又将矛头指向郭朴，说他“负才使气，无相臣体”，甚至诬及隐私。 欧阳一敬、凌儒、张槚、陈瓒等更直接指劾齐康是受高拱指使以攻徐。 一场以给事中、御史等作为前哨的奏疏混战遂成为揭开隆庆初政的一件大事。继此之后，弹劾锋芒更集中在高拱身上，拥徐的言官发动了大攻势，连南京的科道官亦纷纷响应，“丑诋拱无所不极口，乃至白简无虚日”，“三月之间，言者三十余疏，公亦力请去疏十二” 。在当时的压力之下，高拱不得不称病求去，隆庆皇帝亦不得已而准高拱暂时罢职，郭朴在不久后亦引去。在这场混战中，徐阶胜了一回合，但本人一直不露声色，“华亭元宰，初不出一语，阴饵拱于丛棘之上，诚智老而猾矣”，“人颇以阶为甚”。徐阶巧妙地驱逐掉高拱，但亦播种下非议和潜在反对的种子。隆庆皇帝对徐的信任，“意亦渐移”。

风云多变。徐阶的地位亦逐渐不稳。一因驱高逐郭之事颇令群僚寒心，而特别是，当时在宫内的得力宦官以及朝中的大臣多为裕邸旧人，对高屈辱下台咸有不平；二因徐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得罪了不少有势力的太监；三因徐阶在嘉靖中晚期曲附严嵩，结姻严世蕃和陆炳，虽然是迫于形势的逶迤，目的在于等待拨乱反正的时机，但宫中朝中仍有一部分人未予谅解，“恶严嵩奸而薄，阶不能救正”，经常被作为反徐的口实，御史张齐即揭劾徐阶不忠不正的所谓六大问题，徐阶只好上疏乞休；四因在内阁亦存在反侧的力量，与暂时下野的高拱密相配合。正当张齐猛攻徐阶之时，“张居正意不欲阶久居上，且与高拱有宿约，以密旨报李芳，阶欲不任矣，遂许之”。这个李芳，是从裕王府随从入宫的得力太监，“颇好读书自负”，在隆庆初年是说话有分量的人，他在倒徐一役，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徐阶罢归，曾由李春芳担任首辅以为过渡，又补充詹事府詹事赵贞吉为大学士。贞吉性格亢直而多主张，与阁部诸人的关系都很紧张，张居正难以与之协调合作。他知道“拱去而上时时齿及之”，“思公不置”，隆庆皇帝对高拱存在着近乎绝对的信任和深厚的感情，乃“与上左右合起拱于家”。 隆庆三年（ 1569 ）十二月，诏命高拱复出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按照当时的规制，“阁臣不理部事，理部事不复预阁务”。高拱身兼两要职，实为例外。自此之后，高拱内恃皇帝的殊眷，外用本身的识见和魄力，叱咤风云于隆庆中期以后的政坛，进行了重要的整顿和改革，为其后的万历朝十年大改革奠下基础。

但高拱此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他浅狭偏颇，最快恩怨，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虽下野乡居，但对徐阶等一直耿耿于怀，在重新上台之后，即着手进行报复。首先，他通过主持考察科道工作，对曾带头攻击他的人一一予以劣考贬调，一时“物情汹汹”，“胡汝（应）嘉以参议，方忧居，一夕自恨死，而最右阶而攻拱者欧阳一敬、陈瓒皆以给事中为太仆、太常少卿，皆移疾归。一敬至在道忧死”。 与此同时，则大力重用自己的门人韩楫、程文、宋之韩等人，用以垄断言路，便于进行搏击。

很快，他便集中火力以指向徐阶，其中又分为两条战线：一为以部分否定徐阶所拟《嘉靖遗诏》的内容，以加给徐阶“欺谤先帝，假托诏旨” 的大罪；二为针对徐阶的三个儿子俱在故乡横行肆恶，子弟奴仆霸道一方，徐家兼并田亩达数万顷，高息放贷以取暴利虐民等事，命巡按御史逮捕其三子，又委任素与徐家有隙的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穷治其事。

为发动攻势，高拱本人在十天之内，连上《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及《辩大冤明大义以正国法疏》两疏。前疏的中心内容是为嘉靖朝议大礼兴大狱等事辩护，否定《遗诏》追恤和起用原有被贬斥杀戮诸臣的意见，认为有辱先帝圣明。他说：“至于大狱及建言得罪诸臣，岂无一人当其罪者，而乃不论有罪无罪，贤与不肖，但系先帝所去悉褒显之，则无乃以雠视先帝欤？则无乃以反商政待皇上欤？ ”“皇上，先帝之亲子也；议事者固先帝之臣遗诸皇上者也。乃明于皇上前所为如此，是自悖君臣之义而伤皇上父子之恩，非所以为训于天下也。” 后一疏的中心内容是否定嘉靖皇帝是因方士王金等人进药弑君以致横死暴卒的说法，用以落实徐阶“非君诬上”之罪。谓： “先帝临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寿考令终，盖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经岁，从容上宾，曾无暴遽……乃假先帝为辞，诬以不得正终，其将谓先帝为何如？且陛下以父子之间，而明于陛下前诬先帝以不得正终，其将谓陛下为何如？ ”

高拱这两道疏文极有煽动性。他针对隆庆皇帝已在位数年，坐稳了江山，以朱明皇统当然继承人自居的心理特点，摸清楚当今皇帝虽有积怨于父皇，但是对于绍承自嘉靖的皇统尊严却是决不肯轻弃的。尽反其父之道，恶谥之为非命暴卒，其实也是对自己的玷辱。保持哪怕是表面的父子正常关系，维护已死父皇起码的声誉，终究是有利于本身在位威望和便于统驭臣民的。事实上，当年依子杀父律，以弑君罪判处王金死刑，也确有牵强之处，当时即有刑官提出过异议。但现在高拱是从另一角度，即从皇统皇威，特别是从当今皇帝威望得失着眼来立论，“意实欲置阶死。所谓欺谤先帝，假托诏旨，皆死法也”。隆庆皇帝对高拱两疏均批示同意，认为是他“忠悃”之言，但对于高拱意在杀徐阶以泄愤，隆庆皇帝却未意识到。“赖上不甚解，不及阶”，徐阶本人有幸未罹法网。

但是，高拱这样两线夹攻、上下相制的策略，确实也使徐阶陷于完全被动、极为困窘危殆的境地。一则朝议沸腾，官场势利，本人祸福难 卜。当年趋附奉承之辈纷纷反噬以自保，“喜事干进之徒益务踪迹阶事为奇货” 。二则三子被囚，蔡国熙曾有俱处以极刑之议，南京都御史海瑞又在催促他退田清债。凡此，都迫使徐阶一度有自杀以求解脱之意。以两朝元勋的身份，不得不修书以卑词向当年被己计倾驱斥的高拱乞求宽假。高拱既取得完全胜利，亦有不忍过分、适可而止之意。此事拖到隆庆皇帝去世，高拱又被张居正和冯保联合赶下台之后，才不了了之。“有明中叶以后，宰相以相轧为事”4，徐阶、高拱二人的恩怨，亦一显例。

在徐阶、高拱两巨头反复攻防较量、形势多变之际，也充分暴露出在庙廊之下，许多大小官僚的炎凉丑态，其中尤以御史、给事中这一类被推誉为“风宪”的科道官为甚。原来自正德、嘉靖二朝以来，科道官又称“言官”，一直是朝中最活跃的政治力量。由于当时的体制，科道官享有言事和弹劾官邪、进谏君上的职权，所以科道官是在各官中全面干预政治最深入的。科道官的论议，往往是各个不同阶段朝纲国政的风向标。必须承认，相当一部分科道官，目睹昏君败政、朝纲不振，曾经拍案而起，不畏囹圄之灾，无惧廷杖谪戍，甚至在绞索屠刀面前临危不惧，愿以身殉以尽诤谏之言，反映出臣民对荒唐腐败的愤懑和企盼改弦更张的强烈愿望。这部分科道官及其言论代表着当时社会的凛然正气，永垂青史。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亦有不少科道官，总是追随不同时期拥有权势的人，甘为权门吠犬，勇于为维护某一权贵势力，充当前锋打手。而自夏言、严嵩、徐阶、高拱以至日后的张居正等，亦各笼络有一批以门生故吏或政见接近者为基干的科道官，充当自己利益的代理者兼代言人，用以作为搏击异己、倾陷政敌的工具，“任为腹心，资为角距”。每当两派对垒或关捩转折之时，代表不同权门利益的科道官便出来叫阵骂战，煽风扬焰。但每当胜负已成定局之际，也会有一些人赶紧易帜转舵，急忙表态抛弃原来的恩师座主，甚或落井下石，以献媚于暂居胜利的一方。在隆庆前期，当徐阶、高拱交哄，这样的丑剧曾不止一次上演。

新郑将去，为南北科道及大小臣工所聚劾，以为皆迎合时情，而参高保徐，尤属谄媚，况上未尝有意弃徐，纷纷保之何为？

至徐阶倒台而高拱复出，舆情顿时大变：“宦途真市道哉！阶柄用皆助以逐拱，拱复起而反刃攻阶矣。”

著名清官海瑞曾尖锐地抨击这样的情况。

近日科道诸臣，奉公建言者固有其人，其不公者往往逞己邪思，点污善类，不为鹰鹯以报国，过为蝇口以行私。营营止樊，人增惧惮。

在自然界，有一种叫作豺的野兽，又有一种叫作鬣狗的动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总追随在狮、虎、豹等猛兽的身后，每当猛兽恶斗或捕食较小猎物之时，它们便去分食被杀者的残骸碎骨肉以自肥，甚至对于紧紧追随的狮、虎、豹因伤致死以后，豺和鬣狗也争先恐后地抢食其血肉。嘉隆时期某些科道的作为，正与此等兽类相似。

上层官僚中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物呢？有的。当徐阶、高拱斗争，高一度处于劣势、举朝集劾之时，六部亦各上公疏攻揭，户部尚书葛守礼不愿随声附和，宁肯弃官归里；而受高拱提掖、一向依傍高拱以在朝的左侍郎刘自强，为洗刷与高拱的密切关系，并为献媚于徐阶，不但出面给葛守礼施加压力，并带头送上弹劾高拱的奏章，其攻讦齐康与张齐，以及挽留徐阶，在当时亦为最尖刻凌厉的。及至徐阶颓倒而高拱复出，刘自强却又写出劾徐捧高之文，并以刑部尚书的身份，为当年被自己奏请下狱的劾徐御史张齐“亟为昭雪 ”，

“乃为张齐白冤状，谓（都御史）王廷阿当事意，比附成狱”，将陷害张齐的责任全推给别人，“复奏（张）齐所犯绝无事实”，“保新郑如初元之于华亭”，高拱再出后，对刘自强曾“面数其罪，诟厉甚至，久而释之”。而这个先附高后反高既又保高以倒徐的反复小人，却能唾面自干，以能再混迹官场、仍能冠戴乌纱为最大的满足，什么诟厉面斥，什么舆论鄙视，都是不在乎的。官场中这类风派人物当然不少，刘自强仅为一典型而已。这一类人物本谈不到有什么政见，亦缺乏应有的政治道德和品质，“易涨易退山溪水，随风摆动墙头草”。每当政局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往往就是此类人物更换脸谱、改变腔调之时，他们总是力求依附新的得势者，不惜带头噬咬落败者（哪怕本来是他们原来的靠山和恩主），企图借此表现以乞宠于新的权势。

我们在研究隆庆朝政事以及内阁中诸般复杂关系时，必须充分重视张居正的作用。张居正在隆庆朝，虽然尚未出任最重要的职务，但作为内阁成员之一，已因其才识卓越而崭露头角，且在时事发展的重大关头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 1547 ）丁未科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留院当编修等官。他胸怀大志，关心时政，与翰林院其他侍讲、侍读、编修等自居为文苑之官的人员有所不同。

张居正自青年时代开始，即关心国运，关心民瘼，并厚自蕴蓄，充分准备，以为未来的事业奠定基础。他勇于任事，以豪杰自许，然劲气内敛，深沉有城府，对人对事谋定然后动。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务实型政治家的材料。故此，他一直受到徐阶和高拱的器重。

张居正与徐阶、高拱均有长远的渊源。他当庶吉士时，徐阶兼为教官，故张居正一直尊称徐为老师，自称为受业。他出翰林院入国子监为司业，而顶头上司国子监祭酒就是高拱，“拱亟称居正才” 。当时他们二人互相推崇，“相期以相业”。其后到隆庆时期，继高拱之后，张居正亦入阁，高拱扑而又起，“拱为首辅，居正肩随之” 。高、张在隆庆朝中后期，曾经有过一段密切配合、同心辅政，并创造出重大业绩的阶段。

但是，权位的交错和冲突，往往会无情地冲击乃至摧毁一切师兄弟和亲密同僚间的情谊。人际关系往往有反复，人间恩怨往往会异位。相契相知会一夕翻作相疾视和相忌恨。

徐阶、高拱、张居正关系的云诡波谲、微妙多变，乃是隆庆时期上层官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影响着隆庆朝的政策取向，并关系着其后万历朝的政治生态。

在隆庆朝内阁的混战中，能始终保位并持续上升的，只有张居正一人。沈德符论曰：

穆宗初政，在揆地者凡六人，江陵张公为末相。次揆新郑高公（ 高拱），既与首揆华亭徐公（徐阶）失欢，南北言路连章攻之，张故徐门生，为之调停其间，怂恿高避位。三揆安阳郭公（郭朴）为（ 高拱）公同乡厚善，亦非徐所喜，张亦佐徐逐之。未几，徐首揆被言，张又与大珰李芳谋令归里。兴化李公（李春芳）代徐为政，益为张所轻，乃市恩于高，起之家，且兼掌吏部。而次揆南充陈公（ 陈以勤）与兴化俱为张与高所厌，相继逐矣。其最后入阁者内江赵公（赵贞吉）、历城殷公（殷士儋）。赵有时誉，时时凌高、张二公出其上。殷人在下中，且与高隙，张既乘间挤去。赵亦与高争权，张合策排之行。至于穆宗凭几，仅高、张二公受遗，而仁和高公（ 高仪）入不两月，悒悒不得志，卒于位。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新郑公初为刎颈交，究不免严谴，此公才术，故非前后诸公所及。

于慎行亦曰：

隆庆己巳，上特旨相内江赵公贞吉。内江素豪直自用，又为上所识拔，江陵恐其逼也，谋召新郑，而内监陈洪者，又新郑里人，于是以太宰召还。庚午，新郑入，其年，罢内江。已而，南充陈公以勤自去。其明年辛未，罢淮南李公春芳，又罢历下殷公士儋。于是，新郑以首相行太宰事，江陵并相，有诏不再 卜云。

沈德符、于慎行二人的记述，与《明史》《明史稿》所载上述各人间的关系大体相同，其各人的去就先后，亦与《明穆宗实录》的记录相符合。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隆庆朝内阁之内风潮激荡、兴替频繁，其中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其次，又可肯定的是，在“九相”中始终屹立未动者，唯张居正一人而已，其他人或寂然知止，或落败归里，甚至郁郁以终，都难以持盈保泰、保位固宠。再次，在迭次风潮中，张居正一直未卷入正面的冲突，不仅如此，还善于估算形势变幻，妥为斟酌得失，以本身利害为准绳，操必胜之券，毅然做出纵横捭阖的措置。应该说，隆庆时期的阁潮，唯有张居正是最大的赢家，此亦为他顺利地在万历朝柄政铺垫好了道路。

但总的来说，直到隆庆末期为止，高拱、张居正在工作关系上还是基本协调的，由二人组成的内阁轴心，曾有力地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行；在个人关系上，二人虽逐渐产生嫌隙，但还保持着表面的一致。究其原因，实因他们二人在政见和学术上确有共通之处。

高拱、张居正虽都以儒臣自诩，口头上未尝背离孔孟之道，但他们实际服膺和执行的乃是申商法家的学说。他们的政纲都是立足在改旧辙、行新政之上，坚信“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世异即事变，时移则俗易”，因此认为，为政必应随形势和社会矛盾的发展，根据时、地、人等条件的变化而更动，制度必应“与时变，与俗化”。高拱强调，“事以位异，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凡事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出发。高拱认为，“今有百锁焉，亦有百匙焉，各寻其匙而投之，无不利者” 。他严厉指斥那些固守儒家教义语句，不敢触动成法旧矩的人，“囿焉安焉，锢其神悟，非善学孔子者也”。张居正说得更浅明一些：“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 二人正是在主张有因有循，不法古，不守旧，不师常法，敢于部分突破两千年儒家教义，坚定更动二百年“祖宗成法”的思想基础上，奠立了在隆庆朝中后期合作共事的基础，为隆庆、万历二朝大变革取得了第一阶段的成就。高拱和张居正都是继商鞅、韩非、王安石之后务实型的重要改革家。有关他们在这一阶段的事功，是隆庆时期最为重要的史事，我们将在下文论述。

与徐阶相比，高拱、张居正有显著的不同。当然，历史条件也大有不同。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主要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召唤着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披挂出征。

徐阶的政治生涯主要活跃于嘉靖末叶和隆庆初元。嘉靖中后期，他虽逐步取得皇帝青睐，不次迁升，但上有多疑擅权、修玄执拗、喜怒不常之帝；中有恃宠营私、虎视眈眈之权奸如严氏父子等监伺于旁；侧有善钻缝隙、各有不同背景而又敢于搏击的御史、给事中等呼风唤雨于旁；下有城乡涂炭、啼饥号寒之民。当此之时，徐阶处嫌疑之地，怀忧危之心，不得不谨于应制笔札以乞宠于皇上，又不得不逶迤以敷衍权奸，小心谨慎而出之于隐蔽，不敢稍露锋芒，不敢树敌招怨，唯忍唯耐以待时。计败严嵩之后，徐阶仍益加恭谨。故在其执政后，但以能在尽可能的条件内，减缇骑，虚诏狱，谏捕杀，保全善类，适当减轻社会额外负担而已。徐阶是不可能在这一大限内再逾越寸步的。及至嘉靖、隆庆二朝交替，主持起草的《嘉靖遗诏》，实亦为反映徐氏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一切废斋醮、逐方士、停止土木珠宝之索、昭雪建言得罪诸臣，等等，无疑都是必要和正确的。但审观徐氏在公在私的言论，我们看到，他只限于除秽去弊，只企求追踪前圣，恢复祖宗成法，从不敢言改制言变革，决不敢突破原有政治体制的框架，决不敢轻易触动社会经济的结构，是故被人谑称为“一味甘草”。徐阶以柔济刚，饶有权谋，但终究只是较为卓越的传统儒生官僚的代表而已。嘉靖、隆庆二朝交替，明代社会实已接近溃解的边缘，明王朝的统治实已面临存亡断续的告急线上，徐阶以其素质和气魄、识见和学养，都是难以负荷扶危振颓、扭转乾坤重任的。

在学术思想上，高拱、张居正与徐阶也是泾渭分明的。徐阶笃信儒学，早年在翰林院任编修时，即因张璁建议欲去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王号，易像为木主并降损葬仪，即毅然出面反对，与张璁抗辩不屈，为此，被贬斥为延平府推官。虽经此挫折，但他信念不改，在延平创办社学，自己担任讲官，其后迁黄州同知、浙江按察佥事、江西按察副使，凡所到之处皆办书院，召集当地儒生讲学。回翰林院及入阁后，他仍以讲学为本身职业，以理学家自居。他在延平讲学时编写的讲义和与同道师友的论学通信，取名为《学则》。《学则》一书是徐阶崇尚宋代理学的代表作。他推崇程颐、朱熹等官方哲学代表人物的言论，学着朱熹的腔调，说什么“天理人欲消长之几，不敢不着力”。“近看孟子见人即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更无一毫人欲之私。” 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谈，徐阶本人宦海沉浮数十年，也从来未真正做到去“人欲之私”。与此相反，高拱和张居正却都是反对侈言理学、虚夸哲理的。高拱写了《春秋正旨》一卷，针对宋代理学宗师程颐、胡安国等人对《春秋》经义的穿凿附会，推原经意，订其谬误，表现了他对宋代理学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又写了《问辨录》五卷，针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疑义，逐条辩驳。张居正在隆庆二年（ 1568 ）上的《陈六事疏》，所陈的是简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大问题，这是他一生议政柄政的纲领性文献。其中第一项说的“简议论”，就是坚决主张“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其中当然也包括当时遍及全国的书院讲学在内。张居正柄政后，查封了全国的书院，即为他深恶痛恨讲学的表现。万历时人沈德符曾论述徐阶和张居正在这方面的明显分歧。

宰相以功名著者， 自嘉靖末年至今上初年，无过华亭、江陵二公。徐文贞素称姚江（王守仁）弟子，极喜良知之学。一时附丽之者，竞依坛坫，旁畅其说，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金钱，海内为之侧 目。张文忠为徐受业弟子，极恨其事而诽议之。比及当国，遂欲尽灭讲学诸贤，不无矫枉之过。

哲学流派与政治之间、认识与实践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徐阶与高拱、张居正对宋明理学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我们对他们不同的政治抱负和政策取向，似可寻到其意识形态的根源。

综合上述，我们不难看到，在短短五年半的隆庆朝中，有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重要的人物各领风骚，在政治舞台上各自做过淋漓尽致的表演。他们三人各有各的人品个性、学养和从政理想，以及权术策略和手段，但彼此之间又恩仇反复、风云多变，且都直接影响了朝局。有史家认为，徐、高、张三人之争基本上是正人之争。如果认为，他们三人俱不失为历史上的正面人物，谓为正人之争，似尚可首肯。但亦应看到，人和人际关系内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历史上赫赫有名、足可彪炳青史的人物，其中有私心私欲，亦有权术阴谋，甚至竟是玩弄权谋的高手。封建政坛上的人物往往缺乏纯洁高尚，这是由官场的污浊大环境、大气候所决定的。愚、智、贤、不肖，往往集中于一身；龙、蛇、虎、鼠，有时体现于一人。任何单凭爱憎的推理或简单的脸谱化描述，都会背离实际。承认瑕瑜互见，又区分瑕瑜之所在，未因一疵而否定全体，未因一斑而代替全豹，未因支流而混淆主流，似是辨析诸如徐、高、张这类历史人物的方法。

为夺取或保有权位的欲望往往会调动起人们最隐蔽和最卑鄙的情操。徐阶与高拱、张居正的矛盾当然首先表现在权位问题上，但也存在于政见和学术倾向的歧异和冲突中。至于高拱和张居正之间，本来在政见和学术上均保持一致，则可认为，其由恩而怨以致成仇，基本上是由于权位利害矛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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