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考古 | 罗小虎：在阿须草原上，听“格萨尔王”的口传史诗与历史传说

编者按：格萨尔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人物？格萨尔究竟有没有历史原型？至今格学界依然争论不休，尚无定论。不过，或如德国哲学家沃格林晚年所说：“对我而言，学院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相反的，它们要求成为一种科学，那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各种事情的讨论而已，讨论的内容根本不是关于我们存在的基本问题。”对于民间传唱格萨尔的百姓来说，无论格萨尔是历史还是传说，在他们心目中，格萨尔永远是那位骑在马背上，人神合一的狮子王，为他们带来安宁吉祥的英雄王。

在阿须草原的夜晚，我终于体会到诗人昌耀的《意义空白》：

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不复分辨梦与非梦的界限。 　　 有一天你发现生死与否自己同样活着。 　　 有一天你发现所有的论辩都在捉着一个迷藏。 　　 有一天你发现语言一经说出无异于自设陷阱。 　　 有一天你发现道德箴言成了嵌银描金的玩具。 　　 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呐喊阒寂无声空做姿态。 　　 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担忧不幸言中万劫不复。 　　 有一天你发现苦乐众生只证明一种精神存在。 　　 有一天你发现千古人物在一个平面演示一台共时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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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拔约500米的成都平原到约4000米的阿须草原，属于地理上的褶皱带，二郎山、折多山、海子山、雀儿山等高山雄立其中，大渡河、岷江、雅砻江、金沙江等大江穿行其间，若从空中看去便犹如一架巨大天阶西北倾，一直伸向那古老而神秘的青藏高原之巅。当我们翻过海子山，沿着雅砻江逆流而行，到达阿须乡时，已是第三天午后。阿须，藏语意为富庶之地，不过，与有着“新龙门客栈”之称的玛尼干戈相比，处于阿须草原腹地的阿须乡更为落寞，虽然有路，但只能自驾或搭车而进。若是在离此120公里的玛尼干戈搭车，常常三四天都等不到一辆车。此时，与其幻想出现一匹格萨尔王的骏马将你带入阿须草原，不如研究一下数十年前的教书先生任乃强是如何数次到达此地的。

1929年初夏，“自束发受书，偏嗜地理”的任乃强辞去南充教职，接受当时在川康边防指挥部任职的同学胡子昂邀请，首赴康藏地区进行考察。在途径瞻对（今甘孜州新龙县）时，与当地一位土司的女儿结成秦晋之好，在这场七天七夜的浪漫婚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屡闻不止的草地“蛮三国”。“时读散文，时而韵语讴唱，颇似内地的弹词”。1930年，他将记录下的这段“蛮三国”以及介绍文字刊登在当时的《四川日报》副刊上，从此揭开了在雪域高原传唱上千年之久的《格萨尔王》的面纱。

1943年，受华西大学之聘，兼任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的任乃强，第三次赴康北考察，再次来到此地。这次，他看到了《德格土司世谱》和《林葱土司家谱》，发现了林葱土司家珍藏的《格萨尔》手抄本与木刻木，在对林葱土司家族和汉藏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余考格萨尔，确为林葱土司之先祖”的结论，并考证出，“唐末吐蕃崩溃，各部复自独立，或拥法诸酋中，格萨尔尔最著烈。其生当北宋初期，其所建国，当今邓柯、德格、石渠三县地。势力盛时，似曾统一理塘、昌都、玉树二十五族，与康、道、炉、甘等县地，足以传承吐蕃正统之乌斯藏比肩。”格萨尔死后无嗣,由其养子继承岭国王位,是为林葱土司之始。其在宋代版图尚宽。元代建置土司，明代尚为康北第一土司。“转入清代，德格勃兴，林国衰弱，降为林葱安抚司。今林葱官寨尚保存明清两代印信号纸与诰命。”

为纪念先祖，林葱土司翁青曲加执政期间，即公元1790年左右，在格萨尔诞生处建立神殿一座以祀，即格萨尔神庙。“殿中供奉有格萨尔遗物甚多,清代末大部古物被青海一喇嘛运至青海香达纳隆庆土司处,故神殿中仅剩格萨尔常用之军器及象牙印章等物”以及精美的壁画。

如今的阿须乡驻地在岔岔寺边，在依山而建的岔岔寺脚下的一处月牙形的草滩上，我们见到了那座出名却不起眼的格萨尔神庙——格萨尔诞生时，其母果萨撑帐篷之地。“两水交汇潺潺响，两岩相对如箭羽，两个草坪如铺毡。前山大鹏如凝布窝，后山青岩碧玉峰，左山如同母虎吼，左山矛峰是红岩。”此处的地形特征依然与史诗中“英雄诞生”中传唱的一模一样。然而，山形依旧，物却已非。走进小庙，才知任乃强当年看到的那座保存完好的格萨尔神庙，已在十年浩劫中成为废墟。如今，我们看到的是1999年，在神庙旧址上按原貌重新修建的岭·格萨尔纪念堂。堂内正中塑有岭·格萨尔乘坐骏马的巨像，环绕他的是13种威尔玛战神以及岭国大佛、将士、女士等100来余尊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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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区，有着这么一句谚语：“每个黑头藏民口中都有一部《格萨尔》。”民间艺人说唱《格萨尔》时，常用三句话来概括史诗的全部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传说中，格萨尔王为神子推巴噶瓦转世，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为民除害，16岁赛马称王后，率领岭国30员大将，南征北战，降伏妖魔，建立了强大的岭国。其完成使命后，又闯入地狱拯救母亲，以及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然后与母亲爱妃一起重返天界，而他的故事则留在了每一个岭国人的口中，千年不衰，这才演绎出如今这部近一百五十多万诗行、一千五百多万字的史诗，并逐渐流传于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普米族、纳西族、白族、傈傈族、羌族等各个民族之间，产生了北方格萨尔、突厥格萨尔、格斯尔可汗、江格尔、昌·格萨尔、霍尔·格萨尔、朱古·格萨尔、阿尼·格萨尔等等与之血脉相连而又各具特色的英雄格萨尔，甚至还出现罗马·格萨尔(即“凯撒大帝”)、汉·格萨尔(“关圣帝”)的说法。

据说文革前，在格萨尔神庙的窄窄的净面上，仍贴有一副用红色土纸，黑墨正楷写的汉字对联：“师卧龙将子龙偃月青龙，兄玄德弟翼德威镇孟德。”这幅关帝庙中常见的联句，似乎仍将《格萨尔》误认为是“汉三国”的藏版，将格萨尔当作是关圣帝。

而最初西方世界对《格萨尔》的了解却是通过蒙古《格斯尔》的接触获得的。崇祯三年(1630)，有人根据一个青海《格萨尔》说唱艺人的叙述，把部分内容译为蒙文版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北京出版，共七章177页。这是《格萨尔》首次用文本形式刻印出来。1772年，西伯利亚旅行家帕拉斯(P.S.Pallas)在麦马钦搜集到最初的《格斯尔》资料，并带回欧洲，在1776年出版的《蒙古历史文献的收集》（圣彼德堡版）一书中，他首次向世界介绍了这部史诗，论述了它的演唱形式及其有关的经文，并对主人公格萨尔作了评述。1836年，俄国学者雅科夫·施密德（I.J.Schmidt）用活字版刊印了这个蒙文本，后又译成德文，于1839年在圣波德堡出版。这是《格萨尔》在西方世界最早的出现。此后，不断有西方学者来到康藏地区寻找格萨尔。1946年至1949年，时为巴黎大学教授的石泰安（R.A.Stein），受远东学院排遣深入到德格、邓柯等一带考察，得到了各种版本的《格萨尔》，其中包括一部三章本《格萨尔》木刻本，他根据藏文本逐字逐句翻译后于1956在巴黎出版，题为《岭地喇嘛教版藏族格萨尔王译本》。这是第一个比较忠实于原文的国外译本。随后，他又接连出版三本研究著作，指出格萨尔的名字来源于古罗马的的恺撒大帝，格萨尔是 “罗马恺撒”（CsSdYsdRome）的变音，“各民族史诗的英雄用相同的名字，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确切地说明，罗马恺撤的军威是怎样来到藏人中间的，从新疆这条通路似乎是可能的。”这种说法，在西方格学界仍颇有影响。

不过，在18世纪藏族学者松巴·益喜班觉尔看来，格萨尔却又是另一种形象。这位当时名闻全国、备受崇敬，曾被清乾隆皇帝多次亲自接见并封为嘉那堪布的大学者，在收到六世班禅白丹益喜两次去信询问《格萨尔王传》的有关问题后，一一作答，并写成专著《答问》之部，收入《松巴·益喜班觉尔全集》，藏于甘肃省拉卜楞寺。他在《关于格萨尔的答问》中说：“所谓格萨尔的生地，是在德格左边、康地上部的林哇地区。此地名叫吉尼玛滚奇，格萨尔即生此地。”“格萨尔降生为父亲森隆、母亲尕如的儿子。他生后不久，被其叔父晁同赶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鄂陵湖及青海附近的拉隆玉朵地方。”“格萨尔是一位武艺很高、机智勇敢的人，娶了梅萨绷姬和林加里的姑娘珠牡姬大小两房妻室。格萨尔的马叫做江郭叶瓦。”“那时候，霍尔白帐王、黄帐王、黑帐王的匪军到了林哇地方，杀了格萨尔的祖父皆居谢尕和兄弟30人，掳走了叔父恰干和珠牡。珠牡被白帐王纳为王后。”“格萨尔带了大批林哇军队来到牙才卡玛城，把铁链挂在城墙上，进入城里，杀了霍尔王和众多霍尔军。”“以后格萨尔到邓部落去，被那里的猛犬追逐，马惊坠地，因而致死。”因此，他得出结论：“格萨尔虽然实有其人，但《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则是根据历史上的人物.而用了添枝加叶的渲染夸张，已经不是原来的真面目了。”“格萨尔的故事，象汉族唐僧一样，……是经过夸张和文学加工而成的。”

格萨尔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人物？格萨尔究竟有没有历史原型？至今格学界依然争论不休，尚无定论。不过，或如德国哲学家沃格林晚年所说：“对我而言，学院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相反的，它们要求成为一种科学，那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各种事情的讨论而已，讨论的内容根本不是关于我们存在的基本问题。”对于民间传唱格萨尔的百姓来说，无论格萨尔是历史还是传说，在他们心目中，格萨尔永远是那位骑在马背上，人神合一的狮子王，为他们带来安宁吉祥的英雄王。

2002年，德格县人民政府在岭·格萨尔纪念堂外开阔处，竖立起高达7米、重数余吨的格萨尔骑马征战铜像。神骏昂首扬鬃、刀剑辉映日月、英雄叱咤风云，在威风凛凛的格萨尔铜像前，一位满是沧桑却没有年轮的白发藏族老人，口诵真言，燃起桑烟，当香气浸透河滩时，我们依藏民习俗，手举哈达，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祭拜仪式。接着，阿尼老人在格萨尔铜像前，为我们讲唱起千年的古老故事。

年近70的阿尼是目前四川藏区已知的最年轻最受欢迎的艺人。15岁时，他梦见一位身穿白衣,骑着一匹白马,全副武装的格萨尔化身曼青热嘎 (藏语音译,莲花生大师点化的名字)，在梦中教授他说唱《格萨尔》的唱腔，便开始偷偷学唱《格萨尔》。在当时，他为此常常受到批斗。他的老师曾送给他一杆类似传说中格萨尔用过的九节马鞭,马鞭上挂着一个印有天然菩萨像的翡翠玉,与传说中格萨尔披过的铠甲片相似。他在给我们说唱时,手里依然握着那杆马鞭。说唱中的阿尼，并没有出现传说中如神附体的痴迷情形。在晃动的相机和猎奇的眼光下，他简短的说唱反而有些拘谨，眼中似乎总流露出一丝不自信与疑惑。

说唱完后，阿尼有些笨拙地为我们递上他的名片。明黄的名片上，用红字印着他的三个头衔：“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艺人格萨尔说唱家”、“藏族男高音歌唱家”。当我们表示钦佩时，阿尼的眼中掠过一丝得意。2003年9月，坎坷一生的阿尼开始在德格县文化局上班，有了每月300元的固定收入，偶尔还有一点外出说唱时的演出收入，但大多时候属义务说唱。如今，阿尼的最大心愿就是把自己的80个唱腔传下去。目前，德格县文化局有一位汉族姑娘跟随他学习藏语，但阿尼希望他的孙女泽仁曲珍也能继承他的衣钵。阿尼的孙女虽对此有点兴趣，但似乎更崇拜从德格走出去的歌手亚东和台湾歌手阿杜。

在离开英雄诞生的这片草地时，淅淅沥沥的雨水又从天而降，一道彩虹出现，一头连接起草原，另一头伸向浩茫的天空。传说中，格萨尔王出现的时候，便有此景观。此时，已近黄昏。默然回首，那片草滩又恢复寂静，只有孤独的格萨尔王，独自伫立在阿须草原美丽而漫长的薄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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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须乡，我们是在名字夸张得让我们不禁捧腹大笑的成都大饭店吃的饭，这似乎是当地唯一一家饭馆。老板骄傲地告诉我们，他最多的一次安排了近70人在里面同时用餐。不过，当我们一行近40人坐进这家小餐馆时，最外面一张桌子的脚已经伸到门外，最里面的桌子紧挨着灶台，若筷子再长一些，便可直接将锅里的菜夹进嘴里。晚餐时，当一位同伴在这个简陋的藏式小餐馆唱起韩红的《家乡》时，门外围着一圈看热闹抿着嘴笑的当地居民。一位身穿藏袍有些憨厚的中年妇人一直站在门口，脸上高原红分飞，一只转经筒在她手上不停缓缓转动。

晚上，我们分别投宿在格萨尔大王酒店和一家新建还未取名的客栈。格萨尔大王酒店，其实就是岔岔寺巴伽活佛的家，是一座典型的藏式家庭客栈。那天，我们没有见到巴伽活佛，因为他去成都看病了。在他那间在当地堪称豪华的会客厅中，我们见到了他的侄儿普雄。这是一个看上去几乎可以说非常八零后的青年，帅气而开朗。他曾经到上海学习汉语，如今来往于北京与阿须之间，学习并兼做虫草生意。意外的是，我们还遇见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上海姑娘余琼。傍晚和她一起走在阿须乡的小街上，不停有人与她打招呼，即便是骑在摩托车上飞驰而过的人影，也会为她留下一声被风拉长、只有她能懂的亲热叫声。为此，余琼颇为得意：“他们都奇怪我怎么什么人都认识，哈！”当然，搭车这样的难事，对她来说似乎是轻而易举的。而此时，她像活佛的家人一样，一边招呼我们，一边娴熟地做晚饭。“他们说我做的西红柿炒蛋好吃，所以我就给他们做这个。”她抬头笑着说。余琼很爱笑，笑容爽朗乐观自信，非常有感染力，这让我这位猎奇者的笑容变得虚弱与苍白，同时也让我迷恋和艳羡。

自1999年偶遇阿须后，十年来，余琼每年都会来到这个地方，参与或独立拍摄、撰写了《走进唐蕃古道》、《雪巴拉姆藏戏团》、《南派藏医》和《回到德格》等康藏题材的纪录短片。晚饭后，余琼又给我们介绍了她拍摄了十年、即将进入后期制作的纪录片《二十岁的夏天》。片子记录了岔岔寺小喇嘛噶玛、民间画师多吉和刚通过藏医招工考试的女孩觉安从十岁到二十岁的成长。噶玛是她第一次来草原时认识的，“最初一直以为他是个女孩。当年他的一张黑白照上的笑容，实着打动了我，于是每年回到草原我都会去看望他，看着他长大，小时候爱笑他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冷峻而又庄严的小喇嘛。”噶玛也用MP4听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他所在的岔岔寺并不排斥学英语和用电脑，“这三个小孩儿特别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表面上看，外面的很多东西对我们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但一细想，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干吗要杞人忧天呢？”

看完吴琼纪录片的一些片段，夜还未深，我便被“护送”离开了言笑晏晏的客厅，去另一家客栈住宿。因为阿须乡的野狗也名声在外：白天不叫，晚上出来，且伤人。走在路上，才发现阿须乡停电，只有两家客栈有灯光，都是自己发的电。与活佛家的格萨尔大酒店相比，这家还未取名的客栈少了一个让人留恋的客厅，只有一排客房，每个房间三五个床铺。一个白色的陶瓷洗脸缸格格不入地绑在色彩艳丽的藏式走廊中间，那是客栈唯一的盥水处。穿着黑色藏服带着藏式项链的女主人早早烧好了热水，只要有客人回房，便将热水提到洗脸缸旁，站在一旁笑着看着你，未及开口，便及时递上热水或是冷水或是洗脸盆。这让打小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我有些不自在，仰脸对她说：“你的项链真漂亮！”女主人依然只是看着我，抿着嘴笑。因为当地的居民大多不懂汉语，那带着浅浅害羞与好奇的笑容，便是交流的语言。

半夜三点，剧烈的高原反应让我起来，独自在月光下呕吐。抬头，望着亘古不变的星空与草原，又仿若进入一个没有历史的天荒地老的境地中，在那里，流逝的不是时间，却是我们自己。诗人昌耀的孤独一下将我击倒：“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此时，我终于体会到他的《意义空白》：

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不复分辨梦与非梦的界限。 　　 有一天你发现生死与否自己同样活着。 　　 有一天你发现所有的论辩都在捉着一个迷藏。 　　 有一天你发现语言一经说出无异于自设陷阱。 　　 有一天你发现道德箴言成了嵌银描金的玩具。 　　 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呐喊阒寂无声空做姿态。 　　 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担忧不幸言中万劫不复。 　　 有一天你发现苦乐众生只证明一种精神存在。 　　 有一天你发现千古人物在一个平面演示一台共时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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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正如诗人所警告的，“勿与诗人接触”，“在这些人冰凉的眼里，情感是危险的病毒”。从康定到道孚、炉霍、甘孜、德格一路走来，并不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所有的面孔都只是昨日的面孔，所有的时间都只是原有的时间。”恰恰相反，时间与历史流逝的痕迹清楚地在这里呈现，恰如正好也在康巴考察的台湾学者王明珂在他的寻羌田野笔记中所说：“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灾前的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只是，当时代的巨浪翻滚上四千米的阿须草原时，似乎已是强弩之末，只来得及将一些最常见的东西散落期间，便匆匆退去。在浪潮未逮之处，在那深藏在高原皱折中的村庄中，时间似乎依然沦陷在历史某处。

虽然，巴伽活佛的吉普车、简陋藏式客栈中的彩电以及席梦思以及噶玛的mp4和电脑让我坦然对之，毫不惊讶。不过，当面对一个用仅会的汉语说着“钱、钱、钱”，不停向你乞讨的孩子；看到在泥泞路上踽踽独行的妇人搭上便车的感激笑颜，以及挂在墙上的北京留影所显示出的自豪；想到阿尼老人对其孙女前途的担忧以及簇拥在每个餐馆门口，守着一小袋菌菇的村民们的眼光时，诗人的浪漫与冥想似乎已成为浮士德式的精力过剩与矫情的心灵创伤，甚至让我觉得，用照相机对着他们以及他们的土地时，都成为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是对他们的一种“占有”，一种比印刷品还要危险的东西。

在阿须草原，德格县文化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带我们参观完岭·格萨尔纪念堂后，指着院中的一块大石头，介绍说那是格萨尔曾经的拴马桩。接着，他又带我们看纪念堂不远处的一块并不奇特的大石头。据说格萨尔的母亲正是在这块石头上生下格萨尔的。当时，其母用力过大，将大石蹬裂，至今石头上留下两个深深的脚印。据介绍，单就甘孜州而言，有关格萨尔的遗迹就达数百处，如离岭·格萨尔纪念堂附近就还有格萨尔龙狮虎鹏宫遗址、贾察欧曲错宗遗址以及格萨尔王大将尼奔达雅的遗迹等；而在整个康区有关格萨尔的遗迹多达数千处，有关他的零星传说几乎比比皆是，随处可见。随意一块石头凹痕、一棵大树的疤痕、某座山峰的形状、一条河流的走向，似乎都有可能与格萨尔有关。这些零星的传说，反而让我感觉到格萨尔王的虚幻与远离，却又不忍说穿，只能是一笑而过。

在阿须乡成都大饭店吃饭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份宣传资料——一本又大又厚装帧精美的硬皮书《格萨尔文化在康北》，是“首届格萨尔暨康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讨会”的资料汇集，内容多是枯燥的论文、讲话和新闻报道。只有静心仔细阅读，才能在字里行间领略到格萨尔文化的魅力，如格萨尔绘画、唐卡、藏戏、舞蹈、雕塑等，以及有着藏族文明“活化石”之称的德格印经院。不过，在这本资料中，千年之前的英雄格萨尔王似乎成了文化旅游产业一个招牌而已，即便浓妆艳抹，也难以掩饰他的苍老与无力，犹如我们第二次与格萨尔的相逢。在返回到甘孜县时，一位据说是神授的艺人在喧哗的饭厅里，为我们再次说唱起《格萨尔》。离开了草原，离开了故事的背景，老人在宾馆里的说唱更加难以吸引我们，似乎只是一个节目表演，其受欢迎的程度远远不及一位曾有幸踏上老毕的星光大道的孩子的演唱。那时，这位老人也远远站在一边欣赏台上的表演，身影落寞。

其实，一路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格萨尔王的故事，而是时不时出现的泥石流造成的道路阻断，这让我们的行程远远大于计划中的时间，几乎是披星戴月地赶路。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从道孚八美镇返回到康定的路上。因道路阻断，我们在八美镇滞留了近六个小时，下午五点，才得以继续出发。然而一路都是滞行的车辆，只能逐段放行。行到事故点，我们不得不弃车步行，因为刚刚新修起的那段道路，无法承受过重的车辆，大卡车一律不能通行。待我们翻越山头，站在山顶，看着我们的中巴在不停的呼喊与牵引下，心惊胆战地驶过那段几乎不成路的山路时，掌声与欢呼声雷动山头。将近凌晨一点，我们终于越过折多山，回到了康定。当我们吃饱喝暖，躺在久违的床上时，不知仍有多少车辆滞留在那个荒芜的山头过夜？一直在前面开路的明可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他饿极了，于是在山头一个工棚里要了一碗白饭吃：“哪里好意思吃人家的菜啊！只有一盘土豆丝，能分我一碗白饭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样的事情在这里似乎并不罕见。大约两年前，我独自来到八美镇，在返回途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翻越折多山的道路阻断将近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慢慢放行。当时，我有幸搭乘上一辆成都驴友的中巴，走走停停向折多山顶驶去时，几乎每隔几步，便能看见一辆驶出路面的车辆。到达山顶时，在大雪中饿了一夜的路人，连我们师傅手中吃了一半的馒头也强讨而去。那一次，我们到达康定时已是下午六点，平时只需四个小时的路程，花了将近两倍的时间。在康定，一人匆匆吃完一碗龙抄手后，我们便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到达成都时，也是将近凌晨一点。

不过，这种让我感慨万分乃至大惊失色的事情，在那些康巴汉子看来，似乎是“万水千山只等闲”之事。在那些井然有序等待放行的康巴汉子的脸上，有着随意而安的淡定与桀骜不驯的野性；在那些彻夜抢修道路维护交通的康巴汉子的身上，散发出强勇彪悍的血性与豪气冲天的干劲。此时，英雄格萨尔的征战马蹄声，在这粗犷恶劣的道路上，依然没有停止。只是为何，这场征战要持续千年之久？

或许，理解今人远比追悼古人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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