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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勝 | 由表及裡的學與識

杜正勝 | 由表及裡的學與識

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Podcast

March 12, 202612m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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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Notes

編者按:2026年1月,台灣聯經出版推出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再訪古代中國》共五卷。人人心中都有一幅「歷史圖像」──它可能來自書本、來自講述、來自影像或戲劇;卻從不單純等同於歷史的真實。歷史家既追尋事實,又必須在有限的史料間運用理解與想像,於是每一代都在重建屬於自己的「古代中國」。杜正勝院士以深厚學養與縱橫視野,帶領我們重新檢視歷史的表裡內外、制度的生成、家族的運作、文化的傳承,以及非漢世界的遺跡,進入多層次的古代中國。不僅是對古代中國的「再訪」,更是對歷史書寫方法與史學意義的深刻追問。

杜正勝院士專研古代中國史,出版《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古代社會與國家》等專著。其他論述如提倡生命醫療史而有《從眉壽到長生》,研究物怪而著《物怪故事解》,探索何謂中國而作《中國是怎麼形成的》。1990年開始提倡新的歷史研究,與同儕創辦《新史學》,主張開發新課題,拓展新領域,相關討論集為《新史學之路》。此次推出的《再訪古代中國》為其六十年治史結晶,以宏觀視角重新理解古代中國,卷一《歷史的內裡:史學傳承與思想》 探討史學方法、考古證據與歷史書寫的界限。卷二《城邦說:國家形態與禮制》 追索中國古代城邦與禮制秩序的形塑。 卷三《齊民論:政治經濟與家族》 闡明齊民、法制、商業與家族倫理的交織。 卷四《文化基因:先秦古典的根源》 探究思想、倫理與文化想像的歷史基因。 卷五《非漢世界:草原西陲與東海》 聚焦草原、族群與邊疆互動的歷史遺產。

本文選自卷一《歷史的內裡:史學傳承與思想》,本卷匯集了杜正勝院士對中國歷史的根本思考與方法論探索,探討歷史建構如何在真實與想像之間浮現。從實證學風出發,討論實證史學的堅實與限制,闡述歷史的表裡內外,探討後現代視角下的前近代日常生活,提醒我們歷史永遠受制於時代語境;並從醫史、詩史對話中,呈現古人的社會心態與生活情境,指出歷史研究既可探入細微生活,也能跨越學科疆界。

過去二、三十年臺灣年輕世代歷史學者風靡的後現代主義,據我有限的認識,如果把「後現代」要義定在知識與權力之關係,倒覺得可以「更徹底地檢查史料潛在的偏見」,可作為諍友,史料學派應該引為同道。其實顧頡剛百年前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時,「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已流露「後現代」的意味了。

  傅斯年從柏林開始寫給顧頡剛那封沒有寄出去的長信,說《詩》《書》頌揚武王、周公都和現實的政治宣傳結合為一,孟子所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的話頭,直接與〈詩頌〉矛盾,「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於

  周公在孔子正名時代,是建國立制的一個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說距詖行的時代,是位息邪說距被行的冢相;在今文時代可以稱王,在王莽時代變(便)要居攝;到了六朝時,真個的列爵為五,列卿為六,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謝夫人所不滿意事之負責者。(可惜滿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詩》《書》」,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又成滿酋多爾袞,這恐怕反而近似。)

  同樣的材料,不同時期的周公面貌截然不同,這些話讀起來,豈不帶有濃郁的「後現代」意味嗎?傅斯年如此講周公,他看待孔子也類似,所以說

  孔子從《論語》到孔教會翻新了的梁潄溟,變了豈止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劇烈的變化。……

  要是把歷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也許得到些中國歷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來,正未可料。(同上)

  2018 年我撰寫〈孔子的真實與想像〉,才剛起個頭,至春秋而止,也想過這個題目可以做成一部兩千年儒學史,但總覺得不如年輕傅斯年說得一針見血,痛快淋漓。

  重讀傅斯年當年這封長信,我時發異想,多有領會;幾經反思,不免自問,可又落入祖宗家法的「籠罩」乎?其實學術研究離不開「學」與「識」,深厚的學養固然會孕育出高明的識見,銳識則不一定非植基於博學不可。有成就的學人年輕時的論述,即使不夠成熟,不見得不能直指事件核心。同樣的道理,從長遠的學術史看,後代應該超過前代,但論創造性或境界層次,今人不一定必勝古人。這是「學」與「識」的分辨。

  西元 1854 年,已經成名的蘭克(Leopold Ranke, 1789-1886)為巴伐利亞國王 Maximilian II 講歷史,第二講提到進步的概念不適用於所有事物,他認為後人無法超越歷史編撰學的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c.460-c.400 BC),就是最好的例證。哲學和政治等具體的社會科學亦然,最古老的哲學,比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蘭克說:「對我來講已經足夠了」,形式上從無人能超出他們的範疇,實質方面,「如今年輕的哲學家們又回到了亞里士多德那裡」。至於政治領域的情況,

  一些普遍原則先人早就提出來了,後續時代只是在經驗和政治試驗方面進一步加以充實。

對政治這樣的看法,蘭克說也適用於歷史學,

  任何人都不能傲慢地宣稱,自己能成為比修昔底德還要偉大的歷史學家。

蘭克拿他自己做比較說,「我只是在歷史學方面做了一些與前人不一樣的事情。」

  蘭克當然沒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換成我說的「學」與「識」,他不過提醒學者「識」應重於「學」吧。當知識爆炸、新資料不斷累積的今天,在競爭激烈的學術圈中,蘭克之言更值得玩味,我們對待傅斯年,甚至年輕傅斯年,毋寧也是看重他的「識」。

  學與識是歷史學者應具備的條件,比較沒有爭議,不像另外兩項「才」與「德」。學指苦工夫,資料蒐集是否齊全,方法應用是否嫻熟,相關學科的知識是否具備,都屬於「學」的範圍,非如此,便夠不上實證學風的「實證」兩字。傅斯年〈工作之旨趣〉號召同志不取倫理家的手段,不作文章家的本事,將中國傳統史家抬舉的「德」與「才」排除在歷史學之外;他通篇講的只是「學」,至於「識」則不可言傳,我們不能說他不重視史識,或說他只排比史料沒有史識。

  然而講究「實證」的傅斯年卻好起「不莊重的心思」,大發出人意表的話頭。其實所謂「不莊重心思」即是「識」,提供給顧頡剛「從莊重的心思看去」,持「學」以論證,寫成具有實證學風的作品。所以「實證」和「不莊重」看似相背,其實相成。

  我們繞了大半個圈子,「識」是什麼依然沒說清楚。臺灣不知何時,學界從英語借 empathy 這個字來講史學方法,譯作「神入」,我同樣覺得玄,構不成一座橋梁,把我們這些缺乏慧根的俗人引渡到歷史之「真」的彼岸。

  上文徵引蘭克文選《歷史上的各個時代》,編者呂森(Jörn Rüsen)的導言論述蘭克的歷史觀,有一段話用來理解「識」字,頗覺貼切。他說:

  對蘭克來講,歷史認知不能僅局限於理性認識,而是要包括利用「現有精神上的感覺和經驗」(geistige Apperception)、理解(Apprehendieren)以及預知能力(Divination)。(頁 14)

蘭克所謂精神上的感覺和經驗、理解與預知能力等概念,以及它們的綜合,的確比虛玄的「神入」或帶有負面語意的「想像」,更貼近「識」的意境,蘭克在別的地方也用過「直覺」這個概念,更易理解。(詳下文)呂森進一步闡釋說:

  歷史家可以通過自己的研究,揭示和表明許多前因後果以及符合理性的內在關聯。(同上)

「識」除個人秉性才情之外,是可以透過研究經驗逐漸體會孕育而成的,換言之,可以靠歷練而感知歷史的「內在關聯」。

  歷史研究根據的文字記載或非文字的實物,第一階段只及於表象,實證學派發展成功的種種考證手段,旨在確認資料的可信性或可信度。現在史學家都相信,不是把可靠史料排比在一起,歷史的「真實」就自然會出現。蘭克那句口號式的名言:歷史家「只是要表明,過去究竟是怎樣的」(bloβ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向來中文世界卻常流傳為上述的誤解。今天史學方法教科書喜歡告訴學生要「歷史解釋」,怎麼解釋?如果史家面對史料沒有「莫逆於心」的感知,恐怕無法體現整個歷史圖像,而只是片片段段的引申而已吧。用中國史上最熟悉的例子,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陳寅恪的山東集團和關隴集團論,他們之所以能呈現提綱挈領的民族文化與政治勢力之歷史圖像,揭發特定時空的「歷史本質」,非「識」何以致之?這在他們的文章上不但無法言宣,也難以心傳。

  夷夏東西、山東關隴如果是真實的存在,在他們論證之前,這樣的「歷史本質」是隱藏在零散的史料表面之下的,古往今來的歷史家無不以闡幽揚微,重建歷史之原貌為職志,如此才稱得上「發現」。我早年讀書,間接得知馬克思曾經講過「從歷史表層到歷史內裡」之類的話,心有所感,但苦於未能查到出處。同一時代另一類型人物蘭克也說:

  外在表象並不是我們歷史研究必須揭示的最終事物,表象之下的歷史事實才是我們研究的目標。我們的任務是理清這一系列歷史事實其本來面目是什麼樣的,而「揭示事情的本來面目」構成了德國歷史學的全部。辛苦艱難的史料批判之後,就需要直覺(intuition)了。

這是 1873 年蘭克晚年給其子奧托信函的教示,而早在三十年前(1845),他在講座「歷史將總是不斷被重寫」也說過類似的話。

  和蘭克幾乎同時的近代法國史學奠基者米胥雷(Jules Michelet, 1789-1874),在其〈法國史序〉說:

  我把歷史看成一個靈魂、一個人,我要生命全面復活,這不是指表面的事物,而是它內在極深的組織。

寫作歷史也要從表層到達內裡,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上個世紀九○年代史語所一些青壯同仁和所外、院外史家共同倡導新史學,我提出「新社會史」,試圖在過去歷史研究專注的軍政、外交之外,增益人民的生活、禮俗、信仰和心態,希望藉此超越以前只觸及歷史表象的研究,能夠深入歷史的內裡。當時是有為而發,論述並不周全。如果歷史研究領域如我當時分為物質的、社會的和精神的三個層面或範疇,任何層面都包含表層與內裡,都應該從歷史表層走到歷史的內裡,換言之,沒有孤零零的精神、心思層次的心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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