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大利 | 武漢疫情如何被識別、界定與處置

编者按：2026年3月，八旗出版推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楊大利教授的著作《武漢》。在《武漢》一書中，楊教授深入檢視中國政府對武漢新冠疫情的緊急應對，探討中共在疫情資訊處理與決策過程中所影響的規模與範圍。研究指出，中國的衛生決策者與專家在2019年12月底啟動衛生緊急行動方案時，其實有個好的開始。然而，楊教授以他細緻的分析告訴讀者，中國政府的官僚程序如何阻礙資訊流通與共享，以及中共既有的認知框架如何限制他們理解病毒的傳染力，進而阻礙他們制定有效的決策。《武漢》也批評中國當局在應對疫情時，過度追求主導權與控制力，導致重要疫情資訊被壓制、扭曲與忽視，形成一種「有組織的沉默」。吹哨者會被懲罰，官方也禁止即時公布病毒研究成果，更加深了這種沉默。作者強調，在疫情中維持公眾信任的重要性，並指出透明度、對新資訊的開放態度，以及與公眾直接溝通風險的必要性。

本文為作者為繁體中文版所作的自序，標題為編者所加，出版社授權刊發。

三年新冠（COVID-19）疫情是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全球性危機。它從東亞迅速擴散至世界各地，對公共衛生體系、供應鏈、社會生活與政治秩序都造成了強烈衝擊，也迫使各國政府在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不斷權衡生命保障、社會自由與經濟代價。若將這場危機簡化為某一國家、某一城市或某一制度的單一故事，往往難以把握其真正的複雜性。《武漢》雖以一座城市為題，但其關注的並不僅是武漢本身，而是試圖藉由武漢這一最早進入全球視野的現場，考察疫情在中國如何被識別、界定與處置，並進一步將分析置於更廣闊的區域與國際脈絡之中。

重大危機之所以值得研究，不僅因為其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衝擊與人道代價，也因為它提供了一個觀察制度運作的特殊窗口。在常態情境下，許多制度性問題往往隱藏於日常運轉之中，不易被清楚辨識；但在突發危機中，資訊如何在地方被處置並向上傳遞，責任如何分配，專業判斷與政治考量如何相互交織，中央與地方如何互動，都會被急劇放大。正是在這種近似壓力測試的條件下，我們得以更清楚地看見中國治理體系的結構特徵、運作邏輯及其內在張力。

若將新冠疫情置於更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其複雜性便更易理解。COVID-19距離二○○三年爆發的SARS疫情，剛好相隔十七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家能力經歷了持續而深刻的重塑：市場化與城市化增強了經濟活力，也形成了更複雜的社會與利益結構；行政體系在專業化與制度化過程中不斷擴展，但同時保留了鮮明的層級控制與幹部激勵特徵；近年來，以黨的集中領導為核心的制度整合及數位治理工具的廣泛運用，又進一步強化了黨政體系的動員能力與執行能力。疫情爆發時，這些歷史累積並未消失，而是以新的方式疊加於危機治理之上。

對多數讀者而言，中國政府對新冠疫情爆發的官方回應，往往以鍾南山醫生於二○二○年一月二十日晚在中央電視臺公開承認存在「人傳人」現象作為明顯標誌。然而，《武漢》透過史料梳理指出，中國政府實際上早在二○二○年一月一日便已啟動一套衛生應急行動。因此，本書關注的不只是武漢封城及其後的大規模動員，更試圖解釋這場危機中「從快速應對，到遲疑延誤，再到舉國動員」的曲折過程：早期應急處置的手段與力度，如何與層級化的資訊結構、問責壓力及風險界定方式相互作用；而一旦中央作出明確定調，整個體制又如何在短時間內實現資源集中與全國聯動。武漢封城、方艙醫院建設、跨省醫療支援以及社區網格化管理，展現出高度組織化的執行能力；與此同時，早期資訊傳遞中的摩擦、資訊壓制與認知侷限所造成的後果，以及權力與利益交織、激勵機制扭曲所帶來的代價，也同樣值得深入反思。

儘管書名為《武漢》，本書的敘述與分析始終未侷限於武漢一地。事實上，對疫情的認知與應對從一開始便發生在跨地區、跨制度與跨國界的知識與政策網絡之中。書中討論了武漢之外科學家與政策制定者的重要作用：香港與深圳的專家在最初階段即高度警覺，加強對來自武漢病例的觀察，並較早注意到人傳人的風險；上海的科研團隊迅速完成新型冠狀病毒基因測序，並向全球科學界開放資料，為診斷試劑研發與後續研究奠定了關鍵基礎；二○二○年一月中旬，來自香港與臺灣的流行病學專家赴武漢考察，與當地衛生部門和醫療機構交流疫情資訊，進一步加深了對風險的評估。在區域與全球層面，日本與泰國於一月中旬相繼發現來自武漢的輸入病例，這些早期案例為國際社會提供了重要的流行病學訊號。世界衛生組織雖然因制度權限與資訊來源的限制，在後來的討論中受到不少批評，但在疫情初期的資訊彙集、技術協調與風險通報方面，仍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國政府對風險的判斷與政策反應，其中也包括中國最終決定在武漢實施封控（cordon sanitaire）這一重大公共衛生措施。

正是在這樣一個跨越城市、制度與國界的專業網絡中，關於武漢疫情的早期預警、病原識別與政策反應才逐步形成。這些過程提醒我們，這場危機從來不是單一城市或單一國家的事件，而是全球相互依賴現實的真實體現。以武漢為題，意在聚焦震源；但要理解疫情的生成、擴散與治理，則必須將視野投向震源之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在全球性風險面前，制度設計如何影響資訊透明度、政策調整能力與社會承受力。

從更長期的治理傳統來看，中國長期存在維穩邏輯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治理方式。這一模式在面對突發風險時，確實能夠在短期內迅速壓低不確定性、統一行動方向，但也可能在強問責與路徑依賴的條件下不斷加碼。隨著疫情防控進入長期化階段，疫情清零逐漸由一種應急策略轉化為政策路徑，進而上升為政治目標。制度慣性與政治信號相互強化，使政策調整與糾偏的空間愈益收窄。由此帶來的社會成本、經濟代價，以及對個人生活與社會心理造成的深層影響，構成了這段歷史中不可忽視的另一面。

疫情終將過去，但圍繞記憶、責任與敘事的建構並未停止。書寫的意義，在於盡可能保存歷史記憶，保留事件本身的複雜性：既看到國家動員能力所帶來的效率，也正視制度結構中的摩擦與代價；既理解危機中決策者所面對的困難，也警惕將歷史簡化為單一結論。《武漢》希望提供的，正是一種建立在證據基礎之上的理解框架，使讀者在情緒退潮之後，仍能重新回到歷史現場，審視這場危機及其所揭示的制度邏輯，並從中汲取值得保存的經驗與不可忽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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